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大浪潮中，我们究竟该跑去哪里？
第四届德国电影节于11月11日在Audi City Beijing开幕，随后一系列影展活动在北京、成都、深圳三座城市展开，为期半个月。德国电影节由德国电影协会和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联合举办，自2013年举办第一届，旨在提供德国当代影坛佳作，加深中德文化交流。
《流星街》关乎最近在欧洲大热的移民话题，德国电影人一向对这些严肃的社会议题反应迅速，不管是难民题材还是身份认同的焦虑，都在告诉我们，艺术作品作为电影对社会的反思，从未缺席。
在今年的德国电影节开幕式上，我们见到了《流星街》与另一部移民题材电影《春去秋来》的导演艾琳·菲舍尔与丹尼尔·凯森，并与他们聊了聊他们所亲身经历的欧洲难民危机。
他不像拉赫达尔那样，努力挣脱一切，而只是想和家人团聚，学好德语，尽快融入这个新环境，骑着自己喜欢的摩托车，自由生活。坐在屋子的角落，认真地听着课文；照着镜子反复端详着自己，看着已经发育得很好的健壮身材，他脸上露出了和这里所有年轻男孩一样骄傲的笑。 拉赫达尔无意间看到弟弟的日记，当他得知弟弟因自己的堕落而烦恼，试图逃离他，于是他选择了离开。但却不料之前两人盗窃修车厂的事东窗事发，可怜的默罕默德惨遭毒打和侮辱，最后被弃之街头。大概，拉赫巴尔永远无法想象，就是这个18岁的小男孩，这个每天和他相依为命，依赖他陪伴他的男孩，有一天真的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了。这一次，他走得比他坚决。
正如那个酒吧里满脸铁屑残渣的男人在感慨战争无情，反思为什么而战时，坦诚地说：“逃跑并不可耻。NO shame in fleeting.” 然而，现实生活中，这个得不到身份认同，偶尔还向真主祈祷的男孩在无形的民族歧视和文化的疏离中同样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 如果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国移民电影是以悲悯的眼光看待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移民群体，九十年代以后以移民为主体讲述其内心与现实的矛盾和挣扎，那么近十年的移民电影已经慢慢从沉重和压抑中走出来，在更加宽松的多元文化语境中释放出较为轻松自如的、相对包容和积极自主的态度来对待不同文化的交织和碰撞。
其中，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像2011年的一部故事片《阿曼尼亚 ：欢迎来到德国》，由德国女导演雅瑟敏·萨穆德里（Yasemin Samdereili）自编自导，讲述了一个德籍土耳其家庭三代人在适应与回归间的矛盾抉择，自我身份及文化认同的故事，导演本身也有着库尔德血统，对德国“二战”后移民文化身份和认同问题兴趣浓厚。此外，还有像来自奥地利的女导演费欧·阿拉达（Feo Aladag）执导的《当我们离开》（Die Fremde，2010），讲述了一位土耳其单亲妈妈为了逃避家暴，来到德国投奔亲人而遭受唾弃的曲折经历。该片最后获得了第 60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欧洲院线大奖和六项提名。 去哪里？似乎一直是移民群体苦苦思索的难题。德国多元文化及全球化进程的大背景下，移民电影作为时代的产物，一直深受关注。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很多时候，一直在努力创建一片虚拟的和谐净土给我们，但复杂的现实却总抛给我们不愿承受的沉重。但哪怕是这样，我们至少也不要放弃电影为我们精心营造的，那个短暂的、自由的反思空间，好吗？
对视：异域·疏离·认同 ——《流星街》《春去秋来》导演访谈
受访者 | 艾琳·菲舍尔 （《流星街》导演）
丹尼尔·凯森特 （《春去秋来》导演）
采访、整理 | Xiii（伦敦）
深焦：首先想请问你们为什么会对移民题材感兴趣？
艾琳·菲舍尔：对我来说，对移民题材的兴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我一直对国界、边界感兴趣，当我拍摄我电影中的人时，我可以感同身受。也许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外来者在陌生的国度生活。最初我并没这么强烈的感觉，但当我在（德国）生活了七八年后，我发现自己丧失了原本的身份认同，一方面我失去了本国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在这个新的国度我也难以融入。
《流星街》剧照
然而，与很多人（包括电影中的人物）不同的是，我不是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对我来说， 我常常感觉自己处于两国的夹缝中，我在新的国家找不到归属感，但也无路可退，因为我与我原属国（法国）之间所有的联系几乎已经全部斩断。所以，拍这部电影也是为了我自己，我想要去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
丹尼尔·凯森特：对我来说，我对政治更感兴趣。我是想通过这一题材，将艺术与反映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我认为，移民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
导演丹尼尔·凯森特（图中），艾琳·菲舍尔（图右）
深焦：那么，艾琳，在拍摄这部电影前，您有接触过其他移民吗？尤其是那些被迫离开自己祖国的移民或难民？
艾琳·菲舍尔：是的，我在法国、在柏林都接触过不少，但是他们大多数并不是通过新的人道主义移民政策过来的，他们主要来自北非，是六十年代以劳工的身份进入欧洲的。在德国的时候，我认识的很多都是政治移民。在柏林的一些区，人们的对移民的态度更宽容一点。
2012年的时候，难民在德国很多城市都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他们想要通过游行来反映自己困窘的生活现状。当这些难民来到柏林的时候，他们在市中心支了帐篷住在里面。我当时就住在那附近。这个事件深深影响了我，因为我常常能在附近的咖啡厅或酒馆见到他们，与他们交流带给我很多启示。
《流星街》剧照
深焦：你们二位的电影都描述了移民在德国生活的复杂现状，目前对他们来说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
丹尼尔·凯森特：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鸿沟，语言障碍也是问题，但语言背后还是文化。
深焦：在《流星街》中，我们可以看到穆罕默德这个人物内心的挣扎和焦虑。一方面，他在反抗成为他哥哥那样的人，而另一方面，他也对自己逐渐萌发的男性气质感到欣喜，比如他在镜中观察自己的身体。您为什么选择从一个青春期少年的视角来展开情节呢？
艾琳·菲舍尔：事实上，我把默罕默德这个人物想象成我自己。我想拍摄的人是正处于自己人生阶段中最需要做决断的年龄。事实上，有的时候做决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曾经也曾和默罕默德处于相似的处境中。这一次，人们期待从我的作品中获取什么，但我又不能立马回答，因为我自己也还在探索中：我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我到底是谁？但是，总有一个人生阶段要求你必须从自己的世界走出来，去做一个了断。
这很苦难， 因为你知道有很多双眼睛看着你，很多人对你有所期待，你也许不需要去回应所有的期待，但你必须去选择一种继续前行的方式。我的这个角色对生活有很多疑问，比如他对男性主义有很多疑问，但他不知道如何去选择，不知道如何去应对。
深焦：在一个女性导演的电影中，几乎没有出现一个主要的女性角色是非常不常见（除了电影中的脱衣舞女和泳池女郎）。那么作为一个女性导演，你是如何平衡女性视角和男性角色的差异？
艾琳·菲舍尔：我认为，作为一个女性导演去审视男性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去观察两种不同的性别生活的不同方式。事实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到最后都有相同的问题。而且，我认为去定义一个女性也是一件困难的事，甚至也许比男性更复杂。以男性视角切入我作品的第一阶段，也许下一步作品我会做更多的准备，去尝试拍摄女性题材。我很喜欢观察人们在群体中的生活，尤其是同一种性别在群体中的生活和相处方式。比如，在女性群体中，总有一些处于领袖地位的，也会有一些不那么活跃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值得挖掘。
导演艾琳·菲舍尔
深焦：将二位的电影在一起比较是十分有趣的。尤其是，《流星街》是从一个逐渐成长的年轻男子的视角讲述故事，《春去秋来》则描述了一个女性难民的处境。在后一部片子中，Minna 并不仅仅是一个难民，更是一个女人，在整部电影中，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将其看做是欲望的象征。你是否认为Minna的挣扎不仅仅来自个人幸福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也来自性别压力？
丹尼尔·凯森特：当然是这样的，我认为电影表现的问题是个人对抗体制，可以将这个体制理解为国家体制，也可以将它理解为男性社会，最终表达的根本问题是相同的。
《春去秋来》剧照
深焦：听说您曾经当过电视台记者，记者的职业经验是如何影响你电影的拍摄的？
丹尼尔·凯森特：记者的经验告诉我，在电影拍摄前期，要认真彻底地做调查。对我个人来说，有一点十分重要，我拍摄的这个故事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是来自真实的故事。有时候，这些事件混杂在一起，是由真实事件中不同的人重新排列成新的人物，因为很少有人直接就具有电影主人公的完整经历。
深焦：所以，电影中，女主人公Minna的故事也是建立在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的基础上。
丹尼尔·凯森特：是的，是两三个真实人物糅合在一起建立起来的。
《春去秋来》 的主角Minna
深焦：电影中还有一个场景让我记忆深刻，当Minna假扮成记者问她正在监视的人Mansour是否介意她对两人的谈话录音，Mansour说这很有东德作风。这整部电影，包括色调，场面调度，的的确确给了我这样的感觉。您是想要表达如今的现实状况和过去也有相似之处吗？
丹尼尔·凯森特：是的，这基本上就是我的拍摄意图。因为，如果我拍摄一部电影仅仅是关于当前社会的，但是一年后，如果情况有所改变，我改如何处理？所以，我认为聪明的做法是做关于过去的电影，寻求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即使是后来情况改变，传递出来错误信息也会少很多。对我来说有一点非常重要，我想传达的，就像你说那样，是一种普适的现象，并不止是指四年前发生的事情，或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访谈审读 | 柳莺
访谈排版 | 费雅玲
- FIN -
最后附上德国电影节北京、成都、深圳三地的排片表，影展期间，三地还会举办一系列与德国电影有关的活动，具体可关注“德国电影节”官网或官方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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