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水深，社会又太乱？来这宫墙深园内去躁求静
文 | 沈青雨（北京）编 | 柳莺（上海）
2016年1月，CCTV9纪录频道播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三集纪录片，在用户群体趋年轻化的哔哩哔哩网站走红，点击量超两百万，全网播放量近亿，在B站弹幕超6万条，豆瓣评分9.4。时隔将近一年，电影版《我在故宫修文物》即将上映。与电视纪录片中所采用的以全知式的男声旁白“由电影创作者（我）向观众（你们）讲述文物修复师（他们）”的叙述方式不同，电影版中去除旁白的处理使得影片的叙述视角从观众（你们）向他们（修复师）偏移。
从电影制作者和影片主体的关系来看，创作者将影片的宣传和教育意味降到最低程度，并试图将观众和电影的关系导向对文物修复师的日常性，而非对修文物的猎奇性关注上。举例而言，献给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的电视纪录片以游客参观修复后的文物展品的镜头收尾，以完成对“你所不知道的事”的叙述段落的出发点的回归；而纪录电影则将结尾献给了猫粮-小鸟-蚂蚁生物链景观的展示上，大量的空镜和轻盈的钢琴配乐增强了电影视听语言的层次。相比于借鉴古典小说《水浒传》、以多线索交叉塑造二三十个人物形象的电视纪录片，电影版《我在故宫修文物》试图跳脱出群戏的快节奏和戏剧张，而在影像中再现真实的故宫工作生活的慢节奏，并将修复师们还原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以展现他们的个性魅力。大量插入的空镜和轻盈的钢琴配乐增强了电影视听语言的层次，并使观众对于影片所营造的慢节奏有所同感。
电影版的创制在于将重点放在对修复师个人的时间体验上，着眼于产生意义的时间点来探讨对于这群在宫墙内修文物的人来说，他们触碰到的历史呈现出怎样的样态，即便所面对的是文物的漫长历史回响和属于他们的父辈/师父的过去的回响。
文物修复师的工作场所和工作对象本身均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幸存者，他们与具有千百年历史的文物无间距接触，同时也意味着透过历史本身的延续性来审视历史与当下不曾断裂之关系的、对历史的无间距的触碰。也因此，能够妙手回春使“死”的文物复活的文物修复师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复杂的时间结构中去理解当下和历史，比如，他们想象自己与历史人物处于不同时间的同一空间中，而他们的职业素养又会他们最终选择一种仅聚焦于文物的简洁方式，与历史上的制作者、欣赏者和修复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在宫墙之内工作的意义远不止提供一个能让人专注工作的环境，“在故宫”的特殊性对于只能在宫墙外观望的人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是对文物修复师们而言，重要的事情永远只有“修文物”这一件。
水法钟的的律动、画轴的卷起收拢，缂丝机的运动——影片以运动的影像探索“静止”的美学，电影所营造的不疾不徐的节奏感，也正契合文物修复师们的精神气韵。宫墙之内的静并不只是物理上的无噪音环境，还包含着从文物修复师到电影创作组在宫墙之内的肃穆感。
对于从高校毕业不久就加入文物修复队伍的年轻梯队来说，把文物修复的冷板凳坐热的过程是去躁求静的砥砺，与此同时，文物修复带来了悄无声息的审美上的改变，也给予了他们看待艺术的全新的视角。静止和运动也体现在文物修复师和文物对时间的体验上：修复师们多年如一日地从事细琐工作，时光飞逝，他们有限的一生中修复成功的文物极为有限，精品则更少；而文物在漫长的时间中幸存并经历着衰老，修复师们要靠一代代的手艺传承，才能延长文物修复事业和文物寿命的时间线。
有趣的是，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转折点上，自鸣钟和缂丝工艺曾被作为落后生产力的象征，而在一个手工艺几乎完全不占市场份额的后工业时代，宫墙所筑起的是一个屏蔽历史评判的场域，物件的实用价值被其审美性及其历史意义所取代。与此相关的是，故宫文物修复师们的技艺被保护于体制之内而不参与市场竞逐。从1953年文物修复厂成立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第二、三代修复师上岗再到二十一世纪子承父业的传承方式消失而师徒传承方式遗留，随着文物修复的技艺同样受到精心呵护的从上世纪遗留至今的简单质朴的人际关系，如修复师们所言这是写字楼的现代办公环境所无法实现的，同样无法被复制的还有他们与故宫中的动植物天然为邻的亲密关系。
哔哩哔哩的高关注量和豆瓣的高评分形成了《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好口碑，并促成了纪录片在商业院线上映，从中或可窥见口碑/观众主导电影市场的势头，而哔哩哔哩用户群体的年龄构成则对于理解年轻观众在影视作品方面的审美取向有着间接的参照意义。对于电影导演萧寒来说，去年凭借表达人文关注的《喜马拉雅天梯》打响纪录片的商业院线攻坚战，今年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在丰富年末贺岁档院线作品类型的同时、能否再创千万级别以上的票房，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从普遍意义上说，观众将以何种方式观看和评判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受其自身的社会角色影响。从这个角度去探讨《我在故宫修文物》触动观众的方式尤为有趣：基于B站的观众基数和特殊的观看方式，对影像的参与感由“发弹幕”延伸到了影像之外，“我也想去故宫修文物”的诉求背后蛰伏的可能是对现代样态的职场竞逐中因个体的可被替代性而产生的焦虑和不断自我质疑的无力感，这样的精神压力与故宫的文物修复师们距离甚远。
且不论纪录片带来的曝光度会给文物修复工作后继者的招聘起到怎样的宣传效果，随着弹幕满天飘飞的对文物修复师的羡慕心理更应受到正视。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纪录真实的影像何以以“工匠精神”之名触动观众，或可折射出在社会焦虑和浮躁之下对于体验相对静止的生活样态的向往。
欢迎为深焦口碑榜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