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素秋 | 追寻《来日方长》的线索

追寻他的孤独

——《来日方长》的线索

文/杨素秋

编者按

    今日保马推送一篇关于阿尔都塞的自传《来日方长》的书评。《来日方长》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传”，它拒绝书写关于作者自身的种种神话，呈现出阿尔都塞与他的无意识对象的关系。特别是阿尔都塞思想中精神分析和理论实践的关系，作为阿尔都塞关注“身体”的证明，仍需要研究者给予关注。而本文作者杨素秋老师作为一名细心的读者，为我们作出了一份细致的阅读。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12期，原标题为“《来日方长》的叙事肌理”。感谢作者杨素秋老师授权保马推送。

来日方长

翻开《来日方长》之前，“弑妻事件”已是众所周知的一处暗礁，你不知道它在书中的哪个部分，但你知道它一定在。我提醒自己用 “阿尔都塞式”的方法去阅读此书：细心一些，从被忽视的地方读出症候；开阔一些，想想他的“过度决定论”，警惕对他做简单的解释。“一个杀人犯的忏悔录”也许是这本书吸引人的噱头，但不应该成为遮蔽这本书的帷幕。

阿尔都塞说，唯物主义的实质是不自欺欺人。他无法忍受自己幼年的欺骗引诱手段，也不能忍受自己弑妻之后的被迫沉默，他要在这本书中说出真相。但他说这本书不是日记不是自传也不是回忆录，只是想记录一些“冲击”，是“冲击”给他的存在打上了印记。 

我们就从“冲击”开始，跟随他的叙事进程。

1、暴力：夸张与恐慌

巴黎高师的哲学辅导教师

书中的暴力冲击大多隐蔽曲折，仅对阿尔都塞构成刺激，并未被旁观者及时察觉。童年，外祖母多次讲述子弹与死亡，溺水与死亡，曾外祖母粗鲁地站着撒尿，阿尔都塞十分恐慌。成年之后，埃莱娜和其他女友挟着爱情呼啸而来，阿尔都塞无数次住进抑郁症病房。

若暴力显现为惯常的样态（如厮打），至少易辨识，可防范。上述暴力却从童年睡前故事里突然走出，或者被爱情诱发，一不留神就造成刺激性创伤。这种暴力很容易被发出者忽略，因此只能孤独承受而难以诉诸他人的理解，于是成为更深刻的暴力。

读者易于接受刀枪棍棒是暴力，难以接受爱是暴力。亲密愉快的性爱导致阿尔都塞住进精神病院，异地情反倒让他感到舒适。读者也许会迷惑：阿尔都塞是否“反常”？当然也可能是我们迟钝，等到病入膏肓才察觉爱中的暴力。阿尔都塞高度敏感，稍有苗头就警铃大作，剧烈摇晃，振幅比普通人大。

他放大自身的症候，呈现出一些问题：暴力潜藏在哪些表象下面？被何种爱欲裹挟着一起出现？若不是他放大，这些问题就被大多数人糊里糊涂地略过去了。他触动我们自省给他人造成的暴力感，或者思考更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本身的互相伤害。

但他没能化解问题，他也发出暴力。

一种手段是直接攻击。如童年欺凌伙伴，如成年后不顾场合公然发出性爱挑衅。

另一种手段是夸张自己。他建立大量的储备，面包、饼干、巧克力、糖，一百双鞋，还有钱，储备一群朋友，以及一些女人。

两种手段都是“过度”——凶猛过度或者储备过度——失去了精确。就像足球运动员，精力充沛时脚力适度，疲惫时射门往往用力过猛（而不是过轻），射不准。蛮力的背后是匮乏。“我对自己变得完全衰萎无力的害怕，和我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欲望，我的夸大狂，不过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稳定性感到惧怕，才会建立大量储备。“夸张的意志，或者说偏执狂意志，和自杀的意志，无非是同一种意志。”大手大脚狼奔豕突的背后不是强壮，是弱小。阿尔都塞的凶猛里有害怕，这一点需要读者细细体察。

1947---1980年，阿尔都塞犯过15次抑郁症，源于三种害怕：害怕被抛弃（被埃莱娜，精神分析师，朋友等）、害怕在爱情中被人抓住、害怕暴露自己的欺骗行径。

在情感中他既害怕被别人抓住，又害怕独自一人，很难收放有度。但在哲学上他不怕孤独，大步流星。“在我的书房里，也就是说，在我的思想、我的奢望和我出奇的胆量里，完全是独自一人”。他中气十足，敢让读者靠在他臂膀上。他说如果读者从孤独中辨认出了自己，不必惊奇。有他在前面，他的孤独成为读者的担保人和老师。《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他假定理论场景发生在大街上“警察或他人的传唤——嗨，叫你呢——被呼唤的人转了个身。他就变成了主体，为什么呢？他承认那个呼唤正是冲着他来的”。一个蓬松的比喻发生在严密的理论文本中，改变全段节奏，一张一弛恰到好处。《事实》中，写到外祖父当年在唱诗班，“他在那里能看见上帝的所有子民，还有我的外祖母。”这两句有风致，一呼一吸，网从容地抛出去，鱼漂亮地捞回来，这是优秀小说家的视线和语言。

阿尔都塞写作不夸张，尽量不用大词（比如“非凡”、“从来”、“最”）。他一直记得高中老师教给他写作的两大要点，一是明晰性，二是整体的连贯性和可信性。克洛迪娜·诺尔芒曾说阿尔都塞的文体独树一帜，思想，思想的明晰以及语言这三者的统一为阿尔都塞赢得了公众。

读法共《人道报》

吊诡的是，收放有度的状态是他写作令人钦佩的部分，同时也是他日常生活中欠缺的部分。仿佛他一走出书房走入日常，充沛与适度就不见了，凶猛与害怕又生长起来。

弑妻事件之后他很少公开露面。据说他不打理自己，到高师拜访他的人说他的房间总是凌乱不堪。有论者认为医学和法学双重意识形态禁锢了阿尔都塞晚年的表达，社会视其为精神病患者，他被迫失语。而《来日方长》像是在梳理自己的人生，努力发声。《来日方长》之前，他在写作中与马克思、与哲学、与革命相遇，这一次的写作他与自己相遇。他在漫长回忆与叙述中，意识到自己的夸张是可以停下的。他说自己要接受意外，意外和支出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就是生活本身。从这些叙述来看，他渐渐获得了一种坦然，不像羚羊那样一触而发撒腿奔逃，稍微平静了些，这也许是《来日方长》的写作给予他生活的一点反哺。

2、身体：传唤与发现

意识形态理论是阿尔都塞的哲学标识之一。他在学术著作中谈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却极少论及家庭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两次涉及都欲言又止。他列举政治、文化、宗教机器如何向公民灌输意识形态，然后表示“家庭机器等等也就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其后，他再一次来到问题边缘，触及家庭对孩子的“预设”、家庭抚养教育孩子的仪式与各种无意识的控制，却又刹车“让我们把这一点也搁下不谈吧”。这两处突然止步，借用阿尔都塞本人的术语，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症候”。有关“家庭意识形态”，他有难言之隐。

所幸这条被掐断的理论线头十余年后得以接续。《来日方长》约有一半篇幅涉及家庭意识形态，作者直接将家庭意识形态命名为人类自恋第四次大创伤，（此前，伽利略一次， 达尔文一次，无意识又一次。）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家庭的无可辩驳的现实看来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最强有力的。”

书中有两处感情极为激越。一处他向着朋友高声呐喊，诉说家庭的可怕，“我的确说的是可怕，你听见我说的了吗，罗贝尔·福萨尔？你从你那可怖的坟墓的那边，听到我说的了吗，葛兰西？在理所当然有国家存在的民族中，一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可怕的、骇人听闻的、更令人厌恶的，就是家庭。”

另一处，他对母亲的愤懑如战鼓般擂响：“我无动于衷？在摩洛哥，是她不去照顾自己濒死母亲。实际上，那时是我母亲无动于衷。我无动于衷？她用沉默让我离开西蒙娜，我狂怒骑着自行车奔去。实际上，那时是我母亲无动于衷。我无动于衷？她在死去的父亲额头上冷淡的吻了一下就走出去了，实际上，那时是我母亲无动于衷。我无动于衷？我朋友告诉她我杀死了埃莱娜，她一句话也没说。实际上，那时是我母亲无动于衷。如今她独身一人，拒绝阿尔都塞太太的称呼，看见我的巧克力就扑上来。实际上，那时是我母亲无动于衷。”

与父母和妹妹

他摇晃着读者的肩膀，生怕他们听不见。如果读者对此时的阿尔都塞无动于衷，那就漠视了阿尔都塞一生中的重大问题。他把自己的创伤暴露在日光之下，血肉模糊地证明着“家庭意识形态”的可怕。通过裸呈自己，延伸了之前理论著作中对“家庭意识形态”的阐述。

阿尔都塞曾经指出，只有由所谓“因素”在所有的事件中特意挑选出来的那部分事件才是历史事件。《来日方长》当然也是他对于事实的挑选。有论者作了一个抒情式比喻：“童年在阿尔都塞的自传中不是对于故乡的追忆，也不是对亲人的追思，它必须被精神分析学家的牙齿咀嚼一番才能留下芬芳。”

他对母亲大声呐喊，其根源在于母亲对他曾持续不断地“传唤”。他挑选出一些童年细节作为精神分析的佐证。比如弗洛伊德注意到孩子从被孕育开始，就有人按照模子来期望他。在阿尔都塞身上，“路易”这个名字意味着母亲对“初恋”形象的寄予和召唤。母亲按照对恋人路易的期待，传唤儿子路易成为一个洁净的人，不允许阿尔都塞踢足球，怕小偷，怕脏东西，怕遇上不纯洁的人。阻挡他观看发情的牝马和家禽，在被窝里搜寻他自慰的痕迹，阻止他去追寻爱慕的女孩。阿尔都塞的种种欲望被审查、强暴和阉割。大多数时候，他正如他母亲所欲望的那样文静，服从着母亲安排好的“高雅的”教育。

“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在这样的家庭意识形态当中，阿尔都塞明确觉察到自己被扭曲。母亲的“传唤”过度抑制了阿尔都塞本来的欲望，他能够熟练地使用手法爱别人和被别人爱，但这一切都是按照母亲的欲望来的，是靠欺骗得来的。他不是活生生的他自己，而像一个死人。他试图用身体反抗“传唤”。母亲恐惧脏东西，所以阿尔都塞对脏东西抱有好感。母亲阻拦他的情欲，所以他骑自行车拼命去找女孩子。

《来日方长》为我们勾勒了童年的“故事”，提供了“家庭意识形态”的一个样本，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文本对阿尔都塞毕生的哲学理论架构进行了有效填充。此前的《保卫马克思》是他从理论角度和革命角度对马克思的思考。《来日方长》显示出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原因，即身体的感触（气味的，肌肤的，劳动的）。童年阿尔都塞的身体被母亲分割。和外祖父在森林里，种种气味浮现，他找到了确定的身体存在。战俘时干体力活，他感受到个人的亢奋。斯宾诺莎关于身体的理论也打动了他——要成为一个身体，要在自己的身体里存在。实现自己长期被母亲压抑或审查的那些欲望，要加入到游行中去。母亲的欲望是哲学的思辨的理论的，而他自己的欲望是实践的，把主动勤劳的身体摆在被动、思辨的意识之上。 

身体是冲动，是开放，是无偿的馈赠。外祖父、战俘营、田间、街道，唤醒了他真实的身体。他清清楚楚地说：“我在遇到马克思主义时，正是通过我的身体对它表示赞同的。”这句话非常动人。他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结不只是学者身份的理论联结，亦是来自肉体的高度认同。他用身体与马克思主义深情拥抱。身体，是他反抗家庭意识形态“传唤”的武器，也是他重新发现自己并且思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路径。

3、情感：完整与馈赠

我们要关心，阿尔都塞在什么状态下惊恐，什么状态下安定。

童年，母亲可怕的“传唤”如影随形，其他人的爱零星闪现。苏菊裸体与他拥抱亲吻，外祖父让他自由攀爬，不钳制他，神父对性饥渴性行为没有病态好奇，不像母亲那样搜寻孩子内心。在农庄，人的气味、劳动和叫喊让他安定。13岁和一个小男生同病相怜温存拥抱感觉到惬意……他对爱有了最初的观念：“每当得到馈赠又无须回报，这就给了我真正存在的证明。”

父亲遗物里发现的照片，仿佛证明了他的孤独。

成年，爱情让他惊恐，战俘营让他安定。他在战俘营感受到劳动的文化，且被铁丝网包围，每天点名，防止了危险。医院也让他安定，他因抑郁症受到护士医生照料，确信自己不会被抛弃。还有，巴黎高师对阿尔都塞是母腹一样的“茧”，医务、后勤、学生、图书馆都很方便，三十二年如同隐居。

如果别人馈赠于他而不从他那里攫取，他就获得安定。他自己缺乏向外馈赠的能力。他说他身上的无动于衷无力真爱是从母亲那里沾染来的。

最初有几个月，阿尔都塞蹬着自行车去找埃莱娜，穿越凌晨酣睡的校园，满心欢快。此后不久，他就建立其他女人的储备，极快出手，又极快逃离。如前所述，凶猛的背后中气不足。

阿尔都塞依赖妻子埃莱娜，也盛赞埃莱娜。他感觉妻子的手中有“被缴械的温柔”，对妻子外貌的了解不只停留在五官表象，且能洞察她的开放与封闭，她绝望和死亡的痕迹。但另一方面他给不了妻子真正想要的。埃莱娜反复说，给我说点什么吧，实际上是互换给她一切。阿尔都塞无法答复。这对夫妇成了施虐受虐狂，最终造成致命伤害。

埃莱娜

阿尔都塞与妻书

悲剧发生前不久与埃莱娜在希腊。

写作《来日方长》并不费力，几个月就完成。阿尔都塞不挤压回忆，他轻轻地抚摸回忆。他的文字舒展有弹性，语词准确，熟悉的阿式文体让老读者们再次愉悦。但在文本之外的其他领域，阿尔都塞难以做到准确。一是对身体的认知。历经多年他才发现自己真实的身体和欲望。另一是对情感的处理。

阅读本书，我们与他一起经历了过度敏感带来的强震和神经分裂。爱有时躲躲藏藏，有时又扭曲变形极度夸张。他总是难以在私人生活上春蚕吐丝一般稳定地给予，耗尽一生也无法在情感上做到适度。

1969年，他和女友们的关系开始变得温和。1975年左右，他和一个女孩缓慢接近，互相探寻，没有强行加速。他开始略微懂得爱是什么意思（当时他已经快60岁了），读到此处为他一暖。不久之后，他的躁狂与抑郁交替出现。他想毁灭一切，埃莱娜，书，活着的理由，高师，精神分析师，和他自己。1980年弑妻，住进医院。1983年他离开医院时，他说他懂得什么是爱了。

阿尔都塞的意大利女友马多尼娅·弗兰卡

《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说有些人宣称马克思是一个整体，似乎像马克思那样去历史地考察马克思的青年时期会使我们失去整个马克思。今天，一些研究者回避弑妻事件，似乎对弑妻事件的剖析会失去整个阿尔都塞。另一些研究者简单定义弑妻事件，将其压扁为“一个哲学家杀人”的结论。在阿尔都塞看来，这都不是唯物主义。阿尔都塞曾从“断裂”入手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内在转折，《来日方长》延续了这一思路，从自己的抑郁和躁狂（以及“弑妻”）入手研究情感问题的症结。他为这个症结给出了部分答案：唯有不被阉割，身体和心灵的完整性方面不被损害，才可能给他人馈赠。

全书临近结尾，他以“馈赠”作为“爱”的关键词。他说：“爱不是采取主动以便对自己不断加码，做出夸张，而是关心他人，是有能力尊重他的欲望和他的节奏，不要求审美，只学会接受，把每一项馈赠当作生命中的惊喜来接受，并且有能力给别人同样的馈赠和同样的惊喜，不抱任何奢望，不做丝毫强迫。总之就是自由而已。为什么塞尚随时都在画圣维克图瓦山呢？这是因为每时每刻的光线都是一种馈赠……”

他平稳而优美地抵达了这里，来时走过两条路。一条是他承受的外在“冲击”，另一条是他开启的内在“发现”。前者包括暴力冲击、家庭意识形态冲击等，后者包括身体的发现和情感的发现等。两条叙事线索交替出现，起初，前者将后者撞的东倒西歪。渐渐地，后者稳健起来，找到自己的节奏。最终两条线索共同扭合为一个坚实的结论：“爱是自由的馈赠”。

这句话是他全书的结论，也是给读者重要的馈赠。这个结论与他讨论暴力和身体的思路保持了连贯，和他全部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能融洽相嵌。就好像他此前的著作无声无息地留出了一块空地，正好让这本书填上了。暴力中的夸张，身体的被“阉割”，以及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教育、家庭、媒体来调配和控制人们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地位，损害了人们的完整性和自由，实现不了真正的自由馈赠。阿尔都塞一再揭示那些隐蔽的“冲击”，我们应该明白，他的愿望不止于写一本回忆录。这本书于是有些奇特，有那么多郁郁葱葱的生活细节，却依然具备了深刻的哲学思辨精神。道格拉斯•约翰逊在英文版《来日方长》序言里向阿尔都塞致敬：“他最后的岁月充满了难以忍受的悲伤。他的自传，就其对一个受害者的描述而言，是伟大而高贵的”。

我们跟随着阿尔都塞来到全书的最后一页，看到他说“我感觉自己从未这样年轻，即便一切都快结束了。是的，毕竟来日方长。”他似乎给了读者一颗定心丸，告诉读者可以安心合上此书。他的躁狂抑郁症好多了，他的未来清澈通透了一些。

然而，此书之后，他的晚年生活并不平顺。对阿尔都塞来说，写作此书的确是一种治疗，但精神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不可能被完全抹平。写作的治愈功能是有限度的。

感谢阿尔都塞以一生的伤口告诉我们：爱不是夸张自身，也不是奢求他人。他警醒读者辨识自身的暴力、身体、情感，细察自身的摇摆、怯懦和过度，试着理解爱与孤独，敢于自由馈赠，没有担保地面向未来。

这本书激发了我的母性，想要拥抱哲学家的孤独。有时又想走到他的大伞下，跟随他的孤独。当他说他的孤独可以成为读者的担保人和老师时，他多么宽阔。我们害怕孤独，但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奔向孤独。在孤独中，我们看见他在前方，他让我们更勇敢。

■中文版“阿尔都塞著作集”前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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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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