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观】 石一枫：我所怀疑和坚持的文学观念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我妹》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等。曾获“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茅台杯·小说选刊奖““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等奖项。
孟繁华 我深感震动的是，石一枫能够用如此繁复、复杂的情节、故事，呈现了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呈现了我们内心深感不安、纠结万分又无力解决的问题。一个耳熟能详的、也是没有人在意的一个关乎社会秩序和做人基本尺度的“道德”问题，就这在《地球之眼》中被表达出来。仅此一点，《地球之眼》就是一篇杰作。2014年，石一枫发表了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小说发表后大有一时洛阳纸贵之势。陈金芳大起大落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那里的诗情和最后人物的彻底轰毁，给我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它同《地球之眼》一起，构成了当下中篇小说瑰丽的奇观。
李云雷 石一枫通过他的小说揭示了当代青年失败的命运，也向我们揭示了全球化时代资本运行的奥秘，他以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方法深入到时代的核心，也以“失败的青年”形象让我们反思当代世界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他的探索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王春林 作为一部中篇小说，能够从关注大学生毕业后的出路问题起始，既涉及了社会底层的悲剧遭遇，也触及到了诸如劳资矛盾、经济贪腐、侵吞国有资产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同时更在精神的层面上紧紧围绕“道德”这一关键词提出了当下时代中国社会道德精神严重缺位的问题，对时代的精神道德境况进行深入的勘探与质询，石一枫的《地球之眼》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一部相当罕见的优秀作品。
师力斌 《地球之眼》超越了问题小说的框架，超越了“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里，重新结构人与人的关系，重新定义阶级的关系，重新思考人的道德问题。尽管并不能给出答案，但问题本身已经足够精彩。它或许预示了小说的一种新趋势。
吴玄 石一枫不再满足于语言的狂欢，不再无来由地戏谑人生，他突然内心充满了压抑许久的悲悯感，因此，他创造了一个现实主义的经典人物。
我所怀疑和坚持的文学观念石一枫作为写字儿的人，想必都很羡慕那种“天成”的作家，或者“天成”的写作状态。那往往是文学史上的神话——养在深闺或来自深山的单纯男女，从肉体到心灵都一尘不染，有感而发、提笔而就，一出手就是高峰。要不干脆就是孩子，比如7岁的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几成天籁。然而很遗憾，水能提纯、保纯，但人不能，正如大部分人的人格都是滚滚红尘造就的，大部分作家的文学修养也是通过对前人、同时代人的阅读和思考来完成的。绝对的“未曾染尘埃”多半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知。
那么，对于某些既有文学观念的认同、反对以及再思索，也是能够表明一个作家在某一时间段的文学态度的。作为一个也算接受过“科班”文学教育的人，我所接触过的文学观念估计算是比较多的——翻开文学史的课本，就有多少“主义”得记得背呢。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深受此道的熏染，张嘴尽是夹生洋词儿。然而文学史上还有一个规律：刚冒出来时越是离奇、越是振聋发聩的文学主张，往往也越容易变成一阵风的事儿。尤其是写起来以后，才发现一个作家最需要面对的，其实还是那几个自古有之，如今仍在缠斗中的文学观念——也就是那些还在“真实地活着”的文学观念。
首先，我对“小说是一门技艺”这个观念一直持怀疑态度。写小说当然需要琢磨人物，要谋篇，要铸炼语言，也就是说，的确是需要技艺的，而且技艺越精妙越好。同行或者同好们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好像也是技艺。然而也许是谈得太多了，现代小说的技艺偏偏又越来越复杂，成了门单独的学问，渐渐地就有了点用手段代替目的的意思，好像小说的好坏仅仅决定于技艺，小说几乎可以等同于技艺似的。当然还有另一种逻辑，就是想说的话不好说出来，不想说的别人又逼着说，那么好吧，索性只谈技艺，从此当一匠人也免了苦闷。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如果把小说单纯地等同于一项技术活儿，那还真是有些辱没这个历时近千年才发展成熟的文学体裁。技艺仅仅是写出一篇优秀小说的基础条件，除了技艺之外，必要的因素还多着呢。其次，我也比较怀疑“作家只是为了自己写作”这个观念。要想让作家全为了别人而写恐怕不太现实，真能做到“我手写我心”的作家，往往也有着单纯而高洁的人格，这都是必须承认的事实。但是从小说的基本传播形式来说，它归根结底是一门“我写你看”的艺术，它的主要审美过程，也是让读者看到“别人”的故事。没有了看的，写的人又忙活什么劲呀？还不如述而不作呢。当然，也不能把追求销量的写作等同于为人民服务，读者和作者之间肯定还不是一买一卖这么简单，那其中有着微妙的关系，值得写作的人长期研究。
那么，有必要坚持的文学观念是什么呢？起码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小说是一门关于价值观的艺术。所谓和价值观有关，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抒发自己的价值观，二是影响别人的价值观，三是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价值观。在文学兴盛的时代，前两个方面比较突出，比如古人“教化”的传统，还有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到了今天，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式微了，影响不了那么广大的人群了，也让很多人认为过去坚守的东西都失效了。但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了文学写作最独特的价值所在。且不说这是作家对时代和社会所应该负担的责任，就是和影视、游戏这些新兴的娱乐形式相比，文学也恰恰因为远离了大资本、大工业的运作模式，才天生地和思想的自由表达、深度探索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怀疑必然带来割舍和收获，坚持则往往意味着更深的自我怀疑，乃至精神层面的磨砺。在这个时代，真正的怀疑和坚持都并不容易，需要我们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验证自己的所思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