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南生 | 工业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工业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彭南生

作者简介

彭南生，湖北黄陂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多项，出版专著《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等5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2000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9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1年获国家级精品教材奖，2013年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8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摘要】工业文化研究中，几个基本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广义的工业文化，指工业生产过程中人们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产品的集合；狭义的工业文化，仅指人们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并累积起来的意识、观念、制度乃至于习惯的总和。适当的分层和分类，有助于工业文化研究的深入。从文化的存在形态与功能角度，可以将工业文化区分为器物、科技、制度、精神等四个层面。从文化的存在领域与范围角度，可以将工业文化划分为行业性的工业文化、地域性的工业文化、工业企业文化。工业文化的分层与分类是相对的，它们之间没有固化的边界，而是相互渗透、交融互促的。在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从分层分类的精细化探究入手，同时又必须从文化整体观着眼。工业文化随着工业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并反过来对工业活动产生重要作用。人类工业文化发展史表明，工业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系统性、渐进性、时代性和地域性，从传统工业文化到现代工业文化的发展是一次巨大的历史飞跃。

【关键词】文化；工业；工业文化

近年来，工业文化实践如火如荼地开展，有关工业文化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各界的重视与关注，特别是来自工业界的管理专家与职场领袖，结合工作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和反思。由王新哲、孙星、罗民合著的《工业文化》一书从中国当代工业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出发，深感工业文化对“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变革具有基础性、长期性、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必将在未来现代化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理论、历史、实践、功能等方面对工业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该书的主要作者大多是来自工业管理部门的领导或工业管理部门内设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此外，参与工业文化讨论的，还有工业生产与管理一线的工作者，他们的研究更加贴近实际，有明显的应用导向。年轻学者严鹏近来年致力于工业文化研究，有多项成果问世。但总体上看，有份量的学术探索尚不多见，在国内学术界，关于工业文化的学理化研究还远远未臻成熟。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工业文化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工业文化的内涵、工业文化的分层与分类和工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几个主要特点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同行大家。

 一、工业文化的内涵

给“工业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难度很大，这是因为“文化”本身包罗万象，十分复杂。与政治、经济比较起来，文化是一个漫无边际的概念，几乎在所有人类活动的后面都可以加上“文化”一词作后缀，甚至连政治、经济本身也可视为广义文化系统中的重要内容。但作为学术研究的起点，这又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我们还是从问题的源头开始。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在西方，各个学科、各种流派都有关于文化的论述，这些论述的内容旨在使文化更加符合其所在学科而不是其他学科所看重的某个方面，因此，也就有了形形色色的文化概念。笔者无意系统梳理西方文化概念的演进、演化以及各个学科、各种流派代表人物关于文化概念的差异，但从中抽象出文化这一概念基本的、共同的元素，有助于本文的研究。

西方话语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拉丁语“Cultura”，其本义为神明拜祭、农耕游牧、精神修养等，“是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界使之适应于满足食住等需要的过程中，对土壤、土地的耕耘、加工和改良”。在英语中，“Culture”意义更为丰富，除文化外，还包含艺术与思想的高度发展状况，或指称文明，或指身心的锻炼与发展、教养、教化，或培育、培植、栽培，药用或科学用途的细菌培养，等等。不过，严谨的学术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还是随着人类学的出现而产生的，这自然也符合学科的属性，因为文化毕竟是与人和人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于1865年提出“文化”一词，并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泰勒将一切有别于自然的、人类所创造的精神与知识的产品都归入文化范畴，文化与文明只是同等意义的不同表述而已。但是，在德语世界，文化与文明却是被严格区分开来的，出现了“‘物质的’、‘外表的’文明同‘精神的’、‘内在的’文明相对立的结果”，“文明只不过是真正的高度的文化得以在其中发展的有用的外框”。然而，即便是在人类学内部，“文化”一词的内涵也存在歧异，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的范畴扩大至“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如果说泰勒属于狭义的文化论者，那么马林诺夫斯基则持广义的文化观。在国内学术界，这两种观点也都有所反映，钱穆赞成将文化限定在精神层面，且将文明剔除在文化之外，他认为：

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轮船、火车、电灯、电线、汽车、飞机之类，岂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但此只可说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已传播到各地，或说各地均已接受了欧美人近代的工业文明，却不能说近代欧美文化，已在各地传播或接受。当知产生此项机械者是文化，应用此项机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产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生文化来。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

田汝康也主张狭义的文化论，他指出“文化”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内容：“一、指一个国家或是民族长期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实际指的就是思想史。二、指与物质文明相对的精神文明——简言之也就是教养问题，包括了语言、社会风气、道德规范等。三、指区别于经济、科技、教育的文化艺术活动。”

在泰勒那里，文明或文化是同一东西，都属于精神产品，钱穆则将文化与文明区别开来，文明侧重器物层面，文化属于精神层面。他们对文明的认知虽有显著的差异，但彼此看待文化的共同点却是显而易见的，即都是从狭义上定义“文化”，严格限定在精神领域。钱穆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区隔上将“文明”从“文化”中剥离出来，有其合理性，但是，要将文明与文化完全割裂开来，并不符合文化的产生、演进与传播规律。钱穆笔下的文化虽不能与文明如影随形地传播，但那只是传播速度上的差异。“形而下”的器物总是先行一步，随着物质文化的普及，“形而上”的观念、信仰、习俗等也会慢慢地随之发生变化，进而形成人类文明的互鉴。钱穆不承认文明对文化产生的基础作用，也不符合唯物论。正如法国学者所言：“切切不可把精神生活和艺术生活与物质基础、制度的作用、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地位分割开来，如果失去了彼方，就不可能理解此方。”因此，笔者倾向于从广义上定义文化，把文化视为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确切地讲，马克思本人并未专门论及工业文化，甚至也没有给文化下一个经典的定义，但他在有关工业的论述中是从广义上加以概述的，他说：“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因此，这些现代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既是凝聚了人类智慧的物质，又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必须满足和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这就是文化的全部功能。他又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尽管工业产品以物的形式存在，但本质上是人类智慧与知识的对象化，承载着人类的文化意义。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最初的精神生产渗透在人们的物质活动中，只是随着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立，人类活动才出现了两个领域的对立，同时由于文化的积累与传承，尤其是以文字记载的知识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与传播，人类对于自然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化，使精神与科学知识生产具有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物质生产。文化是一个整体，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方面，两者既有区别，也不是简单的对立。在这一点上，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器物的形式始终是为人类行动所决定，所关连，或为人类观念所启发。信仰，思想和意见也是始终表现于被改造的环境中。”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发展的基础和载体，在西方中世纪建筑中，教堂本身就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高度融合，“中世纪奇迹般的大教堂是艺术天才、精巧的手工艺与虔诚的宗教感情结合的产物”。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文字的书写工具从甲骨到纸张的变化反映了物质文化变迁的轨迹，但甲骨文与书籍的出现，则是精神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工业文化是文化大家族中的一个分支，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之后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广义和狭义的文化相对应，工业文化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工业文化，是指工业生产过程中人们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产品的集合。狭义的工业文化，仅指人们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并累积起来的意识、观念、制度乃至于习惯的总和。工业文化与工业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显著的区别。什么是工业？国际学术界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都没有将“工业”作为一个专门的词条。是“工业”不重要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它过于重要，且具有很强的实务性与开放性，所以，难以从学理上下一个相对固定的定义。不过，现代经济管理部门为了工作的需要，通常将经济部门划分为一、二、三产业，大体上对应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其中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这个行业分类将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划归第三产业，或许只是为了经济统计的便利，有其相对的合理性而缺乏学理上的科学性。从大类说，第二产业包含了手工制造业在内的所有工业，其中制造业被表述为：“指经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后成为新的产品，不论是动力机械制造，还是手工制作。”工业文化不是工业与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文化在工业领域内有机合成的新生态。以制造业为例，工业与工业文化的区别体现如下。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工业，是制造产品的生产活动，制品以满足购买者的消费需求，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因此，它涉及生产过程的组织，原材料加工、生产和销售，它关注生产过程中成本的控制，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工业文化则是附着于生产过程与产品之上的价值观念、科技工艺、制度规范等。相同的制品，当它作为商品被购买者消费时，它就是工业产品，消费者关心它的使用价值，而当它不再作为消费品，而是作为陈列品(不被出售的样品或文物)出现时，它就成为工业文化的载体，或者如同马克思所说，是“物化的知识力量”，人们关心产品的文化功能，关注它的工艺流程、科技含量以及设计、制作这些新产品时的创新意识。

工业文化是工业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从产生的历史逻辑看，先有工业活动，伴随着工业活动的开展，人们对工业的认识逐渐加深，工业生产的方式也逐渐多样化，工业文化逐步形成。但是，工业文化一经产生，便按照自身的知识逻辑独立发展，因此，在工业与工业文化的发展中，两者并非同步。有时，文化滞后于工业的发展，工业实践走在文化的前面。有时，工业文化又超前于工业活动，特别是在工业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引进先发工业化国家的设备与技术时，往往伴随着对工业的认知。因此，在工业与工业文化的关系上，一般来说，工业文化是随着工业活动的产生而产生的，是对工业活动的理性认识；工业既是工业文化产生的源泉，又是工业文化的载体。但是，工业文化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对工业生产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有的能够推动工业的发展，如包括工业强国、工业富民、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创新意识在内的工业精神，是现代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有的则会阻碍工业进步，如“逆工业”文化的出现，造成“非工业化”或“去工业化”现象。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工业文化可以按照知识的内在逻辑被创造出来，工业科技更需要从工厂中分离出来走向科学实验。因此，当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业文化是可以被独立生产与创造的。

工业文化研究是一个跨越多学科的课题，从方法上讲，它可以借鉴哲学、伦理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内容上讲，广泛而丰富。首先，工业文化的理论探讨，如工业文化的内涵、结构、变迁等宏观问题，工业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等精神文化建设问题，行规厂规、行为习惯、职业操守等制度建设问题，都是工业文化的研究对象。其次，工业文化的实践研究，举凡工业领域内的文化活动，如工业遗产(工业博物馆)、工艺美术、工业设计、工业旅游等，也是工业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再次，工业文化的历史探究，如工业文化的起源、流变与发展，工业史的变迁，等等。工业史是工业文化的呈现形式之一，它着重探讨工业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过程，并总结其特点和规律。研究中国工业文化，必须从中国已有的工业史出发。历史是文化的载体，“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以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工业文化要注重从工业史中去归纳、抽象和总结。

二、工业文化的分层和分类

文化现象纷繁复杂，并不是一个适合进行学术研究的术语。科学的分类与分层，既是对文化内涵加以解构，也便于文化识别，有助于文化的精细化研究。作为工业生产方式中的文化，工业文化具有文化的共同性，即相对于自然界的人文属性。它既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且仍然处在不断发展与进步中，未来也还会产生新的文化样态。因此，对工业文化进行分类与分层，既有益于工业文化建设与发展，也有助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那么如何进行工业文化的分层与分类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王新哲、孙星列举了多种角度的分类法，譬如文化性质、历史角度、社会制度、文化来源、产业领域、消费领域、宣传角度、社会发展角度、文化主体等，可以细分出许多名称相异的文化。这些分类或来自于工业生产实践中的存在，或表达了不同学科研究工业文化的诉求，反映了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与广泛性，难免重复和交叉。虽然这些分类并不影响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工业文化，但也说明了工业文化研究上的不成熟与不严谨。笔者主张从文化的存在形态与功能、文化的存在领域与范围两个角度对工业文化进行分类和分层。任何文化都表现为人类的创造并服务于人类的需求，都有一定的存在形态与功能。因此，从存在形态与功能上对工业文化进行分层，有助于揭示工业文化的多重性并开展分层研究。同时，不同地域的人们、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个性，这些个性必然会反映到他们的创造活动与创造物上。如果说以文化的存在形态与功能为依据，是着眼于工业文化的共性，那么文化的存在领域与范围就更加重视工业文化中的个性。因此，从文化的存在领域与范围上进行分类，有助于揭示工业文化的多样性并开展分类研究。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应将两种分类法结合起来，分门别类地开展深入的探讨。

从文化的存在形态与功能上看，一般将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大类。工业文化既有文化的共性，也有其特性，特别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现代工业的发展进程中越来越重要，因此，笔者主张将工业文化区分为器物、科技、制度、精神四大类。现代社会里，随着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人们生产与生活的绝大部分产品都是由工业生产的。为了生产这些产品，企业家与技术人员建立起高大的厂房、车间，安装机器设备、生产线等。这些产品与生产这些产品的设备及其安装设备的车间等，都是工业文化的固化形态，也是工业文化的载体，反映着某一个时代特定的工业物质文化。大型交通工具，如火车，从内燃蒸汽机车到电动机车再到高铁动车，不仅反映了技术进步的代际更迭，也是特定时代物质文化的固化。因此，器物层面的工业文化主要包括工业产品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机器设备、厂房。退出生产过程后遗留下来的厂房、车间、机器设备，有些以工业遗产形态继续存在，但其功用已经悄然发生变化，转向以工业教育、旅游为主。有学者主张将工业科技归类到工业精神文化中去，笔者以为不妥。技术是伴随着人类制造工具的过程产生的，它涉及生产工具、机器及其使用方法和过程。工业科技既与物质文化高度相关，或者说，技术的固化形态便体现为器物，同时又是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科技在工业生产中的运用最后都归结为工业机械、设备、成套的生产线，包括以人工智能为特色的机器人，这些都是凝聚着高科技水平的物质文化。但是，现代工业科技绝不仅仅是技术的产物，而是科学的结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19世纪开始，科学与技术日益接近，逐渐连为一体。现代工业技术建立在大量科学实验基础上，科技发明与创造过程越来越复杂，所需要的知识密集度越来越高，新的科技知识按照自身逻辑不断被独立地生产出来。工业科技发明只有在经过实验室、中试之后，才能真正转化为工业生产。可见，工业科技不仅是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是高度密集的知识创造活动，在文化的“三分法”架构中，也是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文化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正如希克斯所言：“正是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为工业开辟了如此宏伟的前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与工业的关系已经变得愈来愈明显了。”因此，笔者将工业科技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即工业生产活动中人们对工业科技的认知与态度和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发明、应用的总和。工业科技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高度相关，但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

制度层面上的工业文化是由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由宏观到微观的行为规则构成的庞大体系，聚焦于两大问题，即“谁来办工业”和“怎么办工业”。“谁来办工业”需要国家从宏观上予以回答，这是体现国家意志的根本问题。国家是制度供给者，涉及工业的根本制度即工业体制问题，本质上就是所有制问题，即：是实行完全由国家资本主导的公有制，还是允许民间资本经营工业的私有制存在，或采用其他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一直存在着官办、商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等体制上的争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多元共存，为新中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国有工业企业成为主体。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工业企业主体多元，有国营、民营、外资、中外合资、混合制等多种体制并存，显示出强大的活力。“怎么办工业”是需要国家和社会共同回答的问题。工业革命以来，生产技术日趋进步，生产工序越来越复杂，发展到今天，工业已经进入智能制造时代。作为技术密集、组织复杂的制造活动，现代工业只有依靠严密的组织系统、依赖严格的科学管理才能有效地组织起大规模生产。马克思将这种大规模生产称为“社会化”大生产。企业的组织，生产者的管理，不仅需要专门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而且要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因此，围绕工业生产的制度建设在工业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为了保护人们从事工业活动的积极性，需要规范企业之间的有序竞争，保护技术创新的热情，在国家层面上，规范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也随之出台；在行业层面上，为了维系同业内部合理的竞争秩序，不仅有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工业组织的出现，而且制订约束或激励同行的同业规则；在企业层面上，则通过工厂法及内部管理细则、工会法，规范生产者的权利、责任、义务以及应该享有的福利待遇。因此，在制度文化建设上，国家应该确保制度的有效供给，行业与企业则应该保证制度需求与供给上的自给自足性，满足企业内部的激励与约束，保障工业生产活动的有序进行。

在工业生产活动中，制度文化只是一种外在规范与约束，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规模、质量与工业企业效益(包括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在内的综合效益)高低的，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工业文化中的核心层次，是包括价值观念、经营理念、道德规范、心理认同等在内的工业精神，它渗透到国家与社会的各个层面。工业生产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对物质生活的需求。通过工业生产，国家创造财富，企业获得利润。但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工业的存在有着不同的价值与意义，形成不同的工业精神，并因此而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现代意义上的工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因此，在西方学者那里，原初工业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有其内在相通之处。马克斯·韦伯从西方新教中理性主义成长为一种“社会精神气质”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工业何以在西方率先兴起。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工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工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工业精神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工业革命以来，工业文明波及全球，无论主动抑或被动，所有国家或先或后、无一例外地融入或被卷入工业化的浪潮中。如何看待与对待现代工业，成为各个国家与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与应对过程中，形成了工业精神。因此，工业精神首先体现为国家对工业重要程度的认知及其对工业的定位，如重商主义、工业立国、工业强国、工业富国等，都是一个国家工业精神的具体表达。从“农本商末”到重商主义、工业立国，并且在工业强国、工业富国上形成国家与社会的普遍共识，是工业思想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尤其是在工业化初期，一个国家的工业精神通过工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促进或阻碍着工业化的进程。正如英国著名工业革命史专家诺拉斯所言：“十九世纪的国家，谁都遇着工业、商业、运输、农业和殖民的新环境，问题是国家的态度应当怎样。国家自己经营工业还是委诸私人？假若是私人经营，须加约制与指导还是一任其自由订结契约与合同？商业上，国家采取自由输入政策还是采取关税政策而保护国内工业？”

诺拉斯：《英国产业革命史论》

工业精神在市场主体层面上体现为企业精神，亦可称之为企业理念或经营哲学。它是企业价值观的完整呈现，也是一个企业个性的充分反映。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发展下去，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是不可能的。世界与中国工业史都表明，国际国内著名大企业长盛不衰，无不得益于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企业精神。以日本松下企业为例，松下幸之助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探索和提炼出七大精神支柱：产业报国、光明正大、亲和一致、奋斗向上、礼节谦让、顺应形势、感恩报德。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实业救国成为民族企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民族企业家的共同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工业战线出现了著名的“大庆精神”，其核心就是“爱国、创业、求实、奉献”。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领域知名品牌不断涌现，其背后无一不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例如，海尔在“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精神熏陶下的“迅速反应马上行动”的工作作风，格力在“忠诚、友善、勤奋、进取”精神指引下“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不懈追求，都是对新时代工业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企业精神是一个企业经营与管理的灵魂，强大生命力的企业精神与企业的长盛不衰互为因果。一个企业经营者在创办企业之初，会下意识地思考“为什么办企业”和“怎样办成功的企业”。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天时、地利等市场条件，更在于企业经营者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这种思考与回答便构成一个企业的经营哲学。健康的经营哲学加上良好的市场条件，有利于企业的成功，反之，则可能使企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无论成功与挫折，一个理性的企业家都会认真反思，总结经验和教训，养成一种培育企业精神的自觉意识，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企业精神，使企业长盛不衰，或从挫折中重新出发，使企业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当然，企业精神的总结和提炼，并不完全是企业和企业家的责任。当一个企业长盛不衰或历经曲折获得巨大成功时，往往会成为企业文化研究的典型案例。研究者探究其成功的秘诀，并归因于企业精神建构。这些企业的成功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因为企业的长盛不衰或巨大成功而总结出了“有强大生命力的企业精神”，或者说，先有企业的长盛不衰而后有强大生命力的企业精神。其实，这不能说明这些企业缺乏企业精神，而只能说明这些企业的企业精神处于一种自在状态。总之，两者之间相辅相成，良好的企业精神有利于企业的长盛不衰，企业的长盛不衰更有助于企业精神的养成。

工业精神在个人层面上体现为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和以精益求精、技艺高超的职业素养为核心的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与工匠精神既是企业精神的基础，也是其重要内容。成功的创业者需要进取、诚信、合作、创新、承担风险等综合素养，其中，创新是企业家精神之魂，合作是企业家精神之基，诚信是企业家精神之本，风险意识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成功的企业离不开优秀的企业家，优秀的企业文化必然建立在企业家精神的引领之下，工匠精神就是其典型体现，是爱岗敬业、追求卓越精神的充分彰显。企业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培育与弘扬是现代化进程中工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国家精神谱系建设的重要任务。

从文化存在的领域与范围上，还可以对工业文化进行区分，即行业性的工业文化、地域性的工业文化、工业企业文化。整体上的工业文化，是指工业生产与经营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科技、制度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其核心是对工业价值观的一种抽象。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分工越来越细，工业中出现了许多行业，不同的行业生产不同的产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行业文化。各个行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便纷纷组建行业联盟，如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制订行业规则，解决同行纠纷，促进技术更新，加强同业间的联系，维护行业共同利益。历史上，同行业祭拜共同的业祖，成为同业联系的精神纽带。地域性的工业文化从空间上将同一地理范围内的工业活动视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有时甚至超越行政边界的限制，形成一个共同的经济区域，既是某一区域工业生产的客观存在，也是自然资源禀赋与社会分工的反映。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工业活动中形成了某些相似的文化底色，自成一格。因此，适度区分地域性的工业文化，特别是在工业规模庞大的国家，分区域、分行业开展探讨，有助于工业文化的精细化研究。工业企业文化是从微观层面上对工业文化的细分，企业是工业活动的生产经营单位，是工业文化的载体。大到集团式经营的跨国公司，小到生产某一零部件的工厂，都有自身独特的生存与发展哲学，在日积月累的生产经营中，形成了一套规范的管理模式和价值认同标准，有些不断凝练、完善和抽象，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有些则是存在于日常行为中的习惯或不成文规定。但是，无论其形成过程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企业文化都是客观真实的存在。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尝试在学术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工业文化重新分层分类，如表1所示：

总之，工业文化的分层与分类既是历史的、实践的，也是逻辑的、理性的。它是对人类工业史、特别是现代工业的发展诸要素构成的复合体的解构，也是按照文化体系的自身逻辑分解的结果。当然，这种分层与分类不可能是唯一的，而只能是相对的。它们之间没有固化的边界，也不必画地为牢，相反，彼此之间是相互渗透，交融互促的。物质文化是制度文化、科技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载体。一个新产品的出现，不仅是科技创新与工艺变革的结晶，也是制度与观念变革的结果。良好的制度文化为科技创新与工艺变革提供保障，而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文化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在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从分层分类的精细化探究着手，同时又必须从文化整体观着眼，关注工业文化结构中物质、科技、制度与精神等不同层面的互相影响，非如此，不足以窥堂奥、观大势。

三、工业文化的产生、发展及特点

工业，包括手工业和机器工业，是利用自然界的物质资源作为原料进行加工生产，以更好地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是一种制造新产品的活动。历史考古发掘表明，人类制造活动是从简单的打制石器开始的，逐渐发展到磨制石器。从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是一次技术上的巨大进步。人类文明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也由此站到了生物链的顶端。随后，制造技术不断提高，从青铜器、铁器到纺织、制陶、漆器以及车船制造等，人们开始依据不同的用途进行有组织的加工制作，工业文化亦如影随形地出现。因此，人类的古老文明大多与辉煌灿烂的手工业文化息息相关。但是，直到工业革命发生，人类的工业活动依然停留在手工时代。

从手工制造发展到机器制造，人类社会经过了几千年时间。一方面，广泛存在于家庭中的手工业，在满足家庭需求的同时，亦向市场提供一部分剩余的手工业品。另一方面，专门的手工业者，包括官府手工业者和民间手工艺，从早期的作坊到后期的工场，主要为朝廷供给精美的手工艺品，为市场提供经久耐用、物美价廉的产品，并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满意的收益。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他们不断积累经验，磨练技艺，并通过祖传绝技、秘方在家族内部实现代际传承，进而在提供高质量产品的同时，形成技术垄断，出现了与手工业相适应的传统工业文化。如家族制度下的“父子相传”，传男不传女，确保技艺不外溢；学徒制度下的“师徒相授”，行会对徒弟数量、学习年限的严格规定，“三年为满，出一进一，不得寄名重带”；行会制度下对开业条件、从业人数、产品价格等方面进行严格限制，等等。手工业是传统社会里依附于传统农业的一种次要的生产方式，它适应了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具有保守性，这种文化不利于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无论是西欧中世纪后期，还是中国明清之际，手工业者都在试图突破传统工业文化的束缚，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从而为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孕育了一定的条件，如严密的生产分工、精湛的手工工艺为机械发明和工具创新奠定了基础，生产规模的扩大在空间上传播了手工业，并带来了市场组织的有效扩张。

直到18世纪中后期，工业生产技术在英国纺织业中才实现了突围。蒸汽机的发明解决了工业生产中生物动力的束缚，它与飞梭的结合大大提高了纺纱业的生产效率。随后，一系列的技术发明在采煤、炼铁、交通运输等生产链条上逐一展开，人类工业活动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工业化时代。一个小小的英国，顿时成为世界工厂。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这是自工业革命发生以来人们一直在追问的一个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论述。传统观点倾向于将工业革命视为18世纪突发的一个历史现象，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世俗教育的普及、市场的扩大等，构成了工业革命发生的主要因素。但是，反对者提出，这些因素究竟是工业革命的表现，还是触发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呢？原始工业化论者就不认同工业革命发生的“突发论”解释，他们将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追溯到14、15世纪西欧农村社会内部，那些按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是手工业的经济母体孕育了工业革命的因子。

诺拉斯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分析工业革命发生原因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发生与发展是各种机缘巧合作用的结果：“巨额的资本，劳动者的稀少，大而且广的市场，自由的人民，政治的安定，海外市场大规模交易的训练，地理位置和海运使其来往海外市场的便利，以及煤铁矿为机械与制铁供给最贵重的原料与原动力等等。最初的机械，是用木料制造和水力运转。当机械用蒸汽运转和用铁制造时，则以有廉价的煤铁为最上的财产。”这么多要素聚合到一起促成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诺拉斯虽强调了各种要素的综合作用，但诸要素中并未发现以促使工业革命为目的的、人为的有意安排。可见，工业革命首发于英国，虽不是突如其来的变故，但确实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至少不是国家和社会组织有意识的行为的结果。但是，这一观点显然不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可。实际上，即便政府与社会没有“工业兴国”或“工业强国”的自觉意识，但某些政策与措施在客观上也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例如英国工业革命前的重商主义传统，在这一点上，英国与欧洲大陆上的荷兰明显不同。荷兰主张“商业社会应该朝着将政府权力降低到最小限度的方向发展”。相反，英国的重商主义体系使“政府与百姓之间取得了一种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协调的关系”。为保持贸易顺差，英国采取了许多方案，“诸如对原料出口和制造品进口课以重税，对制造品出口与原料进口实行奖励，采取措施减少外国奢侈品的消费，制定立法提高国家的航运能力以便保住运输业的利润”。这些措施保护并激励了英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也证明了马克斯·韦伯的判断：“只有当近代资本主义与近代国家日益强大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时候，它才得以摧毁了中世纪经济生活准则中的那些陈旧腐朽的形式。”马克斯·韦伯虽然没有从工业精神的角度阐述文化对工业革命发生的作用，但从宗教改革的影响上挖掘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他认为清教徒式的清苦与节俭伦理，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理性精神暗合资本主义精神，“所有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新教伦理为企业家的经营管理与创新提供了心理驱动力与道德力量。不管这种连接是否存在，马克斯·韦伯对文化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的偏好和史学家对英国工业革命前重商主义的文化传统的重视殊途同归。道格拉斯·诺斯则不同，他更看重制度的功能。他认为，较充分界定的产权改善了要素和产品市场，其结果使市场规模扩大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引起经济组织的变迁，这反过来又降低了技术变化的费用，从而为工业革命的发生铺平了道路。从文化的整体论出发，道格拉斯·诺思对制度的重视，并未超出文化的范畴，但是论述的角度明显不同于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探究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并非本文的旨趣所在。但是，透过上述分析，可以肯定，从人类工业发展的整体史上看，工业革命迟早会发生，至于首发于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则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没有任何先验的东西能使这种空间上的偶然成为必然。不过，正是这样一个偶发性事件，造就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工业的世界。从此，人类从传统的农耕文化进入到了工业文化时代，这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工业革命何以发生也是传统工业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转型的关键命题。

工业革命是工业文化的一个分水岭。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工业文化始于工业革命。但是，这是从人类工业生产方式演进的角度而言的，并不表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齐步迈入现代工业文化时代。事实上，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发展差异性很大，对现代工业的认知、应对策略不尽相同，进入现代工业文化时代的时间也先后不一。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历代政府长期奉行以农立国的治国方略，手工业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种优势并未转化为促进现代工业文化兴起的内在态势。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它带着“世界工厂”的野性与狂妄侵入世界各个角落。古老的中国在遭到炮火的无情打击与饱受战争的屈辱之后，步履蹒跚地开启了早期工业化的步伐。

中国近代的工业文化是伴随着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派创办军事与民用工业活动兴起的，从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工业强国”意图。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争，使清政府中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看到了近代炮舰的威力。因此，清政府不惜巨资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创办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在创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资金的短缺和技术力量的不足，更为严重的是，缺乏适应企业发展的管理制度。因此，清政府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创办了一些旨在获利的民用企业，并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解决资本来源与经营管理中的官民关系，同时放松了民间办厂的限制。然而，办了近三十年的军事工业，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受巨大挫败，而为解决资金问题创办的民用工业，也成效不彰。尽管如此，无论是在中国工业化史上，还是在现代工业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洋务派对机器工业的认识，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从文化的传播与接受方式上看，洋务运动从创办军事工业开始，到大力推动民用工业企业的设立，最后到开放民间办企业，是完全符合认识论逻辑的。从经世派到洋务派似乎都遵循着这一逻辑。经世派代表人物魏源主张“师夷长技”，即学习西方的制战舰、造火器、养兵练兵之法。李鸿章深感“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 ，“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对外贸易日益衰落，“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他看到了机械制造的关键作用，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洋务派中央代表人物奕䜣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类似的认识，在洋务派中可谓比比皆是。在稍后的官僚士大夫中，明确主张“工业强国”的，就是以身示范的状元资本家张骞，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徙之利。”张骞有这种认识并不令人惊讶，他创办大生纱厂的实践更是对“工业强国”论的难能可贵的诠释。现代工业产品的先进性是最容易被感知的，近代中国早期对西方工业文化的认识始于大炮、军舰，是从洋务派试图引进先进技术、工业强军、抵御外侮的军事活动开始的。把制造业提高到强军、强国的高度，这对于一个以农立国的传统农业国家来说，是积极的、进取的。工业立国、工业强国是近代中国工业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对近代中国贫弱落后的一种积极应对，也是宝贵的精神遗产。今天看来，工业兴国、工业强国似乎已经成为国家与社会的共识，但在一个农耕文明悠久的农业大国，能够在工业化的早期在国家层面上确立起工业强国的意识，仍然弥足珍贵。

《筹办夷务始末》

英国是原发内生型工业化的典型，也是人类工业化历史长河的源头。中国则可视为后发外缘型工业化的代表。通过上述简要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工业文化在产生、发展及传播的过程中，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系统性。现代工业文化是一个由物质、科技、制度与精神等层面构成的复合性体系，工业化的起步与发展，有赖于各个部分的相互协调、互为支撑。英国工业革命看似突发，实际上经历了长时期的积累，并且碰巧有了煤和铁的供给，只不过尚无足够史实证明，它是国家与社会有意识促成的结果。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起步看似轰轰烈烈，而且推动者均为中央或地方大员，权力不可谓不大，他们对现代工业的认识不可谓不深，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科技支撑与制度配套，加上传统工业文化及其滋生的土壤对现代工业文化传播的抵制，无论是早期创办的军事工业，还是后来兴办的民用工业，都后劲不足，难以为继。英国作为内生型工业化的典型，晚清中国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一个不成功的个案，两者的对比恰恰从正、反两方面揭示了工业文化的系统性。

第二，渐进性。一方面，从工业文化发展的纵向过程看，物质文化的进步总是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逐渐演进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器时代到蒸汽机时代，从蒸汽机时代到电气化时代，工业化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谓之为新型工业化。物质文化的进步，其实就是技术与科学的发展，并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制度与精神文化的发展。磨制石器的出现，不仅体现了人类祖先磨石技术的进步，也反映了人类对工具需求的愿望更加强烈。青铜器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冶炼技术的进步，也说明了夏朝礼文化的发展。蒸汽机的发明，离不开人类对机械原理的科学认识。可见，在工业文化系统中，技术或科学技术总是率先突围，形成新的强大生产力，并且成为一个新的工业时代的标志。早期工业化的起步与发展，也总是先从某一行业、某一领域率先突破，而不必等到现代工业文化体系完备时，各行各业齐头并进。当然，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不必沿着先发工业化的步伐机械地模仿。另一方面，人们对工业的认知程度也是逐步加深的。农耕文明时代，手工业只是作为农业的依附，在国与家的经济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产生不了“工业立国”的意识。工业兴国、工业强国只能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

第三，时代性。不同的特征将工业文化区分为不同的时代。大体而言，以工业革命为标志，工业文化可以划分为传统工业文化和现代工业文化两种不同特征的文化，各个时代又可以区别为多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如青铜器代表着传统工业文化的一个时期，二里头遗址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它不仅代表着青铜冶炼技术的进步，而且也是夏朝时期礼仪文化的载体。传统工业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之间虽无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工业文化与传统农业文明相适应，既体现出较为浓厚的血缘性、宗法性、保守性，又坚守精雕细琢、臻于至善、诚实守信、童叟无欺的职业道德。现代工业文化则体现出强烈的竞争性、进取性与创新性，但同时也夹杂着陈腐的一面、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残余。中国是传统工业文化的代表，在工业文明史上留下了辉煌的历史，但其自身并未完成向现代工业文化的转化。英国则是现代工业文化的引领者，开创了人类工业史的新时代。从传统工业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的转型中，英国是先行者，多种因素的机缘巧合，成就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国是后发者，工业化起步是移植型的，工业化道路是追赶型的，它的起步既不是技术、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瓜熟蒂落的结果，也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与资本积累，从而注定了中国早期工业化必定走在一条艰难、崎岖的道路上。

第四，地域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工业文化具有共性。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传播，人们对现代工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工业生产的制度供给、工业科技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工业产品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等，都形成了共识，以至于有学者干脆将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视为现代工业文化。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自然条件的不同，难免会出现工业文化上的地域性。工业文化不是脱离人类文化的独立存在，必然受到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东的伊斯兰文化、中国的儒家文化，它们在工业活动中均有不同的反映。另外，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差异，也会带来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工业化道路的不同选择。据研究，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工业的飞速发展是从重工业、尤其是铁路部门开始的，消费品特别是纺织品只是工业化进程中一个次要的角色，其他家庭工业，如金制品、玩具、乐器、钟表等，则一直存在到20世纪。

工业文化研究与建设既需要理论工作者的参与，更有待实际工作者的大胆探讨，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参与的、不断深耕的综合性课题。一方面，需要对工业文化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挖掘，从历史中吸取其蕴含的智慧；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当代工业文化实践进行总结，从中提炼出对工业发展有益的经验，并进行理论升华，形成特色。本文对工业文化内涵的梳理、对工业文化的分层分类以及对人类工业文化的演进及其特点的概述，也只是一孔之见，难以解决学者在工业文化研究中的所有分歧。笔者就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思考，也期待学术界更加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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