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观】 孙惠芬：让自由心灵穿越疆界
孙惠芬，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出版小说集《孙惠芬的世界》《伤痛城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城乡之间》《岸边的蜻蜓》《民工》《歇马日》《致无尽关系》《三生万物》《燕子东南飞》，长篇散文《街与道的宗教》，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秉德女人》《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等，曾获多种文学奖项。长篇小说《歇马山庄》获辽宁省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中国第二届女性文学奖”。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中国作协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主要作品中篇小说
《来来去去》·上海文学·1986.9
《盆浴》·海燕·1987.8
《春冬之交》·青年文学·1989.7
《中南海的女人》·作家·1989.3
《四季》·鸭绿江·1990.4
《平常人家》·鸭绿江·1990.10
《肥土地》·小说家·1995.5
《异地风光》·青年文学·1996.1
《主旋律》·清明·1996.5
《伤痛城市》·鸭绿江·1996.8
《伤痛故土》·青年文学·1996.11
《还乡》·青年文学·1998.8
《播种》·湖南文学·1999.3
《周末》·青年文学·1999.12
《舞者》·山花·2000.11
《春天的叙述》·当代·2000.5
《歌苦》·钟山·2000年第6期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人民文学·2002.1
《民工》·当代·2002.1
《保姆》·布老虎中篇文丛·2002.春天卷
《五月八号的一条红腰带》·百花州·2002.4
《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北京文学·2003.1
《给我漱口盂》·山花·2003.1
《歌者》·中国作家·2003.3
《岸边的蜻蜓》·人民文学·2004.1
《一树槐香》·十月·2004.5
《三生万物》·钟山·2005.3
《燕子东南飞》·小说月报·原创·2006.1
《天窗》·十月·2007.6
《致无尽关系》·钟山·2008.6
短篇小说
《静坐喜床》·海燕·1982.5
《沙包甸的姑娘们》·芒种·1983.8
《闪光的十字架》·鸭绿江·1986.1
《田野一片葱郁》·海燕·1986.3
《小窗絮雨》·上海文学·1986.3
《变调》·鸭绿江·1986.10
《孤独者之歌》·作家·1987.7
《暮旅》·上海文学·1988.9
《我的大哥》·春风·1989.2
《十五岁的五子》·上海文学·1989.11
《距离》·芒种·1992.7
《亲戚》·人民文学·1992.10
《台阶》·海燕·1996.11
《赢吻》·北京文学·1997.1
《女人林芬与女人小米》·百花州·2000.5
《最后的乡村》·芒种·2001.1
《蟹子的滋味》·小说选刊·2003.8
《狗皮袖筒》·山花·2004.7
《天河洗浴》·山花·2005.6
《十点十分》·作家·2012.10
冯牧文学奖评语 孙惠芬是忠实的乡土守望者，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她以专注的目光，在乡土生活中建立了丰盈的艺术世界。近年来，她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表现了乡土社会的法度、结构和乡土生活秩序在时代潮流冲击下的嬗变，精细分析了这种变化对人的心灵的微妙影响。她具有耐心、沉着的艺术风格，习惯于透彻地把握现象和细节，这在某种程度上阻滞了她的小说的叙事力量，甚至妨碍了她走向开敞、阔大的艺术境界，但也使她的作品充满诗意，具有准确、丰富的人性内容。
李敬泽 孙惠芬的焦虑是时间性的，每一个瞬间都如同一片沼泽，她似乎在沉沦下去，但同时她要保存每一个瞬间，让时间占有空间，让它成为一颗饱满的果实。这种努力让我想起普鲁斯特，我认为他是最仇恨时间的人，因为仇恨，所以热爱。
阎晶明 孙惠芬要把庸常生活中的精神气息颇具耐心地描写出来。要让读者从这些眼中常见的凡俗人物和世俗生活中找到一种精神因素。
刁 斗 我感动于孙惠芬这个写作者与她的写作对象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和谐关系：对我们最为熟悉的平凡事物的惊讶好奇，对我们最为切肤的日常生活的洞彻侦察。
孙 郁 孙惠芬在乡下人的平庸、琐碎、凡俗的日子里，看到了热烈的、多致的、富有人情魅力的存在。在宁静而枯寂的山村里，隐含着那么多悲欣交替的东西。她（孙惠芬）的一切均来自于生命的本质，仿佛心灵与大地的低语，那汩汩流淌的情感，以及零碎的、起伏多变的心绪，凝聚着乡土的内核。
何向阳 孙惠芬的方法是将女性放回去，放到社会中去考察性别，更事实地在关系中――女性与社会变革，女性与男性群体（变革中的另一变量）的关系中来研究女性心灵的成长史――社会变革对“她”的波及、另一变量对“她”的影响与限定。这是一种综合的眼光，也是对女性文学创作史中现代当代写作二元的跃出……她宁愿牺牲了被不甚正常一哄而上的评论所重视青睐的可能，也要维护那从本心对自我写作生命的忠实。“必须依附于生命的本来面目”，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李小江 与许多作家揭示现实、再现历史或张扬自我的创作意向不同，孙惠芬的笔下春秋不在现实世界，而在内心。她的创作动机是有方向感的，向上，通天——身在底层，不可能更低微了；生在乡村，再没有可以下放的去处；向上和通天便成为心灵活动最自然、最合理的去向。她的“上”和“天”都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性的，在“人”的本体意义上通达形而上学。她在近乎原始的“平等”意识中挖掘人性的深度，企图以“人类”的名义抹平人与人之间因城乡、身份、性别……造成的社会鸿沟（这是她的理想）；倘若不能平复（这是现实），那就试着在种种人为的壁垒之间打开通道——她是这样做的：她的村庄、她的街道和她的人物全都出现在社会底层，天地狭小，难以出走；却个个都是动态的和外向的，从不同“地方”置身于“打通”的努力中。因了这个打通，孙惠芬和她的文字形成了一种独特景观，在缓解压力寻求理解的探索中，她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
贺绍俊 孙惠芬的叙述似乎是絮絮叨叨，像小溪曲曲弯弯地流淌过去，所絮叨的内容也是那些张家长、李家短的日常生活琐碎细节。虽然这日常生活琐碎细节构不成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但这种拉家常的叙述却吻合了人们对文学的某种期待。
王 绯 中国当代女作家中，和土地、农村有深层联系，同时又能站在城市现代文明的角度探究农村生活的人毕竟太少，而孙惠芬却是其中有创作实绩的一个。
周立民 情感的撞击首先来源于孙惠芬对乡村世界的鲜活感觉，她的感觉是伸入到泥土中的触须，非常细微的变化都逃不过她的追捕，这也是她的作品为什么有时候给人意象繁密甚至令人透不过气的感觉的原因，因为她捕捉到的东西太多了，她无法抑制自己对所获得的猎物的兴奋，所以一股脑儿地都倾泻到文字中来。她凭借的是感觉，而不是概念，这样作品如同泥土中的庄稼不但在不断地生长，而且不同的时令会有不同的样子。孙惠芬的小说不是以故事的构织见长，而是以人物内心的丰富变化而吸引人，在平静的水面下是汹涌的波澜。
付艳霞 孙惠芬所有的小说都流动着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有时候是开篇就有的，比如《春天的叙述》，有的时候是慢慢形成的，比如《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这种情绪有的时候会让整个小说的发展急转直下，比如《给我漱口盂儿》，有的时候又淡淡地贯穿始终，比如《蟹子的滋味》。但这种情绪都是因人物的存在而流动、而变化、而畅快袒露而欲言又止。于是，孙惠芬笔下出现了各种内心世界丰富的人物，他们在平淡的生活中坚持又妥协，在微妙的人际中亲近又隔膜。于是，每一次人物的情绪爆发都显得那么没有预兆又合情合理，每一个人物也显得那么让人无从判断。
陆 梅 比之有作家对宏阔场景的自如驾驭，孙惠芬显然更擅长对人性的微观雕刻。她让李平、潘桃（《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生出了难以言说的悲哀与惆怅，让鞠广大、郭长义（《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进行着殊死的心灵较量，让妈妈、奶奶（《给我漱口盂儿》）延续着永无休止的恩恩怨怨……这些琐碎的寻常图景，构不成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却是生活的常态，鲜活的、本质的。
让自由心灵穿越疆界孙惠芬去年夏天，我在我的老家护理母亲。她是1918年生人，今年已经98岁，她一辈子没有住过医院，没有得过重大疾病，身心却在岁月中不知不觉衰竭。她身心衰竭的最明显征兆，是某个早上醒来，不能直着腰板走路，不认识家人。她一辈子生了十个孩子，只活了四个，我是最小的一个，她却常常看着我，叫不出我的名字。更多的时候，她不愿意吃饭，不愿意说话，可偶尔的，又能正常的吃上两口，偶尔的，又能对着窗外慢条斯语和家人说上一通。母亲对着的窗外，是黄海北岸的一条国道，她能清楚看到窗外川流不息的车流，马路对面的羊汤馆、超市、猪肉庄以及在这里歇脚的人们。母亲对着窗外说话，主要是因为这些人们。在她眼中，这些人们不是我们看到的来小镇进行买卖交易的乡下过客，而是她早已去世的父亲、弟弟，是我已经去世了的父亲、姐姐。她常常眼睛看着来猪肉庄买肉的人，愁苦地对我说：“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他们在那停一会就走了，为什么不来领我走呵，我太苦了，我爹爹叫于天平，他怎么能把我扔在这就不管了？”说着说着就哭泣起来。很显然，母亲的记忆已经回到过去，她的思维已经被强大的过去占领。可是我这么说，大嫂坚决反对，大嫂说，母亲现在是半仙半人，她已经走在去往那个世界的路上，所以看到的都是那个世界的人。大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的妹妹是大仙儿（巫师），就住在大嫂隔壁，大嫂和大哥携母亲从乡下搬到小镇后，也帮她搬过来，大嫂传达的，是她妹妹对母亲这一生命现象的解释。我多年来告别乡村，自以为已经从愚昧落后的意识中脱身，可不知为什么，面对大嫂的说法，我由将信将疑到坚信不疑，因为当母亲说到“我这么苦他们为什么不把我接走”时，她哭得特别伤心。要知道，母亲已经好多年不曾哭过，尤其晚年，她的脸上从来都挂着慈祥的微笑，似乎除了知足，已经没有了别的感情，我的一个侄子前年心脏病猝死，告诉她后她平静泰然，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
相信母亲已经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陪护她的日子里，我便每天都和她一样朝窗外看，去想象那些穿梭在超市和猪肉庄的乡下人哪个是我的外祖父和我的舅舅，哪个是我的父亲和我的姐姐，外祖父、舅舅和父亲我都有记忆，六岁就离世的姐姐却未曾谋面，正是因为她的离去，母亲才又生了我。因而，凡是大高个的男人，我都觉得就是我父亲，凡是小矮个的老头，我都觉得就是我外祖父，凡是细瘦腰身的青年我都觉得是我的舅舅，凡是牵着大人手的胖女孩，我都觉得是我的姐姐――据母亲讲，姐姐胖胖的，漂亮又可爱。如此一来，我走近了一个魔幻世界，我看到母亲那些亲人们对母亲的冷漠，他们相互窃窃私语，却总也不理母亲，他们有的钻到超市屋子里很长时间也不出来，有的行色匆匆，进去就出来了，可是连头都不抬。尤其那些可爱的胖女孩，她们被父母从摩托车抱下来，在猪肉庄门口待不上几分钟，就又被抱上摩托车突突突载走了。于是，在体会了母亲痛苦的同时，我获得了另一个现实，那个现实也曾是墨西哥魔幻现实主义先驱――胡安·鲁尔福曾经获得的现实：一个死去的土霸王的儿子在回到故乡的日子里，听到已故母亲的话语，听到那些难入天堂的冤魂对他父亲巧取豪夺无恶不作的控诉。只不过，胡安·鲁尔福的现实，是他创造在小说里已经获得了不朽的现实，我的现实，是我在母亲的话语驱动下，刚刚亲历的现实。在这个夏天，在故乡母亲的床头，我望着窗外，从扬长而去的外祖父、舅舅和姐姐的冷漠身影中，真实地看到了母亲的亲人们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控诉。我的外祖父是中国的乡村地主，他虽没有无恶不作，可因为抢占别人的女人，气死了外祖母，最后被人活活打死；我的舅舅因参加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抗日战争，战死沙场，离家时只有十七岁；我的姐姐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却因吞了一个小小的鞋扣，在落后的乡村无法医治而活活送命。
今日文学所面对的生活，差异越来越小，通过作品的翻译和交流，疆域的隔阂越来越模糊，但这并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真正使文学发挥作用，让异域的人们共鸣的，绝不是全球化道路上日益融合和趋同的文化和传统，而是那个人类共同面对的异乡，它或许是童年生活过的场所，或许是终老时要去往的地方，但不管是什么，它都通向一个出口――自由。它根植在每个人的心中，却是人类生活的彼岸，是人类永远的梦想。只有它，无论我们的地域文化多么封闭，我们生活的习惯多么根深蒂固，都能被打通并穿越。通过它，我在我故乡的青堆子小镇，能够感受到墨西哥叫萨约拉村镇上那些受霸主压迫的人们的痛苦，感受到法国北部乡村小镇一对母女的忍耐和痛苦；通过它，我还能感受到卡夫卡《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一夜之后变成甲虫后的惊慌、焦虑和绝望，感受到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来信》里那个陌生女人在生命最后时刻饱蘸痴情写下的对一个作家深沉的爱与奉献。最最重要的是，通过它，我看到了一个个超越地域疆界的自由灵魂。
书写自由灵魂，对所处的时代和人的精神处境保持永远的敏感，是跨越地域疆界的唯一通道，然而这对当今任何一个作家都并非易事，它涉及写作者内心的疆界。对于今日写作，如何在打开心灵疆界，在接受那些变化了的事物时守住内心不变的东西非常重要。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场域，喧嚣的噪音和珍稀的声音往往存在于同一角落，各种欲望的干扰、诱惑驱之不去，体制、秩序和程序的限制无处不在，躲到世界一隅保持灵魂的清洁或许并不难，难的是既要参与到泥沙俱下的洪流中去，又能从泥沙俱下的洪流中超拔而出。这是一个自由的悖论，因为只有自觉地让自由的身心不那么自由，让心灵突破疆界经受时代辗压，文学的灵魂才会获得真正的解放，如果相反，就如同把车开到荒无人烟的原野，没有疆界的约束，没有碰撞，最终不但洞察力丧失，对人类苦难的敏感神经也将越来越麻木，从而再也看不到存在的真相。洞察社会，关注人类苦难，是抵达人心没有捷径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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