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昭
REMEMBER在《人民文学》《收获》《诗刊》《作家》《美文》《天津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百余万字，出版有散文集《一册清凉》。曾获冰心散文奖、四川文学奖、金芙蓉文学奖、首届剑门关文学奖等。
陪母亲聊天，聊一些过往的旧事，一下聊到了幺爷。我小时候常和幺爷玩。印象最深的，是那次跟幺爷去寻猪，两天一夜，幺爷和我，一老一小、一前一后，走了那么多的路，见了那么多的事。自离了西方子，到成都过活，几乎忘记了幺爷。无意的话题，让我想起了他，想起了幺爷带我走过的那山、那河，那荒凉的一望无际的川中丘陵。那时，太阳照下来，照不到树，也照不到草。丘陵山包，荒旱、干涩，起起伏伏，一个连着一个，不仅没了树，没了草，连地皮也一寸一寸被人用锄头刮下。刮地皮，在西方子叫：刮土皮子。北方人说话带儿话音，盐亭人尾音带“子”字。菜叶，说成菜叶子；鞋带，说是鞋带子。那时我还小，握不动锄头刮地皮，但田坎边、山坡上，总能听见锄头刮地皮噌噌噌的声音。印象最深的，就是和幺爷寻猪那天。那年我八岁或是九岁。夜里，我家的猪被人偷了。早晨，睡眼惺忪，揉着眼睛，一只脚还未跨出门槛，幺爷就叫我说，走，二娃，跟我寻猪去。我们出了西方子，经过后山的花溪沟时，一面山坡上，几十个人正在那里刮地皮。光光的坡面，草根从土里冒出来，嫩嫩地望着天，锋利的锄将嫩草连着地皮一起刮掉。这面山坡朝东，是阳面，人，一字排开，从上坡往下刮。太阳直射山坡，直射在人的背上。当锄头抬起，在空中瞬间停顿，锄的切面锃亮，满山锄头迎着太阳，把天上一个太阳，变幻成无数锄头上的太阳。那些年，丘陵人刮土皮子，至今想起，都让人联想到另外一件事——刮鱼鳞。杀鱼前，要用刀先刮鱼鳞，将整条鱼身上的鳞片刮下。鱼，躲闪着刀刃挣扎。而土地，无论是一垄田坎，还是一面山坡，只要人去了，锄头去了，总是默默地任由锄头噌噌噌地刮。一根草刮掉了，一棵小树苗刮断了，蚯蚓成了两截，弯弯曲曲地在锄下扭动。这就是丘陵山地的秋季，庄稼收完了，草也砍光了，再没有其他东西可收割。锄头像一把刀，一下一下刮开大地的皮。那时的丘陵，山荒、人穷、地更瘦。稻田也好，麦地也好，春夏秋冬，轮番耕种。后来，长大成人，才懂得，大地也是有生命的。如猪场的老母猪，瘦了、累了，就生不下小猪仔了。田野的土壤，也有变薄、变瘦的时候，也有养分被吸干的时候。可土地上的人要过冬，要活命，要播种来年的春季作物，于是就盯上了耕地之外的荒芜草坡。地皮就这样被刮下。刮下的地皮，在太阳下晒一晒,收拢，洒到耕地里去，给瘦了的土壤增肥、增厚、增松软。地皮年年刮，山坡斑斑驳驳，露出了新土，露出了石头，一块一块的，像大地受伤后结下的疤痕。有次，我问幺爷，刮土皮子干什么？幺爷看着我，像是要哭，没哭出，像是要笑，没笑出，他哼了一声，摇摇头，没说话，抬头望着天。幺爷年轻时当过兵，驻扎遂宁，属刘湘的一支部队。日本人打来的时候，他扛着枪，穿上草鞋就奔赴前线。为这，后来的特殊年代，他受到审查，说他当过伪政府的兵。后来，罚他去后山养猪。有一段时间，他总讲当兵的一些事。他还说，有个战友，是成都平原兵，那里一马平川、一望无际，没有山，没有坡坡坎坎。幺爷讲的时候，很是羡慕成都，羡慕平原，羡慕一马平川。哪一年，忘了，总之是一个夏天，天上落了好多的雨，雨水从丘陵山坡哗哗往山下淌，往河沟里淌，带着泥土，带着沙石。光秃秃的荒坡被雨水淌得皱巴巴的，像是一张老人的哭脸。那些天，新闻都在报道那场大雨。人们都拥到电视机前，看水从山坡到沟里，又从沟里到河里，最后都汇集到了长江。长江装不下浩浩荡荡的大水，大水变成了洪水，洪水变成了洪灾，漫向两岸，淹了好多的房子、田地。洪灾惊动了国家，政府对多年不遇的浩浩荡荡的洪灾说了不少话，其中有四个字改变了丘陵的命运，叫“退耕还林”。这下，西方子不准砍树了，草也不准割了，没人再举着锄头乱挖，土皮子也没人再刮。不到三十年，丘陵就变脸了，过去，坟头似的一个连着一个的黄土山丘，如今，变成了青山绿水，延绵起伏，像大地上铺就的厚厚绿毯。若不信，长江中下游那些当年被洪灾淹过的人们，可来西方子看看。川中丘陵窝着四川约七十个县，住着四川三分之二的父老乡亲。不论是出成都北门，往德阳、中江、盐亭，还是出成都东门往资阳、安岳、自贡，沟沟壑壑，山上山下，房前屋后，无处不是山也青来水也绿。西方子，说是城里人洗肺的大氧吧也好，说是乡下人的金山银山也好，现在都无愧于“退耕还林”。可惜，当年哭不出也笑不出的幺爷是享不到这绿了，吸不上这氧了。幺爷已走了多年，就埋在他带我寻猪走的那条山道旁。当年，他就站在那条穷苦的山道上等我，他还和山坡上刮土皮子的人说着话，说带我向盐亭的方向去寻找。猪，对丘陵人来说，就如水上人家的乌篷船。船，渡人过河，猪，渡人过荒苦日子。那时，有人说话的地方，就有猪叫的声音。有炊烟升起的山头，就弥漫着猪的味道。有些村子，猪比人多。养猪，才能养人。女人的针线，男人的叶子烟，还有柴米油盐、儿女的读书费，全仰仗着小猪变成大猪，大猪变成肥猪，肥猪变成手里攥紧的钱。幺爷成了猪倌，养了几十头猪。幺爷养猪，只是养，猪却不是他的，他是替村里养。村里的猪场在后山一块台地上。那里有一片庄稼地，红薯、玉米、小麦，追着季节种。猪场修在那里，就是一座小型农家肥厂，方便给庄稼施肥。幺爷就住在猪场里。幺爷是我爷爷辈的老三，我叫他幺爷，大家都叫他幺爷，就像他没名字一样。我问母亲幺爷的名字，母亲说，好像叫李长会。能说出幺爷名字的，估计只有母亲了。幺爷一个人，没人嫁给他，他就把我、二莽和地上跑的那些猪，当成一家人。小时候听村里人说，幺爷的身体被枪打坏了，听不懂啥意思，成人后才明白，幺爷在战场负了伤，伤在男人的“根本”处。幺爷带着一生不能娶老婆的残身，回到了西方子。村里的文寡妇，后山有块自留地，文寡妇在地里时，幺爷和猪们的说话声，就响亮了起来；有时，他还会哼着调调、背着手，愉快地一会儿走上山坡，一会儿走进猪场。西方子最大的烟囱，立在山坡上，长年冒着白烟。幺爷煮猪食，喂了猪，幺爷还要喂我。村里吃不到的好东西，幺爷那里都有，不仅有烤红薯、烤玉米，还有烤蚂蚱、烤笋壳虫。幺爷的猪场，好玩的很多。有一天，我躺在猪场外的草堆旁，幺爷在不远处宰猪草。我望着天，天上的云，一会儿变狗，一会儿变马，我就那样望着。突然，我的脸被啥碰了一下，湿漉漉的，一看，是只小黑猪。它鼻头湿湿的，眼睛圆亮，全身黑得没一根杂毛，油光锃亮。它看我时，我一下就喜欢上了它。伸手去摸，它甩着小尾巴，跑开了，四个蹄子一跳一跳，地上留下蹄印，着实好看。再遇上它，就喜欢逗，它也顺着由我逗，玩伴似的。后来卖这窝小猪时，幺爷把它留给了我家，说，这只小猪体格好，长得快。那时，父亲去世早，母亲一人养我们六个孩子，欠了村里不少口粮钱。母亲指望把这只猪养大，年底能还上村里欠账。可村主任已将这头猪，列入了年底出栏的计划。所谓“出栏”，就是各县各村、各家各户每年养多少头肥猪，是有任务的，肥猪的数量，就是出栏的数量。猪“出栏”，不能随意宰杀，要交到公社，由公社统一宰杀。宰杀的猪，一半猪肉要上交国家，有时是全部猪肉要上交国家。交了猪肉，得一张盖红章的凭条，拿着这条，到公社粮店换一些大米或红苕干。能换多少？估计现在已没人能说出个准确的数了，能说清的，已成了上辈人，大多作了古。养猪，也算是为国家做了贡献。幺爷养了大半辈子的猪，为国家做了大半辈子的贡献。后来，我就离开了那里，去了幺爷想去而一生都没能去的成都。那天，我站在敞篷卡车上，一坡又一坡，一梁又一梁，满眼空旷，遍地黄尘，一路颠簸，走出了荒瘠的丘陵。天生握锄的手，却混了个写文章的差事。有篇文章涉及四川人养猪，其中，有一句话和一组数字，把我怔住了。那句话是：“川猪安天下。”以前只知道川人能吃苦，川军能打仗，哪知道，安天下也有川猪功劳。一组数字是：全国每八头猪就有四川一头，全世界每二十头猪，就有一头是川猪。像盐亭、三台、射洪这样的丘陵县，一年为国家“出栏”的猪可达百万头。小时候喜欢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尤其喜欢看排兵布阵的场面，记得诸葛亮出兵北伐，每次大约是几万人，六次北伐才二十万人左右。川猪“出栏”，一百多万头，仅一个县，只一年。祖辈生活的丘陵，有那么多个县，这数字加起来，是多么惊人。如果沿诸葛亮大军的兵道，让这么多川猪列队出剑门，是多么浩大、多么壮观。剑门以外的人，知道川菜好吃、川酒好喝、川妹子贤惠，可知“川猪安天下”否？可知如此阵势的“川猪”，出自幺爷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出自黄土浅丘的村户人家否？写到此，敲打键盘的手开始发颤，心里连连唤着幺爷。国家有危难时，幺爷扛枪保卫国家，国家建设时，幺爷养猪贡献国家。那时，幺爷常常坐在山头上，一个人看这看那，究竟看些啥，或许幺爷自己也说不清。有一次，顺着幺爷看的方向望出去，那是村前的一道山梁，山梁上有棵树，村里人出远门，常在那树下歇息。文寡妇离开的时候，过的就是这道山梁。文寡妇带着她最小的那个儿子，说是改嫁去了新疆。那天，太阳落了山，幺爷还坐在坡坎上，呆呆地望着山梁。我说，等长大了，我来陪幺爷养猪。幺爷说，没出息。一颗圆圆的泪珠，从幺爷的眼眶里流出来，停在胡须上，再滚落到地上。地上的土，干瘦得起了一层灰，泪珠随即浸入了灰似的荒土里。幺爷是村里见过世面的人。母亲说，那次寻猪，是幺爷有意带我出去见世面、长见识。噌噌噌刮地皮的声音，在我和幺爷身后越来越远。幺爷低着头，眼睛盯着路，路上坑坑洼洼，幺爷在坑洼中，寻找猪走过后留下的蹄印。村里的瓦房，一家挨着一家，之前，是在家门口望山梁，现在，站在梁上往下看，西方子就那么小小的躲在竹林里。以前觉得西方子好大，后院到前院，这家串那家，从李家院子跑到陈家院子，跑不完。正琢磨，哪一片瓦房下是我家的屋子，哪一片瓦房下是二莽家的屋子，没琢磨出结果，就被幺爷的声音打断。幺爷和树下歇息的人打招呼。那人说话的声音好像听见过，一看，吓人，我躲到幺爷身后，抓着幺爷的衣角，不敢看——那是骟猪匠。树下人多，不止骟猪匠一个。幺爷打着招呼往前走，没有停下来歇息的意思。幺爷说，我二哥家的猪被偷了。幺爷的二哥，就是我爷爷。那人说，哦，是李善人家。李善人，不是爷爷的本名，人们都这样称他。爷爷是个挑夫，饥荒年代，挑着担子走山道，肚子饿得发慌，他啃干馍也要舍钱买黄鳝、泥鳅、团鱼放生。爷爷尽管已走了多年，丘陵山道上的人还常谈起爷爷的这些善事。“偷猪，世道变恶了，逮着了，一刀骟了他。”话音刚落，笑声起来了。一个“骟”字，却让我一惊。骟猪匠干完活儿，正和树下歇息的人说话。我躲在幺爷身后，牵着他的衣，小心移动脚步，过了那棵树，放开幺爷就往前跑，一口气跑上了山梁的最高处。登高望远，丘陵延绵起伏，如一片无主的荒坟，在大地上排开。一条大河，自远山而来，在县城绕了一个弯，这条河叫梓江河。它源于龙门山东南麓的江油市，穿过宝成铁路，经梓潼、三台、盐亭在射洪双溪镇，也就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家门口汇入涪江，是涪江最大的一条支流。河床在这里变宽，随地面的延展和升高，两岸形成了宽阔的河坝，这就是有名的麻央坝子。现在，盐亭人把麻央坝子进行改造开发，建成了盐亭最大的工业园区。当年，幺爷站在山梁上，用手一指，指过麻央坝子，指向河对岸，说，那是盐亭县城。山路，蜿蜒至河坝。有墙，红色。红墙内，机声隆隆。墙中开一铁门，挂：盐亭嫘祖丝绸厂。“嫘”字不认识，更不知道“嫘祖”是轩辕黄帝的元妃，发明栽桑养蚕，被誉为“先蚕圣母”。那时，光秃秃的丘陵，只有桑树还长在地里。而作为嫘祖故里的盐亭一带，数千年来，子民们都延续了栽桑养蚕的传统，以蚕桑兴家。幺爷说，大河的上游还有两河丝绸厂、江油丝绸厂，大河的下游还有射洪丝绸厂、遂宁丝绸厂。他说，蚕变成茧后，都卖到这些厂子里，经过煮茧抽丝，再缫丝织绸，织成的一捆捆丝绸，最后都运到更远的大地方去了。幺爷说“更远的大地方”时，两眼望着远方，好像不是丝绸而是自己去了那些“更远的大地方”。红墙间的门打开了。一群人从门里走出来，全是女工，白衬衣、蓝裙子，年龄比中学生大不了多少。她们说着脆生生的话，伴着嘻嘻的笑声。仙女的故事听大人讲过，没见过，我想，仙女该像她们一样吧。只是，仙女是一个两个，最多七个，没人一下见过这么多仙女。空气中有一股味道，淡淡地被河风送过来。那味道，是从未闻过的，像是她们头发飘的味道、手指舞动的味道、白牙笑得发亮的味道、裙摆触及嫩藕般奔跑的小腿的味道，是香的味道，是甜的味道，总之，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见我吸着鼻子闻，幺爷说，闻啥？丝绸妹子的味道，长大够你闻。这时，一艘渡船正在河中向岸边靠过来。有人向船跑过去。一个、两个、三个……像一群出笼的白鸽，从我和幺爷身边飘过去，飘向大河边。大河，水缓缓地流，浮着各种水草。河，西方子也有，在村口，我们常在那里养猪放牛，跳下河去逮鱼捉虾，大喊大叫，溅起一河的水花。不多时，河里的人，就成了泥人，河里的水就捣成了泥浆水。站在这里，才知西方子的河只是一条沟、一条溪流。这才是河，众多的水，组成一支庞大的力量，稳稳地、一往无前地走在河床上，无可阻挡，昼夜不停。还有声音，那是大河特有的声音。不像溪沟，遇上一棵树、一块石头，就碰得哗哗大哭，满世界稀里哗啦。大河的声音，是无声，是静寂中从河床深处传来的一股沉沉的隆隆响动。我像一粒种子，被幺爷带到了县城，而我的心，又被那些大汽车的声响带向了远方。现在想来，要是没有幺爷带我“见世面”“长见识”，也许现在的我，仍在哪个山头上，像幺爷一样喂猪或是种地，累了，随便坐在哪道坡坎，望着天，看这看那。我们是从北街入的城。北街有一家叫“新月”的清真饭馆，幺爷在店里买了一个馍。那店的馍好吃，至今还在卖。县城改造了好多次，可“新月”馆子还在原来的位置。每次回盐亭，或是出差路过盐亭，必到这家清真馆，馍，自然是少不了的。离店时，还得带一份馍上路，吃不吃事小，摸着馍，又像摸着了幺爷的手，又像摸着了我第一次跟幺爷进县城的往事。那天，我和幺爷出北街，又到了南街的汽车站。汽车站人多，背包的、挑担的，护老的、牵幼的，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说着各种乡话。我和幺爷坐在街边，啃着馍，看进站的车，看赶路的人。汽车一会儿进一辆，一会儿出一辆。那时的汽车，拉货的，多是绿色，叫大货车，尖的车头上凸着“解放”两字。载人的叫大客车，客车进了站，女售票员在车门口用喇叭喊：“仪陇到成都，盐亭的快上车。”这车是从仪陇发出的，路过盐亭。许多人拥过去，大喊大叫往车上挤。仪陇，是听说过的。课本上有篇写母亲的文章，作者是个大元帅，叫朱德，仪陇人。还有一个烧炭的战士牺牲了，伟大领袖给他写了篇文章，叫《为人民服务》，上了课本，几亿人民都能背，这战士叫张思德，也是仪陇人。那时我就想，仪陇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像延安的宝塔山、北京的天安门，使人向往。而且，仪陇与盐亭是邻县，窝在川中，像大地上蹲着的两个穷兄弟。车站这些人，身上沾满丘地尘灰，上车不排队，拥挤在一起，说不定也会冒出一个人物来。就像再贫的土，下面的种子也会发芽，再荒的坡，草根也会探出头来望着天空。轰隆隆一声，车子发动了，四个轮子慢慢动起来。车塞得满满的，没了空位，人还往上挤。一个背着红花铺盖卷的人，向车子招着手跑过来，一把抓住车窗，往车里钻；车上的人，拉手扯衣服，往里拽。没等那人落进车里，一拐弯，大客车就出了站，上成都去了。成都在哪里，不知道，一定比仪陇远。仪陇只隔着沟坎、隔着山包，成都却隔着丘陵到平原的距离。那时，一首童谣，“胖娃胖嘟嘟，骑马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胖娃骑白马……”已能熟唱，但从未想过成都在哪里，成都有些啥，成都与我们这些唱童谣的孩子有啥关系。是这些大货车、大客车，是拼命往车上挤的人流，是翻车窗也要上成都去的“花铺盖卷”，一下把童谣里的成都拉到了我的眼前。离了汽车站，到东街。圆拱的城门，石头砌的，青黑色。一些小草，顽固地挤出石缝晒太阳，站在墙的高处，晃来晃去，比人都自在、招展。跟在幺爷身后出了城门，又沿大河的一岸，向上游走去。在上游的一个渡口过了河，快到两河场时，上了坡，从另外一条荒道，朝着西方子的方向，往回家的路上走了。出来一天了，脚累了，眼睛也累了。我落在幺爷身后，迈不开腿脚，来时的劲一下没了。我拉着他手，或是牵他的衣角，不舍半步。一眨眼的工夫，幺爷的背影在前面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天渐渐暗下来，刚才还是明晃晃的四周，这会儿开始不那么明晃了。幺爷在前面催我，说不早了。我有时也走快，有时也走慢。走慢的时候，幺爷总会在路口等我。走马岭，有人说走过诸葛亮的兵车，又有人说，张献忠入丘陵，走的就是这条路。总之，这是条要道。不论是射洪县永兴、复河那边的人，还是盐亭县巨龙、双河的人，北去江油、广元到汉中，或是西往中江、金堂上成都，走的都是这条已荒废了的官道。这时，身后响起了脚步声，是那种急促的、有节奏的脚步声。我回头，是一个男人挑着担子大步赶来。我大喊一声幺爷，就往前跑。挑担人赶上来，我们已在走马岭路旁歇息。路旁一块大石头，光光滑滑，这里是路人常歇息的地方。那人挑的是一对箩筐。一个女人蹲在一只箩筐里，另一只箩筐里装的是石头。他和幺爷打招呼，说些家长里短、庄稼收成。原来箩筐里的女人，被“结扎”了。“结扎”一词，现在很少人说，也很少人知道是啥意思。挑担人说，箩筐里是他的女人。昨天，他挑着粮食到县城交公粮，下午往回走，村里的人告诉他，说他的女人在外面躲“结扎”，在三台县过渡船时被抓回盐亭了。女人从医院出来，虚脱，走不动路，男人把她抱到箩筐里，另一只箩筐放上石头，挑起扁担就上了这条荒道。见了陌生人，我有些胆小，就紧靠着幺爷。挑担的是杨家沟人，离西方子隔一面坡。走这样的荒丘野岭，有了同行的路人，心里都增加了几分安稳。淡淡的四野，夜幕由浅变浓。幺爷见我脚走肿了，脚底起了泡，而且有一处已破了皮，不好再走。幺爷的眼睛就盯上了另一只箩筐，就是装石头的那只。不等幺爷开口，挑担人将石头拿出来，叫我进他的箩筐。我不进，幺爷就来扶我，说天黑下来了，路途还远，得紧赶路。我蹲在一只箩筐里，就这样被人挑着。女人在另一只箩筐里，长长的黑发，从她脖子垂到箩筐边沿，见我看她，她也看我。抬头望挑担的男人，没见上脸。丘陵人挑担，讲究挑活物，比如人，不喜欢挑硬冷的东西，比如石头。男人肩上的扁担，中间宽厚，两头细薄，箩筐的绳子，系在微微向上翘的两头。男人走路结实，扁担两头上下跳动，麻绳在扁担和箩筐间拉伸、摩擦时发出叽咕叽咕的响声。同样的重量，挑着活物，有弹性、有节奏，感觉就比挑石头轻便了不少。夜幕渐渐罩住了丘陵。荒旷的远处，传来了歌声，是首儿歌。歌声让我一下想到了学校。我们学校也该下晚自习了，可没向老师请假，出来寻猪，跟幺爷走了这么远的路。歌声后，荒野又静下来了，只剩下脚步声、绳子的摩擦声，还有扁担上下跳动时的震颤声。……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10期）
[责任编辑 刘 汀]
编校：梁 豪
制作：郑书君 樊金旭
审校：徐则臣
核发：施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