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观】 严彬：我的悲伤，我的诗
严彬，1981年生于湖南浏阳，一位极具现代精神和气质的诗人，文风沉郁又飘逸，想象力丰盛。毕业于湖南工业大学。写诗歌、小说、随笔，热爱音乐。在《人民文学》《诗刊》《花城》《青年文学》《汉诗》等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出版诗集《我不因拥有玫瑰而感到抱歉》《国王的湖》等。参加第四届《人民文学》新浪潮诗会。2008年创办凤凰网读书频道，并任主编至今，其主持的凤凰诗刊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诗歌推广网络平台。2016年，严彬带领团队创办非虚构写作平台“有故事的人”。
作品发表简况老人与狗（组诗）
《人民文学》·2016.4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红玫瑰》《存在主义》《老人与狗》《十号线上的人们》《日记》《一个人不能举行的葬礼》《这个夏天是怎样过去的》《现代史》《写给头镇的诗》《三角坪之歌》
我不因拥有玫瑰而感到抱歉
《诗刊》·2015.10·下半月号
《末代皇帝》《爱情》《死后》《经过一个熟人的墓地》《寡居的女人》《伤心时我就种一只麻雀》《清明》
桥(外一篇) 《爱情》
《青年文学》· 2010.12
组诗
《诗刊》·2014
《五月的一天》《父与子》《太宰治，和我》《颐和园》《清明，或者任何时候》《死后》《一个老人的人民广场》
伤心时我就种一只麻雀（组诗）
《花城》·2015.5
《清明，或者任何时候》《伐木、鸟语与墓志铭》《伤心时我就种一只麻雀》《经过一个熟人的墓地》《寡居的女人》
组诗
《汉诗》·2015·谷雨号
《春节》《清明，或者任何时候》《爱情》《道德家日记》《我常坐的七八个梦》《日记（红火车绿火车）》
组诗
《北京文学》·2015.4
《日记》《打鱼的》《父与子（二）》《春节》
严彬的诗
《诗选刊(下半月)》·2009.11
《你也来了》《娘走他乡》《在南方》《满月》
熊培云 严彬不仅长于叙事，他所构建的意象，沉郁、舒缓，却从不拖泥带水。2015年末，读他的《经过一个熟人的墓地》，我从中领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悲情与解脱，至今难以忘怀。那不只是一首诗，更是一部有关生死轮回的长篇。他写小说也一定会很好吧，我对他有期待。
杨庆祥 “农场主严彬在床上滚来滚去/滚到的西瓜和樱桃都兴奋地叫起来”这是只有严彬才能写出来的诗——跳跃、动荡，充满生命力的摇摆，但同时，又在其内部有着强大的向死的离心力。没错，就是严彬，那个每天醉心于死亡和浪荡的忧郁青年，恶作剧般将自我戏剧化和命运化的那个小个子。这种梦幻般的醉舟让严彬具有旺盛的创造力，他几乎可以在一切时刻写诗，不是为了写而写，而是诗歌主动地找得到他，并说出他。国王的湖、年轻的母亲、族长、都灵之马……水流过的地方都是水，严彬经过的地方都是诗——那些可以击中我，并体会到一种美好的虚无的诗。但是我会出于某种高贵的洁癖，拒绝和严彬坐在一起喝酒，我不愿意被他汹涌的诗歌酒水，喷满我的一身——暂且就说这么几句，回头再为他的诗歌写序吧。
蒋一谈 有好几位熟悉或不太熟悉的朋友，问过我同样一个问题：你觉得严彬怎么样？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在我认识的80后诗人里，严彬是唯一一个随时随地活在诗歌状态里的诗人，他对诗歌的热情超过了他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令人感动！从生活上而言，严彬是怯懦的，他在坚持，而他的善良本性帮助他找到了诗歌的忧伤底色和词语轻叹。当很多年轻诗人还在和词语纠结的时候，严彬已经走在自然而然的语言道路上了。凤凰诗刊是严彬创办起来的，其在诗歌界的专业精神和影响力有目共睹，而严彬在凤凰诗刊这个诗歌平台上是无私的，他担任主编，推广了很多很多诗人的作品，不计个人得失，只因他有一颗纯洁的诗歌之心。
李宏伟 严彬的诗有着极强的辨识度，这在中国当代诗人里面很不容易。看起来，他的诗完全来自日常的生活细节，来自那些走动、翻阅、交谈、沉默等普通的普遍的行为瞬间，但是严彬的诗又绝不是通常的叙事诗，因为在这些细节与瞬间面前，总是站着一个情绪难安的人，以细微的令人颤栗的目光不断往世界内里看，看到事物的底色，看到人世的哀伤，看到庞大的无边的死亡。因此，读严彬诗犹如面对一扎扎新鲜的啤酒，看似不以猛烈取胜，看似带着一些苦涩滋味，但是你无法拒绝、无法放下，必须不断地自觉地喝下去，喝到醉，喝到迷狂，喝到你想走上前去，抱着那个情绪难安的人，痛哭一场。
西娃 每次读严彬，我就想到托马斯•斯特罗默的一句诗："一个人在梦境里沉得如此之深/他绝对不会想起他在那里……"，严彬用近乎呓语的口吻，有点意识流的叙述方式，建造着属于自己的诗歌梦境和语境，虚构和现实在同一首诗歌里，有脆生生的裂痕，而他就这么不管不顾地把它放在一起，反而形成他诗歌的一个特色；他很会用，语言和正在他笔下发生的事件，去营造氛围和情绪，把他诗歌里独有的颓废感，颓然感，"水"可以四处流的任由感，组合揉捏，玩出属于自己的诗歌气息；他的很多诗歌传达的诗核是混沌的，蒙昧的，他的诗歌气息又将之覆盖，使读者不去追究它，严彬似乎着迷且依赖这一点，并慢慢形成他独有的风格。我觉得这些都没关系，一个人状态这样且这么走下去，什么可能性都在其中。
她是孤独的
坐在门头叹气
是一本小说的中间部分
有时候她给我钱，给我饭盒
有时候骂我——
她的忧伤看不到尽头
月月坐在门口等我回来
远处的草绿了
远处的草黄了
远处的草枯了
我认得她和木门构成的影子
她从不说孤独，不说穷困
她只说每个月没有钱
她的头又痛起来了
——《年轻时给母亲的十四行诗》，2004
二〇〇九年秋天，我母亲还在世，来北京看我。
我的女儿也出生了。我带母亲下楼，从二栋走到四栋，经过一道铁门，去对面的小区空地上走动，妻子推着婴儿车，车里躺着不足一岁的女儿，她已经睁开眼睛，可以看世界了。
过了些日子，在我们上班的时候，母亲可以抱着女儿，在小区里转转。母亲有些惊惶，女儿咿呀叫着，她们两个人都对以城市北京为代表的世界不熟，有时候我看见母亲坐在场球的长椅上发呆，就像从前那样。
那年九月，母亲回湖南，我去机场送她，看着她背着黑色大包、斜挎我给她那我不想再用的红色运动包，去登机。电梯将人们一个一个往下送，母亲不熟悉自动扶梯，她伸出脚，害怕找不准位置，要掉下去，就那样试了几次，我在后面看着。但她终于沿着电梯向下走了，后来的事情我不知道，不知道她如何在候机厅待了半个多小时，看着身边的人坐着、站着，那些人走来走去，母亲在做什么，飞机往前跑，飞机起飞，母亲在做什么，飞机在天上嗡嗡响，飞机落到长沙……我不知道后来母亲是怎样一个人从北京回到长沙，又从长沙独自回到镇头。不到一个月后，她死了。
❖
我又回来了
推开门
跳进自己的身体
参观他的地下室
带走几件旧衣服
——《死后》，2012
我的悲伤是从母亲那里得来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懂事不久，就开始设想死。我开始设想死，就对死充满了恐惧。我没有经过死亡教育，我奶奶死时，我已经九岁，我并不痛苦，留在我心里的是她在屋后扒柴（湖南乡下的话，用一种竹制带钩的器具，收集地上的落叶和断枝，回家烧柴做饭）的情景。但我早已经知道，人人都是要死的，死是人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种痛苦。我从小恐惧痛，认为死是痛中之痛，是最痛的。
应该是在我懂得了死的恐惧，并亲眼见到奶奶的死后，又过了一些时候，才产生对死之来临的悲伤。爷爷是要死的，父亲母亲是要死的，我是要死的，所有我见到的人都是要死的。我对这些产生了恐惧。
我很早就产生两种感受：自己死时的痛，亲人死时的悲。它们都给我恐惧，符合我的个性——一个胆小懦弱的人。
这些，是我写诗之前的一部分经验。
上了大学，我都没有设想过以后的生活，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像父亲那样无所不能而又充满失败吗？我没有想过，包括写诗，成为一个诗人。
大二，二〇〇二年，我很幸运，命中注定的人来了。我遇到了我的语文老师，她美丽、脱俗，给我最初关于文艺和美的想象。最初上课，她给我们带来两部电影：《死亡诗人俱乐部》《爱比死更冷》；她给我们布置作业：写一首诗。
我写出了最初的诗——《死亡诗组》。回想起来，也很好笑，我的诗里充满了尼采式的张狂、破坏和不安。那一组诗，我不敢念了，但我知道，它为我的懦弱、困顿，为我矮小瘦弱的身体找到了第一个神父。我在他面前说出我的希望和绝望、我的孤独、不安和不幸，即便是臆想的、夸张的，都说了出来。
在那样的状态下，我写了三年诗，产量很大，临到毕业时，我将它们整理出来，给它们取了个可笑的名字，叫作《灵魂的边缘》。
即便是那样，我也不认为自己会成为诗人。
我读到过莱蒙托夫十六岁时写出的“六块木板中的孤独”，我感到自己的孤独已经太迟了，来不及了；我读到过顾城八岁左右写的“松塔”、十五岁左右写的“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我有什么？想象力不足。
在我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幻想过诗人最好的死亡时间，二十七岁。我会如约，像济慈、雪莱那样死掉吗？二〇〇五年，我二十四岁，来到北京，没有死的迹象；二〇〇八年，我结婚了，女儿出生了，我还活着。我感觉到，成为杰出诗人的梦已经破碎了。
❖
我是个孤独的人
常常被自己惊醒
一个人去外面
看见一个又一个人经过
——我收藏他们
包括秋末燃烧的草皮
被烧掉的白蚁和它们的魂魄
我的纪念碑是个多面手
它对俄罗斯人的冷漠感兴趣
去一个真实的俄国农村做秘密访谈
它在夜里偷偷写日记
——死掉的人都疯狂过
我对母亲的怀念也是假的
将内心继续隐藏吧
——《族长的秋天》，2015
这么多年来，我努力成为诗人。
然而好笑的是，二〇〇六年，在我听说有人说我的诗歌好过西川的诗后，我找来西川的《深浅》，我读不懂他的“深浅”；我去西单图书大厦二楼找诗人们的诗读，我在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里昏昏欲睡——他们写了什么？我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二〇〇六年，我在诗里写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孤独的猫，是我的同事、那些隔壁的姑娘们，我写了西三环六里桥北里通用大厦底下一堆一堆找活干的农民工，写隔壁城中村的妓女，妓女响亮的床……
我觉得自己离书里写的诗，还有十万八千里啊！
二〇〇八年，我已经认识了真正的诗人丛治辰。他是北大著名的青年诗人，成为我的同事，带我参加未名诗歌节，告诉我那个在台上念诗的人叫作何不言——我曾以一本《博尔赫斯诗集》，交换到一本冒牌的何不言的诗。我看见丛治辰在北大百年讲堂，他非常熟悉的台阶上，带着那一群不能挤进诗歌节的年轻人朗诵诗歌。他何等英武！我将我的诗给他，请他为我留意，哪里可以发表我的诗。
也就是那样的日子，又过去几年，他将他眼中“中国诗歌鉴赏水平最好的诗歌编辑（之一）”彭敏介绍给我。后来我们成为朋友，互相奚落各自的爱和懦弱、生活的苦闷。我的第一组公开发表的诗，果真出自彭敏之手，出现在《诗刊》上。而那时，已经是二〇一四年，我三十三岁了。
❖
生活在十七世纪
人们更容易昏厥
在丧事从简的习俗中
默哀后人们尽早回家
合衣睡在自己的床上
一本书上记载着这些
每位夫人都拥有好名声
我的祖母也是如此
——《虚无》，2015
以上的部分，是今年（二〇一五年）十月我为《人民文学》“新浪潮诗会”准备的发言稿。二〇一五年，我以“北京诗人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诗会，遇到十几位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诗人。那是一周好时光。
不管如何，我是打算将自己介绍给他们的——尽管后来这篇稿子并没有派上用场，我仍然在大多数人眼里留下了“忧郁”的印象，这符合我长期以来的样子，尽管我知道，“忧郁”并不是一种多么好的品格。
在此之前，也是十月，我和诗人陈家坪同车往安徽参加一个诗歌节。一路上，同车人说话，他们聊得很热烈。因为我也坐在车上，离得太近了——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家坪，实际上他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认为他是个善良可靠的人——家坪用问其他人的问题也问我，“有没有好朋友”。我说，没有，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朋友才算好朋友。
这个回答太让人不满意了——我没有好朋友（当然，这个答案并不可靠）。
事实上，这种印象是可靠的。我的朋友曾对我说，我是一个“寡情”的人。
也许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北京十年了，我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北京人”家里做客。我的“寡情”是有缘由的。我没有归属，既不属于北京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异乡人”——我甚至将“异乡”之外的“家乡”也给舍弃了。
没有什么是一定要拥有的。自从我母亲去世后，这种感觉时常出现。去年的“北京青年诗会”，我知道，虽然似乎没有接受邀请，我也不打算参加，原因很简单——诗会的地点太远了。
没有什么是我一定要拥有的。我坐在家里，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将时间耗过去了。
一个看上去非常轻浮的词常常可以描述我：虚无。
我常常这样活着（现在我或许夸大了这种感觉，但，为什么不可以呢，“没有什么是我一定要拥有的”，没有什么是我一定不能去表达的）。
我的一首诗可以作为本文结尾：
她推开窗
我选择的时代就在外面
我的同伴住进为民新村
和我一起吃饭的人
变成大人物
如今月光多么好
我要说到的地方拥有吊兰
人们在街上走来走去
金虎餐厅的营业时间又延迟了
现在是晚上
我选择的时代进来一个青衣女人
小说家沉迷于叙事
深夜的敲门声响起
被带走的人越来越少
国王学院的天文教授以与人绝交为生
——《我们的时代》，2015
2016年6月8日
北京·望京
专题编辑：文苏皖精彩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