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观】 文珍：孤独者富可敌国继而千金散尽
文珍，1982年生于湖南，长于深圳。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金融系，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以小说《第八日》获得首位文学研究与创作方向硕士。曾经《人民文学》《当代》《上海文学》《山花》等发表小说多篇，散文、诗歌亦有涉猎。历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第二届西湖新锐文学奖。
出版情况《十一味爱》·201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2014·中信出版社
代表作《果子酱》·人民文学2006.7
《安翔路情事》·当代·2010.5
《中国故事》·银河·2014.9
《夜车》·上海文学·2015.11
《牧者》·人民文学·2016.4
孟繁华 文珍的小说，书写的是80一代的情感和精神履历，但又并不完全出于个人经验。它有深切的经验前提，同时可以高远地飞翔。就如一首流浪者之歌：深情、苍凉也迷茫；渴望归宿又长久在路上，尽头回望来路，取舍难断意乱情迷。她形而上地写出了一代人的心灵面貌——青春也沧桑；同时也呈现了难以复制的个人风格——空灵又悠远。
南帆 与那些金戈铁马、风起云涌的巨型历史景观迥异，文珍的小说回到了乏善可陈的小人物和日常生活。显然，小人物立足的狭小空间并未拘住作者。相反，风轻云淡的娓娓叙述之中，灰蒙蒙的日常生活渐渐如浮雕般地呈现出来。
谢有顺 文珍的小说经验是个体的，感受是细微的，但她对人性境遇的关怀却有宽阔的视野。她以温润、清澈的笔墨，书写爱与欲的种种景观，以日常的细节，描绘内心的皱折，并持续逼问存在中那些暗昩的区域。尤其是她近两年的写作，不断地与时代较真，直白但不诛心，柔情而不虚美，这种均衡之美、超拔之志，正成为文珍身上独异于他人的写作品质。
张定浩 文珍笔下活跃着的众多卑微者，与其说他们是挣扎在大城市物质生活的压力之下，象征或揭示着某种时代表面的群体遭际，不如说，他们是挣扎在爱的匮乏之中。这种爱的匮乏可能比时代单薄，却比时代更永久。这单纯和热烈，不能从外部世界得到满足。种种这些，构成文珍小说中独特的复调。同时她的笔力又强健宽阔。她遂将所意识到的“一个人和自己的冲突”，放到一个公约数般的外部世界里去，转化成各种叙事和语言的试验。
杨庆祥 我最开始被文珍的作品打动，觉得作品的镜头感特别强，而且往往是慢镜头、长镜头。可以感觉到文珍在试图恢复被遗忘已久的一种古老的慢，还有一种古老的爱。不仅仅看那种情绪的东西、那种自我经验的东西，更应该看到的是，后面其实有巨大的反讽和荒谬。正因为此，她才想拼命地通过爱，想通过情绪，去抓住什么。她小说里的人物其实都有强大的爱欲。
李云雷 超越现实生活之上，但又与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由生活中生发出来的情绪、情感以及将之对象化的一种美学把握，文珍就是带着这样“诗意”的眼光在观察这个世界，或者说在她的内心深处隐藏着对这个世界难以言说的情愫，这是她小说的底色，这也让她的小说更接近诗歌或音乐，更接近纯粹的艺术。
胡少卿 文珍的才气、对汉语的敏感是当下作者中不多见的——伤感有如夏夜竹林，繁复如细密叹息。随后，通过《安翔路情事》完成一个嬗变。仿照匈牙利人卢卡契的说法，文珍的转变是从描述孤零零的内心孤岛和静物画的“现代派”，突入了描述人类在整体历史中的命运的“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当代中国一个尖锐的镜像式呈现，真正切入了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核心——阅读者从中也可探视到自己内心曾经的创伤。
丛治辰 文珍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看北京。她始终关注人性的那种复杂。从这个复杂撕开来，撕开的是一个时代的复杂。这是我觉得特别出色的地方。把《十一味爱》和《美术馆》结合起来看，我就觉得佩服而感伤。她的小说越来越复杂、成熟，精致，而有情怀。
蔡东 《气味之城》是逼近语言极限的小说，最让我感到奇异的是，小说的华美是自律的，语言的流水并没有浮夸地漫过河岸，四处流溢。在大学语文课上，我喜欢采用精读法逐字逐句地讲读一部短篇小说，但小说行文的粗陋随意不讲究常令我露出窘状，底气一下子被抽走——读《气味之城》的时候，我不停地想，假如这篇小说在授课的读本里该有多好，不必一味强调宏大和深刻，让学生知道怎样用气味讲一个故事，如何用气味充分地表达人的情绪，让他们明白有感觉地活着是多么重要，让他们了解何为文学想象和小说修辞。
其实说不好自己有什么明确的文学观。或者毋宁说，一个作者的文学观都已经完整地呈现在他的那些作品里，哪怕仅仅只看几篇无需窥全豹也能略知一二。此外，即便我表述的文学观非常之端正高级，但写不写得出来真正的好东西完全是另一回事。而敝国已经有太多谈创作远比创作成功的作家了。我觉得并不缺我这一个。
因此不妨借此说一下世界观。
即使不是写作者，一个人的世界观从小到大也一直在变。
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对自己前程必定远大抱有谜一样不可解的自信——一路行来才发现这完全是妈妈强行灌输精英教育理念的幻觉。她生于大跃进同年，在文革期间接受了完整的小学初中教育，因为是班长，还顺理成章成了红小兵——但因为怕血，终于没当上红卫兵——不管怎样，妈妈打小就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崇高理想和气魄，随时随地准备打破旧河山而今迈步从头越。她到现在还舍不得退休，还在为祖国的非义务教育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一生把职业当成事业，事业当作抱负。她的一生兢兢业业工作出色，唯一的遗憾，就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外公去世太早，外婆拉扯她和舅舅两个半大孩子不易，不得不初中刚毕业就顶替去世的外公进了工厂，工作第五年才恢复高考制度，然而已经错过了学习文化课的最佳时期，半工半读起早贪黑大半年才终于考上湖南大学邵阳分校，一个专科。和被耽误了青春理想的那一代大多数家长一样，她严重地望女成凤，根本不接受我居然只打算当个甘于平庸的凡夫俗子。
我小时候她总是喜欢当着所有人面问我：佗宝将来做什么啊？我立刻脆生生答出那个她期待的回答：联合国总统！
记忆中连所有人的哄堂大笑都一模一样。而母亲欣慰之色溢于言表。
之所以训练出这诡异答案，是因为我妈告诉我说全世界最大的官，就是联合国秘书长。那有没有比秘书长更大的官呢？有没有联合国总统呢？
总而言之，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必须成为最有出息的人才能够符合她的预期。我很爱我的妈妈，我希望她快乐。
然而谁都不知道，我想当所谓的联合国总统只是希望自己有很多很多花不完的钱。有钱就可以随时帮助那些路上我看到的穷人，救下所有马上可能被人类吃掉的动物。有钱是现代社会我能想到唯一能变得强大的方法。童话书里最让我心醉神迷的情节，总是“国王和王后查明事实真相，赏给了那个勇敢的年轻人许多金子，那些金子足够买下一个王国”，而最让我满意的结局，则是“那个年轻人娶了美丽的公主，把所有的金子都分给了穷人”。一言以蔽之，我觉得既能够满足我妈妈期待又能暗自符合我兴趣的，就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有力的有钱的人。
这狂想当然在上学不久后就宣告破灭。从小学起我就是万年群众，因为上学实在太早还来不及懂事，也因为路上贪玩总爱迟到，连班长组长都当不上，更别提世界总统了。
刚上初中，也许因为父母都辞职去深圳的缘故——现在想来，自己大概也可以算作最早的一批留守儿童——成绩变得非常差，全班总共七十个同学，我是第四名，倒数。那时的梦想，不过就是听懂老师上课时的天书，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以及快快长大，被我喜欢的男生也喜欢，如此而已。
迫于现实压力，我终于不情愿地放弃了要让全世界人都富起来的乌托邦之梦；而整个少年时代，自己都非常穷，只能站在书店里蹭书看。就在那些高高矮矮或明或暗的书店开架前，我看完了整套金庸，许多亦舒，无数苏童和刘震云。最大乐趣，除掉看免费书，就是逃学，脖子上挂着纸质月票坐公交车在整个城里晃荡一整天。从任意一站上随便一辆车，坐到终点，再随机选择该站的另一辆继续坐下去……如果再有五块钱买点干粮，这游戏足可以消磨一整天。唯一要担心是到最后坐得离家太远没办法把这个即兴的圆画完，所以到了半下午，就要开始计划归程。我是如此喜欢这种在自己所在城市的没有名目的探险，时至今日依然如此——现在想来，写小说也一样，可以写任何题材，也可以在他人结束之处开头。它同样也是一种看似随意实则暗含逻辑、必须严格遵守乘车规则和行车路线的旅行。
高中之后，愿望变得实际起来，发奋争当年级第一，力求考上理想大学，达成让母亲扬眉吐气的夙愿……另一部分心思用于看张爱玲、陈丹燕，《呼啸山庄》《简·爱》《基山恩仇录》《傅雷家书》和他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还有一部分心被对爱情全然不切实际的憧憬占据，上课写诗，寒暑假写日记。因为青春期的无名懊恼，日记里会有大量虚构场景描写。写作文也可能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女孩子写死掉。同学中偶尔有宣称是我的忠实读者的，会当真计算又有多少女主角黯然辞世：又死了——这学期都死仨了！
也许过分追求哀感顽艳颓废情调，高中作文成绩鲜少能得高分。记叙文分略高于议论文，因为那些议题连自己都压根不相信。高考作文分数终于惨痛地创下新低，一则身体不适没写完，第二，是审题失误。人家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摆明要歌颂科技昌明插上想象的翅膀，而我洋洋洒洒写了半天，大意是，就算任何人记忆都可以移植……那我也不移植。我自己的私人记忆多么宝贵，爱因斯坦、华盛顿、李白的记忆要来何用？
终于考上了不理想的大学后，阴差阳错又进了更不合适自己的金融系。苦闷之余，在成为文学青年的羊肠小径上一路狂奔不可或止。比身边所有人闲书看得都多，成为当时唯一值得骄傲的资本，更变成一种当时还茫然不知方向的蛮荒推力。我在宏观经济学课堂上看元曲三百首。在港澳台资料室里看《秧歌》《赤地之恋》。在宿舍看余华，杜拉斯，村上春树，昆德拉，黄碧云。大一到大四，很少去自己学院的图书馆，而是一天到晚泡在校图书馆的文学分部。开始在校园BBS上写小说，并有人日日催更，极大地满足了虚荣心。成绩不好，却变成全校人人皆知的红人，因为粉丝众多。
大三暑假我回到深圳家中，对妈妈说：我要考研，考最好的北大中文系。
她吓一大跳，然而比我想象中更快地接受了这结果，也许这也是她心目中出人头地的一种方式。然而这其实很难，我得恶补中文系本科四年学过的所有现当代文学理论、古今中外文学史和汉语知识，然后再考一个前无古人的专业：文学研究与创作方向。
这个方向的主要特点是进校同样要通过全国研究生统考，外加一篇命题作文。毕业则可凭一篇通过答辩的小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是考上后才发现这个专业吊诡。
此前写作一直是业余爱好。而突然之间，被全中文系的其他所有人目为异类：北大中文系当然不产作家——但你例外。
这让我模糊地想起小时候妈妈对我的期待曾经是联合国总统。这期待之大，本身就大而荒谬得足以压垮任何被期待者。而作家，原本是不可学习也不可培养的。
所有叛逆和自我否定都发生在隐隐的暗中。在北大那三年写得极少，失眠，焦虑，睥睨一切的同时最怀疑自己。是的我是要写的，可写什么？为谁而写？又怎么写？
我渐渐发现我也许一直以来不过对他人的痛苦敏感过分好奇，并迷恋某种恰如其分的文字表达。而此时此刻，却被这关于文学永恒而宏大的问题压垮。
真正可以平静愉悦地拥有一张书桌，却是毕业工作之后。这时候的写作重新归于不被任何人在意和期待的寂寞，而这寂寞让我感到分外安全。在人文社后楼不到十平方米的宿舍筒子楼里住了整整一年，和我同住的，是一个比我早几年来社里的法文编辑。和所有职场新鲜人一样，意气风发的毕业生很快就发现自己不过芸芸众生的一员，要朝九晚五，要完成领导交代好的工作，要学会克服幻灭感和无聊……下班后在筒子楼里写日记日渐变成和自己相处的最重要的方式。身边是一整套人文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冯至译里尔克的诗，版本最好的红楼梦。身后是同事小黄正在看的法国新浪潮导演系列的校样。我们平时总是讨论书稿，交换阅读——不知道为什么，做书的人往往更爱看书；走在楼道里又常常想起这老楼年代已经超过五十年了，前楼旧而敞亮，而后楼幽深僻静，一走进去就像穿越回七八十年代的北京城，常戏言可以直接拍摄《编辑部的故事》而无需刻意布置。一起住筒子楼的还有其他几个年轻同事，有时也会搭伙在楼道里生火做饭，吃完后还可集体去朝内大街上遛弯。另一些时候，自己去人艺、儿童剧院或者北京展览馆看戏，深夜回到朝内166号，虽然知道小黄肯定在宿舍里给我烧好洗澡的热水，但大门却早早就锁上了。不敢惊动保安，只能费力地伸手进栅栏从某个隐秘处掏出钥匙，进门后再重新锁上。到现在，仍然记得那些清冷的初冬夜晚，门里门外，大街小院，如同真实虚幻两个世界。而联结这两个世界的，是文学。是对文学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爱，让一个学金融的学生深夜沉默地站在了这扇破旧的大铁门外，并想方设法进去。
时至今日我到人文社已近九年。也可以说，人文社最终帮助完成了我的世界观，或曰文学观。
我在此地终于明白好的文学需要好的读者阅读，传播，共同创造；也知道大多数广受欢迎的事物其实营养有限，有更多值得潜心阅读的东西被尘封在故纸堆里等待召出。我也知道文明之河源远流长，自己所编辑或创作的，都不过是其中沧海一粟；又知道这些微细如草芥的文字一旦印成铅字，也不是没有可能成为洒向人群的万千传播美与思想的种子。
这让我身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不免既谦卑又骄傲。
于是就回到最初的理想。
儿时曾在妈妈引导下可笑地宣称要成为并不存在的联合国总统，有数之不尽的金钱散发给需要帮助的穷人。而现在却只勉强坐拥书城，不断产出以全部灵魂和血肉之躯掷诸生活之中换取的若干文字。它们可能被朋友也可能被陌生人阅读，可能会带给他人安慰也可能会不触动任何。然而我能想象的最好的事，就是像加缪所说的，“文学不一定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能让我们活得更多”。自己当然没有能力带给所有人直接的幸福；但却依旧希望一些人能因为我从事的工作，活得更多、更美、更丰饶。
在这个始终显得匮乏的人世间，我庆幸找到了这条自己愿用一生去走的路，并得以颠倒轮回多活许多世代。在这国度中，我是唯一的国王也是永恒的贫儿：每一次创作新的故事，就是一次新的倾囊而出。而每一次殚精竭虑，都是下一次卷土重来。我成为一个比联合国总统权力更大、一旦失手也更一败涂地的人。我可以尽我所能保护所爱的人与事；更多的，也可能只是详尽记录下一个人类学样本潦倒软弱的一生，以资他者借鉴。
写作之后的我依然是一个孤独而古怪的人。但终于可以面对消化这一切。
我大概也永远当不了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伟人。却终于用自己的方式富可敌国同时千金散尽。
专题策划
马小淘
责任编辑
文苏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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