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不失忆，讨方不会一疯千里

假如爱国需要以牺牲法制和毁灭人格为代价，是不是又会上演学生烧了曹汝霖宅邸的丑剧?

“战狼”们越闹越欢，方方已经无路可退

文/王小靠

钱诗贵和其雕塑家朋友，要塑方方跪像的举动，涉嫌侮辱和诽谤我国公民，极为不妥。

全社会应有这样的共识：任何人，无权侵犯他人名誉权，对他人进行人格上的凌辱。但眼下一些事态的发展，使很多关心时事的人开始怀疑：是不是一个践踏公检法，无视法律与文明的时代，又要回潮了?

从胡锡进带头围剿方方，到雷雷扬言要揍一个65岁的老太太，再有农民贴出大字报，旋即又有钱诗贵这样的“活闹鬼”要污名化方方，一张大网正在逐步形成。

真是替网中的方方捏一把汗!

目前，我没有获悉雷雷、贴大字报的农民和钱诗贵受到什么惩处和警告。但此类目无法纪，公然欺凌我国公民的行为，本来就是各级相关部门要严厉打击的对象，否则怎能保护公民正当权益?为何相关部门对此完全无动于衷?

大约120年前的山东、直隶地方，义和团兴起的时候，拳民也正是以类似的步骤，从掘铁路，毁电线杆子做起。

地方官府出于利用拳民对抗“洋人”传教的目的，不但不予以阻止，还为拳民大开方便之门，致使义和团越闹越大。

拳民接下来就开始杀传教士，杀传教士的妻子和孩子，再到屠杀教民、屠杀教堂收养的儿童，发展到后来，就连口袋里有一支铅笔的学生，都捉住杀掉。

此时，官府依然纵容不管。于是当地流氓们见有机可乘，闻风而动、成为义和团首脑。

义和团进京后，干得最多的不是攻打西方国家大使馆，而是设卡盘剥，公然抢劫，使京城秩序大乱。朝廷官员家中被抢，平民百姓财产被瓜分，良家女子惨遭侮辱。义和团对京城的荼毒危害，远甚于后来的联军。

可见，任由“义和团”乱来，大清翻车摔到了沟里。如果今天我们任由钱诗贵、雷雷这样的“战狼”肆虐，可能有些看不惯方方的人开心了，但我们秩序不存，文明消融。这损失可比让方方发出声音大多了。

方方无论对错，可以争议或者批评，但不能不讲理。如果放任任何人用这种无视法律和社会规范的方式来进行批判。那么接下来必然是人人自危了。

两个月前，方方日记一次又一次被删除;眼下，方方接受财新的专访，讲清楚了所有关键的争议，但这篇专访也一次又一次被删除。钱诗贵这样侮辱人的内容却堂而皇之发出来，并获得广泛的传播，是什么意思?网管领着工资，为何不能公正执法，要意欲何为?

眼下，全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撕裂状态。很多同学群，已不欢而散;很多家庭群，分为两派;很多多年老友，如今高挂黑名单。磨刀不误砍柴工，社会需要一次公正明白的大讨论，然后才好抛弃包袱，轻装上阵。但拉偏架绝对没有办法促成妥协，形成共识，只会埋下更多愤懑与不满。

类似钱诗贵和雷雷这样的流氓，不光污染视听，还公然渲染歧视和暴力，这是黑暗充斥的前兆，不仅阻碍文明和进步，甚至毒害了人们的观念，使很多人无法确认文明的正确方向。

假如爱国需要以牺牲法制和毁灭人格为代价，是不是又会上演学生烧了曹汝霖宅邸的丑剧?历史往往愚弄世人：20年后，曹汝霖没有当日本人的汉奸，带头点火的北大学生梅思平，却做了汪伪的部长、省长。

南京是一个有历史，饱经苦难的城市。20年前，刚毕业的我，租住在挹江门旁边的小巷子里。出挹江门不远，就是当年日本人扫射南京军民，把江面染红的遗址。

但几十年过去了，国人不反思为何国家会落后，民族会挨打的真正原因，反而依旧想要消灭那些提出问题、刺痛国人振作的人们，这样的民族，希望在哪里?

包括“小丑”、“战狼”们在内，如今整个社会甚嚣尘上，整个與论充满了“狂热”、“偏执”、“非理性”和“粗鄙化”。我们要提倡的“理性”、“文明”、“宽容”、“谅解”、“求同存异”、“批判精神”、“独立与个性”在什么地方?如果方方倒下，如果钱诗贵得逞，中华民族等于又要在前进的道路上倒退10年!面对可能的恶果，为何主流媒体不出来发声以正视听?他们是在窃笑，还是这得意?殊不知，搬起石头，很可能砸了自己的脚。

像“头条”这样的流量巨无霸平台，做事不能不遵守法规，也不能突破文明的底线。他们今天居然放纵此类垃圾消息在上面传播，放纵品格无下限的作者在上面污染视听，应该马上删除，封号，提请有关部门追责，并向公众道歉!

钱诗贵曾获得“德艺双馨”称号。但如今看来，只是另一头“战狼”。罗兰夫人被狂热、极端的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之前，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语：“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钱诗贵正是那拉动绞索的刽子手。多少罪恶，假主义之名而行!

罗兰夫人还有另一句名言：“认识的人多了，我就更喜欢狗了”。钱诗贵之流，其丑恶之处正在于，站在文明的对立面，没有坚守自己作为一个文人应尽的义务。知识分子是用来歌功颂德的吗?那样我们何必需要有大脑呢?何必阅览群书呢?何必学习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呢?只要多豢养几只七毛就已足够。知识分子最大的作用是批判，他们应该是吹哨者，监督人，这绝不是走狗所能担负的神圣职责。

幸好，还有南大吕效平教授这样的人，为正义挺身而出。

“如果钱诗贵得逞，他将开启一个非经法院便认定罪犯并残忍羞辱的黑暗时代，跪在牛首山秦桧墓地的将是成千上万的人”

确实如此，我深深为方方感到不安。我知道，此刻对我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闭上嘴，就像很多聪明人做的那样。“明德先生”已经在公众号文章里说了，小心日后拉清单。

他说的是对的。

但面对不公，我无法转过脸去，就好像面对义和团引起的国难，没有一个具备良心的人能够不在心中感到愤怒。

今天，就像那个新教牧师的话那样，我们如果不为方方说话，将来也没有人能为我们说话。

百年后，我们都将不存于这个世界，无论他黑暗或光明，美丽或丑陋。

但我们的子孙，还将生存。

虽然我为自己说话感到担忧，但我更担心国家的前途，和人民普遍的福祉。所以，我还是勇敢地写下这些。

写到这里，天又快亮了。但窗外，依然还是黑沉沉一片，点缀着零星的几盏路灯。

夏天快来了，春天却又仿佛没有发生过，好像根本与我没有任何关联。这个春天，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所以，春天之于我，是医院病房那里扇玻璃窗，是隔离酒店里志愿者送饭推车发出温暖的声响。

虽不想回忆，却时常忆起

文/禾晓

不知道武大的樱花是否还在零落，但这个伤春的日子里，飞花之寒的春天，似乎已经与我无关。

前几天，我的恩师在微信上问我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他说我是这场疫情风暴眼上的亲历者，让我关注一下方方日记，思考一下写点东西。尽管我身体还有很多不适，还时常在经受着疼痛折磨，可我从心底里接受了老师的建议。我没有问老师自己对日记的看法，也没有跟他交流彼此观点。但凭着我和老师二十多年的感情，我把他当父亲，他把我当儿子，我们很默契。不用问，我也相信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真的对文字没有多少悟性，但我偏偏成了一个文学爱好者。平常没有其他什么嗜好，工作之余除了去健身，一般都只在房间里看书思考，研究企业管理、营销策划什么的，或者读读散文，写一些东西。可惜一直还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只有用我一直坚持不变的做人态度来慰藉自己，也慰藉在文学和生活中关心挂念了我二十多年的恩师。

这次如果不是自己中了新冠的招，我也会像方方大姐一样做一些个人记录，而且我会去一线和志愿者们一起做点事情。

但现在想来吧，除了有不幸中的万幸，也还颇有几分遗憾。

凌晨时封城消息一传出，我就知道可能走不了了。但回四川老家和父母家人过年团聚的心太急切，第二天一大早，还是和老婆早早去了车站，想碰碰运气。我们的车票是上午十点半的，我想说不定如果我们可以在十点钟封站前进站台等候，车来了走的希望还是有的。到武昌站一看，到处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心里一下子就像塞进了一块冰。

但是说起来，封城于我，可能又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四川老家里，因为我和老婆要回家，父母早早就在二妹家里安排了年三十大聚会，加上我三个妹妹家庭里的老老少少，一共有近二十人一起吃年夜饭。我父母年迈，常年全靠药“养”着。尤其是我妈，有胃神经方面的痼疾，体弱多病。如果我真的回家了，感染了他们，那一定是凶多吉少。我现在想着这些都还后怕。

封城了，我回不了老家了。好在牺牲我一个，换得全家安。

离开车站返回家的路上，我还在想，自己是个老党员，又当过兵，既然留下了，就应该联系一下相关单位，申请到一线去当个志愿者什么的做点自己能做的事情。想总归是想，但没有回成四川，得先保证我们俩在武汉的正常生活再说。

原先没准备在武汉过年，前一天就已经把冰箱里的东西全处理光了，连剩下的一小把青菜也扔掉了。从车站我没有直接回家，带上行李就和老婆去了社区的小区超市。一看，货架上菜抢光了，而且菜价也比先前高了一些。

从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老婆为菜奔波，为我哭泣，彻夜辗转想眠，却又辗转不眠。

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晚上我和老婆一家五口人匆匆在我们家简单团了个年。吃完大家就散了，各自回家看春晚。春晚看到一半，我人已经觉得不舒服了。半夜醒来大汗淋漓，觉得特别冷，把家里能盖的东西全盖上了，还是冷摆子打得像筛糠一样。

就这样不觉中被感染了。不仅没有做成志愿者，还给志愿者和给国家添了麻烦。

病重期间，好多信息没有能力在第一时间关注到，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以至于我现在想写点东西都觉得有些困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也不愿意回过头去想。很多的瞬间和画面，好像自己都还不能去面对。

比如，我转院前那时候，睡在床上基本不能动了。临床的一位大爷，在医护抢救我的时候，帮我倒了一杯救命水。可是后来，轮到抢救他的当晚，我却正好在转院离开。离开时，我想给他鞠个躬，但我的腰已经弯不下去了。我想回头给他行个注目礼，却又很难侧过身去。

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是否还活着，我也不敢去打听确认，宁愿不要那个确切结果，也不敢去面对他可能已经成为了那几千个数字里的一个。毕竟他大我快三十岁，危险系数更高一些。

所以，我不想去回忆，但时常又不能不想起。有时绕不开，克制不住自己，情不自禁又想起他来，我就只想莫名地嚎啕大哭一场，以解我心头那一直堵积的挥之不去的“气”。

大爷，大爷，希望你还在，希望你好好地在活着。

生病期间我整日躺在了病床上，根本没有能力和体力去记录。即使后来在医院里情况有所好转，但躺在床上每天望着病房里那扇硕大的玻璃窗，感觉内心透明得好像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不愿去回忆。如同磨玻璃状态下的双肺，一样的苍白与无奈。毕竟这是生命中突如其来的一场生与死的大较量。很多人在此间受不了如此的煎熬，精神上瞬间便可能塌陷。这种感受只有置身疫区最中心，或者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才能体验到。

也包括心怀悲悯的方方大姐。

我没有自己的文字记录这些，但我找到了一个完整版的方方日记。方方大姐毕竟是个大作家，她认识的人多，日记的信息量大，文字也丰盈。

我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谩骂方方大姐的人。我感觉他们是有好几类不同的人。但很多人好像就是为骂而来，或为骂而去。我有个朋友对我说方方偏激，我问他看过几篇日记，他说只看了一篇就不想看了。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只是跟着网上“大V”的感觉在被带着走。而至于是对是错，只有把日记放进时空的长廊里去检验。

我不禁想起自己前两年的工作经历。

我在珠三角一带呆了两年多，对民营企业作了一段跟踪调研。好多民营企业经营艰难，一是大环境确实困难，二是前面几十年的改革风口不在了，再光凭“胆大经营”不行了。新时代的经营管理，不能把口口相传相授的经营理念当口号喊然后当标语贴在墙上就当改革了。企业得有新认知，找出新问题，真正强化企业内生的文化动力才行。

所以，我去年在一些企业到处讲《管理认知》这个课题，我们得有自我认知和对外界认知的新能力，个人和企业都一样。管理不是去消灭问题，它是去发现问题、归置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现在企业组织或政府组织，工作本身所需要的体力可能是在不断减少，但所需要的智力和认知力在不断增加。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的管理行为和领导方式，必须由过去的指挥型转向团队和民众的共识。只有各自多一份担当，用文化聚力，才能达成更多的共识。个人素养的提高或管理亦是如此。

今天，我并不想就日记的争议发表具体的看法，我也没有那个能力。但，我想，我或者是方方大姐，或者是赞成她的，或者是反对她的，大家都心里爱着这个国家。只是我们每个人有着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述和行为。方方大姐在日记中不断提出的追责，她有这样的想法，自有她自己的道理。

方方大姐不可能是一个完人，她笔下的事情也不可能从开始一发生就完美。

今天，病后还在康复中的我读完了方方日记，而外面的世界似乎已经顾不上其他，只陷入了互相撕裂、喋喋不休的争论里。对于我们这些感染者，那些沉重的怨言和不满的情绪都是实实在在体验过的。但我们终归得救了，而且是国家免费救治。我要向国家以及四万多名医护者和无数的志愿者说声感谢。这完全是出自我的内心，真实、自然，纯粹。但是，对于那些在疫情中逝去的人们和他们的家人呢。我不能想，也不敢想。唯愿安息。只想擦去他们的泪水。

再有十天的样子，就该立夏了。我算是彻底错过了这个时令的季节。

夏天都快来了，春天却又仿佛没有发生过，好像根本与我没有任何关联。自然的春天曾经就摆在那里，年年岁岁都相似。然而，这个春天，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所以，春天之于我，是医院病房那里扇玻璃窗，是隔离酒店里志愿者送饭推车发出温暖的声响，是千里之外父母不安的挂念，是对国家，医护和志愿者们发自心底的感激。

春天之于我们，是集体趴在窗台上的守望和等待，是武汉确诊的清零，是复工者脸上的笑，是小区门口保安手上的测温枪，是康复者们在康复中心相互之间的谨小慎微。

病毒曾经凶险肆虐，令多少人在凄风冷雨中不安。而我，这段经历的印痕或深或浅，或浓或淡，就让它永远融进生命里，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

虽不想回忆，却时常忆起。

武汉城里依然处在康复中的我，祝方方大姐安康。

四川老家的这间老屋，是我出生的地方。

【作者简介】

禾晓：七零后，退役军人。农民的儿子。祖籍四川，高中毕业后到城里拉过三轮，收过废品，当过兵，再复退到国企。现任某外企高管。方方日记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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