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祖国共同成长
作者简介：史静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70年，对于一个国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对于一个人，却是接近一生的漫长时光。作为一名“50后”，在接到编辑给定的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教育变革的大题目后，脑海里出现的却满是和自身经历密切联系的生活片断。好！就从个人学习及生活经历写起，用个人生涯的点滴之水折射新中国成立70年来教育及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化。我坚信，个人学习乃至生活方式的演变从来不仅仅是个人兴趣与力量所为，而与国家和社会的外部环境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已过花甲的一代人，当我们惊诧于自己所熟悉的人与世界不再如常时，我们要做的不应是鲁迅笔下九斤老太式的抱怨及惆怅，而是将人生经历嵌入国家社会发展的大历史中，跳出个人中心的囚笼，理性地认知和解读自我与世界。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总爱说自己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身边小伙伴有不少叫建国、爱华、援朝的人。这是历经多年战乱的父辈对新中国、新社会发自内心的热爱，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政治元素对个人生活领域的影响。孩提时代的我们不懂涂尔干的社会分工学说或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但还是能从家庭生活的变化中感受到社会变革大潮的涟漪。50年代初父母离开已几代定居的北京，去河南支援新区建设，从此我证件上的出生地成了河南。父母因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孩子，不到3岁的我被送回北京与奶奶一起生活，成为那一时代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记得小学、中学的很多同学和我一样，父母长期在外地工作。在信奉“我是祖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时代，因工作需要，父母与子女分离似乎不是什么问题。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婴儿潮”期出生的孩子，我对小学早期生活的记忆是二部制：半天学校上课，半天家庭小组学习。班主任老师会抽查家访，检查孩子们午睡及小组学习情况。记忆深刻的还有在街道设立的课外活动站里与其他孩子一起读书、游戏、参加兴趣小组活动；在胡同里捉迷藏，在四合院的枣树上粘知了，在葡萄架下听小喇叭广播。这样长大的我从内心深处相信：学习与成长是人的本能，无处不在，随时发生。研习教育史后，我对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杜威的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等思想极有共鸣，也很认同广义教育和学习理论。60年代中期，这种都市田园式的学习生活状态因“文革”开始而戛然而止。对于10岁左右的孩子来说，并不清楚“文革”的政治目的及内涵，也难以理解老师被斗、学校关门的原因。但身处红旗飘荡、红歌激昂的时代，对政治懵懂的小学生们也被直接卷入运动。在不间断的“停课闹革命，批判旧教育”“复课闹革命，反击资本主义教育回潮”等运动中度过小学高年级及中学时光。在那泛政治化的时代，我关于中学生活最深刻的记忆不是在教室上课，不是学科知识学习，而是每年都有的学工学农劳动，是为备战备荒不分昼夜地抢挖防空洞，是背着背包、自己烧火做饭20余天的野营拉练，是196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庆而参加的长达数月的授阅民兵方阵训练。这样的学习和生活使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可以熟练地用镰刀割麦，用绳桶在井中打水，推独轮车运粮，在土灶上烧柴做饭。我还可以熟练地拆卸自动步枪，打靶用5发子弹打中47环，杠长枪甩正步走过天安门……中学时代关于学科知识的学习记忆有些乏善可陈，记得当时学校已开设英语课，但几个学期后还未学完一册书。1974年，当我以中国高教史上独有的“工农兵大学生”身份进入北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时，只认得26个字母，会用英语说“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Chairman Mao）。即便如此，我也被划入少数已学过英语、有一定基础的学生一类。70年代，我们与祖国一起经历了巨大的教育及社会变革。上大学正值“张铁生白卷”事件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之时。难以忘却的教育记忆是从26个字母学起的英语专业的学生们在王国福村给村民用英文讲村史，在部队教士兵学英文单词，高年级时给偶尔来访的外国人讲白求恩的故事……专业学习没什么压力的我将政治学习之外的时间都放在阅读上。除《联共（布）党史》《反杜林论》这样的政治书籍外，伏尼契的《牛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贝姨》、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杰克·伦敦的《海狼》《马丁·伊登》等小说都是在这一时期看的。学校熄灯后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1976年是大事不断的年份，三位伟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先后逝世、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等事件都给我们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桃李年华虽未经历沧海人生，但已从这些大事中感受世事无常。“文革”伴我们度过青葱岁月，是这一代人成长和学习过程不可抹去的背景。80年代是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1980年初正在中学教英语、做班主任的我，在与刚走出“文革”动荡、虽来上课但身心全不在状态的学生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开始关注教育研究，并考入北师大教育系攻读硕士学位，成为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后的首批外教史专业研究生。第一年印象深刻的是陈景磐、毛礼锐两位教授在各自家中为我们3位研究生单独开设“外国教育史名著选读”课。这是名副其实的小班教学。两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带我们阅读并翻译当时国内能找到的最新外教史名著，结合文中重要词汇和学术概念，从中西方语言、历史文化到中外教育史学科的传承流变等进行讲解。学术大师的耳提面命，书卷茶香的浸润洗礼，使我们真正感受到投入学习之美，探讨学术之趣，追求学问之乐。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同年已留校工作的我开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陈景磐先生，专业方向也由外国教育史转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作为老师的关门弟子和当时极少数有机会读博的青年学者，我能感受到先生对我学业的期待，也能体会百姓对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要求。在学术上，我选择了先生一直想做而未做的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及影响研究为博士论文题目；在服务上，我开始关注并参与西部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项目。1987年初，我离开不满半岁的儿子，第一次赴美国进修。期间访问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奥伯林学院等校图书馆、档案馆查找博士论文研究所需资料。同时，广泛与国外学者交流，开阔研究视野，建立学术联系。西方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知名学者许美德（Ruth Hayoe）、饶海迪（Heidi Ross）等都在这一时期结识进而成为终身朋友和学术伙伴。90年代，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在教育领域，以新课改为代表，基础教育改革向学校及课堂教学纵深发展。大学扩招及“211工程”“985工程”项目的出台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标识性事件。已晋升高级职称并负责院系行政工作的我，除日常教学研究管理工作外，更多地参与了贫困地区教育发展项目。作为联合国开发署、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特聘专家，我跑遍西部贫困省区。在1995年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我主持非政府论坛的“女童教育”分论坛讨论，与中外代表共议影响全球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女童教育问题。进入新世纪，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的高等教育大国。面对全球化挑战和中国由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的历史任务，高等教育研究的需要和重要性日益凸显。为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激活个人内在潜能，已过不惑之年的我选择跳出工作生活的舒适圈，离开熟悉的母校北师大，于2002年来到清华大学，开始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再创业。此后的十几年，伴随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不懈努力和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也在职业生涯的道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时，我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同一个地方，40年流转，我已从授阅的学生成长为观礼的教授。同一个国家，70年沧桑，祖国的高速发展和巨大成就令世界瞩目。
一粒沙里看世界，一滴水中见太阳。谨以个人生活的颗沙寸水纪念新中国走过的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