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钊轶：看得见的抵抗和看不见的挣扎 ｜在非学者讲述疫情下的真实非洲

“
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的当下，非洲的疫情和防控备受关注。疫情如果在非洲大暴发，会给当地来怎样的影响？本文从一位在南非生活的学者的视角出发，描述一个在疫情阴影之下真实的非洲。
”

新型冠状病毒于今年2月14日登陆非洲。世界卫生组织（WHO）非洲区域主任莫蒂(MatshidisoMoeti)博士说：“非洲地区的病例数量呈指数级增长……从非洲首例确诊病例开始，花了16天才达到100例。又过了10天才达到1000例。但此后三天，有2000例确诊。再两天后，达到了3000例。”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非洲疾病控制中心关于非洲新冠病毒的最新数据，截至格林尼治标准时间4月22日，整个非洲大陆已确诊超过24000例。其主要统计数据包括：确诊病例24686人，死亡1191人，康复6425人，感染国家52个，无病毒报告国家2个（莱索托、科摩罗）。

面临巨大冲击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莫蒂博士说：“在非洲的很多地方，洗手和隔离都具有相当的挑战性——在这些地区，物理封锁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疟疾、艾滋病毒、结核和霍乱等既有疾病的流行也会加剧其在医疗方面的挑战。”

非洲疫情正在向农村地区扩散，而且已有超过16个非洲国家从刚开始的仅有输入型病例发展到了社区传播的疫情暴发期，并出现了集群病例。

△ 3月31日，南非德班附近的乌姆拉济镇居民区。（新华社/路透）

处在非洲最南端的南非成为非洲被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约翰内斯堡Wits研究所Ezintsha的米歇尔·穆尔豪斯（Michelle Moorhouse）博士说，在世界上艾滋病毒感染率最高（根据Statistics South Africa 2019, 总人口5652万的南非有797万人口感染艾滋病毒）、肺结核发病率最高的南非，政府一直在敦促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肺结核患者远离诊所等环境，从而减少他们在新冠病毒上的暴露。但这样一来，艾滋病毒感染者有可能无法按时领取用以压制病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V），从而被迫中断治疗，肺结核患者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新冠病毒已从首都金沙萨蔓延到该国最东部地区，而该地区目前还正在经历埃博拉疫情。

利比里亚由于电力原因，呼吸机根本无法使用，对于患有严重呼吸窘迫的患者，除了提供支持性护理之外，医生将很可能无能为力地看着病患在自己面前慢慢死亡。在许多地区，甚至根本没有医生。

△ 4月2日，南非约翰内斯堡，一名戴着口罩的男子走过。（图片来源：美联社）

总体而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人均医生最少，如在赞比亚，统计学上平均每一万人才能分配到一名医生。

刚果民主共和国慈善机构New Sight Eye Care的宋黄凯欣（Joyce Samoutou-Wong）博士说：“物流暂停，使得我们不得不关闭诊所，暂停为200多名患者提供服务。”同时，在民间出现了很多传言，人们相信刚果大头菜、柠檬和大蒜可以保护他们免受病毒感染。

在非洲，疟疾可能与新冠病毒引起的症状相似，导致新冠病毒诊断变得困难。美国发展慈善机构克里斯·麦克洛（Chris Macoloo）表示：“在东非和西非，任何体温高于正常水平的人都被怀疑感染新冠病毒，并被隔离。”这样大大浪费了医疗资源，并容易引发交叉感染。

△ 4月3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当地市民在医务工作者指导下接受检测。（新华社发 希拉兹摄）

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家海伦·詹金斯（Helen Jenkins）说：“结核病患者或先前因结核病肺部受损的人可能会严重感染新冠病毒。此外，在许多地方，所有传染病的研究都停止了，疫苗接种也暂停了。因此，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未来一段时间内麻疹或小儿麻痹症等这些原本疫苗可预防的疾病会有所增加。”

非洲的很多地区，因为贫困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往往是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共享衣服、床铺、食物和餐具。一些居民聚集区的自来水管由于水压不足，水流缓慢，取水队伍往往长达好几百米，于是这些水源附近也成了病毒传染高发区。水资源的珍稀也导致了这些地区的民众无法养成洗手的习惯，进一步瓦解了病毒传染的屏障。

非洲大陆的许多医疗保健系统都不够完善，存在诸如设备不足、资金不足、医疗保健人员培训不足以及数据传输效率低下等问题。尤其是疫情期间，新冠病毒检测能力、隔离病房数量、ICU病房数量、呼吸科医生数量、隔离病房医护人员素质、有效药品和一线防疫物资库存量等，都直接决定了非洲抗疫的可能性和成功率。而就现在所知的数据，如果病毒在非洲大爆发，抗疫能力很不让人乐观。

在确诊人数的准确性上，非洲的医疗体系也没有办法提供让人信服的数据来源：占非洲人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无法负担医疗保险的费用，这让他们即使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症状也没钱支付病毒检测的费用。

另外，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受感染者的活动轨迹追踪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人们只能仅凭着有限的被抽检群体中发现的受感染人数去推测自己所在地区可能出现的病例和自己被感染的可能性。

看得见的抵抗

面对疫情蔓延，世界卫生组织帮助非洲大陆上的许多国家建立了进行新冠病毒测试的实验室。

非洲人民对疾病的传播方式其实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了解。以前的疫情，例如埃博拉和霍乱，已经教会了许多国家的公共卫生部门如何为疾病流行做初期准备，以取得先机。所以许多非洲国家在疫情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果断采取了一系列预防和遏制措施，包括限制旅行、取消航班、禁止聚会、关闭学校和封闭边境等。这与很多西方国家在疫情暴发初期时的手足无措产生了鲜明对比。

目前，非洲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地区都在实行全境封锁，这些措施使得疫情蔓延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从而政府能有更多时间准备。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宣布从3月26日起实行全国封锁，为期21天；后来又再延长14天至4月底。其卫生部长于4月11日开始建议民众出门佩戴口罩。

△ 3月21日，南非警察戴着口罩和手套在约翰内斯堡的Diepsloot乡镇巡逻。

埃塞俄比亚议会批准实施为期5个月的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期限内，禁止4人以上的集会；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口罩；客运车辆的载客量不能超过50%。

随着疫情形势不断严峻，一些国家开始延长相关防疫政策有效期或追加新防控措施。

毛里求斯决定将全国宵禁延长至5月4日。尼日尔宣布延长首都尼亚美宵禁两周。几内亚宣布国家卫生紧急状态延长至4月30日。塞拉利昂宣布从4月12日起实行宵禁和部分区域“封城”措施。加蓬宣布首都利伯维尔12日零点开始正式封城，期限15天，并可以延长。喀麦隆出台7条新的防疫措施，包括从4月13日起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口罩。科特迪瓦宣布将对所有新冠病毒易感人群实施强制居家隔离，鼓励远程办公……

△ 3月6日，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一名男子戴着口罩站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外。（新华社发 让·皮埃尔·科索普摄）

无论是宵禁还是封锁城市，这些措施在控制病毒蔓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3月19日，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疫情对非洲国家经济影响的报告。报告显示，“疫情将对非洲经济增长率造成重大影响，经济增速可能从此前预期的3.2%降至1.8%，并加剧非洲国家的财政赤字。另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将直接导致非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外贸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为了降低抗疫措施对经济的影响，并缓解民众在疫情期间的生活压力，各国政府出台了多种于民众有利的拯救措施。

△ 3月23日，南非宣布全国封锁之前，最大零售连锁店之一Woolworth超市里蔬菜、肉类、蛋类等商品已被民众抢购一空。（经济日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摄）

加纳政府决定为特困居民减免3个月的电费，其他民众在之后的三个月减免一半的电费。此前，加纳已宣布减免民众三个月的水费。

南非工商业联合会呼吁商业银行将贷款付款最多推迟三个月，并希望放贷人将抵押贷款利率降低超过储备银行降低利率的一个百分点。允许餐饮业有条件恢复经营，以拯救中小型企业，让他们不至于破产。锁国期间，政府还通过失业保险金的方式暂时支付工人的工资。

安哥拉总统批准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以应对新冠病毒以及国际石油价格急剧下降对国家经济造成的影响。投入约80万美元资金，支持中型公司和小微业者经营活动，并暂时取消一些行政审批手续。疫情期间困难居民家庭欠缴电费和水费，供水供电的公司不得中断供应。

看不见的挣扎

很多非洲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戒备，但非洲有70％的人口依靠非正规经济谋生。由于没有住房，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赖以维生的手艺，许多人在抗击疫情的封禁政策中正在面临绝境。津巴布韦民众曾在新闻里说：“如果这种（封禁）情况持续超过一个月，杀死我们的不会是病毒，而是饥饿。”

虽然有政府的封禁法规，在那些落后地区的小镇内仍有民众聚集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在贫民窟和附近的商店周围，往往可以用人潮涌动来形容。

△ 3月20日，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公交车站消毒杀菌。（新华社发 肖恩·朱萨摄）

究其原因，是那些社会底层群众根本没有实施“封禁“和”隔离”的条件。对于只能领到日薪的他们来说，每天的工作成果就是能获取购买一家人当天口粮的收入。也有每月拿工资的人们，属于“月光族”——一个人养着一大家子，不光月底一分不剩，还需要还债。在撒哈拉以南地区，为了对抗不期而遇的“断粮日”，一个村落里相熟的邻居们会把好几家的收入统合起来，一起出门购物，一次买够这几家人几天的口粮，然后回来统一分配。这些贫苦民众多数居住在城镇边缘，以进城打工为主业。他们在疫情中失业，只能返回他们在偏僻山区的故乡——未来即使疫情过去，他们也很有可能无法回来继续原来的岗位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无法提前囤够封禁期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只能等拿到工资后才有钱采购。

是否应该戴口罩也是困扰着非洲抗疫的一个难题。随着疫情发展，如Dischem和 Clicks这些面向大众的医药品商店里的防护用品一早就被抢空了。

△ 3月5日，约翰内斯堡市民在药房内选购消毒用品。（新华社记者 陈诚 摄）

可以看到，贫困造成的窘境很可能会破坏非洲的整体抗疫工作，进而威胁到所有人的生命。但是贫困这个在非洲已经讨论了近一个世纪的课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甚至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还演变得愈发难以控制。

除贫困以外，另外还有一些导致非洲抗疫困难重重的因素，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多年来，非洲很多国家基于市场需求的卫生改革削减了公共卫生预算并限制了行业薪金上限。这些改革多数侧重于针对特定疾病的治理（例如针对艾滋病、结核、疟疾等），而用于初级卫生保健的资金就相应减少了。于是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中，存在人员短缺、设施老化、就医拥挤、药物不足、以及患者护理不善等问题，这导致了人们的抵触情绪，以至于他们不愿依靠国家现有医疗服务体系，转而投向民间草药医生和本土教会。

同时，在非洲的多党政治中，政治家们必须决定如何使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更高的信誉和民意。于是很多政府在其年度决策和卫生预算分配中，将疟疾、结核病、艾滋病等疾病列为优先拨款项，而把对“未来可能暴发的”疾病和疫情的筹备和投资视为几乎没有政治回报的花销。这也直接导致了在抗击本次疫情时非洲不少国家在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准备不足。

△ 近日，津巴布韦华人企业帮助升级改造了当地新冠肺炎病例定点医院——哈拉雷威尔金斯医院。

一些国际机构和组织一向致力于在非洲提供卫生援助，也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疫情暴发之后，它们也尽力开展援助，例如世界银行的大流行病紧急融资计划、中国政府和企业及民间商会的善款捐助和防护用品分发等。然而，很多非洲国家和地区对政府的信心缺失和对国际援助的误解导致了对这些善意的怀疑和抵抗。

未来在哪里

尽管目前疫情在非洲的传播程度尚不如欧洲等地，但本地社区传染的暴发已经让全世界开始担忧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道主义援助组织CARE的非洲中部、东部和南部区域主任艾玛·内洛尔·努吉（Emma Naylor-Ngugi）说：“很难不去思考是否整个非洲将可能发生毁灭性的长期人道主义危机。”

在疫情发展之初，非洲一些国家领导人就已经坦言，新冠病毒一旦开始大规模暴发，本国孱弱的医疗和卫生条件是远远不足以挑起这样沉重的负担的。非洲对于疾病之苦的理解并非来自其政治的成熟，而源于其过去太多痛苦的经历。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仍然令人记忆犹新。而这段经历让非洲人明白了预防和遏制是抵御死亡的唯一希望。

△ 4月6日，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抗疫物资运抵加纳。

曾领导利比里亚应对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杰里·布朗博士说：“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社会合作行动，非洲公共卫生从业人员估计大部分都会成为病毒携带者，非洲可能会达到2.5亿病例。”

对于新冠病毒疫情，非洲当局正在尽全力进行民众测试并向世卫组织报告可能的病例和死亡案例。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后成立的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正在发展成为非洲防疫区域领导者，并有意与本国卫生机构和广大国际卫生组织采取合作措施共同抗疫。

△ 4月6日，在南苏丹首都朱巴，一间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对样本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非洲各国首脑也逐步认识到非洲社区团体和政府合作对抗病毒传播将可能成为胜利的关键。政府可以通过审核和修改预算，以重新确定支出方案的优先顺序，来减轻新冠疫情对非洲经济的负面影响，如：

• 建立国家防疫安全法规，鼓励民众仅进行必要采购；并在国家层面确保基本食品的充足储备；
• 准备好在疫情中为预防和治疗（包括病患运送）提供资金；
• 利用此次疫情危机，全面改善本国卫生系统；
• 准备疫情过后的财政刺激方案；
• 做好基础设施的维护投资以及保护工作；

• 推动非洲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工作，采用更加弹性和波动性的管理方法，并且将其作为整个非洲大陆的长期有效机制。例如，提高药品和食品的内部供给能力，摆脱过分依赖燃料等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为多元化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人在非洲

病毒本无国籍，疫情也无国界。但当下的一些媒体，特别是来自欧美的少数社交媒体，出现了对中国的污名化。在不良报道的误导下，非洲一些国家确实也出现过当地人使用言语攻击中国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有关“中国病毒”的言论，甚至在遇到亚洲人时采取过激的行为。这种举动不利于人类团结共克时艰，每个人都应当抵制这种不良现象的发生。

就数据来看，居住在非洲大陆的中国人中，迄今无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而且在之前传入非洲的所有输入性病例中，也无一例来自中国。同时，居住在非洲的中国公民还自发捐款、准备医疗用品，勇敢地与非洲人民站在一起并肩作战，收获了很多当地民众的赞赏和感激。

△ 运往非洲的抗疫物资上写着“人心齐，泰山移”。

值得一提的是，非洲国家的政府都一直坚持用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新冠病毒。一些国家领导人，如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政府发言和媒体上表示，“中方采取果断有力措施，已经控制住疫情，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有益借鉴。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南非和非洲提供各种支持，特别是在当前困难时刻为南非和非洲国家抗击疫情提供宝贵援助，这对南非和非洲国家非常重要，增加了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

虽是中国人，但我已在非洲旅居多年，早已把这片大陆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我们将坚定地与非洲朋友一道，共克时艰，为控制疫情而努力。同时，我们坚信，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定能战胜疫情，取得最终的胜利。

首发| “百万庄通讯社”公众号

作者 |刘钊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南非分院中方执行院长）

审核 | 浙师大非洲研究院科研办

抗疫专题
中国为世界树立典范，国际社会应携手抗疫 l 我院南非籍学者格特大使在China Daily刊文

如何战胜疫情大流行 | 我院尼日利亚籍学者阿德昆勒在China Daily刊文

国际合作与中国担当 | 我院兼职研究员乌比博士在CGTN刊文

我院学者约罗在布基纳法索媒体TingaNews撰文《战“疫”——中国向世界展现团结的力量》
我院兼职研究员乌比博士在CGTN撰文《“疫情之下的非洲及其未来令人担忧”》
Can China-style quarantine against COVID-19 go global?|迈克尔称赞中国经验
China Leading the Fight of the COVID-19 | 我院留学生爱德表示中国战“疫”为世界提供典范
Increasing shining beacon of hope by statistics  | 迈克儿为中国抗疫打CALL

Hodan: A call to humanize people's suffering  | 和丹呼吁：全球应同舟共济克服疫情

非洲来信之二：我们一直牵挂着你们 | We are keeping you in our thoughts

非洲来信：“我与你们站在一起” | I Stand with You in This Critical Time

中国为世界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 我院非洲学者约罗参赞在境外力挺中国抗疫工作

我院尼日利亚学者迈克博士等全球汉学家祈福中国：我们的第二故乡，加油！｜“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Foued Larby ：The Patriotic Dragons ｜非洲研究院非洲留学生为中国抗疫点赞加油

非洲情怀

中国特色

全球视野

长按关注

关于我们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IASZNU）是在教育部、外交部支持下于2007年成立的中国高校首个综合性、实体性非洲研究院，经十余年发展已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非洲研究机构与国家对非事务智库，成为国内首个拥有非洲研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学术机构，是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教育部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南非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指导委员会指导单位”和“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中方智库、教育部“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单位、浙江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

      近年来，非洲研究院连续第四年入选《全球智库报告》“最佳区域研究中心（大学附属）”，还先后入选中国社科院"中国智库综合评价核心智库榜单”、“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索引（CTTI）”中国高校智库百强A+、《2018年中国智库报告》高校智库（特色）系统影响力排行榜第4、《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8）》高校智库影响力排行榜第9，等。

About us

Established in 2007,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a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and substantive African Research Institute based in China’s universities. In the decade since its founding, the Institute has remained focused on both producing influential academic output, as well as cultivating scholars in African Studies from both China and Africa, gaining reputation as a highly influential academic institu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t the onset of its second decade,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intends to move towards a more regionalized, nationalized, distinctive and internationally oriented direction in its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the institute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young and upcoming scholars to conduct research, and provide them with the necessary support.

Qui sommes-nous

L’IASZNU a été fondée en Septembre 2007 sous les auspices du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MOE) et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MFA). Parmi les Universités chinoises, c’est le premier Institut complet créé spécialement pour les études africaines. Après plus de 10 années de développement, l’IASZNU est devenue un Institut d’études et un Think Tanks très influent sur les affaires africaines en Chine qui possède un « Savant du Chang Jiang » des études africaines. Il est le Think Tanks chinois sur le  « Plan Think Tanks du Partenariat Chine-Afrique 10 + 10 » et un des établissements guides sur le « Plan de Recherche Conjointe et d’Echange Chine-Afrique »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Il est sélectionné par le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pour « La Coopération Universitaire Chine-Afrique 20+20 », en tant que base principale pour des études du continent et des études spécifiques de pays. Il est également sélectionné par la Province du Zhejiang comme le Centre d’Innovation Collaborative 2011, la base de recherche de la Philosophie et des Sciences Sociales dans la province de Zhejiang. L’IASZNU a été classé parmi les meilleurs Think Tanks (affiliés à une Université) au monde pendant deux années consécutives, en 2016 et en 2017, par le Global Think Tanks Index publié annuellement par la Pennsylvanie Université. En 2018, l’Institut a été classé comme l’un des meilleurs Think Tanks affilié à une université en Chine avec le classement A + du système de classement chinois (CT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