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
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汪曾祺《给青年写作者的八十条建议》（文章附后）
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人总要有点东西，活着才有意义。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出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汪曾祺《人活着，一定要热爱点什么》
人活着，一定要热爱点什么
作者｜汪曾祺
来源｜好好虚度时光
喜欢汪曾祺，是从读到这段话开始的。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我想起古龙那句，“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心一窄想寻短见，就放他去菜市场。”
菜市场，也是我最爱去的地方。看着一堆堆新鲜的萝卜白菜，看着那摆满货架的各种调料，心理有莫名的舒服感。
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吆喝叫卖，讨价还价，孩子们跑来跑去，所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流淌出动人的交响乐。
真正的生活是热腾腾的，有温度的，有色彩的，而不是冰冷的，苍白的。
读过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说，才发现他是作家里面的美食家，美食家里的生活哲学家，是真正懂生活，有滋味的人。
北京作家凹凸也说：“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他。”
汪曾祺就有这样的魅力。
汪曾祺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生活都保有一种热忱和洒脱，这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境界。
他在昆明待了七年，先在西南联大读中文，读到一半因外语不好，不能随军去往越南当翻译员，于是被迫肄业，在昆明乡下一个同学办的学校当老师。
在昆明的生活，常受日军轰炸，动不动跑警报，动不动死人，动不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断炊。
但在汪曾祺眼中这样骇人的灰色场景，成了另一番风趣的景象。
跑警报成了谈恋爱的好时机，因为这个时候女同学乐于被人照顾，男同学也正好献殷情，又隐隐有那么一丝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不同。
昆明多雨，许多人恼得不行。他心里却爱极了这雨，形容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
时常赞叹，在昆明见了长得最好的茶花，吃了最好吃的牛肉，好吃的米线可救失恋的痛苦，自己还研究了一堆云南菜的做法，写到文里，读文的人读到饿了，能转身进个厨房依葫芦画瓢地做出来。
他在联大读书，除了中文，写作好之外，数学和英文都极差，还有得过零分的时候。
联大老师对于他的态度成了两边倒的姿态，中文老师护他，其他科目的老师表明态度的厌烦他。
他不管，觉得内心爱不起来的就不要勉强，任由不喜欢的科目成绩败坏下去。
但热爱读书，就爱到了骨子里，整日逃课去泡茶馆，去翠湖图书馆，去坟地看书，乃至看完了一整座图书馆的书。他说：
“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
人总要有点东西，活着才有意义。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出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在西南联大，中间为汪曾祺
后来，他被下放到农村，起猪圈，刨冻粪，背粮食，看书写字画画的手成了种地的手，经常累得一句话说不出来。
1960年，他被摘掉右派的帽子，城里的却没有愿意接收他的单位，只能继续种地。
那浩劫的年头，中国文人走的走，死的死，留下来的，大多也心灵有了裂痕。汪曾祺靠着爱着点什么，磨练自己的念头保全了自己的天真，热情。
他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不管走到哪一步，他都不允许自己愁眉苦脸，总想办法找点乐子。
在喷洒农药的过程中，他发现 “波尔多液”是很好看的天蓝色。在坝上工作时，他采到一个大蘑菇，为能带回北京给家人做一碗汤而高兴不已。
在孤寒的马铃薯研究站，他觉得日子过得很悠闲，没有人管，也不需要开会，简直如神仙一般自在。
早上起来，到马铃薯地掐一把花、几只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上，开始对着画。
到了晚上，就尽情读书。
一个人在困境中仍然能认真地对待生活，抵御生命中的黑暗，不悲不喜，不怨不怒，那才是真性情，那才是真人格。
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3岁时母亲杨氏因肺病去世，两年后父亲汪菊生再婚，5岁的他有了第一个继母张氏，张氏待他极好，弥补了他缺失的母爱。
这样温暖的日子持续到高二，继母也因病去世。
他又迎来了第三位母亲任氏，他与这位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但依然对这位母亲十分尊重。
一个家几十年间聚散离合，他内心不觉得有任何芥蒂悲戚，心里只记得每位母亲的好，家的形象在他心中是永恒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他说：“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我希望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因为曾被温柔的人对待，深深了解那种被温柔对待的感觉。”
汪曾祺的画
温柔是他的人，温柔也是他的笔墨。他的笔墨，亦有同样温柔敦厚的老师，沈从文的影响。
沈从文曾对他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因为小说是写人物的。人物是主要的，先行的。
作者要爱所写的人物，要具有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情，要有带抒情意味的同情心，与人物站在一个平台，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以人物哀乐为自己的哀乐。
另外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这是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
沈先生教导汪曾祺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的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们”多身处社会最底层，来自各行各业。
如早起工作的戴车匠，做老式银器的侯银匠以及他十七岁就挑起婆家生活重担的女儿侯菊，接生的陈小手，做豆腐干的连万顺，孵鸡养鸭的余老五与陆鸭等等。
这些人起着普通的接地气儿的名字，是最真实的芸芸众生。
“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每个人都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
吃着糙米饭，喝着粗叶茶，谈论着家长里短，凭着自己的双手为生活的柴米油盐奔波劳碌。
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中，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着“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的岁朝清供之心。
他曾在《闹事闲民》中描写过一个淡泊无为的“活庄子”。这是一个在独居的老人，外界的风云变幻，好像都与他无关。
虽然身在闹市，却在内心修篱筑菊，每天吃着简单重复的食物，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静静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在这个“闲民”身上汪曾祺似乎找到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清心寡欲，顺应生命，通透达观，天真自然。
人生最奢侈的莫过于，不论长到什么年纪，都有一颗童心。
全家老少都称他“老头儿”，老婆施松卿这么叫，三个儿女这么叫，连小孙女和外孙女也这么叫。
他认为：“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他们的未来，都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汪曾祺有些驼背，姐妹俩经常会拍拍他的背，喝道：“站直！”他就顺从地勉力把双肩向后扳扳，然后微闭着眼睛，享受着她们的捶捶打打。
有些来过他们家的人羡慕地说：“你们家气氛真好。”
有的年轻作家或是编辑到家里来，由于不熟识，见到汪曾祺很拘谨，姐妹俩就安慰他们：“别怕，他在家里最没地位了，我们都欺负他！”
汪曾祺一家
汪曾祺良好的家庭关系，源自于其父亲良好的家风。
其父汪菊生是个很随和的人，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
汪曾祺的姐妹称父亲是“孩子头”。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们疯玩，与孩子们一起放风筝，在田间奔跑，做西瓜灯。
汪曾祺十七岁初恋，暑假时，在家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
十几岁他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便给他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父亲一根，汪曾祺一根。
汪曾祺自己儿子的恋爱，他也采取“闻而不问”的态度。了解，但不干涉，完全相信孩子的选择。
儿子有一年把一个正受林彪迫害的黑户带到家里来。儿子惹了这么个麻烦，他忍不住责备儿子，责备完又立刻明白过来，儿子是对的，自己是错的，自己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和尊重。
于是立马道歉，让儿子同学在家里住了四十多天。
汪曾祺所倡导的亲子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以平等的姿态相处，带点儿童心童趣，有点儿幽默感，最终形成多年父子成兄弟的状态。
汪曾祺还是一位慢生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有一双超越功利的眼睛，有一份超越常人的耐心。
他从自然中寻找到美，寻找生命性情的自由表达，他写的花草既不名贵，也不稀奇。只是平常的荷花、茶花、鸡冠花，甚至狗尾巴草。
只有极度热爱生命的人，才能对生活有最细微的体察，才能在微小而饱满的事物中，获得底气和生活的哲理。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因病去世。
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哎，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龙井茶！”
他这一生如同浴一回月光，落两肩花瓣，踏一回轻雪，活着，走着，看着，欣喜着，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汪曾祺的画
从他的文中，或可提炼出“人活得自在”的五种姿态：
第一种：如栀子花般不在乎的姿态。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第二种：学会细细品尝各种滋味，才不枉此生，才不至于失去希望后就绝望。
“一个人的口味嘛，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
第三种：人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
第四种：要用积极态度对抗一切悲哀，懂得欢欢喜喜面对一切。
“葡萄，每个月都改变自己的模样适应气候。因为无论如今气候如何，来年它都得欢欢喜喜地发芽。”
第五种：在闹市中习静，内心安定。
“你的心最好不是招摇的枝柯，而是静默的根系，深藏在地下，不为尘世的一切所鼓惑，只追求自身的简单和丰富。”
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读汪曾祺的作品。
他一生所写都在缓缓地告诉世界，人这一生，活得是个烟火气。
作者｜汪曾祺
选自《小说月报》
1、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
2、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3、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4、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5、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6、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7、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8、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的积淀。
9、你看一篇小说，要测定一个作家文化素养的高低，首先是看他的语言怎么样，他在语言上是不是让人感觉到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积淀。
10、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
11、我觉得研究语言首先应从字句入手，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研究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段与段之间的关系。
12、好的语言是不能拆开的，拆开了它就没有生命了。
13、世界上很多的大作家认为语言的惟一的标准就是准确。伏尔泰说过，契诃夫也说过，他们说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
14、韩愈认为，中国语言在准确之外还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这“言之短长”，我认为韩愈说了个最老实的话。
15、语言耍来耍去的奥妙，还不是长句子跟短句子怎么搭配?有人说我的小说都是用的短句子，其实我有时也用长句子。就看这个长句子和短句子怎么安排?
16、“声之高下”是中国语言的特点，即声调，平上去入，北方话就是阴阳上去。
17、我认为中国语言有两大特点是外国语言所没有的：一个是对仗，一个就是四声。
18、外国人讲话没有平上去入四声，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两个调，上声和去声。
19、外国语不像中国语，阴平调那么高，去声调那么低。很多国家都没有这种语言。
20、你听日本话，特别是中国电影里拍的日本人讲话，声调都是平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大注意语言的音乐美，语言的音乐美跟“声之高下”是很有关系的。
21、“声之高下”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前有浮声，后有切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平声和仄声交替使用。你要是不注意，那就很难听了。
22、语言学上有个词叫语感，语言感觉，语言好就是这个作家的语感好；语言不好，这个作家的语感也不好。
23、一般都把语言看作只是表现形式。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
24、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
25、斯大林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我以为是对的。思想和语言之间并没有中介。
26、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
27、读者读一篇小说，首先被感染的是语言。我们不能说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支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
28、可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
29、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想得好，才写得好。
30、闻一多先生在《庄子》一文中说过：“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我把它发展了一下：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31、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
32、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其实我们所用的语言都是有来历的，都是继承了古人的语言，或发展变化了古人的语言。
33、如果说一种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别人就没法懂。
34、一个作家的语言表现了作家的全部文化素养。作家应该多读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对的。
35、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口语最大的不同是精炼。
36、说小说的语言是视觉语言，不是说它没有声音。
37、前已说过，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声音美是语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
38、中国语言．因为有“调”，即“四声”，所以特别富于音乐性。
39、一个搞文字的人，不能不讲一点声音之道。“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沈约把语言声音的规律概括得很扼要。
40、简单地说，就是平仄声要交错使用。一句话都是平声或都是仄声，一顺边，是很难听的。
41、我们现在写作时所用的语言，绝大部分是前人已经用过，在文章里写过的。
42、有的语言，如果知道它的来历，便会产生联想，使这一句话有更丰富的意义。比如毛主席的诗：“落花时节读华章”，如果不知出处，“落花时节”，就只是落花的时节。如果读过杜甫的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就会知道“落花时节”就包含着久别重逢的意思，就可产生联想。
43、《沙家浜》里有两句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是从苏东坡的诗“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脱胎出来的。
44、我们许多的语言，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从前人的语言中脱胎而出的。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
45、语言是要磨练，要学的。
46、怎样学习语言?……随时随地。首先是向群众学习。
47、只要你留心，在大街上，在电车上，从人们的谈话中，从广告招贴上，你每天都能学到几句很好的语言。
48、语言学中有一个术语，叫做“语感”。作家要锻炼自己对于语言的感觉。
49、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
50、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
51、我的习惯是，打好腹稿。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
52、曾见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53、语言的独创，不是去杜撰一些“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54、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55、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都是这样。“闹”字、“白”字，有什么稀奇呢?然而，未经人道。
56、不单是对话，就是叙述、描写的语言，也要和所写的人物“靠”。
57、我最近看了一个青年作家写的小说，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才人小学的孩子，写的是“我”的一个同桌的女同学，这未尝不可。但是这个“我”对他的小同学的印象却是：“她长得很纤秀。”这是不可能的。小学生的语言里不可能有这个词。
58、有的小说，是写农村的。对话是农民的语言，叙述却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叙述和对话脱节。
59、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
60、他（闻一多）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
61、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62、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63、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
64、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
65、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66、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
67、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
68、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
69、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70、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
71、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72、“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73、他（韩愈）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买。我认力他是第一个提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的关系的人。
74、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
75、他（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76、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
77、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78、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
79、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80、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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