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项静：三友记（人民文学 2021-02）

 

项静：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著有评论集《肚腹中的旅行者》《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在结束的地方开始》，小说集《集散地》。

 

三 友 记

项静

人民文学 2021年02期

一

老家装了无线网之后，我固定在周一和周五下班后跟爸妈视频聊天。视频打开，坐沙发上吃零食刷微博，顺手也翻翻摆在那儿的杂志，一边听我爸妈两个人交替着到镜头跟前说话。我妈保持着稳健的画风，一次不落地问我晚饭吃什么、在哪里吃的、自己做的还是叫外卖。再继续她一般就找不到太多话题了，需要换我问问题，她来回答。没话说的时候，她擅长一边做饭一边给我展示食材。包饺子的时候她最兴奋，不厌其烦地拉近镜头，展示她的馅料和成品，跟美食主播一样。我爸的生活稍微宽阔一点儿，他喜欢交代自己的行程。他说村里早上开过搬迁的动员会，我说你怎么想的，他说我就随大流，别人走我们就走，反正不做带头的第一个。我妈呵呵笑，说你爸爸一辈子就这样。我爸接着说，昨天去老寨一带参观了全自动化的蔬菜大棚，一个造价三十万。我赶紧给他泼冷水，有那钱不如去县城买一套房子，以后去医院看个病什么的还方便。他说黑峪那边的旧村石屋农家乐开起来了，我说每个房子里都有好几代鬼魂，谁有胆住进去啊。我和我爸聊天总是背靠背，聊不到一条道上。我妈进入包饺子的程序，就开始聊亲戚家的动态，表弟表妹家的孩子年底出生，她一次要随两份份子钱，份子钱年年涨。表姐家的早餐店生意太忙，十岁的孩子送到寄宿学校，我妈唏嘘感叹，现在都是要钱不要孩子。我爸原来上班的扬水站改造成养鸭厂以后，小姨、姑姑在那里上班，最近封闭式管理，一个月才休一次班。她声音提高分贝接着说，跟你们读高中时一样，老了老了反而不自由了。

我爸移动了一下手机镜头说，不要扯这些闲话。上次你微信发的水滴筹，还记得吧？信运做了手术说是好转了，回家来还请了几桌客，没几天就走了，年纪跟我一般大。妈妈叹了一口气说，你爸总给你说这些没用的，生死有命哦。我心里酸了一下，我爸离开镜头去泡茶，视频里空荡荡的。我听到水哗啦哗啦流进茶杯里，他推开门清了清嗓子，方桌上骨碌骨碌擀面杖的声音也是闷闷的。妈妈拿起手机对着一笸箩整整齐齐的饺子说，你截图发微信晒晒，让亲戚们看看咱家今天吃三鲜馅饺子。过年这一段，亲戚们没办法走动，换成在朋友圈云聚，三五不时地晒自家人喝酒吃饭的视频和图片，一时间好像再没有别的生活，其实热闹背后生老病死一样没停歇过。

几个话题翻来覆去，每一次都会划拉到生病这个主题。我爸颈椎疼了会说过几天让信运给推拿一下，我寄回家的保健药品，他也会拿过去让信运鉴定指导一下。信运不懂英语，扫了扫二维码说是正规保税仓发货的，他才放心食用。前年我爸胃炎严重，不得已去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回来后他忙不迭把拍的片子、开的药方拿给信运看。医院开的药吃完了他自作主张让信运开药，他觉得这种慢性病不是大毛病，信运完全可以处理，不必再去大医院复查。

中秋节，我们正聊搬迁的事儿，因为新造的房子有电梯，家里人都坚持要换电梯房。他突然唉声叹气说，信运真命背，估计住不上新房了，肺上长了坏东西，还差一年就退休了。爸爸妈妈一般不主动提这些事情，这几年爷爷奶奶那一辈大部分人都走了，父母一辈也陆续离开，说起来都是伤感。无意中说到一些人的名字，他们才会淡然地说起那些不可更改的生老病死，每逢此时都是相对无言，匆匆收了线。他们好久没有提到信运了。春上，我爸外出淋了雨，回来感冒发烧，他说孙伟下药比较轻，十来天了还没好利索。聊天中第一次出现一位年轻医生的名字，我心里明白信运的情况一定不好。

上次见信运是二〇一三年夏天，我考完编制回家时。太阳像后羿时代一样能量翻了九倍，傅村最勤快的石青夫妇都歇在家不出门干活了。我爸说两个人平常就像老黄牛一样，天不明就出工，热的时候头上盖着湿毛巾，修整土地、拔草、施肥、浇水、给棉花打杈子、给蔬菜搭架子，心里眼里全是活儿，晚上才披星戴月地回来，好像地里有金子，村人都说他们又傻又痴。人只要迈出房门就被热气团团围住，知了的叫声困倦无力，唯一的盼望就是黑夜来临时的凉意。实际上一天的酷晒之后，凉意也打了折，但好歹躲开了火球太阳。

比燥热更难逃开的是我妈，家里出来进去多一个人，好像彼此都不适应。她把我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起床后她叫我到门口候着流动摊贩买油条、烧饼，还提着小钢精锅去买豆浆，差我去小店里买扎啤、西瓜、蔬菜、油炸花生米，去邻居家借酵母、新碾的小米、水桶、手电。这些都不算什么，我最不想做的差事是去买肉。那个距离走路过去有点儿远，骑自行车也需要七八分钟。最主要的是，从我们住的这条街穿过去至少会遇到一两个邻居；路过淀粉厂，上下班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认识，非上班时间做保安的舅爷爷一个人在门口晃来晃去；然后还必须经过垂柳依依的池塘，那里的树荫下是村民的健身娱乐广场，蹲坐着六奶奶、小四川婶婶、看孩子的启程老婆等一群人。常年不在家，遇到谁，都少不了要停下来絮说一番。

信运听到说话声，从广场旁那排瓦房里撩开门帘走出来，他拄着双拐，招手叫我过去。这排房子原来是一排商店，卖手机、农药、种子，后来都倒闭关门空置了，现在是临时诊所。他指了指路背面的院子说，原来的房子到处漏水，趁天晴正在维修呢，进来坐会儿。诊所里总共三个医生，都是熟识的，一一打招呼。房间比原来那间局促，座位摆放跟原来一样，信运和振国的办公桌对在一起以夹板隔开，振国的迎着门；方元的桌子隔一条过道靠窗，窗台上两盆海棠，隔着翠绿色的防蝇纱窗门可以看到路上稀疏的车辆和行人。

信运问我，不年不节的怎么有空回来？我说休假回来看看爸妈。他说你倒是孝顺，回来了没见着你人影，在家待着干吗？我说在家看看闲书。他们会问看书能来钱吗？我说书里又没有印钞机，哪里来钱。又问，你一个月能拿多少工资？毛估估，也就一万块，开销大，刚能温饱。他说，听你爸说你考编制了，有把握吗？我说没什么把握。他呵呵一笑说，你这么说，估计八九不离十，你说话稳，不把话说满，跟看病一个道理。

读小学那几年，是身体素质最差的时候，逢着换季变天，都要到卫生室打针拿药。他们那时候还在自己家开卫生室，分布在我家的三个方向，信运在东方，振国在北方，方元在南方。不同方位的病人就近选医生，也会按照自己情况各取所需，三个医生三种风格，方元性子温暾擅长小儿科；信运下药比较重，急症一般找他，看得准，恢复得快；振国稳重，家里老一辈儿是中医，擅长慢性病和调理，颈椎病、胃炎、老病都找他瞧治。九十年代以后，本地人口越来越少，家庭卫生室合并起来，赤脚医生被集合在一起，按照基层医院的方式运营。他们每天签到上班，也随叫随到出诊。高中寄宿一个月回家一次，公交车终点在诊所门口，信运每次都招呼我进去坐一会儿，“大学生来跟我们聊聊外边的新鲜事儿。”我说，不要这么叫我，考不上大学人家会笑话我。他们三个人都相信我早晚能考上，一年不行再复习一年呗，时间又不值多少钱。没病人的时候，信运和振国一个喝茶，一个翻报纸，方元经常对着大马路发呆，有时候拿起花洒起身莳弄两盆海棠花。信运坐久了也会费力地站起来到门口打望一会儿，跟来往的路人打几句哈哈，抽一支烟。短袖T恤衫变成长袖衬衫，由夹克外套而棉袍皮衣，身体夏季消瘦一些，秋季一过又有点儿臃肿。院子里的夹竹桃开花、凋谢，变成直愣愣的枝丫，茶杯里的绿茶变成红茶，除了几声的哈欠，好像一切都是静的，光景日复一日。

二

诊所里没有重病号，注射室里躺的最严重的病人，也不过是头疼脑热的毛病。诊所里都是相熟的人，躺着输液不妨碍扯闲篇，看个病五分钟，可能聊十分钟才走。看完病不着急回家，到输液室里闲坐一会儿，方元一般会出面“驱赶”：“不舒服还不回家躺着，都是感冒发烧的，别被传染了。”病人更愿意跟医生聊，夏天养生吃什么、冬天保暖喝什么，年纪大了多吃豆制品、少食红肉、少盐少糖。嘴里说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来还是这些话题。不在说什么，在乎说，抚慰人心变成了村医的一项义务。医生们闲生怪，每个人都爱耍嘴皮子，这是诊所里闹的部分。

方元是诊所的门面，利索齐整，长了一张干净的瓜子脸，跟小朋友打交道多，脑子里备着些稀奇古怪的招数儿，逗弄怕打针的孩子。去他家打针，他先是喝住，别动，看我的手。白皙修长的手指在空中上下翻飞，左右摇晃，比画一阵，问这是什么字？我随口说那是一个天空的空。他轻叹一口气说，你的学问还是没长进，我只要伸出手一比画，我儿子马上就猜出那是什么字。他从来没公布过答案，我也没有一次答对过，盯着他问答案，他让你回去仔细想。他还喜欢聊成绩，这次考试数学得了多少分？八十八分。他说我儿子得了九十分，昨天回家被我打了一顿，不得一百分他不配做我的儿子。方元儿子很聪明，但傅村人都怀疑他吹牛，你说多少就多少咯，谁还真去查他儿子考几分啊。有一次我得了满分，方元愣了一会儿神说，我儿子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得了一等奖，一般数学考试题目他早就超越了。被比得一败涂地，我在方元家大哭。就像沿途令人绝望的登山运动，好不容易爬上去，天黑了，前面还有数十座更高的山峰。被比得大哭又成了一个把柄，接下去又被他念叨好几年。你还记得吧？上次你比不过我儿子，当着那么多人面大哭，哈哈哈哈。那笑声毁了他的面孔都浑然不觉，振国和信运也跟着笑，只不过笑得厚道一点儿。成年之后，问他以前在空中比画的到底是什么字，他说乱写的，哪有什么答案，哄小孩子的。

方元家在傅村最平坦的一条胡同中，但他家宅院高门高阶，进去之后有分门别院的几家人。原本都是他家的老宅，后来分散给本家的另外几户人家，各家另立门楼围起小院墙，样式材料相差无几，进去像个迷宫。小商小贩一般都不愿意进去，在大院门口吆喝。大院有足够十亩地的场面，夜里敲打大院门，房间里基本听不到。很多次，晚上大院的敲门声响起，犬吠连成一片，方元却没有出来应诊，只得去找振国。傅村人说他资产阶级习气，不喜欢人家半夜打扰他。白天方元听诊、开药、包药、打针，动作娴熟轻巧，一气呵成，跟城里医院的医生相比也不差什么，傅村人又原谅了他晚上不出诊。

方元家的高宅大院像个传奇，他妈妈更是一个传奇，方元是传奇的儿子。我爸爸那一辈都称呼方元妈妈科婶，我们叫她科奶奶。科奶奶是西乡地区大地主的女儿，嫁给傅村地主科爷爷，科奶奶娘家爹是当地大汉奸，有没有作恶傅村人也讲不清楚，但的确威武了一阵，腰里驳壳枪不离身。日本投降后，傅村人举报他在山林里藏匿武器，这事到底有没有，无人证实。“文革”期间，群众威逼着科爷爷交出藏匿的枪支弹药，他交不出只好上吊自杀，科奶奶也疯癫了。科奶奶平时干净体面，衣帽服饰常人一样，她看书看报纸，说话头头是道，懂法律，连火车上的乘警都被她蒙骗过。她只要心里不平就去北京，背着轻便的青色包裹，去告迫害她老公的村长，也去告对她不够恭敬的儿子，一分钱不花几次来回北京。她是傅村去北京次数最多的女人。

我六岁的时候，感冒发高烧引起肺炎，姑姑带着我去方元家打红霉素。方家的院子，有飞檐斗拱，像古代社会，从院门到房间小心翼翼地走了好久。房门两边是两个小藕池，砌着两砖高的围墙，荷花开得正艳，七八条耀眼的红鲤鱼，在荷茎间东游西逛。姑姑拉着我走进堂屋，有两条装饰用的红绳子横贯堂屋，绳子上满满的都是毛主席像章，各个年代各种版本，大小不一。门砰的一声关上，绳条缓缓晃动，像章发出丁丁零零的碰击声，像黑暗中的音乐。房间暗暗的，八仙桌旁坐着的科奶奶悠然地抽着烟袋。闹毛病了呀？她用烟袋指指方元的房间，姑姑嗯嗯啊啊打个招呼。方元出来带我进房间打针，红霉素并不是红色的，他拿纽扣大的砂轮沿安瓿瓶颈周围点划一圈，轻轻一掰，玻璃瓶盖脱落，啪的一声掉在备好的医用垃圾桶里。接着把药吸入注射器，在尖细的吱吱声中推出空气泡沫，折磨着耳膜，酒精棉凉丝丝的让人清醒，细小的针管扎进我的皮肤里，心脏一紧刚要大号一声，已经结束了。姑姑让我到堂屋静候观察半个小时，她在方元的房间聊天。砰的一声带上门，只听到嘀嘀咕咕的声音，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傅村人都知道，姑姑想嫁给方元，医生能种地还能挣现钱，但我奶奶不同意，好好的姑娘怎么能嫁给疯子的儿子。科奶奶大部分时间是正常的，但发起病来，跳脚骂人，谁都拦不住。暗影重重的堂屋只有我和科奶奶，她取下两枚像章给我摸一摸，一枚茶壶盖大小，蓝底金色人像；一枚纽扣大小，红底金色人像。“你看到了哪里有这种像章，记得送给我，我要集齐所有的像章。”

她倒一杯开水，放进一枚牛奶糖，拿一支调羹在碗里搅来搅去。我内心像被刀扎了一下，一颗高甜的糖，被这个疯子给浪费掉了，姑姑不出来，只能硬着头皮喝完那碗寡淡的糖水。科奶奶戴有吊坠的银耳环，头发梳成一个圆髻盘在后脑勺上，发网饰有暗红色花骨朵，头发油亮纹丝不乱，清瘦的脸庞上星星点点的斑点，像烟头烧的疮疤。她幽幽地说，你以后长大了也做医生，不论谁当权，吃五谷杂粮就会生病，治病就需要医生。

方元支走了母亲几个月，骗过媒人和上门相看的姑娘，才娶了一个外乡女人。方元说，空间距离远的男女结婚，后代会更优秀。果然，他儿子考上哈尔滨医科大学，他高兴了好一阵子，走路都唱，唱的是京剧《沙家浜》，傅村人都说听着就有精气神儿，适合他。二〇一六年，方元六十岁，办了退休手续去带孙子，全家搬到一千多公里外的城市。他在微信上发带娃的照片、跳操的视频，当然也发养生保健知识。方元太忙了，一直没回来过。傅村人都说，多少因为他老子和娘的事儿，方元跟傅村隔着心，但他看病没马虎过，十足有义气。

三

振国跟方元、信运相比人很闷，有人叫他“圣人蛋”，圣人跟普通人有距离，而蛋是农家男孩常用的贱名，把他从圣人的位置上拉下来。他几乎不笑，也很少聊家常，除了看病的问询，他说得最多的话是“好的”“行”“就这样”这种肯定性的话。如果心里是否定的，他掉头就走，或者低着脑袋不接茬。除了夏天，他习惯穿休闲西装，里面穿白色衬衫、白色T恤，冬天是灰色鸡心领毛衣。傅村人都说，振国是讲究人，内外有别，只要出门必有一套装扮。他不吸烟也不喝酒，骑雅马哈劲豹150，从街上穿越而过，咚咚呜呜，有一种跳跃的动感。振国宽脸庞，下巴上布满新鲜的藏青色胡楂，有人看了娱乐新闻，出来讲，振国长得像山口百惠的丈夫三浦友和，但他孤身一人，家里没有山口百惠。

九十年代的赤脚医生算高收入群体，医药费贵，进医院难，感冒一次打吊瓶输液动辄几十块，全是自费。傅村附近有一所高中，秋冬季节流行感冒，学生成群结队地来吊盐水，振国家特别有人情味，置办了十几张病床，供人坐着躺着。还找了女邻居给需要的人做一点儿简单的饭菜，一时比医院都受欢迎。他跟方元、信运相比，更把医务作为事业，客厅就是医务室，里间才是他的卧室、饭厅。他在傅村或者本地已没亲戚朋友，唯一的姐姐随军跟姐夫去了新疆石河子，全家落户那里，来家里找他的都是病人。

振国家在胡同底部。大部分人家盖房子都选马路边的新宅基，振国在这一点上极为保守，他家的房子深深地藏在胡同里。院子维持着旧装配，院墙与邻居家一种样式，夹墙并用，院子中央一座石砌的水瓮，水瓮上搭一花棚，四时鲜花不断。他只翻盖了旧房子，建成六间宽敞的套房。西厢房窗前种着一株高大的夹竹桃，如果在夏季，夜晚的灯光下，艳丽的红色特别出挑，夜来香气扑鼻。地上刚洒了水，泛起燠热的气息，红色胶皮水管平躺着，噗噗地冒着细小的水柱，湿漉漉的清新和神秘。

振国有二亩地，原来看病不耽误种地，先种小麦再套植玉米，一年两季。麦收的时候找邻居帮忙，一次性收割停当，一整年都去磨坊磨面粉自己吃。傅村人都不买精粉面，他们说精粉面吃了长脚气，他们深爱没精加工的面，做出的面条和饺子皮是白中带灰的健康色，特别筋道。种植玉米从前是为了养猪，需要一颗颗掰下来，用脱粒机脱掉玉米粒，碾成玉米糁做猪食。后来大型养猪场驻扎进本地区，个人不再养猪，玉米只能直接卖给粮食贩子。粮食价格多年来上涨有限，振国越来越觉得种玉米是一个累赘，索性转给邻居耕种，一年到头收五百斤面粉了事。振国不缺钱，长相也排场，但他一直单身。有人说婚恋跟庄稼一样，一茬过去了，就换下一茬，过期了就没有配对权。二十多岁的时候，他短暂结过婚，老婆生子的时候不幸去世。他大为哀恸，好多年不允许他人提再婚，慢慢的此事就淡下来了，单身变成常态，好像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众人为他多少惋惜，他并不在意，窝在舒适的小窝里，治病开药打针，根本不管外边的世界，傅村人看不懂他。

振国四十五岁的时候才再婚，与他结婚的女人是一个矿工的遗孀。八十年代中后期，一批傅村人出门寻路子、找生机，有人跟着亲戚朋友去山西挖煤。有挖到狗头金发财的传闻，有戴着两只手表的青年衣锦还乡，更有骇人的矿难传闻，运回来的尸体就埋在桃山墓地里，说起来都是悲壮带泪的历史。九十年代末期，去挖煤的人越来越少，女人的丈夫是个工头，原本计划攒够本钱，回家转行做生意。女人独自在家带两个女孩，消息传来，家轰然倒塌了。

女人得了一笔赔偿金，病病歪歪半年有余，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她经常到振国那里看病，谁都知道她是心病，谁都开导她日子还要继续呀。振国开一点儿药，也开导她几句。二十多年过去了，振国基本忘记妻子去世时的痛了，这个女人又让他回忆起来。女人落泪，振国也落泪。振国说，你还有孩子，孩子就是他，你看我什么也没有，也熬过来了。女人说，带着两个孩子更难。振国说，你下次带孩子过来，不要单独放在家里。女人下次来，就带着两个花朵一样的女孩。孩子忘性大，不会被痛苦囚住太久，她们起先还拘谨，后来就东看看西摸摸，振国安静的家里有了一些欢笑声。

傅村人听到笑声多了，有人牵线搭桥，两个人也算熟识了，合计了半天决定结婚。振国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堂屋恢复成客厅的样子，两个孩子奔来奔去，爸爸爸爸叫个不停；老婆占据了灶间，烹炒煎炸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诊间挪到东厢房，振国稳坐那里。傅村人说，振国比亲爸爸还像个爸爸，太宠孩子，也宠老婆，有求必应，想要什么，他就骑着雅马哈劲豹穿梭在城里与乡间，去给老婆买生日蛋糕，给两个女孩买衣服，在诊间反身过来给一个女孩绑头发。傅村人发现，振国原来是一个会生活的人。

诊所合并，振国是最不情愿的，中间他撤回过一段时间，傅村人都说他是不情愿离开家。到联合诊所等于朝九晚五上班，还要去补考医生执照。形势如此，个人有什么办法？合作医疗需要报销费用，个体诊所不允许他继续做了，也做不下去。诊所合并之后，个人收入少了，振国拿回原来的田地，加上老婆孩子的土地，和其他村民一样，种果树、种粮食贴补家用。振国才发现，他需要从头学起，早上上班之前，先去地里忙碌一阵，妻子不让喷灭草剂，他窝着腰一垄一垄拔草；中午休息的时间，要去谷子地里赶鸟；傍晚天气凉爽，月色皎洁，他和妻子摘白花花的棉花朵。那一段时间他是最忙碌的。振国说，四十五岁他才知道什么是家累。傅村人都替振国算账，老婆带了一笔钱，振国也有积蓄，但如果两个孩子都上大学，还是有不小的压力。

两个女儿都读高中，是振国的压力。除了在诊所上班，他已经跟一个普通村民没有两样，还加了一些副业——头上戴着大矿灯跟着附近下班的工人去山里捉蛐蛐、蝎子，换班时去做临时工到林地里收核桃，去蔬菜基地帮人装菜、搬运化肥。那天，是女人四十五岁生日。他在蔬菜买卖中心忙了一天，傍晚从城里回来，摩托车滑坡了，没有人说得清什么原因，他孤零零地躺在回家的路上。有人说，他是去给老婆买一枚金戒指的，女人跟他说过几次了，她觉得别人都有，她也应该有。女人哭得昏倒几次，她只说一句话，是自己害了振国，他原来生活那么清闲。傅村人劝她，振国已经享受过人生了，这辈子什么都体验过了。医不自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女人说，都是我的命。

振国去世后，保险公司上门理赔，得了一笔钱，女人又一次哭倒。傅村人得到一个常识，命运无常，振国不愧是医生，对自己身体大概早有预感，想得周全，买了意外险，赔付了一笔钱。听说那个月，很多人悄悄去买了保险。他们都知道，人没了就没了，留下点儿钱给活着的人，也是好的。

四

信运的腿脚有问题，有多种传说。我妈经常警告我不要光脚到河里去，她说你看看信运的脚，他就是小时候天天浸在水里，冰了脚筋然后瘸了。有人说，信运是天生残疾，他爷爷奶奶霸占那么多土地作威作福，作孽报应在孩子身上，这是相信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也有人反驳，信运爹妈人很厚道呀，谁说得清楚。也有从科学的角度讲的，说信运是小儿麻痹症患者，早先医疗不发达，没有预防医学，打了预防针就不会生这种毛病。这是打预防针的时候，用来说服怕疼不肯去的孩子的。日子长了，众人会忘记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喜欢按照情势编排故事。

信运走路吃力，挪动的时候眼睛会硬凸出来，眼白多眼黑少，看人的时候，一副凶相，加上他又是拿着针管扎屁股、开药水的人，小孩子怕信运成了傅村的常识。信运在傅村跟麻虎一样的地位，可以对付夜哭的孩子。奶奶会说，再哭麻虎回来吃小孩，奶奶还会说，再哭就把你送信运家去。信运有时候帮着大人劝小孩子，说再哭的话晚上我会去家里看你。小孩子眼圈里噙着热泪，令它无声落下，胸腔里堆起无数委屈，一抽一抽地往上返，也会抑制住哭声。

赤脚医生选拔的时候，傅村人没想到信运会报名，腿脚不方便，怎么到处行医呢？但他读书不错，理解能力强，也能坐得住学习研究，当医生需要这些品性。信运的父亲到处拜托村干部，也有傅村人去帮忙说项的，这个条件的男孩子，总要给他个糊口的营生，以后父母去世了，他靠哪个？到时候谁也不能看着不管不问，给他这个机会，就是给他一个依靠，也是给咱们自己减轻负担。信运顺当地被推荐去做赤脚医生，父亲每周送他到卫生院去学习，平时住在镇上的亲戚家，

跟一群想当赤脚医生的年轻人在一起，学习按摩、针灸、注射，信运顺利地通过了赤脚医生的培训。培训的医生多次以他为例，讲解如何舒缓肌肉疼痛、残疾人如何借力发力，最重要的是一个年轻人如何身残志坚，心里有追求。

出门培训锻炼了信运的自理能力，也增加了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信心。信运在大街上拄着双拐，一只脚轻触地面，另一只脚搭在拐上，靠着触地的惯性，熟练地抻扯着往前走。他拿药的时候，甩开拐杖，蹲下左右摇晃着挪过去，熟练地剐蹭着药柜绕来绕去，像一只灵活的海豹在水中游动。

近几年，他买了一辆残疾人助动车，像长了一双翅膀，他开着车在四里八乡到处转。有一段时间，出诊的电话打进来，总是他出去了。小时候第一次做手术，信运躺在床上，看着对面墙上的中国地图发呆，后来他撕下那张地图来回翻阅，他记下了这张地图上的一切，每一个省份的省会城市、下面的地级市和更小的城市，他知道很多陌生地方的山川地貌。父亲给他买了一本地图书，他了解了更多远方的知识、风土人情和动物植物。信运幻想着腿好了以后，能踏足到每一个地方，后来他拄上双拐，做了村医，知道自己不可能实现那些愿望，没有办法像方元那样到远方去，他只属于这个村庄、这一间房子，他是傅村人一起举荐去做医生的，他属于他们。他丢了那本地图书，但山脉河流城市已经烙在脑海里了。

一九八〇年起，傅村的年轻人开始出门寻出路，有人去东北，有人去山西，也有人到县城去读书、去周边的工厂当工人，他们都是腿脚健康的年轻人。信运送走过一起长大的弟弟妹妹们。出去之后，人们都变了，衣服花哨起来，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经常骂骂咧咧地说，嗐，我们这个鬼地方。傅村通了公路之后，他艰难地乘坐过几次公交车，每次都麻烦司机和售票员上下帮扶他。他每去一次就想再也不出门了，下一次还是忍不住想出去。他出去也就是在县城、镇上的商场里走走逛逛，在大街上溜达溜达，那里根本不需要他。

诊所合并后，振国开摩托车载他出诊过几次，去的地方都不远，每一个地方都在视野之内，踏足以后，跟傅村几乎没有区别，亲戚连着亲戚，聊几句都是熟人，不过他觉得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他想起小时候父亲驾着马车带他到医院去，来来回回，路过的溪水和山川，他躺在车里，白云和山尖从头顶闪过，麻雀呼扇着翅膀呼啦啦飞入麦田，漫长颠簸的道路让他昏昏欲睡，却又舍不得闭眼。柏油马路修进村里的每一条支路，堂弟给他买一辆老年乐，教了一中午就学会了。此后，卫生院开会的时候，他主动要求去，方元、振国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开始总有一人陪他去参加，几次下来发现他对周遭熟悉不亚于别人。信运买了本市的地图，乡村公路的每一条岔路他都记住了，每去一个新地方，他都画上一个红三角旗，贴得跟作战地图一样。

二〇〇三年，信运花了三千块钱买了一台组装的台式电脑，除了吸烟，他几乎没什么额外花销，这是一笔让人咂舌的支出。傅村人说，你又没什么业务，买这么贵的玩意儿干吗？他说，电脑就是人的脚，从这里到外国几秒钟就能连通。上门安装电脑的小伙子，给他下载了游戏、QQ，宽带上网还赠送许多电影电视剧。信运除了看病，就是看电脑，看得头昏脑涨也不放下，电费比从前多了一倍。信运妈大为不满，说这个机器好是好，就是费电费眼睛。信运在网上认识了很多朋友，他艰难地学会了拼音打字，从“一指禅”到盲打，足足用了半年。之后他就开始找人聊天，每天键盘打字嗒嗒嗒嗒，聊个没完。聊什么呢，聊正在看的电影电视剧，聊足球，接下来是小时候的故事、诊所的故事，有时候也说家里的烦心事。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感觉就像倾泻一样，一股脑把自己交出去了。一个人对着几十个人聊天，有的比较专注，有的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时间久了，有许多头像再也没有亮起来，他们不再上线，或者隐身了。只有一个做钢材生意的小老板“南方的春菜”和工厂女工“孤独守望”经常跟他打招呼聊两句。“春菜”因为生意不好，有的是时间，他最近在考驾照，发很多路上的图片给信运。信运在网上的名字是“北方的信使”，他们是因为名字对仗而互加好友的。“孤独守望”什么信息都没有，他已经回想不起来最初是怎么找到她的，像是大海中浮上来的一片海草。她总是跟他聊工厂里的事情，她每天都做运动服上的拉链，做一条一毛钱，每天做两千条，睡觉的时候感觉满眼都是白色黑色的拉链。

早上出门之前，信运打开电脑看看有没有人留言，无关紧要的事情变得越来越牵扯情绪。“孤独守望”上线的声音像啄木鸟，咚咚咚咚，她说我想去看看你，如果你的地址是真实的话，我们离得并不远，三百公里。信运心里一阵热浪，他抓起拐杖就出门了。老狗皮皮一路摇着尾巴围着他打转，他抬起拐杖打了它的屁股，皮皮叫了一声朝诊所跑去。路中央那株百年槐树又到了落叶时节，刺藤时不时落下来，傅村人挂了一面尼龙网在树冠下面，鸡羊零星的粪便黏在马路上，车子来来回回从上面碾过去，只剩下干瘪的斑点。他抬头看了看诊所晒成黄灰色的石头外墙，满眼的厌弃。一天下来，除了两位拿感冒药的，几乎没有病人，信运蔫蔫地看《水煮三国》，闲的时候会抄写一两页。

傍晚下班，方元、振国回家了，他扫了一眼自己的办公桌，写满钢笔字的处方笺上滴着茶渍，隔板上贴着几张便利贴。有个病人，高血压禁食大荤大油，但又有贫血需要补充营养，感冒发烧的时候，各种用药禁忌让信运格外头疼，人真是一具到处互相矛盾的肉体。信运磨磨蹭蹭地回到家，陪着母亲看了一集电视剧，昏昏沉沉地在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接到电话需要开电动车出诊。第三天，他想起应该回复“孤独守望”一句，说什么呢？他想不出要不要她来，也不知道她是谁，来这里看什么。信运从此对聊天不再上心，晚上回家上网打打扑克、下下象棋，这些都是父亲活着的时候教他的；玩烦了又下载了空当接龙玩，这个更新鲜，需要全副心思去解开那些排列组合；再后来玩植物大战僵尸，每一个都可爱爆表，捶捶僵尸心情特别放松；喜欢上和平精英以后，信运狠心换了一台电脑，他觉得旧电脑装备跟不上战斗的速度。他戴着耳机一边晃鼠标一边叽里呱啦说话，老母亲关上门看电视，两个人互相不打扰。

那天，振国提前下班去送孩子到镇上补课，方元收拾药箱出诊，诊所只剩下信运和我。听说你会写文章，我有好多故事素材，哪天拿给你看看。他说。你自己写的吗？我问。信运说，是，取名叫《三友记》。我说，这是模仿《老友记》取的吧？信运说，不是，咱们古人不是老爱说岁寒三友嘛，我借用一下。这些东西写了好些年，就是我们三个人的故事，写了些看病的事儿，还有我们闹矛盾的事儿。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嗐，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文章存在家里的电脑上，你哪天走，走之前去家里看看？我说还没定下来，就这一两天。改天有空去我家里一趟，我把文章拷给你看看。他又说。

我没来得及去拿优盘就接到面试通知，那个通知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可以拿到户口和房补，甚至还能有一个安稳的未来。我爸也激动地说，不容有差，快回去准备准备。

面试之后，自我感觉不错，按照招考比例和其他人的面试情况看，几乎板上钉钉。晚上我跟一帮朋友去唱歌庆祝，好几个人都喝大了，半夜才回家，手机响了几次，也懒得管它。早上十点爬起来，才发现QQ、微信上都是信运的抱怨。听你爸说，你直接回上海了，我都给你打印好了，你也不来拿，肯定是看不上我的素材。我回了一个电话，说信运哥，实在对不起，没有看不上的意思，走得太急了，你发到我邮箱，直接线上发过来也是一样的。他支支吾吾，说我再整理一下。过了半个月，他微信上说自己的侄子到上海机场工作，让我帮忙照顾一下。我说没问题，让他有空来找我吃饭。我问他，那个《三友记》什么时候发给我？他说你还记着呢，我再修改一下，写得太啰唆了。

后来就没有下文了，他不再提这件事，我也不方便问。他的世界大部分都在那间三个人的诊所里，不知道他选取了生命中的哪些故事和片段。现实中人们看上去的样子和记忆中的总是不一样。愿没开封的故事与他们同在，同生同死。

[责任编辑  刘  汀]

纸刊美编：郭雪艳
本期编校：梁　豪
本期制作：郑书君　　　　　樊金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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