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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 | 巴金:《第四病室》第四章(下)

巴金故居 202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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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病室》讲述了一个年轻病人在医院经历和看到的故事,是一个“在这种黑暗、痛苦、悲惨的生活中却闪烁着一线光亮”的故事。巴金描写了“在那个设备简陋的医院里病人的生活与痛苦,同时也写出了病人的希望”。

  巴金故居微信公众号将连载小说《第四病室》,在闭馆期间,让我们重读巴金的作品,获得一些力量与勇气。








第四章(下)



  第十一床又被一个新病人占据了。想不到医院的生意会这样兴隆。杨大夫多了一个病人了。

  新病人年纪不过十六七,大约是一个商店职员。他的两腿两手都在灌脓,说是骑自行车跌伤了,用冷水洗坏了的。杨大夫给他上药的时候,他孩子似地小声哭起来。

  “不要紧,你忍一下。痛过这一阵就没有事了,”杨大夫温和地说,她小心地给他包扎,先包好了两腿,然后再包扎两手。这种上药的工作是相当花费时间的,中间还因为那个孩子几次的呼痛而稍停顿。但是她的脸上始终带着善良的笑容。最后她站起来,还叮嘱他:

  “以后跌伤了不要再用冷水洗啊!”

  她从第十一床又走到我的床前来,笑着对我说:“你不要出去啊。等一阵你还有许多事情。”

  她到洗脸盆架那边去洗了手。但是盐水针架子已经放在第二床床前等候她了。

  接着那个好像在沉睡中的老人开始叫起来。还是他那拖长的、小孩唱歌似的叫声。

  “打不得啦……我要死啦……我以后吃荤啦……真的要死啦……我儿子到哪里去啦……我死啦……”

  我忍不住要笑了。

  “他现在要吃荤啦!”第八床扑嗤地笑着说。

  “你不要喊了,今天给你少打一点罢,”杨大夫走过来,把橡皮管子理顺,让盐水流得快些,然后一摇一晃地走出去了。

  “打不得啦……打死啦……”老人仍旧闭了眼睛哼着。

  “你再喊,也没有用,杨大夫已经走了,”第三床坐起来说,大概叫声使他感到不耐烦了。他这两天心里烦躁。他好像在等着什么人来看他,却始终见不到一个朋友的影子。

  “她会来的,”老人忽然接嘴说,这一次他居然听到别人的话,而且马上回答了。

  “哼,她会来!她来了,说不定还要叫你多打针嘞!”第三床厌烦地说。

  杨大夫并没有来。但是老人的儿子来了。他后面跟着一个中年妇人,手里还牵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我知道他们是老人的媳妇和孙儿。妇人矮小、瘦弱、苍白。孩子眼睛大,脸小,带一种病态的黄色。

  “爹,他们来啦,”儿子走到床前俯向枕头说。病人含糊地说了一句话。我昕不清楚他说的什么。他的脸也被儿子的背遮住了。后来儿子便走开,让媳妇和孙儿到老人面前去。

  孙儿叫过了他,媳妇叫过了他。但是他们马上就退开了。他们远远地站着。现在我可以看见老人的脸了。老人睁开眼睛无力地看了看他们,两腮动了动,似乎想笑又笑不出来。他吐出一句:“你们来啦!”

  “是,你好些罢?”

  “我要死啦!……我受不了啦!……你喊人把针给我取出来!……”老人喊道。

  我看架子上那个玻璃瓶,里面还有半瓶盐水。水走得慢,他还得忍受一些时候。

  那个媳妇似乎很老实,她真的就走到条桌前去找小姐了。我没有听明白她跟袁小姐和刘小姐(汪小姐今天没有来)讲了些什么话,她的声音很低。我只听见刘小姐答道:“不行。不能取。就要打完了。你要他多忍一阵。不要紧的。”那个女人红着脸走回来。她把刘小姐的话对她的公公转述了。过后她牵着孩子的手,仍旧站得远远的,望着病人受苦。

  儿子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漱口盅,显然他又去煮了什么汤来了。看见他一步一步走着的衰弱样子,我注意到他的脸更瘦,脸色也更苍白了。女人在旁边用了同情的甚至哀愁的眼光默默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不用说,在这里她更关心的还是这个伺候病人的人。

  “要死啦!打不得啦!救救我啦!儿子嘞!……”老人继续叫着。

  儿子俯下头:“爹,就完了。我给你热鸡汤来了。打好针你吃点啊!”他说完,又走去洗手去了。我奇怪,他一天要洗多少次手?



  眼科主任郭大夫来了。他的姓还是第九床告诉我的。他来检查第十二床那个司机的眼睛。他后面跟着一个矮矮的戴眼镜的女大夫。

  “今天好一点没有?”他问道,一只手拨开病人的眼皮,另一只手用电筒光去照病人的左眼。

  “还是一样。筋一股一股地蹦起痛。”

  “我看还是要挖掉。左眼是救不转来的了。不挖掉,怕的是右眼又发病。理由我昨天就跟你说过了。你懂吗?”那个身材矮小、满颊须根、相貌和善的大夫严肃地说。

  “我懂。请郭大夫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第十二床埋着头问。

  “我看没有别的办法了,”郭大夫怜悯地摇摇头说。“不过挖眼睛不是一件小事。你先跟你朋友商量一下,将来开刀的时候,你还要找个朋友在证明书上盖个章。”

  “郭大夫,是不是我上次害淋病,自己洗,没有弄干净,把脏东西弄到眼睛里头……”

  郭大夫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不会罢。致病的原因,一时也难说。你现在多休息,少动,养几天再说。”

  “右眼不会有问题罢?”

  “你早点把左眼挖了,右眼就不会有问题的。”

  “挖掉一只眼睛,脸上不晓得有多难看,”第十二床自语似地说。

  “可以装假眼睛。”

  “不过假眼睛看不见,又不能活动。近看起来很吓人!”第十二床耽心地说。

  “可是,就目前的医学来说,除了装假眼睛,也没有别的办法,”郭大夫说,不禁怜悯地微微一笑。他用英语跟女大夫讲了几句,女大夫只是点头应着。

  大夫们走后,第十二床呆呆地坐在床沿上,望着大门出神。过了一会儿他躺下来,两只手蒙住脸,头微微颤动。他好像在那里寂寞地哭着。

  在他的右边,老人不再哼了。盐水已经打完,针取出来了。老人闭上眼睛,含糊地呻吟着。儿子、媳妇、孙儿全站在床前,不过并不太靠近,他们一直默默地望着他。连那个五六岁的孩子也很驯善地偎在母亲的身旁,只偶尔跟母亲低声讲一两句话。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儿子跟媳妇在谈话,媳妇忽然走到老人的枕头边,俯下头对老人说了两句话,就拿起漱口盅来,用调羹喂他喝汤。老人不拒绝了。他忍耐地喝着,她也忍耐地喂着。孩子要跟到母亲的身边去,却被父亲止住了。那个做儿子又做父亲的中年公务员仍旧保持他那过分的洁癖。他始终不敢多挨近老人,有时挨近了再离开的时候,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要露出一点厌恶的表情,而且马上就去用药水肥皂把手擦洗干净。

  这一次老人大概喝了不少的汤,因为我没有听见他说过“不要吃”,倒是媳妇自动地把漱口盅放回到方木柜上去。

  “你们回去罢,”老人说。“四宝啦?”他问,头微微颤动一下。

  “四宝,来!”女人向孩子招手唤道。孩子的父亲便让孩子跑到床前去。

  “你喊一声,行个礼,我们就回去啊!”女人温和地吩咐孩子。

  孩子听话地唤了祖父,行了礼,然后跟着母亲走了。

  “快去洗手!”女人刚离开这张病床,她的丈夫就低声嘱咐道。他还把她领到洗脸盆架前面去。

  但是我没有工夫再管别人的事情。杨大夫来找我了。

  验血压,扎耳朵,验小便……我看见她为我忙着,我非常感动。我想对她表示我的感激,却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

  “明天这个时候不晓得怎样啊,”我对自己说,其实我倒希望她给我一个回答。

  “不要紧的,”她微笑道,“至多明天难过一天。不过别人都捱得过,你一定也捱得过。而且我明天也在场。我会好好地照料你。”

  经她这么一说,我觉得可以放心了。我感谢地对她笑了笑。

  她刚走出病室,我忽然听见第一床那个接腿骨的病人叫老郑抱他下床。这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每天大清早他照例要叫老张给他拿大便盆。此外除了他必须和大夫问答的时候,便难得听见他讲一句话。前天外科主任黄大夫(他是骨科大夫)对他说过:“你可以起来走走试试看。你应该走走了。我打算过几天就给你取石膏。”昨天黄大夫又问过他:“你起来走过没有?你不起来走走怎么成?你不方便,可以找工友扶着你走。你一定要起来走走。”两天来他并没有动作,他似乎为这件事整整踌躇了两天。现在他决定起来试一试了。

  老郑走过去抱他。我听见他着急地说:“你把被单给我裹住身子。”接着他被老郑抱起来了,就让他立在床前。一幅白被单像袈裟似地披在他的身上,只露出一只光光的右膀来。他的身子齐腰靠着床板,两只手向后压住床沿。一张白白的长脸,一头昨天刚剪过的短发,两只不住地霎着的眼睛。他觉得新奇而且带了一点歉意地微微笑着,好像在对谁讲话似地自语道:“不行。头昏。站不惯。”他把头略略移动,似乎想看看这个病室里四处的景象。可是他的眼睛霎得太厉害了,他一定不会看清楚什么。

  “不行,不行,头还是昏,”他微笑着,抱歉似地说。

  没有人陪他讲话。第六床一个人低声在抱怨:“他可以站起来了,我还是跟刚进来一样,动都不能动,真是天晓得!”

  我看第六床一眼,他的脸通红,眼睛竖得更高了。

  “他进来两个月了,你还不到两个星期,当然不同。你何必着急!”我说,我一半是安慰他,一半是反驳他。

  “过两个月还是医不好。我晓得我是不会好的,所以我想换地方。昨天晚上我梦见我娘望着我哭,我怕我再看不见她啦!”

  “不会的!你怎么能相信梦!你住医院就应该相信大夫!”我说着有点生气了。我想:怎样一个顽固的人啊!

  “好医官,我们才信得过。我那个医官一天来一趟,也不管病人死活,脾气又大得很。他会治好病,真是天晓得!”他皱起眉头带着哭相说。

  “那么他每天早晨来问你‘好不好’,你为什么总是说好呢?”我反问道。

  “我说‘好’说‘不好’,还不是一样。他总是不管你,站一下就走开。”看他那神情,倒是我的固执和罗嗦使他着恼了。



  我不敢再向他说话,便拿起《唐诗三百首》来,念了几页,我觉得疲倦,又放下了书。

  “请你把书借给我看看,”他说。

  我迟疑一下,我不愿意把杨大夫的书转借给他,而且我以为他不会喜欢这种书;但是我终于把书递过去了。

  他翻开书。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并没有即刻阖上书,或者往后翻过去,他却用了近似唱山歌的声调从头读起来。他一首一首地读着,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

  我迷迷糊糊地睡了好一会儿。我再睁开眼睛,第六床还继续在读唐诗。我觉得奇怪,我偷偷地看他。他的眼睛似乎松弛地放平了一些。脸色也不怎么红了。他专心在念书。他的眼光就在字句上移动。我发觉他的嘴角带着笑意,我有点高兴,杨大夫的书居然使这个从来不笑的人笑了!

  可是我马上就知道自己的错误了。泪珠从他的眼角慢慢地滚出来。他不是在笑,他哭了。他读到什么人的诗句呢?我注意地听着。他好像是在读“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句子。那么他又在想念家乡罢。我那一团高兴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我不敢再看他一眼,也不敢再注意他的事情。我害怕我自己也会像他那样地哭起来。我也是孤零零地在他乡作客的啊!

  晚上,刚查过病房以后,第八床回来了。他是这天午饭后出去的,说是到他的妹夫的茶馆里去玩。第三床托他买一盒藕粉,第九床托他买一些食物,我也顺便请他代买胶布和药皂,他全带回来了。我还得补他十块钱,我感谢地拿给他了。他含笑地接受了我的谢意。他身上穿着整齐的灰布中山装,一张脸仍然让白手帕镶着边,白蝴蝶又从旧草帽下面露出来了(他刚刚揭下草帽来)。他夸耀似地站在第三床面前。

  “十多天没进城,东西又涨罗,药皂小块的也涨到一百五,本来大的也只卖两百,”第八床得意地说。

  “你在城里玩得好罢,”第三床羡慕地说。

  “还不错,看了一场马戏。在我妹夫的茶馆里吃了一顿饭。他们茶馆里生意真好!客人川流不息,一天好几万的进账!”他眉飞色舞地说。他的头一摇一摆的,头发上那只蝴蝶仿佛要飞起来一样。

  “他的茶馆地点适中,又宽敞,所以生意好,我也去过两次,”第三床接着说。“你在外面听见什么消息没有?”

  “还不是战事的消息。有人说湖南的仗打得不好;也有人说,不要紧,日本人不过来骚扰一下就要退兵的,”第八床满不在意地说。

  “老许今天来说,湖南战事打得很不好,不晓得他从哪里听来的?”第三床压低声音说。

  “不会的,”第八床摇摇头说。“老许不晓得在哪里听来这种谣言。我可以断定不到半个月日本人就会退回去。”他又改换了语调:“你要不要冲藕粉吃?我给你拿去冲。我也要冲一碗。”

  “好罢,谢谢你,糖在这里,还拿个鸡蛋去,”第三床感谢地赔笑道。

  第八床去了片刻又回来了。他满意地微笑着对第三床说:“我碰到胡小姐,拿给她去冲罗。”

  不久,胡小姐端了两碗藕粉进来。她一边走,一边低声笑着。她把碗递了一个给第三床,抱歉似地笑道:“冲得不好,太干罗。我不会冲。”

  “很好,我就要吃干的,”第八床跑过来接着另外一个碗,笑着抢先说。

  “烫啊,你当心点,我去把藕粉盒子拿回来,”胡小姐转身去了。

  第八床就站在第三床的床脚边,埋下头把藕粉一调羹一调羹地送进嘴里,满意地咂着嘴。

  “老苏,我今天看马戏碰到汪小姐,她居然给我打了招呼,”第八床忽然抬起头来说,他匆匆忙忙地几下就把藕粉吃光了。

  “她一个人吗?”第三床问道,他一面吃着藕粉。

  “还有一个男人,年纪比她大一点,头顶有一点秃罗,衣服倒很漂亮。她正挽住他的膀子走路,看见我,连忙把手松开。汪小姐今天打扮得很摩登,嘴擦得通红,衣服也换了一身崭新的,不像在医院里穿的那样,”第八床得意地说。

  “那是她的未婚夫,上个月才订婚的,是××银行的会计主任,好像上海还有一个家,不然就是续弦。听说这是廖大夫介绍的。汪小姐命不好,从前订过婚,刚要结婚,新郎坐飞机出事死了,所以三十二岁了才订婚,”第九床忽然坐起来兴奋地插嘴说。

  “原来这样,难怪汪小姐脸上总带苦相,”第三床笑道。

  “你们不要乱讲啊,汪小姐是个好人,待人也厚道,你们嘴少刻薄点,不要乱讲人家的私事,”胡小姐拿着藕粉盒进来,听见了第九床和第三床的谈话,便噘起嘴干涉道。

  “你胡小姐倒是一个好人,我就没有听见你讲过一句别人的坏话,我们哪里可以跟你相比?”第九床大声笑着说。



  十一点的光景,老李来给我灌肠。另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中年人来剃去我的胸前的柔毛。这些奇怪的经验。……它们叫人觉得多不舒服。

  “那个剃毛的人,你给他钱没有?”第四床没有睡,他忽然问我道,剃毛的人已经拿着剃刀和肥皂水碗走了。

  “什么钱?”我奇怪地问。

  “小费,你要给的,多则五十,少则三十,”第四床微笑地说。

  “他并没有要就走罗,”我答道。

  “他会来的。要钱的事他们哪里会放过!这个医院就是这点不好:处处要钱,尽花在小地方,而且要现钱。其实医院也没有得到好处。这大概是什么‘抗战作风’罢。我从前在南京、上海住医院,都不是这样的。你要是多争论一两句,他们就会拿什么物质条件不够的话来堵你的嘴。其实呢,在我们后方,只要你有钱,什么条件都够。”他好像故意不睡觉等着这个机会来对我发一通议论似的。他这两天静静地躺着,难得讲几句话。他现在大概憋不住了。不过他是不应该抱怨的,他的病一天天地好起来,今天张大夫对他说,再过两天就要给他抽线了。

  “是啊,你的意思不错,”我同意他的话。但是我掉过身子把背向着他。我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安静,是沉默。我应该先好好地休息一会儿,然后把过去的事情仔细回想一番。不管生和死,不管怕与不怕,从明天起我得开始一个新的经验了。

  我的微闭着的眼睛忽然睁开了,因为我觉得一个黑黑的人影立在我面前。我吃了一惊。但是马上我就看出来是那个剃毛的人。他来做什么呢?他不说话,却带着笑容(多么勉强的笑容)望着我。他在等候我的吩咐。

  我明白了。第四床没有说假话。我拿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递给他。他带笑地接着,说了一声“谢谢”,就走了。

  我不由自主地笑了一声。我奇怪我的笑。我为什么要笑呢?我说不出。我觉得我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我和这些人、这些东西好像隔得很远似的。我觉得许多事情都可笑。我奇怪为什么人们的眼光会那样地窄小!

  病室里就只开着条桌前面的那盏电灯。林小姐穿着红绒线衫在那里读书。病人似乎全睡了。痛苦的鼾声仿佛变成了一些有形体的小鸟,它们飞不出屋去,只是盲目地四处撞扑。它们向着我这边扑过来。

  我在什么地方?我忽然怀疑地问着自己。我越想睡,越不能睡。我的思潮汹涌起来。过去二十三年的生活对我变成十分可以留恋的了。心境的安宁扰乱了。我感到心慌。为什么?难道我的生命到了末日?

  我看见了我那个在沦陷区的老父的面颜。他和善而带悲哀地望着我。我后悔两年多没有写信给他,六年没有回去见他一面。他不知道我生病,更不知道我明天要剖肚皮。他是我在人世上唯一的亲人。我因为他续弦的事跟他起了冲突,甚至断绝了信函的来往。难道我就这样静悄悄地永远离开他吗?

  “哎哟!哎哟!”忽然从第三病室里传过来这个可怕的叫痛声。真是可以撕碎人心的尖声叫喊!一个女人的声音。为什么偏偏在今天晚上!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明天我会被人当作一架机器剖开肚皮取去胆囊。在冯大夫的眼里我也许是一架没有生命的机器。可是我自己呢,我真的就会没有一点感觉么?

  “不要怕!”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浓发大眼,厚嘴唇和无拘束的和善的微笑。杨大夫!救救我!我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孩子。

  没有用。女病人的叫声毁了一切。我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可是我仿佛看见她在病床上痛苦地滚动,牢牢地抓紧被单,疯狂地叫喊。

  我在思想中找不到出路。我的心得不到安宁。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我低声呻吟。

  然而出乎我的意外,杨大夫来了。她没有穿工作衣,只穿了一件灰布旗袍。我没有注意到她来。可是她轻轻地唤我的名字。

  “杨大夫,你还没有睡?”我惊喜地说,我从枕上抬起头来。“现在有十二点罢?”我感激得淌下泪来。

  “你没有什么不舒服罢,睡得好吗?”她亲切地问。

  “我睡不着,心里烦,”我像一个孩子似地诉苦道。

  “不要紧,我喊小姐给你吃点睡药,你会睡得很好的,”她和善地安慰我。

  我看见她在条桌前和林小姐谈了几句话。她走了。林小姐却端了一个小小的药杯过来。“吃罢,”林小姐说,把药杯递到我的手里。

  我一口喝光了睡药。药是咸的,而且带着怪味。林小姐就用这个药杯从我的茶壶里斟了两杯冷开水给我喝。

  我的心温暖了,我的心安宁了。我相信我可以睡去。




选自《巴金全集》(第八卷)1989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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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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