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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课|毕飞宇:《黄牛皮卡》的进程(人民文学 2020-09)

毕飞宇 人民文学 2020-09-11
《黄牛皮卡》的进程

毕飞宇

人民文学 2020年09期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驻校。十五号下午,张清华教授给我安排了一堂小说课,地点是国际写作中心的五楼小会议室。参与讨论的一共有十二位同学,他们事先都提交了一篇短篇小说。十二篇作品我都看了,都很成形。可以说,北京师范大学的创意写作教学已经抵达了很高的水准。因为小说课只有两个小时,我不可能逐一点评,就和同学们重点讨论了《黄牛皮卡》。之所以选择《黄牛皮卡》,我看中了其中的三个元素:一,它特别;二,它完整;三,它还有其他的可能。
在《黄牛皮卡》第一稿,有一个有趣的小说开头,它曾经描写过一个小男孩,他的脑袋上有一个秃癍。我们的讨论就是从这个小男孩开始的。等讨论完了,回过头来一看,我们吃惊地发现,这个小男孩和整个作品没有构成任何关系。换句话说,小男孩仅仅是卡车回到白云村的一个实物点缀。这个点缀是怎么来的呢?这也许就和写作者的写作动机有关了——作者渴望尽可能详细地交代白云村的生活环境,那当然是越具体越好。但是,作者更进了一步,甚至还饶有兴致地交代了秃癍的由来。这一来小说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第二叙事空间。第二空间不是问题,第三空间也许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在这个作品中,开头部分的第二空间和第一空间没有任何的关联。我把这样的部分叫作“想象的余数”。即使在非常成熟的作家那里,想象的余数也是经常出现的,没关系,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处理。到了第二稿,作者果断地放弃了那个小男孩,这是值得称赞的。实际上,这个小男孩的形象挺可爱,问题是,在小说开头那么狭小的空间里,开辟第二空间显得有点枝蔓。我不能说原先的开头一定就不好,但是,一个年轻的写作者学会忍痛割爱,懂得克制,这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
现在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如果这个作品的篇幅比较大,“想象的余数”恰巧遇上了作者特别饱满的状态,这个“余数”的篇幅可能就比较长,很可能有几千字,有时候甚至是几万字——怎么办呢?删还是不删?我想这样说,写作要有大格局,这个“大格局”许多初学者其实是不理解的,以为时间跨度长和空间场面大就是小说的大格局,这样理解就机械了。大格局不是别的,就是作品的“整体性”。无论是多么精彩的余数,一旦伤害了整体性,我们就一定不能手软。当然,反过来,在小说的发展过于急促、小说的形态显得拘泥和刻板的时候,如何去延宕,如何去迂回,那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很喜欢作者对吉妈毕摩这个人物的把握。说白了,这是作者熟悉的人物。如果我们对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就必须承认,吉妈毕摩这样的人物其实不新鲜。现在我就要说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创新。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某个人物或者某个题材被别人“写过了”,或者说,某种小说修辞被别人“用过了”,你再去写,那就是不“创新”。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判,是死心眼。我们写作的人要有这样一个信念:任何一个被别人写过的人物类型我们都可以写,任何一种被别人使用过的小说修辞我们都可以用。创新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可遏制的表达冲动——只要你想表达的东西来自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你就永远也不要担心你在重复别人,那是不可能的。你爱上了一个人,你最终说:“我爱你。”——这怎么能是重复别人呢?“我爱你”是千姿百态的、无限宽广的和因人而异的,可以说,它包含了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你把“我爱你”用你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这就是创造。文学的基本点和出发点是“我”,或者说,“我”和某种生活形态之间的渗透和对抗,这个关系只能是原生的、创造的、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这是文学作为一项精神活动得以恒久的基本保证。文学无所不在。所以,创新的重点在“我”,而不是书写的对象。不要说是虚构,就是非虚构,哪怕是新闻报道,你去采访过张三了,我还敢去采访,我还敢去写,你信不信?
吉妈毕摩是谁?——生活在世俗之中的神职人员。这样的人物我们在许多作品当中读到过。他的特征是双脚踩在大地,脑袋却悬在了云端。这个“一上”和“一下”共同构成了吉妈毕摩的基性,吉妈毕摩的“文学可能”其实就在这里。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以把黑塞的作品找来看看,《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写的就是这个。当然,那是一个长篇,大地和云端也是分开来写的,是两个不同的人物,纳尔齐斯是一端,歌尔德蒙则是另一端。《黄牛皮卡》是短篇,篇幅小,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把这个题缩小一下,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的双重性就压在了吉妈毕摩一个人的身上了。这样的人物其实是不好写的。难点在哪里?当然是“云端”,它牵扯到精神与灵魂,也许还涉及思辨,确实不好写。
而实际上,在我看来,事实正好相反。地上的东西格外难。这就牵涉到了小说的本质,小说和形而上有关,但是,小说的质地、小说的性质、小说的总体要求其实是形而下的。形而下才是小说的立足点。这个“形”就是形象,也就是人物,自然也包括世间万象。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童年长大的,都几千年了,而小说只不过几百年。在我看来,用小说这种方式去表达世界,是人类智慧的一大进步。即使算不上进步,起码也是一个巨大的拓展。小说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人类的认知。哲学的基本方式是从概念到概念,小说不是这样,它的方式是从人物到人物,也就是从“小说人物”到“小说读者”。这就给我们小说的写作者提出了一个要求,即使你要表达的是云端,你也必须站在大地上。事实上,《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已经给我们很好的示范,如果我们凝视一下《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结构,我们会高兴地发现,黑塞没有使用云端的纳尔齐斯做线索,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大地上的歌尔德蒙。
所以我认为,如何交代大地上的吉妈毕摩,才是《黄牛皮卡》的关键。事实上,作者正是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作为一个父亲,吉妈毕摩是苍白的。
在小说的第一稿,也就是讨论稿,原先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吉妈竹梦开着车,带着吉妈毕摩前往雪山。这当然是一个朝圣之旅。汽车行进到中途,拐了一个弯,离开了高速公路,进入了一个叫“阿卓”的小县城。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点,在阿卓,住着一个叫“陈江”的男子,他曾经是竹梦的恋人,两个人甚至还有过孩子。作者在写这个地方是这么处理的——汽车来到了高速公路的出路口,“碰巧”就拐了一个弯;——吉妈竹梦要去买水,“碰巧”就去了一家小卖部;——这个小卖部是谁的呢?“碰巧”就是陈江他们家的。这就儿戏了。仿佛上天自有安排。在这个地方,我们讨论热烈了。一位女同学提出了她的看法,她做了一个很有创意的假说,做了很周密的分析,一句话,这些“碰巧”都是成立的,作者是“这样想的”,同时还是“那样想的”。我同意这位同学的假设,她的假设可以自圆其说。但问题在这里——如果你要写一部三十万字的《黄牛皮卡》,你必须配备一本一百万字的《关于〈黄牛皮卡〉的阅读指南》,你要交代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所有心思。这可能吗?
这不可能。读者只认文本,不认别的。所以,对读者来说,作者是“怎么想的”毫无意义。读者只是阅读文本,作者所有的“想法”都必须也只能体现在文本上。这里没有借口。我一直强调,好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就因为你的天才的表达,文本出现了像海明威所说的那种情况——象征无所不在。“象征无所不在”是什么意思呢?直白一点说:作者没有想到的读者都替你想到了。这是伟大作品的奇异标志。反过来就不能成立:作者知道了,而读者不知道。一旦出现这个情况,答案只有一个,作者的能力没有达到,精准度不够。
我很高兴阅读现有的文本。在现有的文本中,作者是这样处理的:在高速公路上,吉妈毕摩对女儿说,他们应该去一趟“阿卓”。无所不知的吉妈毕摩知道,女儿的前男友陈江就住在阿卓。别忘了,在小说的前面,为了女儿未婚先孕这件事,吉妈毕摩作为一个父亲,他动过刀子,差一点就杀人了。现在,吉妈毕摩和吉妈竹梦就要和故乡说再见了,其实是永别。还是吉妈毕摩,还是这个父亲,由他提出来去一趟“阿卓”,这里就意义非凡了,它体现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宽恕,一个父亲对女儿的体谅,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热烈、深沉,十分地含蓄。就因为这个,吉妈毕摩的世俗身份得到了确立,是以父亲这个形象确立起来的。这一来这篇有可能在“云端”的小说一下子就来到了“大地”。在此我要祝贺《黄牛皮卡》的作者,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同时我要说,关于小说的“情节”,关于小说的“人物”,关于小说的“情绪”,关于小说的“进展”,关于小说的“意识形态”,它们从来就不孤立,小说的诸多要素其实是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它们是整体。这是小说的局部,更是小说的大局。
也许我还要说一说小说里面的一个次要人物,诺别沙依,也就是吉妈竹梦的母亲。事实上,这个人物的意义并不大,她的作用只是拓宽了小说的体积。当然,她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在《黄牛皮卡》中,涉及这个女人的其实只有两个点:一,放牛;二,识字。关于识字的部分,小说的第一稿里头甚至还写到了扶贫干部。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个呢?我估计作者还是考虑到了“现实性”。我对这个部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我的出发点是什么?是语言。或者说,小说的整体氛围,或者说,小说的风格构成。《黄牛皮卡》的风格是怎样的呢?是巫的,是斑斓的,偏向于神秘主义,偏向于神神道道,也许还偏向于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抗。总体上说,它偏于浪漫,不属于写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现实的问题是,《黄牛皮卡》如果涉及扶贫,那么,小说就必须再增加一个人物,也就是扶贫干部。扶贫干部的语言和动态如何与吉妈毕摩所构成的氛围相互交融,是个难题。在这里我有两点需要补充:一,作家的天赋;二,天赋的类型。作家的天赋我就不多说了,这个大家都懂。我重点要说的是不同作家的天赋类型。莫言可以让不能押韵的文化形态在小说的内部共存,丝毫没有违和感。莫言的天赋是一种类型,鲁迅的天赋则是另一种类型。我只能说,每个人都只能抓住“我”,也就是属于“我”的那个天赋类型。鲁迅的天赋类型是抓本质,稳、准、狠,他的天赋类型又瘦又硬,真的就是一把短刀,你也没见他干什么,刀子已经抵达了心脏。就靠这把短刀,鲁迅成了荒漠大地上的孤胆枭雄。莫言的天赋类型有点像“赋”,丰腴、饱满、膨胀、嚣张,棍子那样,呼呼的,看上去很过瘾。有些天赋可以共生,有些天赋却彼此抵触,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可以呈现如此动人的局面,什么鸟都有。《黄牛皮卡》的作者非常年轻,究竟是何种天赋类型呢?一篇小说是看不出来的,这就需要大量地写,需要一点一点地发掘。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一篇小说里,这个作者目前还不具备容纳多种天赋的能力——既然能力还达不到,怎么办?也好办,不要贪,先把能写的写好。在《黄牛皮卡》里,不要小看了这个扶贫干部,他是很难写的,作者做了尝试,显然,很不成功。
我很高兴《黄牛皮卡》的作者听从了大家的建议,在诺别沙依那里,作者做了极大的简化,它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小说语言的风格统一了。小说的内部显得很澄澈,虽说这篇小说的风格并不是澄澈。
事实上,我们所读到的《黄牛皮卡》已经是第三稿了。现在的问题是,我满意吗?这句话我想分开来说:一,我非常满意;二,我其实也有遗憾。
先说满意。这篇小说作者总共写过三稿,可以说,它的每一次修改都有质的变化。在写作的基本能力之外,我非常满意作者消化的能力和输出的能力,说到底,也就是进化的能力。对一个在校的研究生而言,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再说遗憾。实际上,这篇小说尚有空间,“云端”有空间,“地上”也有空间。这么说吧,这篇小说其实还有得写,作者并没有写干净,没写透。那么,我为什么没让作者继续修改下去呢?我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作者毕竟太年轻了,有些东西大学的课堂是不能解决的。作者已经做到了最好,再改下去作者会对写作产生恐惧。我不希望作者有恐惧,热爱比什么都重要。我想说的是,《黄牛皮卡》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大学生创意写作的上佳文献。
在我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时候,我不知道《黄牛皮卡》的作者是谁,我让工作人员把所有习作上的姓名都删除了,这样有助于讨论。现在我知道了,她叫焦典,是北师大文学院的三年级研究生。祝贺你焦典同学,《黄牛皮卡》是你的成果,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给予我的慷慨馈赠,我喜欢这个来之不易的礼物。感谢莫言。感谢张清华。
[责任编辑  梁  豪]

纸刊美编:郭雪艳
本期编校:
梁 豪
本期制作:郑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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