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丽
REMEMBER祖籍河北，现居新疆乌鲁木齐，就职于新疆美术馆。在《十月》《天涯》《作品》《青年作家》《长江文艺》《广州文艺》《西部》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出版有小说集《三色玛洛什》《银色月光》，曾获二〇二〇年西部文学奖小说奖。
初中时，我有过一个叫罗金昔的朋友，虽然我们在初二和初三交往了一年就匆匆分手，但在后来的日子里，比起同时期其他小伙伴，我却更加想念她。二十岁时，我上了大学，在校园徜徉时，想着她是不是真的在流浪，像她自己说的做个流浪歌手，四处漂泊，或像一条不愿意被束缚的河，潜入地下，偷偷奔去了大海？三十岁时，我已经为人妻为人母，却不知她是否也嫁了，有没有孩子，好像平淡的家庭生活不太适合她。如今真的人到中年，她是否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份平静的生活？有没有一个男人真的爱着她？我猜想过她后来的模样，原本就是一张娃娃脸，紧致的肌肤、精干的短发，用筷子头烫弯的刘海贴在额头鬓角，说不上漂亮，却充满灵气。如果不是化妆技法高超，仔细看甚至有几分丑，浅褐色的皮肤随着年龄增长应该加重了颜色，鼻翼两侧的雀斑明显增多，丰满的嘴唇变得松垮。好在单眼皮女孩不容易显老，眼线被她勾勒得像向上翘起，淡紫色的眼影更加魅惑，那道善于表达的目光灵活得像一道正在越过黑石头的溪水。偶尔，走在异乡的街道上，路过陌生角落里低矮的小店，玻璃窗上满是涂鸦和心愿纸，这会让我想起她可能经营着一间这样的酒吧或咖啡馆，巴西风格或地中海情调的，三两个客人倚窗而坐，她在吧台后听怀旧歌曲，给自己煮一壶滚烫的咖啡。她也有可能成名成星，毕竟她有一副好嗓子，甜美而充满磁性，喉咙深处的颤抖如同恋人悸动不已的心房。当年她举手投足就像舞台上的明星，会站标准的丁字步，会翘臀挺胸，还能闭紧嘴巴发出怪异的笑声，眼神有些不羁，意味深深，又空茫无物。我对她未来的猜想忧伤又浪漫、酸涩又困惑，她时时闯入我的内心，成为一个抺不去的青春符号，不断地唤起对往日的回忆。我甚至会在那些漫不经心、想入非非的勾勒中，将她的形象不断丰富和培育，让她在我的生命中，一直与我同行。一九八六年四月中旬，外面的世界已是春意阑珊，三道岭煤矿的春天刚刚开始，山洼阳面的雪才化完。姥姥颠着小脚从柴房找出一把锄头，在石头上打磨它，她准备在院里整理出一小片菜地，种上心爱的小葱和香菜，撒上一把莴苣种子。父亲说：“今年不用辛苦了，我们这几日就搬家了。”父亲接到了去县企业局当局长的通知。事情并不突然，母亲也从矿区卫生所调去县医院工作。几天后一个雾气蒙蒙的清晨，山谷里一如既往地飘荡着硝铵炸药的清香和没有燃尽的焦煤的味道，我们出发前往百里之外的县城。父亲和母亲坐在前面的吉普里，姥姥坚持和我、弟弟、一只猫、三只鸡挤在盛满破旧家具和大大小小包裹的卡车车厢里。车子歪斜地从盘山路上一点点上升，再一点点下到山的另一侧，山洼里耸立的水塔和井架、洒满煤屑的道路、伸到矿道深处的铁轨，连同那些一身黑衣、只有眸子和牙齿闪来闪去的矿工，都消失在铅灰的雾色中。站在路口给我们送行的刘叔、挺着大肚子的敏姨、小燕、阿玲，变成了几个舞动双手的影子。我最后看了一眼山顶上的学校，一小块平整的操场、几间简陋的房屋，离上课时间还早，影影绰绰有人在打扫操场。早春寒冷的空气打在脸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离别的伤感，心情像一件湿沉冰冷的衣物。路途漫长，中午我们在路边店用过餐，继续挤在行李间，困乏的身体摇晃着，一直到傍晚，车子才穿过河流驰入县城。“快看！”弟弟拉开一侧的篷布，突然欢呼起来—— 一条河流，夕阳下镶着金边的云霞和河水交融在一起，水波慢慢地流向遥远的天际，两岸是郁郁葱葱的草地和树林，白墙红瓦的房舍错落有致，几座工厂高大的烟囱飘着烟雾。说真的，县城并没有太多吸引我的地方。虽说它在历史上蛮有名气，史书上说这里曾是西辽的故城，后成为元朝成吉思汗三太子的封地和战场，金戈铁马、隐隐嘶吼早已难觅踪迹，只记录在史书中的城墙箭垛也成了县城郊外几处形状模糊类似坟冢的土堆。城区和三道岭相比，多了宽阔平整的马路，有一个可以开全县大会的万人广场，机关单位、学校、医院分散在大小“十字”附近，被方方正正的围墙分隔开，十字街上有电影院和录像厅，街边桌球台旁聚集着“喇叭裤”和“大背头”，几家挂着彩色灯泡的餐厅、舞厅，橱窗里布置花哨的服装店，透出几分夸张的热闹和繁华。让我稍稍有些诧异的，是这里的春天只剩了尾巴，从围墙里探出头的果树，繁花凋谢，结出手指大的果实，仿佛一段时光被无端地裁剪了一截。很快，我和弟弟成了县中学的插班生，弟弟在初一，我在初二三班。学校有上千人，一个年级几百人，一个班上四五十人，而矿上整个学校满共不过三四十人。插班生是一个集体的“闯入者”，有一段时间我被同学冷落着、隔阂着，备感孤独。每到下课，班上的女孩汇集成不同的小集体，议论电视连续剧，交换明星照片，学唱流行歌曲，议论温莎公爵夫人的三百零一件珠宝……似乎是因为有了外来者，她们聚在一起的气氛格外热烈和欢畅，大声地学唱《让世界充满爱》，也悄悄传播让人惊掉下巴的“小道消息”，比如学校里的打架事件、恋爱事件，还有某些人的长相或穿着。个别不爱扎堆的，则忙着赶写头天的作业。我猜她们一定议论过我，我穿着母亲老气横秋的旧衣服，宽大的灯芯绒列宁装，袖子挽了好几遭，还有那条土黄色的华达呢裤子，膝盖处鼓个包，搞得两条腿像残废一样站不直，完全是个一脸固执的乡下小土妞。偶尔她们会用夸张的声音试探，此时我还不想举出“求和”的橄榄枝，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我有着说不清楚的愤懑和忧伤，就像一条突然被人从河里捞进鱼缸的鱼，只好紧闭双唇，沉默着，久久地凝视着窗外。那节课是班主任的课，他差不多晩来了十分钟，课堂骚动得像等待交易的牛羊市场。男孩们兴奋地叫嚷着，女孩们交换明星卡，作业本从头顶飞过，我还叫不上名字的班长，油脂分泌过剩的脸涨得像一只成熟的苹果，绷紧的衣服下面正在发育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她正挥舞教鞭维持秩序……与之相比，上课后的操场像被飓风清扫一空，遭人遗弃的单双杠、巨大的秋千都傻呆呆地静立。一切都和三道岭不同，似乎只有天上云是相似的。我忍不住想起矿区南面的山里。这阵子，沿着山坳盛开的野苹果花汇成了雪海，胖胖的蜜蜂藏在花蕊里，搓着沾满花粉的双腿，草丛中跳跃的蚱蜢裂开鞘翅，露出夏天的红衣薄衫，七星瓢虫正翻越边界，从叶子正面爬向反面，娇嫩坚韧的新草顶开了旧草，那些伸向远方的小路很快会被植物淹没……一片粉色云霞缓缓地移入我的眼帘。马老师带着一个女孩穿过操场，向教室走来。班主任马老师，此时像是公主跟前的老马夫，有些佝偻的身躯上是一件洗得缩水掉色的旧西装、和我一样膝盖上鼓包的裤子，而且不合时宜地戴了一顶黄色军帽。他让女孩等在教室门口，自己走上讲台，把课本放下，一只手撑在桌子上，一只手习惯性地搓动粉笔，瘦削的肩膀拱起干巴巴的脖子，架在鼻梁上的厚镜片放大了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他目光平静又有些失望地注视着大家，一直到教室恢复了安静，才略微沙哑地介绍道：“这是我们班的第二名插班生，名叫罗金昔。”罗金昔站在教室门口，早已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她端着上身立成一个标准的丁字步（这种了不起的站姿她后来也教给了我），颇像一名演员在众目聚焦的舞台上，略带卷曲的短发，一张聪明的面孔。我猜同学们和我一样，都在仔细打量她。那件浅粉或是浅紫罗兰色的上衣，只有在裁缝铺的样品杂志和时髦画册上才能见到，柔软轻盈，两条长飘带在领口处绾成一个蓬松的蝴蝶结，浅灰色的裤子是那种无论如何都不会打褶的布料，裤管毫厘不差地包裹在腿上，刀切般的裤缝垂落在脚面，黑色高跟皮鞋一尘不染。安静的课堂突然躁动起来。“瞧，她化了妆！”“哇，还染了指甲！”“高跟鞋！”“她的上衣好奇怪，裤子那么紧、那么薄，哎哟，冷不冷呀？”她显然听见了这些议论，礼节式的笑容里露出一丝轻蔑，脸上完全没有这个年龄该有的羞涩和窘迫。她那副表情让我想起某部电视剧中站在审判席上准备抗辩的被告。她好像惹恼了谁，同学的声音里有羡慕，更多的是不满，连班上最漂亮的女生也变了脸色。“安静！先坐在后面。”老师敲完桌子，又指指后面。不知什么时候，最后一排加了一张桌子，几乎要顶在墙上。“以后再想办法调整。还有，我说，学生要有学生模样！明天记得带书包过来。”县城的史志上介绍，秦代，县境及附近一带属于塞人和呼揭等部的游牧地……后来辽国贵族耶律大石率部来此建都，历史上又称之方城……城郭就建在河的南岸，史书上还描绘当时河床两岸芦苇丛生、鸟类聚居，水大波深，春季河水汪洋一派，人们在两岸放牧，在河里捕鱼……后来在县城的小博物馆里，我看到过一只出土的柳条编织的鱼篓，还有一只只能载乘一人的独木舟。我们住进了企业局的家属院，这里算是县城比较中心的地段，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盖楼房的住宅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当时人们向往的生活。我们搬入新家不久，邻居就上门告状。弟弟打碎了一楼的玻璃，在二楼门前放了一只死耗子，原因是一楼的小孩叫他“乡巴佬”，二楼的女人说在楼房里养鸡不卫生，还说老远就能闻到弟弟身上有股鸡屎味。弟弟和我一样，处在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中，被看见和看不见的人与物排斥着、隔阂着。面对这一切，弟弟并不是第一个抗争者。我家的“花儿”，一只跟了我们五六年的狸花猫，姥姥叫它“没良心的”，到家第一天，竖着尾巴在新屋子嗅了一圈就夺路而逃了。姥姥把她在阳台上喂养的三只鸡杀了一起炖，烫鸡毛的臭味和炖肉的香气飘得满楼道都是。她换了件压箱底的新衣服，端着刚出锅的鸡肉，像个外交家似的安抚了告状的左邻右舍。餐桌上，姥姥有些忧虑地看着我和弟弟吐成小山似的鸡骨头，她嘬着红肿发炎的牙床唠叨着：“这是水土不服，虽说人挪活，树挪死，都是伤元气的事。吃吧，吃吧，过一阵儿都会好起来。”在姥姥的眼里，世上的难心事都是靠吃饱饭解决的。除了姥姥，周围的一切都迅速地变化着。最明显是我的父亲，他原本干瘦枯黄的面容迅速润泽舒展起来，从一个干瘪的土豆变成了刚出锅的白馒头。毕竟和没日没夜地检查各种机械坑道相比，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开会的日子惬意多了。还有母亲，她新烫了头发，扎着一条带了金线的白纱巾，脚上是新买的棕色半跟皮鞋，整个人年轻了、摩登了。弟弟像个正在拔节的笋头，耸着快速发育变形的身架子，头发刺猬毛一样立着，脸上的青春痘一粒粒如同被鸟儿啄破的小浆果，冒着愤怒有毒的黄色液体。我也在变化。如果在三道岭，我会和小燕、阿玲分享这些秘密和苦恼。小燕是我们仨里第一个来“大姨妈”的，我们没有生物课，我从家里偷出了一本厚厚的没有封面的《乡村医生实用手册》，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矿坑里仔细地研究手册。说起那个编号“09”的矿坑，它成了我们仨分享秘密的处所，虽然仔细清扫过，用画片和野花装点过，但阴暗潮湿之中还是会蹦出几只大蛤蟆。在那里我们不仅搞明白了女人要来月经，乳房要发育，还按着手册的指导知道了生孩子的操作过程。在我眼里，女人的身体简直不可思议，只能是神造出来的。离开三道岭大约一个月后，我就接到了小燕、阿玲的来信。我拆开折成一只纸鹤状的信纸，皱皱巴巴的信纸上密密匝匝诉说了对我的思念，反复叮嘱我要经常回矿上看看，要及时回信。随信还寄来了一张照片。我差点忘了那是我们分手前，骑了好几个钟头的自行车到镇上照的合影，三个傻里傻气的女孩手挽手的侧身照显得亲密无间，相片右上角写着“友谊长存”。我很快写了回信，用鄙夷的口吻谈了新的学校生活和那些自以为是的新同学，描述了一进城区就有些神秘的河流、吵闹混乱的十字街头、让人一点都提不起兴趣的电影院、狭小的楼房和势利眼的邻居们，也写下了对矿区生活和昔日伙伴的思念。信的末尾我说，我家“花儿”跑丢了，如果它回到了三道岭，请务必务必收留它，如果它偷吃谁家的小鸡，可以在它前爪二趾和三趾上绑线绳，这是我姥姥治它的大绝招。然后我把信折成一只远行帆船样式，装进信封里寄走了。四月中旬，全国开始实行夏令时。收音机里号召人们早起早睡，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用电。姥姥小心翼翼地将家里的铁壳闹钟拨转了一圈，她按新时间起床，提醒我们上班和上课的时间都提前了。这个周五的思想品德课，马老师请了一位退役军人作报告。这个二十出头的男子长得英俊而腼腆，挺拔的军姿真像一棵哨所白杨，只是有一只袖管空荡荡的。他介绍自己在战场被炮弹炸飞了一只胳膊，差点就牺牲了。下课后同学们的情绪像海潮一样不能平静，他们聚在一起发起倡议，要给战士们写慰问信。执笔的自然是班长，在落款的问题上大家发生了争执。我听到有人建议落上每个人的名字，但不能让罗金昔签名。“罗金昔，从沙河市新来的那个，可不行！”脖子稍偏、眼睛斜视的王小云消息最灵通，因为她姨姨是学校教务处的。沙河市，我也听父亲说过，离县城还有四五百里，是个有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有时他去那里参加高级别的会，带回重要的文件精神，还带回过包着锡纸的酒心巧克力、一只金发碧眼的布娃娃和一把喷“火石”的玩具枪。那里有火车，有高楼、影院、动物园，有最好的重点高中。“你是说从大城市转到小县城上学？还有这样的？谁会不知道那里的教学好啊。”不知谁说了大家都不解的问题。“听我的没错，写信的事情不能让她参与。你们看到了吧，咱们都哭了，她连眼圈都没红。”王小云说。“也算了吧。”咬耳根的女生们把头低下，形成一个紧密的圈，声音也压下去了。在我气恼不已时，罗金昔挺直腰板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她没有带书包——那只白色皮质袋子是上班的人才会使用的，不能算书包——桌子上仅有一本语文书。她依然那么抢眼，虽然不是那件粉色带蝴蝶结的绸上衣，却穿了一件新潮的大红蝙蝠衫。她应该什么都能听到，但那副平静的面孔上没有一丝期盼被接纳的渴望。这让一度失落难过的我得到了一种安慰，我突然喜欢上她那安然自若的微笑、无所谓的目光，仿佛她掌握着能抗拒一切的秘密武器。我感觉自己有了秘密的同盟者。大课间去上厕所时要穿过大操场，再加上排队等候，十五分钟总显得紧紧张张。乒乓球台被一群男生设定为要攻克的堡垒，他们一队队地冲过去，叠罗汉一样堆在一起，压在最下面的男生涨红面孔嗷嗷乱叫。不远处的秋千架旁，围着一群跃跃欲试的女生。单双杠上坐了几个高中部的男生，俨然像占山为王的老虎和猴子。我一到学校就对他们有所耳闻，他们因为抽烟、打架、连续留级“名震”校园。为首的，班里女生议论他长得像电视剧《人生》里的高加林，看上去还真有几分相似，冷俏的面容、深邃的目光，僵硬的下巴上有一道吓人的疤痕。“高加林”盘踞在双杠的中央，慵懒冷淡的神情像吃得太饱又有些消化不良，他用漫不经心又有些挑剔的目光打量着经过的女生。另有几个长相平庸、神态下流的小跟班，袖口里罩着点燃的香烟，嬉皮笑脸地怪叫、吹口哨。经过此地的女生总是不自觉地加快脚步。罗金昔追上我，说：“你跑得可真快！一起去吧。”急促的碎步子让她有些气喘，脸庞微红有细汗，一只手压住跳动的胸部，一只手伸出。我拉住了她。“叫我小昔就可以了！你也是新来的，对吧？”她显得大方礼貌，我点点头。几分钟后，我们好像已经相识了很久，就像在三道岭的体育课上，我和小燕、阿玲她们手拉手向山下跑去一样。天气变得温暖怡人，操场边和道路两侧的白杨蓬勃葱绿。树皮和树叶散发着浓郁的苦涩，毛虫一样的花穗里吐出一朵朵柔软的白色绒絮，它们在空中飞舞，在路边堆积，像下雪一样。从那天开始，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在所有的课间一起聊天，一起看窗外的男生打闹追逐，一起去校园门口的小商店买两毛钱一瓶的橘子汽水、三毛钱一块的有些焦煳味道的奶油方砖，认真地给每个老师和还不熟悉的同学起绰号。生孩子后迅速发胖的生物老师叫“发面包”，严肃爱生气的物理老师叫“大气压”，每天穿西装打领带的政治老师就叫“香港人”。我们也谈论影视明星。在我眼里，罗金昔很漂亮，不光是因为穿着时髦。虽然不似班上公认的大美人杜小梅那样精巧秀丽，但是她笑起来细眯的眼睛弯得好看，两颗微微露出的小虎牙，加上男孩式的短发，有几分俏皮。我说：“你侧过脸，有点像山口百惠。”“是吗？”她快乐地扭动脑袋，摸索自己的短发，鼻子向上耸起，鼻梁都挤出了细纹，“对了，你也像个明星，小鹿纯子，《排球女将》里喜欢跑步的女孩，像一只在丛林里跳跃的小鹿。”“对，她骑着马在海边奔驰的样子，像长了翅膀在飞翔。”她拉我一起到操场上荡秋千。起初我还有些胆怯，但有她的陪伴和鼓励就不同了，我们很快就玩得不亦乐乎。有时我们会蹬在同一块秋千板上，玩“双飞燕”，一前一后，一蹲一起，努力把秋千荡到高处。风从耳边吹过，我看见她后脑勺的头发立起，我的长发沾在她的脸上，她的胸脯顶在我的胸脯上。一排排教室和操场上的器具坍塌又站立，地面上的沙砾拉出一道道让人眩晕的弧线，真是飞翔的感觉。我们几乎迷恋上这项新游戏，一下课就飞奔而至，似乎只要踩上秋千，我们就能齐心协力把大地掀到天上，把蓝天压在身子底下。飞起和落下之间，有什么重重地撞击着心脏，好在这种撞击只会让心脏越来越强大。秋千一次高过一次，在旁人的惊呼声中，我们为自己的力量和勇气暗暗喝彩。事情就那么奇妙，过了那个年龄后，我突然变得恐高，站在二楼的阳台上都会双腿发软，再也没有勇气站在秋千上悠荡到半空去。我查过资料，资料上说恐高的人是因为看到了下坠和死亡。这个深奥的心理学问题让人疑惑，总之我再也没有像当年那样暗自鼓励过自己。史书上说，县城北部的那条河，古时被称作“也迷里河”，在蒙古语中是“马鞍”的意思。它发源于两座山的交会处，冰雪融化涓流成河，一直向东流向远方的大海。它不会停止脚步，中途流经沙漠时，会变为一条黑暗中的地下河。那年六月收音机播报：全国经过“严打”的两次战役，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刑事发案率比之前下降了百分之三十……现在回忆起来，学生时代，校园生活并不似我们眼中那么平静，学校专门开过几次大会，处理了一批高年级的学生，偷窃、打架、穿奇装异服……同学里也有传言说，高年级几个学生同社会上什么人什么事情有牵连。班上的毛淑良就是在那阵子退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和罗金昔是因为孤单而结盟的。就在我们的友谊异乎寻常地发展时，班上还有一个人孤单着，我们几乎把她忽略了。我第一次认识她是在生物课上，那时老师在讲细胞的结构。相比干巴无趣的公式和定律，我喜欢生物课。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细胞壁又分为三层，每一层还可以分为若干层……这种描述引人遐想。如果可以这样推下去，万物没有尽头。我们面对的生物，微小的和庞大的，微观的和宏观的，都是由无数的细胞组成的。在显微镜下，每一个小小的细胞里面都有一个足以让人迷失的大世界，一层层破解，推开一道道门。就像我无聊时拿起一面镜子照另一面，从某个角度会有无数个身影闪出，没有尽头，而我仿佛站在世界之外，站在现实和虚空细窄的边缘上，两边皆是茫然。时间长河中，有限就是无限，短暂又成为永恒……“毛淑良——毛淑良——毛淑良——”老师叫了三遍，我不得不从虚空中抽身，顺着老师的目光寻找毛淑良。我还认不清班上所有同学，许多人名字都叫不上来。听到点名，连天天上课睡觉的同桌也直起身，睁开充满睡意的眼睛寻找着什么。叫毛淑良的女生从一张桌子后慢慢地站起，像一根面条被人从碗里挑起来。她的头发耷拉下来，掩盖了整张脸孔。“你在睡觉吗？你生病了吗？你能说说细胞的构造吗？”被我和罗金昔称作“发面包”的生物老师是个急脾气的矮个子女人，她圆润的身体里发出的声音干燥又急促，像电线上冒出的一串火星。太久的沉默。毛淑良的身体像被什么外力费劲地提着、摇晃着，随时会倒下。整个班都在期待中沉默。其实她一直都在，我和罗金昔被全班人冷落在教室里时她也在，只是沉默着像空气一样。几天后上课的中间，她被家人接走，再没回来。她离开教室时，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正面，苍白倦怠，淡淡的眉毛、唇色，毫无光泽却异常美丽的眼睛，都像被一层面纱蒙住了。但是脖子，就在她扭过脸最后张望一眼教室时，我看到她脖子上有一道伤口，似乎并没有痊愈，暗红色的。关于毛淑良，班主任什么也没说，只是有一次上着课，他突然合上了课本，一只手习惯性地撑在桌子上，伸着瘦长的脖子，说：“罗金昔，你坐到那个空位上。”等了片刻，又说，“大家要按时回家，放学哪儿也别逛。最近社会上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我们学校有学生也参与其中。”“叫毛淑良的女生，出什么事了吗？”课间，我和罗金昔坐在操场边树荫下，白杨细小干燥的叶子沙沙作响，龟裂的树皮流出褐色液体。我们各自舔食着手中快化了的冰棍。“你不知道呀？”偶尔，罗金昔会笑得有几分狡猾，树枝投下的阴影在她脸上跳动了一下，一些抓不住的东西在她脸上一闪而过。“什么意思？”关于毛淑良，除了我偶尔听到的一些零碎信息，罗金昔肯定还知道些什么。虽然我们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插班生，但我隐约感觉到对这个县城和学校，她比我知道得更多。“没什么，也许是她自己心甘情愿卷入那种事情里。”她的回答避重就轻，似乎心不在焉，目光投得很远。她的口气变得冷酷。冰棍上融化的奶油流在我的手背上，一小块皮肤紧缩起来。上课铃响了，我还想问什么，又咽了回去。好像每个课间黏在一起还不够，每次放学我都想挽留罗金昔，想邀请她去我家，或者一起四处逛逛。这个小县城有许多地方值得我去探索。从学校后门出去有一条街道，街道的杂货铺卖文具和食品，也卖些小女孩买得起的胭脂香粉，很廉价，比不上罗金昔使用的那些。再过一条街就到大河坝，河岸有茂密的杂树林，那里有个鱼儿湾，我知道弟弟有时偷着去游泳摸鱼，我还没去过。还有县城南端有个酒厂，酒厂后有一片无人看管的园子，里面除了恣意生长的野草，还有一片烧焦的木桩，许多年前发生过火灾，那儿一定是个有趣的地方。但是放学后，罗金昔从不多留一分钟。罗金昔说不行，她住在姑妈家，放学后必须回家做饭、打扫卫生、洗所有人的衣服，忙到连写作业的时间都没有。“除了姑妈的，还要洗哥哥和弟弟的衣服，他们的臭袜子、短裤……”“没办法，你知道的，像我这种寄人篱下的人……”她突然把头低下去，咬着嘴唇，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声音哀怨、无辜。她伸出手，让我看她操劳家务的辛苦。其实很好看呢，婴儿般娇嫩的手掌，手指不长却很匀称，像一根根半透明的小蜡烛。“干得不好，惹姑妈生气，她还骂我、打我……”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幅画面，罗金昔像地主家的长工或童养媳，像童话里的灰姑娘，吃剩饭，睡地下室，天不亮就为一家人做早饭、端洗脸水。在主人的斥骂声中，在一堆脏衣服的包围下，硕大的洗衣盆溢满了肥皂泡，她挽起袖子，露出浸泡到红肿的胳膊和手掌……这种时候，我会被自己的想象折磨到心痛、愤怒，急切地想给她所有我能给予的追随、相伴、忠诚和信任。甚至我会幻想自己是一名中世纪的骑士，要不然就是身怀绝技的侠客，有一天把她从苦难的城堡里解救出来。我帮她做值日、写作业，帮她考试作弊，这些都不够，我甚至想和她一起回家，去帮她做家务，分担她寄人篱下的忧愁。七月份，北方热烈的阳光炙烤大地，植物接近成熟和衰亡。大十字街街心花坛里的玫瑰花释放着最后的香气，几乎让嗅到的人挪不动步伐，多年后我见过更多玫瑰，品种再名贵都没有这般芬芳。那时的植物像那时的人一样，无论苦涩还是芬芳，都不遗余力释放全部。罗金昔什么都知道，她说有些植物是为了不让动物接近才苦涩难闻，有些植物是为了吸引动物靠近才会散发香味。接近暑假，期末考试结束后，学校给学生包场看电影，这在三道岭是逢年过节才能遇上的事。学校包场看电影的日子，像节日一般欢乐。我记得电影是刘晓庆和梁家辉主演的《垂帘听政》。放电影的礼堂是县城里最古老的俄式建筑，高大的拱顶上垂下乳白色的莲花状大吊灯，一排排淡绿色的大风扇有序地转动着，上千名学生坐在里面，礼堂像一只嗡嗡作响的大盒子。灯光暗下来，银幕闪亮，瞬间就安静了，只能听见放映机器的吱吱运转声。我和罗金昔坐一起，看得入迷时我们会惊呼鼓掌。从后方射出的白光映出在我们头顶升腾翻滚的烟尘，不知是谁突然将手伸了出来，巨人般的五指映在屏幕上，引得一片嘘声。罗金昔突然拧了我的胳膊，把嘴凑到我的耳边：“看，你右边，十二排边上的男生，像不像梁家辉？”我被她的大胆吓了一跳，连忙环顾左右，生怕有人听了去。罗金昔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憋着狡黠的笑意，一脸正经地盯着银幕。十二排的男生，瘦高，偏一侧向后梳起头发，露出一张窄长的脸，斜吊着一双似睁非睁的细眼睛往这边瞄。就在此时，我嗅到了一股神秘的香气，似乎有玫瑰的香味、茶叶的清爽，甚至有白杨的苦涩，简直是一座花园的味道。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真好闻，你闻到了吗？”我悄悄地问罗金昔，凑近她耳边和颈部，那种味道又弥漫开来。“没有，快看电影。”她躲了一下，飞快地说，面孔依然板得一本正经。其实我已经开始发现，和女生们刻意地孤立和疏远相比，有些男生会想办法接近罗金昔。他们借故搭讪，甚至会厚着脸皮把纸条丢进她的抽屉，好在她并不主动搭理他们。罗金昔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男生，我还无法明白。相比之下，我更疑惑罗金昔为什么从大城市到县里来上学，为什么她的裤子从不鼓包。我隐约感到她似乎比我们要成熟，和班上其他女生相比，她更会打扮自己，她的身体也有着明显的女性特征，包括她偶尔望向远方，隐隐的笑意和闪动不安的目光都和别人不一样，她自有一番我无法理解的迷人。我忍不住又凑近她的耳边，耳郭后面粉色肌肤散发的香味时淡时浓、时有时无。她还有许多地方与众不同。比如她的“书包”不是那种四方平整的黄军包，而且经常变换，这次是一只精巧的蒲草编的手提袋，下角装饰了几朵紫色的绢花，雅致精巧。里面不止有课本，还有口红、眉笔、带镜子的粉盒。我还发现她很会化妆，脸颊上施着薄薄的脂粉，遮盖了鼻翼两侧的小雀斑，眉毛也是精心修饰的，有好看的弧度，眼角处向上勾起眼线，淡紫的一抹色彩让眼睛变得深邃明亮。学校虽然明令禁止学生化妆，可她置若罔闻，而我觉得她化得很漂亮。有时教室没人时，她拿出香粉和口红让我试用，搽了口红的嘴唇不光好看，还会变厚变烫。除了这些，那只袋子里还有一本《中外名曲一百首》，是个书页翻卷的歌本。有一天，好像教室里只有我们俩，男生聚集在操场上，女生在室外丢沙包。她突然翻出歌本说：“一起唱歌吧！”“我不会唱。”三道岭矿区没有生物老师，更没有音乐老师，班主任只教我们唱过《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到了县城，音乐课也不常上，经常改成自习课。课间女生一起学唱流行歌曲时，我也只有羡慕的份儿。我坐在她身边，看她用舌头舔湿手指翻动书页。因为经常翻看，每页的右下角都有一团污渍。她唱起歌来，如说话一样轻松自如，声音甜润酥软、明亮高远。其实我也不知道如何形容，我完全被这美妙的声音震慑住，同时我还发现她有一张非常好看的大嘴，比别人的都大，红润饱满，嘴角微微翘起，成人后我找到更准确的词汇形容它，性感。一张一合中，声音像从远处一点点走近，从水上飘来。这样好听的声音，这么好听的歌曲，我只在电影和收音机里听到过。我惊叹的不只是美妙的声音，还有这首歌火热的歌词，她把每一个字都唱得响亮清楚。我看见在外面打闹的同学三三两两地回来，挤在窗口、门口，我们第一次没有听到上课铃声。我被她的歌声折服了，愈发从心底里喜欢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朋友，更加小心地守候她，也守着吸引我的越来越多的谜团。我也开始唱歌了，一开始只在心里唱，后来小声地伴唱，再后来学会了《山楂树》，还有《甜蜜蜜》《小城故事》。我知道永远也唱不成她那样婉转动人，那些小小的颤音、低沉的中音、清脆的高音，像在一个器皿中回旋了几百次才发出来的。七
县城北部的河水，也曾改道从城南流过。史书上说它是一条飘忽无定、变化莫测的河，历史上数次改道，水量最大时奔腾咆哮，几乎将县城淹成一片汪洋，后来经过几次清淤筑堤，它才在北面安定下来……暑假来临了，我和罗金昔有了短暂的分别。她说要回市里父母家住些日子。我要补习功课，因为三道岭“非正规”的教学让我落下了太多。弟弟似乎适应了新环境，每日除了认真地吃饭睡觉，就是四处游逛，自由快乐得像一匹野马。偶尔我会问他去哪儿玩了，以前他可是我甩不掉的小尾巴，如今他大概有了自己的朋友。我怀疑他每天都偷着去河里游泳，那身黧黑的皮肤简直像矿工。“你管呢！”弟弟的个头超过了我，开始用向下的目光打量我，好像我只是一个长得像姐姐的怪物。我发现他有凸出的喉结时，心里一阵恶心，好像他瞒着我悄悄地干了坏事，背叛了我这个姐姐和过去的一切。“你，我倒要提醒一下，交朋友时长点心眼。你那个好朋友，叫罗金昔吧，可不是什么好人。”他的口吻像他脸上冒着毒液的痘痘、脖子上凸出的喉结一样让人讨厌。“就你这么傻的人，最好不要和她在一起，我怕你被卖了还帮人家数票子。”说着，弟弟蹬上打好粉的白球鞋，转身就下了楼。我追到院里，想问个清楚。外面阳光正好。院里，姥姥和几个女人聚在西北角切磋气功，交流喝红茶菌和甩手疗法的新体会。西北角空地上还有姥姥开辟的小菜地，小葱和香菜俨然成了气候。姥姥看见我俩一前一后跑来，连忙扬起一把小葱，问干什么去。二楼的女人在一旁说：“局长家奶奶，你发现没有，你家俩孩子都长高了，比起刚来那阵，漂亮了，皮肤也白了，啧啧……孙女昨天在楼道里唱歌了，哎哟，好听着哩……”姥姥没有拽住弟弟，只好招手叫我，我望了望弟弟消失的方向，转身回到楼道。只听姥姥在身后数落我：“大了有什么用？一个比一个不懂事，越大越没礼数了。”星期一和星期三下午，我要去马老师家补习数学和物理，免费的。作为交换，我父亲为他身体不好的老婆在某商场找了一份清闲的保管员的工作。“先干着，占上位置，运气好了，编制的事情后面会有机会。”我在小卧室学习时，能听到马老师和父亲在客厅说话。父亲的声音迟缓有度、哼哈有力。马老师的家在学校后面那条街上，离河坝不远。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去补课，马老师家狭小的空间里总有一股让人胸闷的伤湿止痛膏和湿衣服的味道，他瘦瘦黄黄的老婆总在清洗数不完的脏衣服。不光是空气沉闷，连老师讲话时的格外诚恳的眼神和声音也让人沉重。我因为偷听了父亲和老师的谈话，好像自己也参与其中，坐着听课时如芒刺在背，什么也学不下去。还好那天下午马老师突然有急事，补习提前结束了。我走出楼道想透透气，决定去河坝看看。我第一次走近也迷里河。时间到了八月末，秋天水量开始减少，宽阔的河床上裸露着成片成片的灰白色的鹅卵石，只有在河流的拐弯处还积存着较深的河水。半下午，阳光琥珀色的光晕变得温和醇厚，一帮赤裸的小男孩在水中钻进钻出，激起闪亮的水珠，再远处还有几个孩子用纱兜捕捞那种长着两支胡须的小狗鱼。说起“狗鱼”，虽然只有手指般长短，却是凶狠的食肉动物，我见集市上有卖。我七拐八绕，从河水清浅的地方跳到了对岸，那里有一片茂密的杂树林，榆树、杨树、桦树，叫上名和叫不上名的，干枯的、粗壮的，绿叶正在变黄、变红。林子应该很大，深处透不出光亮，空地上有燃过的篝火和摔碎的酒瓶。我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去看看，就听见一阵喧嚣，远处大桥上一群骑摩托的男女经过，车把上双喇叭的录音机声音很大，车尾突突地拉着烟尘，中间夹杂了锐利的哨音话语，几乎是呼啸着从大桥一侧的斜坡上滑下，钻进了树林。其中有个女孩在后座，白纱巾、红衬衫、宽大的黑墨镜，双手揽着男孩的腰，背着一只红色木吉他。很快声音就从树林的深处传出，有人弹琴，有人唱歌，迪斯科强烈的节奏让树枝都开始摇摆。如果不是弟弟出现了，我会一探究竟。他似乎是跟踪我来的，黧黑的身体和贴在身上的短裤都湿漉漉的，头发还在滴水。“这种地方你也来，我要告诉爸妈。”他似乎被什么吓到了，吃惊得双目大睁。“你敢！”我想起昨天发现他偷着抽了父亲的“三个五”，口气也不示弱。野草和树木的味道、林子深处幽暗的光线和欢乐的声音充满了诱惑。“你真不知道？这是流氓阿飞的窝点。”他叉了腰大人似的教训我。正说着，树后一阵说话声由远及近，接着是脚步声，像有什么人从里面走出来，我和弟弟仓皇地离开了。摩托车上的女孩有些像罗金昔。当然不可能，她现在在沙河市和父母团聚呢。有的日子里我会有一丝不安，想着开学时罗金昔会不会回来，毕竟她的家不在这里。我是不是应该给她写封信？可惜我没有她的通信地址。暑期无聊又漫长，所幸母亲要带我回趟三道岭。母亲昔日卫生所的同事敏阿姨生了小孩。这还是我离开三道岭后第一次回去。一大早出发，半下午才到。月子里的女人不能见强光，敏姨住的房子拉着厚厚的窗帘，好一阵我们才适应了昏暗的光线，看见敏姨脸蛋虚肿白胖，包了头巾，披了厚厚的外衣，她抱着新生的孩子坐在炕上。母亲把带来的鸡蛋、红糖、小孩的新衣都摆在桌子上，两人立刻寒暄起来。敏姨招呼我过去看小妹妹。我觉得生孩子是一件可怕的事。我怀着无限的同情和悲伤，走过去看包裹成蜡烛状的新生儿，不敢相信她是从狭窄的通道里挤出来的。还有可怜的敏姨，经历了那些事居然还活着坐在炕上。包裹里的婴儿娇嫩得像一株才剥开的甜玉米，闻着有一股甜腻的腥味。她刚刚吃饱奶，睁着一双清亮却没有焦点的眼睛，吸吮着自己嘴边的奶渍。敏姨指着我说：“宝儿，叫姐姐，看看姐姐成了城里人儿，多好看，看看这裙子，喜欢吧？”因为出门做客，我穿了一件新做的连衣裙，图案是一排排正在游泳的小鸭子，母亲为了节省布，把本来应该横裁的图案变成竖裁，那些小鸭子头朝下、屁股朝上地一排排在我身上游走。得到消息的小燕和阿玲一直挤在门口等我，两人还和以前一样黑瘦，见人只管捂着嘴笑。母亲打发我们出去玩。“去学校看看吧。”她说。我知道她和敏姨还要说一些不想让我们听到的“私房话”，说不定还会说一些女人之间才懂的“伤心话”。我走出去时，小燕和阿玲指着我笑得更厉害：“你身上这些倒立的鸭子，太好笑了。”一开始，我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话。我们一起去了学校，爬山坡时石子进到鞋里，直硌得脚疼，荆棘丛刮擦着我的胳膊，虽然是黄昏，毫无遮拦的太阳依旧晒得人睁不开眼。学校这个时节空旷着，我像是才发现，和县城的学校比起来，这里门窗残破的校舍简直简陋得不成样子。站在坡顶，整个矿区都在脚下，静立的水塔井架、忙碌的车辆、黑色的道路，还有满山遍野开始凋谢的野草杂树，都蒙着尘土，一切都和我记忆中的发生了变化，像一张正在褪色的照片，陈旧、破败、寒酸。那个属于我们的秘密九号坑道，小燕说因为安全的原因已经被矿上填埋了。山洼的春天来得迟，秋天却到得格外早，我好像再一次错过了什么。我给她们描绘县城中学的秋千时，气氛欢乐起来。那架秋千是用钢丝拉起的，我不无夸张地形容，快有矿区井架那么高，使劲一荡像飞在天上一样。“呀！我知道，《卖花姑娘》里就有。”她们对我描述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我说起学校的老师，“发面包”“大气压”“香港人”，她们更是笑弯了腰。“崔玲、大姜都不上学了。”小燕告诉我，学校里初中女生越来越少。“结婚生孩子呗！大姜不是，她要去城里学裁缝，你知道她不是学习那块料，她妈说不如让她去学门手艺。”“你们呢？一定会上完初中吧！”我吃惊地说。大姜似乎比我还小两个月。我给她们带的礼物是红梅牌的香粉，带镜子的小圆盒，打开以后，香粉袅袅荡起，阿玲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她擦擦鼻涕，嘿嘿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咱们这儿只有要嫁人的女孩才用这个。真香呀。”晚上我们住在敏姨家，我猜得没错。母亲和敏姨一定哭了好几场，眼睛都红得像兔子。入睡前她们又说了会儿话，似乎是在说敏姨这胎生了个姑娘，她婆婆很失望，月子里都没过来看，敏姨家男人也觉得没面子，说话总是冷言冷语，饭菜伺候得也不周全。我妈狠狠数落敏姨老公，又说了许多月子里生气对母乳有影响、对身体不好的话，敏姨家男人只是低头不吱声。那一夜很长，气氛很不一样，窗外一直有呜呜咽咽的风，屋里好像有什么虫子咬了母亲胳膊。后半夜小孩又哭了两回，敏姨屋里灯也亮了两回，我悄悄问怎么了，我妈说没啥，只是小孩饿了要吃奶。第二日，父亲派来的吉普车在厂区大路口的白杨树下等着。挥手告别，我看见小燕藏在阿玲背后擦眼泪，嘴巴咧得有些丑，心里突然难受起来，这才发现时间太短了，我都忘记问“花儿”的事，也没来得及告诉她们罗金昔的事。或许，我一开始就觉得没必要告诉她们。从矿区回来到开学的几日里，我一边着急赶作业，一边急切盼望见到罗金昔。立秋没下雨，天气又热起来，姥姥说这种日子后头追着二十四只“秋老虎”。我除了做些功课，突然迷恋上了睡午觉。每天午饭一过就迫不及待地找枕头，半梦半醒的时光中，仿佛藏身在溽热沉闷的洞穴里，汗水一层层浸湿了胸衣和枕头，睡意混沌中，我的身体在说不清道不明地变化着。沉重湿滑时，会变成一个才从水里爬上陆地的两栖动物；虚空自在时，就像长了翅膀的鸟儿，飞起又坠下。如果不是姥姥晚饭前三番五次地催促，我每天都可以睡个大连轴。“你看，你来这个了。”姥姥推醒我，从我身下抽走床单。我发现了上面有一团褐色的血迹。“不能喝冷水，不能吃冰棍，还有，换上一条深色长裤子。”姥姥叮嘱我，那口气有些欣喜，“我还担心了，以为你会很晚来这个。现在，你该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个孩子了。”我一动不动地躺着，肉体越发沉重，盼望着再次陷入睡眠。……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12期）
[责任编辑 梁 豪]
编校：梁 豪
制作：郑书君 樊金旭
审校：徐则臣
核发：施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