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敏|智术师与启蒙

Original 程志敏人文共和 2020-02-23

编者按：本文原载《西方哲学批判：哲学本质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感谢程志敏老师授权“人文共和”公众号推送。

哲学在伯里克勒斯（旧译“伯里克利”）治下的雅典民主巅峰时期经历了第一次革命性的转变（第二次转变由亚里士多德完成），这次转折改变了哲学的方方面面，包括其外在形态、表达方式、影响范围乃至根本目标。[1]正如哲学的产生一样，哲学的这场革命也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同样也主要由一些“专家”——就好像泰勒斯是天文学和数学上的专业人士一样——推动，而这两场根本性的变革尤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相似性在于这些“革命家”或“启蒙的使徒”[2]都是外邦人——后来再次推动哲学革命的亚里士多德也是外邦人！

这场革命的推动者被古希腊的同时代人称作sophist（智术师）——而这些智术师们甚至在该词已经变得臭名昭著时，亦不惮于如此自称（见柏拉图《普罗塔戈拉》317b4），这的确需要勇气。[3]正如格罗特在为他们平反时愤愤不平的态度所示，这是一个极难处理的词汇，[4]原因在于我们目前似乎还无法公正地评价这场运动，个中难处不仅仅在于古人（包括他们的同时代人）对智术师运动的评价与现代人的评价正好相反，还在于我们自己本身还处在这场运动所开启的哲学样式中，无法窥得庐山真面目。但如果我们能够对古今针锋相对的态度进行超然的观察，虽然还远远不能得出什么定论，但对于整体把握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尤其是“鉴古知今”的目的来说，却必定有所发明。

伯里克勒斯（伯里克利）

这场运动何以叫做哲学的启蒙？

这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而智术师就是这场启蒙的承担者。德国哲学家往往把希腊这场理智上的革命比附为十八世纪的Aufklaerung（启蒙运动），有学者不断分辨说，这两场运动之间有很大的不同，[5]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相似性和共性远远大于它们的差异。由智术师们开启的这场全民思想普及运动和哲学教育运动之所以被称作“哲学的启蒙”，理由有很多，[6]撮其要者如次。

启蒙运动时期大百科全书的扉页画

代表“真理”的女神被揭示，闪耀着光芒

（一）智术师们在此前自然哲人的基础上进一步颠覆了宗教权威。所谓“关于神，我既不知道其存在，也不知道其不存在，更不知道他具有什么样的长相（idea）。有许多东西阻碍着我们的认识，如问题的晦涩及人生的短促”，[7]这种说法本质上就是无神论，显然把人们从蒙昧或盲目崇拜（fetishism）中启迪了出来，让理性光辉火辣辣地照进人们的心田，它与近代的理智革命一样，当然能够被合理地称为“启蒙”（En-lighten-ment）——黑格尔说：“启蒙是在扬弃着信仰本身中原来存在的那种无思想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无概念的割裂状态”。[8]当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罗塔戈拉据说正是因为上述大逆不道的无神论说法而被逐出雅典，他的著作也被逐一收缴，然后在广场加以焚毁。[9]现代的启蒙运动者相比而言就幸运多了，在现代民主政体中绝无焚书驱儒之虞（可见伯里克勒斯时代所谓绝对民主其实“民主”得还很有限，远不如当今的民主）。

《普罗泰戈拉》（柏拉图著，施特劳斯疏，刘小枫译）

（二）颠覆了传统礼法和道德。智术师运动中轰轰烈烈的nomos与physis的争论，其实质就是一场旨在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刚崛起的知识分子试图以新的道德规范来取代旧的礼法秩序，尽管这个过程是智术师们独立完成的，传统宗教和礼法的进一步崩溃与智术师运动互为表里（详下）。具体地说，智术师诉诸所谓的physis（天性或自然）来反对传统的nomos（习俗或礼法），在他们看来，nomos要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physis（《普罗塔戈拉》337d），“法律和习惯强加于人的道德是与天性相反的，而天性的方式才是好的。”[10]这在智术师看来，这才是进步，他们以“进化论”取代了传统的“退化论”和“循环论”。简言之，启蒙必须把传统的东西视为“愚蠢不智”。[11]在推翻传统的努力中，相对主义也就在physis和nomos的论争中得以孕育成型。后来，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这个physis放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自此“自然”成了哲学的根基。与后世作为启蒙哲学集大成者的“批判哲学”一样，“启蒙”本身就意味着“批判”，而且是最狭隘意义上甚至否定意义上的“批判”，或颠覆，正如福柯所总结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本记载在‘启蒙’中已成为举足轻重的理性的日记。反之，‘启蒙’则表明‘批判’的时代。”[12]

福柯（1926-1984）

（三）人本主义的提升。颠覆宗教权威和传统礼法道德观念，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拔高属人的一切，正如近代“上帝死了”背后的真正原因一样：杀死上帝是为了取而代之，是为了人类自身的“成长”。智术师运动时期，人们企图从国家和宗教的监护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自我”或“主体性”——看似客观的“理性”，其实是“主体性”的别名而已。这一时期的哲学可以大略地归结为经验主义、实证主义（positivism）、现象主义（phenomenalism）、个人主义、相对主义和人文主义（humanism）。[13]这种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与人本主义学说的滥觞”。[14]哲学不再讨论外在宇宙的生灭变化，转而关注个体内在的幸福，而为了更好地探究自身的地位，“批判的推理的思想就兴起了，使集体的意见受到一种考察，而代之以个人偶然的学说，或代之以一种自命为有必然性及普遍性的概念的组合。因此，人就代替了自然而变成思辨的中心。在各方面，一种‘人本主义’（就这一名词所能包含的最广意义而言）就继承了早期哲学的‘自然主义’。”[15]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与人相关的学科由此产生，如社会学、心理学，尤其是人类学——西人把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阶段称作“人类学时期”。后世康德所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6]无非为“人为自然立法”奠基，同样在于提高人的主体地位，其三大批判最终都是为了回答“人”的问题。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

（四）哲学的市场化。希波战争让希腊人的能量释放到了极致，希腊民族精神生活得以统一，希腊文化随之高度繁荣，“哲学从研究团体走向了市场”，[17]在这场哲学市场化、通俗化和庸俗化的运动中，智术师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没有能创造独立而新颖的理论，他们只能将原有哲学通俗化和市场化。据说，普罗塔戈拉这位最重要的智术师出身于“搬运工”（拉尔修9.53），这本身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场运动的本质：他们只是贩卖滋养灵魂的东西的行商或坐贩（《普罗塔戈拉》313c）。在此之前，哲学具有秘教的性质，只在小范围内秘密传播。但智术师们为了糊口，便把这些隐秘的高深学问出卖了：“一切本来属于个人的能力以及学派中秘传的方法，现在都已经公之于世，而变成可以分科传授的学问了。”[18]智术师为了能够在社会上占得一席之地而把哲学这种“隐微的联系”（esoteric associations）公诸于众，[19]这就是典型的“启蒙”。这种启蒙也是自然研究的产物：“智术师的启蒙运动在公开表达智慧（public presentation of wisdom）方面是一种新鲜玩意儿，它本身就是那种真正新鲜玩意儿的产物，即，希腊人已经开始的自然研究，这种研究在普罗塔戈拉开创他的那种新鲜的坦诚之前，就已经在理智上迈出了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20]但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这种启蒙是祸是福，誉之者或曰“哲学普及”，毁之者以为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瓶。哲学后来成为“一个用滥了名称”，[21]盖由智术师运动而始。

L. Lampert. How Philosophy Became Socratic, 2010

（五）哲学走向“纯粹”。这个时期的哲学开始出现形式化的趋势，内容已不再重要，形式变得更为要紧，或者用拉尔修的话说，智术师“将思想本身抛在了一边，看重的只是言辞上的取胜。”[22]换言之，智术师看重的只是形式上完美，逻辑上的无懈可击以及语词指称上的圆满周密——不难理解，二十世纪引以为傲的语言哲学、逻辑哲学和美学正是在“启蒙”对形式上的“纯粹性”追求中得以奠基，其最初的源头就在于智术师运动的纯粹化和形式化，“这种专门技术的发展，就把方法和知识的形式方面的问题提到了第一位”，智术师关注言辞的形式主义臻于完美，对观念毫不关心——这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决定了“他们的兴趣无非在形式的辩证法方面”，“其方法是形式主义的，往往缺乏个人的思想与诚意”，结果，“思想被分解而悬空地在纯形式的范围中发展的程式”（分析哲学？）。[23]哲学就从目标的王国转型为方法或手段的王国，[24]关注方法的合理胜过内容的美善，不问内在的“说什么”，而追求外在的“怎么说”。无论我们把这种纯粹化进程美化到什么程度，它越来越纯粹因而也就离本真的源头越来越远，越来越与生活无关，逐渐变成一种“空疏的形式主义”（empty formalism），[25]却是逐渐为天才哲学家自身所醒悟到的问题：“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了解答，我们的生存问题也还根本没有触及。”[26]自此至今，哲学越来越纯粹，却越来越空疏，也越来越异化。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

智术师运动的现代性

古希腊这场大规模开启民智的运动之所以可以被恰当地称作“启蒙”，还在于它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甚至可以大略地说，今天的思想样式就是古希腊这场启蒙运动造就的。它离我们虽然遥远，却规定着哲学思想后来的发展，甚至决定着我们的思想方法。其实，我们只需要考察现代人对智术师运动的评价，然后再来比照古人的评判，就可以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就会知道我们与那些智术师究竟有着怎样的亲缘关系，也才能更准确地评价被我们拔得太高的现代思想，尤其是“启蒙运动”——尽管这种评价是以后的事情，但智术师运动会向我们展示“启蒙”的一般本质。

Le Salon de Madame Geoffrin en 1755

LEMONNIER, Anicet-Charles-Gabriel

智术师运动在古希腊一直称得上臭名昭著，但黑格尔和格罗特却开始为智术师运动平反，到了最近几十年，甚至有学者把智术师捧上了天，的确可以让人充分感觉到这场运动的深远影响，尤其会发现，我们今天其实还生活在智术师运动的余荫中，或者说，我们今天的思想形态究其实质来说，仍然是“智术师式的”。近现代学者纷纷为古希腊智术师运动平反昭雪，其深刻的缘由大概还在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吧。

黑格尔（1770-1831）

黑格尔第一个从积极的方面或严格地说“科学的方面”来探讨智术师在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中的地位，在他看来，智术师把一般性的概念运用到社会对象上去，深入到一切人事关系中去，从而唤起了人的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是绝对和唯一的实体”，从而发掘出“主体性”或“主观性”，而“由于正是这个概念现在出现了，所以它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哲学；并且不仅成为哲学，而且成为一切有思想的民族中任何一个人所参与和必须参与的一般教养。”[27]正如柯费尔德清楚地看到的，黑格尔用自己的“正反合”方式把智术师运动看做是自我决定着的思想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28]无非是为了验证自己的哲学观念，同时为自己的哲学百科全书奠定基础。但黑格尔没有全面肯定智术师运动，而是认识到“就形式的文化来说，智者们是属于哲学的，就他们的反思来说，他们又不属于哲学”，[29]用柯费尔德的话说，黑格尔及其后学反而含含糊糊地肯定了古人对智术师运动的批评，即智术师至少助长了人的情欲和私人利益等等。不过，黑格尔虽然没有全面肯定智术师运动，却让人惊讶地看到智术师运动的“当代性”，他说：

我们现在的教化、启蒙运动，不但在形式方面和智者采取完全相同的立场，就是从内容方面来说，也是如此。[30]

我们该如何评价德国启蒙运动，由此便不难找到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尽管黑格尔绝对不会同意我们这样简单地比附这两场相隔两千多年的运动，并把古希腊哲人对智术师运动的批评用到德国古典哲学这一启蒙运动的结晶之上，但黑格尔自己上述评判就已经让我们有所感悟了，黑格尔毕竟是思想大家，目光如炬。的确，“黑格尔的思想对于我们接受智术师所产生影响仍然为很多学者严重地低估了”，[31]不过，我的结论与柯费尔德恰恰相反。

英国人格罗特的翻案文章进一步印证了黑格尔的判断，尽管他是抱怨德国哲学史家用Sophistik把它打扮成一个恶魔样子，认为智术师用败坏的学说来毒害了雅典的道德品质并使之堕落，但格罗特与德国哲学史家在为智术师鸣冤叫屈甚至歌功颂德方面其实并无二致，比如策勒尔就说，正如没有启蒙时代德国就几乎不可能有康德一样，没有智者们，希腊几乎就不可能有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哲学。[32]在格罗特看来，柏拉图等人对智术师的批评是不真实不公平的，是恶意嫉妒的结果，而主要的智术师其实都可以算作好人和值得尊敬的人。智术师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成功，所以遭到柏拉图等人的嫉恨：“他们决不是无缘无故地来到雅典，而是雅典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是伯里克利创造新雅典运动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他们既是受欢迎的对象，也是受攻击的目标。他们招来了仰慕和憎恨，而仰慕和憎恨通常都发生在那些深深地参与了社会基本变革的人身上。”[33]不过，柯费尔德这种笼统的看法会让人得出匪夷所思的结论：伟大的思想家会嫉妒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学术明星和思想小丑。[34]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究竟谁在欢迎和仰慕，谁又在憎恨和攻击，而不能简单对待。不过，据说从全盘否定智术师运动到承认其历史功绩，乃是历史的进步，而且自从格罗特之后，几乎不再有人彻底否定智术师运动了。[35]

康德（1724-1804）

但格罗特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极力为智术师“洗冤”？同样为智术师翻案的柯费尔德指出，格罗特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派和自由思想家，“作为一个改革者和功利主义者，他十分重视对旧传统的攻击，他致力于对智者的再评价不是偶然的。”[36]难怪格罗特的观点遭到了Stallbaum、乔伊特（Jowett）、格兰特（Grant）和格思里（Guthrie）等人的猛烈批判。这里只需要引用尼采颇为持平之论即可，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揶揄地肯定了智者们的功绩，顺便批评了格罗特：“智者们乃是希腊人：当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袒护德性和正义时，他们就是犹太人了，或者，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东西了——格罗特为智者们辩护的手法是错误的：他想把智者们抬高到正直之人和道德旗帜的高度——而智者们的荣耀则在于，并没有用大话和德性招摇撞骗……”。[37]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或“大江湖骗子”，而智术师的功绩在于他们是实在论者，也就是“真小人”：他们拥有一切强壮心灵所具有的勇气，知道自己的非德性，甚至公开承认自己对传统nomos的敌视，承认自己对青年人非道德的教导。

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

还有些学者换着花样为智术师运动辩护，把它视为年轻人对父母和家庭权威的反叛，是“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毛病”（eine Entwicklungskrankheit der Jugend），这种逆反心理或青春期的躁动来自于“年轻人的过度兴奋”（Rausch der Jugend），实际上并不是很糟糕或危险，不应该太认真对待，[38]更不用说苛责。更有甚者，有人正面评价了智术师运动的反叛和革命：他们埋葬传统社会秩序不过是为了提升更好的社会政治安排。这种美誉到了德罗米伊（J. de Romilly，1913-2010）这里，则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智术师运动与当今世界外在的关联与内在的一致。

法国当代最伟大的古典学家德罗米伊虽然认识到智术师的弊端，比如败坏青年就是一种不可否定的“道德上的冒险”，而且也指出，城邦其实已经意识到了智术师所带来的危险，[39]但她却把智术师所带来的危险理解为城邦中本地学者对他们的嫉妒。但尽管柏拉图对他们横加批判，他们在柏拉图哲学的发展中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思想在后来的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中重新崛起，其作用甚至超过了柏拉图主义！他们的“原创性”在于第一次以人类的名义（in terms of human being）来思考这个世界，或者以人为尺度（human scale）来重新创造世界，并按照人的需要来建立世界。他们开发出了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并把两者都推到了极致，他们鼓励人们更仔细地为自己的信仰辩护，更仔细地思考那些信仰的内涵，因此，智术师的努力乃是不可估价的。[40]

J. de Romilly.

The Great Sophists in Periclean Athens, 1992

在德罗米伊看来，智术师应运而生，满足了时代的需要，甚至以理性主义拯救了当时的民主！他们在很多领域开发出了新的学科，他们在教育、修辞、逻辑、语言（语法）、人性、心理学、道德学说、政治学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几乎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一切社会科学，都可以被看作是智者持续不断地讨论的主题，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问题都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讨论的。”[41]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从自己发明的这些领域转向了政治哲学，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注入了燃料。虽然他们也有一些缺点，那就是太过卖弄、自信和夸耀，但他们是伟大的，因为“由这些思想家引入的每一种新的技艺、每一种新的学说、每一个新鲜词汇都缓慢地、有时不可察觉地改变着所有一切的感觉。”[42]在德罗米伊眼中，智术师可谓“功超柏氏，冠盖学园，模铸至今，影响深远。”但正是他们的原创性和超愈前辈而遭人妒恨、敌视进而嘲讽，被人歪曲或边缘化（marginalized），不过他们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尽管有时具有不可预料和不受欢迎的形式，但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却不可否认，因而我们“有足够的原因解释为什么这些默默无闻的人能够让二十世纪的思想如此着迷”，就因为他们的伟大贡献，试想，“如果没有他们，那些带着不倦热情、带着悲怆感、悲剧感和历史感来追随他们的人，就绝不会像那个样子。的确，我们也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43]真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我们的看法与德罗米伊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在于她是满怀赞赏和崇敬之情谈起智术师运动的当代性，而我们却遗憾地得出了与她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现代性或当代性不是那么的令人欢欣鼓舞，那么，智术师运动就不是我们的恩人，而是相反——这是哲学思想第一次灾难性的转渡。看看这样的评价：“智术师的辩护者（以及他们的敌人）之间如果有任何共识（consensus）的话，那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变异的观点‘智术师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无论把智术师说成启蒙理性主义者、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士、十九世纪末愤世嫉俗的视角主义者（cynical fin de siecle perspectivists）、分析的道德哲学家，或最新近的后现代主义者。”[44]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后现代主义不是未来发展的正路（否则后现代主义不会很快就烟消云散），那么，古希腊的智术师运动就应该为后世的思想危机承担责任，因为当今思想的智术师特质不仅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它本身就是一种已及膏肓的疾病。

尼采（1844-1900）

古希腊的这场转渡离我们虽然遥远，并且也是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但它的必然出现以及后世不断的复活和至今愈来愈大的影响，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确“去古未远”，智术师运动就在身边，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种败坏的思想里。正如尼采所指出的：

智者派的希腊文化是从所有希腊本能中成长起来的：它属于伯里克利时代的文化，同样必然地，柏拉图并不属于伯里克利时代的文化：智者派希腊文化的先行者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古代哲学中科学家类型；它在诸如修昔底德的高度发展的文化中得到了自己的表达——而且，智者派希腊文化最后获得了合法性：认识理论和道德认识的每一个进步都为他们恢复了名誉……

我们今天的思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乃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和普罗塔戈拉式的……或许我们只消指出，我们今天的思想方式是普罗塔戈拉式的，因为普罗塔戈拉乃集赫拉克利特与德谟克利特之大成。[45]

智术师运动当然具有“希腊性”（Greek-ness），但由于我们的“现代性”正是智术师运动所开创或改造过的那种“希腊性”所决定的（借用时髦的学术语言来说，我们需要甄别“哪个希腊”和“谁的希腊”），因而智术师运动也就具有了“现代性”。“现代性”的方方面面都旨在为智术师运动的合法性辩护并为之恢复名誉，无非是为现代性自身的合法性和名誉摇旗呐喊，但我们从古希腊不同流派的高人那里知道，这种辩护甚至贴金其实都是徒劳——时代精神既是如此，恐怕连这种徒劳无功都不能有丝毫的感悟。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与当今何其相似，仅此一点，亦不难判别当今的精神实质。

败坏青年

正如哲学产生的原因一样，哲学的这场灾难转渡的原因也蕴含在社会政治根基之中，与社会现实相辅相成。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其时代精神，从哲学的产生以及扩张的原因而更为充分地理解哲学的本质。

智术师运动这场哲学的启蒙既是哲学内在规定性的必然结果——哲学自身的革命性和批判精神注定了它自身要不断发生单向度的转型，最终与原初的目标相去甚远。这场运动更是外在的时代精神不断混乱和萎弱的结果，同时它又反过来加深了这场思想危机的灾难性。在智术师的同时代人看来，这场运动是彻头彻尾的衰退。仅仅就在一个世纪之前，人还是人，勇敢、简易、简朴、严于律己，但现在所有的标准都失效了，谁也不分辨善恶，即便有所区分，也更乐于作恶，因为那有好处。现在的人骄奢淫逸，不讲道德，懦弱不堪，伦理失范，价值沦丧，心灵空虚，唯利是图（与当今何其相似）。[46]这一切，谁负责？

智术师启蒙运动的原因绝非“年少轻狂”、“头脑简单”和“少不更事”能够概括，更不是“青春的力量”或“生命成熟期的智慧”之产物——它是社会政治的产物，或曰“时代精神的精华”：

当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因它在斗争中所充当地角色而取得了希腊各城邦中最高的地位，就在它的保护之下组织起了伊奥尼亚联邦。和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并进的，是在这包含着比自由民更多的米底人与奴隶的城邦之内，旧日的统一的破裂，和原来均势的根本破坏。宪法的民主趋势日渐加强，而政治家们的策略，是不断地增加平民的主权，并且用付给他们薪资的办法，来转移贫苦大众对旧有或新得的财产的贪欲。这种政治制度的不稳定性，因伯里克利个人的威望而遮盖一时，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就变得明显了。但还有一段很长的时期，这些弱点并没有使雅典因之不能保持它的光辉和吸引人的力量。四方人士来到雅典，以尝试一下新的观念和新的信仰的效力。随着集体约束的放松，个人人格就愈得发扬；每个人都希望着自己的自由，而愈感觉到国家对他无助，寻求自由就愈热切；他用占有政治势力和财富，来提高个人的享受能力。在雅典和它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各城邦，泛滥着一种汹汹然毫无节制的个人主义。[47]

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陈修斋译）

这是一场哲学上的革命（柯费尔德生怕人们不把智术师运动纳入哲学史的重要地位上），正如哲学只可能产生于周边的殖民地中，这场革命也只可能出现在雅典，“如果没有雅典，这场运动就几乎不会出现”，原因有二，一是雅典的民主，二是一位大人物的直接影响，即伯里克勒斯。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两个原因归结为一个：民主。

哲学出生于殖民地无节制的自由土壤中，而哲学的转渡或启蒙的根本动力或原因同样也在于自由，以及自由所孕育的民主，而且哲学的产生和普及都是外邦人的功劳。“智术师”这个本来没有贬义的词，却被一帮异邦人糟践了。当然，这些外邦人来到雅典搞启蒙，也正因为雅典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民主氛围。由梭伦奠基、克莱斯特涅斯（Cleisthenes）创立的雅典民主制，在伯里克勒斯手中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径直走向了“彻底民主”或“极端的民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4a7，原文为“今天的民主”），从而为智术师运动搭好了舞台。最著名的智术师普罗塔戈拉可能就是应伯里克勒斯之邀而来，后者遇到麻烦时，也会终日问计于前者。[48]伯里克勒斯还让普罗塔戈拉为自己新开辟的殖民地图瑞夷（Thurii）立法，并且让普罗塔戈拉当自己孩子的老师。[4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

民主极端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付薪”或“收费”，标志着古希腊灾难性转变的三次“收费改革”，其中两次都发生在智术师运动中！第一次是诗人收费写诗，诗歌从国家公器变成了私人通过歌功颂德来赚取钱财的手段，[50]第二次就是伯里克勒斯为参加公务的下层人士付薪，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到立法、司法和国策等重大政治活动中来，由此而走向极端民主。第三次就是在民主制下允许私人教师实行收费教育。

有证据显示，即便在克莱斯特涅斯民主改革之后，雅典仍然由上层阶级或贵族（aristoi）统治，但随着民主的不断推进，各党派为了拉拢群众而不断向民众谄媚，出生寒微的民众领袖（demagogue）竭尽全力扩大民众的权力来筹措自己的政治砝码，终于让民主变得不可收拾（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4a，《雅典政制》28.4-5）。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传统观念不再有任何约束作用，个人主义泛滥无节，审慎的世袭政治让位于自由主义，新兴的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取代了此前的贵族统治，旧家族势微，“自我奋斗的人（self-made man）开始为人关注，也为社会理想打下了自己的印记。这种人要求个体的权利，并开创了一个无限竞争的新时代。下层人民在政治上的解放，给贫富冲突带来了一个新的阶段。穷人现在是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他们危险地强调着自己的抱怨。权利的天平倾向于他一边。穷人的环境使得自己很大程度上是在毫无思想和不讲责任中长大。”[51]个人在民主制下，可以合法地暴乱（run riot），智术师启蒙运动就是这样一场思想世界的革命：

他们的这种怀疑论开始还是一个真正的科学理论，但很快就变成一种轻佻的游戏。由于智者学派洋洋自得诡计多端的狡辩，使自己成了肆无忌惮的、破坏公共生活秩序的不良倾向的喉舌。[52]

在民主制中，人人平等，每一个人的意见也都具有同等程度的“真理性”，[53]因为真理本身就是“相对的”。至于说把别人的意见斥为虚妄，甚至进而把传统思想观念视为错误，都是“民主”的题中之义。“如果把‘民主’本体论化（ontologized）并用柏拉图的话来表达，民主就是指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值得被认为是真理，而如果大多数人都赞同，那它的确就是真的。……纯粹意义上的民主，动摇了宗教信仰的基础，质疑习俗，也不尊重权威。我的意思是说，宗教、习俗、传统和权威之类的东西，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54]新派文人在这块新开垦的殖民地或飞地上，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世风如何，精神怎样，不问可知。

普罗塔戈拉

民主为智术师运动准备了基础，智术师运动则用辩护、论证、粉饰和推进来报答民主，比如说，“普罗塔戈拉第一次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参与式民主的理论先河”，[55]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理论。民主与智术师可谓相得益彰，互相成就。在民主社会中，平等的辩论、流畅的表达和有效的煽动十分重要，智术师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种颇为紧迫的需要，这些起于阡陌出身寒微的流浪明星终于有了大展身手的时机：

对思想的热切，对享受到欲望，想控制并放纵固有的活动能力的野心，过分而肤浅的好奇心，连同一种柔韧的顺应能力和透彻的精细以及热情和易变，这就是当时社会环境的特性，尤其是属于年轻的一代，他们渴望着能尽量利用从他们的财富或出身所得的利益。因此，他们需要一些教师来教他们一种技术，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个人的成功，使他们免于去慢慢地摸索经验和碰许多钉子。原则上说，这就正是智者们所教的技术：他们教授在私人事务或公共事务上求“善策”的学问，这就是按照上面的定义所说的“德性”，以及对敌手“占上风”的方法。[56]

上面的定义所说的“德性”不是传统意义上与道德习惯的“卓越”，而是指“管理自己管理他人的生活的才干和能力”——传统的“德性”也被“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了。[57]年轻人才会有“过分而肤浅的好奇心”，他们热血沸腾，渴望得到承认，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时正好碰上了教授这些技能的专业人士，可谓一拍即合。

民主的青年“需要一些教师来教他们一种技术，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个人的成功”，智术师于是便投其所好，教授的主要是“成功学”。智术师自称有可以转移并且立竿见影的“技艺”，甚至无所不教，而他们的收费更加强调了他们的教学的效果和实用性质。他们所允诺的成功，是完全可以付费买来的，然而那种成功的教育并不适合用来寻求真理。[58]智术师承诺，只要给钱，就会让你变得聪明（《普罗塔戈拉》310d）——但那显然不是真正的“智慧”，柏拉图在《王制》中“恶毒”地指出，“那些收受酬金的私人教师，那些公众称作为智者并认为是他们的对手的人，他们教授的只不过是那些普罗大众群集在一起时所持有的那些意见，而且，这些智者还把这种意见称之为智慧。”[59]智术师并不真正知道、也毫不关心什么是真正的美丑善恶，只是把那些杂乱众多的、集合在一起的群众的好恶认作“智慧”（《王制》493d）。他们“不管谁给钱，就会教他在言辞中（legonta）取得胜利，而不管是正义还是不义”（阿里斯托芬《云》98-99）

柏拉图

教育转型

智术师的工作是以实用为原则的教育，他们首先抛弃传统的德性目标，转而只关注“占上风”的方法，也就是辩论中的取胜，短平快地包教包会（《优提德谟》303e）。他们即便稍微涉及到德性问题，也只是用平庸乏味的道德说教哗众取宠。这场被誉为“教育史上的伟大革命”（Marrou语），其实非但毫不伟大，反而极其糟糕。智术师的收费教育就是实用主义的教育，结果，技术愈加发达，而思想愈加贫瘠（当今的教育亦同）。普罗塔戈拉自认为是在教人高贵与善良，且以为自己的教育配得上高昂的学费（《普罗塔戈拉》328b），但他们的教育无疑是在败坏青年——尽管格罗特不承认柏拉图的记载，认为智术师不可能败坏青年，否则对智术师自己也不利，如果家长不把孩子们送来缴费读书，智术师自己也会损失巨大，[60]但格罗特的说法显然是一厢情愿的“相信”，缺乏充分的论证。智术师对教育的改变堪称“革命”，因为它实现了“范式的转换”（库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的主体。此前的传统教育者是家族或城邦中的成年男性，往往德高望重，知识渊博，有的本身就是身教的典范。他们带领孩子们参加各种祭仪和公共活动，以此来教育孩子如何立身行事。就“文化”方面来说，他们教孩子们背诵经典，因此，从间接的角度来说，传统的教育者乃是诗人（如荷马、赫西俄德）、圣王（如梭伦）、先知和德性超迈之士。但教育的重任现在却交给了职业的教师或“专家”，这帮人鼓吹自己在政治策略和手法上比传统的教育者如父亲更高明（《普罗塔戈拉》328a）。这帮并不具有公民身份的外人（noncitizen outisider）[61]居然担负起对一个城邦来说至关重要甚至生死攸关的教育大业，不能不说是一件很荒唐甚至很危险的事情，那些人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外教”毕竟完全不是一回事。即便普罗塔戈拉“做父亲”云云只是玩笑话（《普罗塔戈拉》317c），但忒拉叙马科斯在《王制》中却隐隐然成了雅典青年贵胄的父亲。[62]智术师代替“父亲”成为了教育的主体，他们教导孩子们说他们有“自然权利”，不仅可以不服从老子，甚至可以殴打父亲。[63]即便古希腊传统教育由奴隶具体实施，但这些奴隶往往只是间接的教育者，从他们所教授的内容来看，真正的教育者还是诗人和圣王——柏拉图《王制》卷十所谓的“哲学与诗歌的古老争执”，不仅争夺城邦的统治权，还争夺教育权，谁来教育和怎样教育的问题本身就是古典政治思想的大问题。

《理想国》（即《王制》（顾寿观译，吴天岳校注）

其次，教育的内容。既然民主社会为“专家”教育敞开了大门，那么，教育的内容当然就必须与此完全一致。据说，“在旧时传统的纯粹公民教育之上，智者派想加上一种更广泛的教材，原则上甚至是志在无所不包的，摆脱了传统，而对一切人都有效，这对于传统教育是不无危险的。”[64]这样的说法仍然未能洞悉智术师教育的革命性，早期的智术师的确教得很广泛，但他们所教授的绝大部分都是“技艺”，也就是能够战胜对手的论辩技巧，即“谈吐厉害”（deinon legein，《普罗塔戈拉》312d）——这恰恰就是苏格拉底极力否认以便同智术师划清界限的东西（《申辩》17b1-4）。他们教授诸如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以及尤其为论辩所需的逻辑和修辞等等，后世的教育由此走向了“职业教育”的道路。这些教学内容与后世的“三学四艺”极为相似，都是“人文主义”的教育，旨在培养能干的公民，却不是为了培养有德性的好人。这种纯“科学”的教育只看重论辩的技巧，不关心道德品质，当然有着“败坏的力量”（corrupting forces），[65]雅典的衰败亦顺理成章。

再次，教育的方式。希腊的传统教育主要是背诵诗歌和圣贤著作，这样孩子们就会努力模仿，以期成为那样的人（普罗塔戈拉在326a中所描绘的教育其实是传统教育）。但智术师却仅仅从语言分析、逻辑分析和语文学方面来教育孩子，他们认为学习语文即已足以让人变好（《普罗塔戈拉》345a），于是他们对史诗经典进行语文学分析，创造出了“元语言”（metalanguage），探讨“什么是”（what is）的问题，而不再关注史诗或神话的灵魂培塑功能。他们进行的单纯的理论探讨，以便能够战胜对手。他们以散文来代替韵文，方便在大庭广众中宣讲。[66]色诺芬尽管声明“不是要侮辱这些哲学家的思想”，[67]却在《狩猎术》（On Hunting，13）等著作中对智术师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智术师自称要把年轻人引向德性，却引向了相反的方面，他们所拥有的智慧是语词而非思想，智术师巧言令色而中饱私囊。[68]结果，受到智术师教育的年轻人在单纯的技术训练中，准确地说，在“语言”中受到彻底败坏，他们自述因为“懂得了这种新的技巧和美妙的语言，能够藐视那些既定的法律，这真是一件痛快事！……如今他改变了我的生活，叫我去留心巧妙的思想和语言，我相信我可以证明儿子应该打父亲。”[69]伊索克拉底就批评过智术师这种教育方式。[70]而这种“巧妙的思想和语言”更让人想起二十世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哲学表演，包括试图另辟蹊径的海德格尔后期思想。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沈默译）

最后，教育的目的。智术师以传统的“技艺”（tekhne）变成了“专业”（teknema，见《普罗塔戈拉》319a），其目的不再是造就“好人”，而在于培养社会上的“成功人士”——这些人具有高超的专业水平，却对德性毫不关心。进言之，智术师以属人的logos代替属神的mythos，其教育目的不再是塑造神明的奴仆，而是要在颠覆神话—诗歌传统（mythic-poetic tradition）之后，以人文主义的方法打造人世间的主人！“这种新的理性主义的人文精神，……就是以logos来代表的”，[71]在这种（工具）理性主义的激励下，个人主义极度高扬，相对主义遍地横行，社会精神混乱不堪。

柯费尔德轻描淡写地把智术师教育说成是“某种可以选择的再教育”，[72]并不能为智术师败坏青年辩护，何况最著名的智术师普罗塔戈拉都承认（其他）智术师是在虐待年轻人（lobontai tous neous，《普罗塔戈拉》318d9）。“虐待”这个词尽管是在说智术师用各种技艺来折腾年轻人（有如今天我国的初等教育），但这样的教育显然不是在塑造公民或好人——在希腊语中，该词还有“损毁”之意。[73]雅典城邦早已意识到了智术师自身的败坏，以及败坏后的智术师对城邦的败坏，也就是被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夸大和扭曲了。[74]

实际上，“智术师”苏格拉底被控“败坏青年”可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云》中找到足够的证据，而真正的智术师普罗塔戈拉被逐出雅典，大概也是因为“败坏青年”之故。[75]而亚美尼亚的君王因为智术师败坏了太子而处死了智术师这个聪明人，[76]则与苏格拉底同命相怜。但苏格拉底在《王制》492a中却是以这样的罪名来控诉智术师：

如同许多人一样，一些年轻人已经被智术师派腐蚀，是智术师派中的人私下腐蚀了他们，这且不说，其实，难道不正是说这种话的人是最大的智术师派，不正是这些人彻底教育了年轻的人、年老的人、男人和妇女，并把对方塑造成自己希望看到的人？[77]

苏格拉底之死

这里的“腐蚀”（顾寿观译作“蛊惑”）其实就是苏格拉底遭受的罪名“败坏青年”。格罗特引用这段话来为智术师辩护，说柏拉图并没有认为智术师独立地败坏了年轻人，而“民众”（Demos）才是败坏的源泉，智术师只是很糟糕的公共意见的代言人，他们的罪责仅仅在于以自己的手艺来奉承和传播了那种意见。但格罗特的辩护只对了一半，[78]也就是说，民众或时代精神对年轻人的败坏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智术师作为直接的实施者当然也难逃其咎，而且在很多领域，智术师高超的技艺扩大了败坏的范围，加深了败坏的程度，甚至创新了败坏的手段，更新了败坏的目标，怎说得与“败坏”无关？至多可说，智术师与青年或雅典人之间相互败坏。流风所及，哲学自难幸免。哲学在这个过程中遭到了败坏，同时起到了为虎作伥的作用——哲学内在的批判精神和永恒的启蒙要求，本来注定就要败坏和被败坏的，当然，这种“败坏”和“被败坏”有时候并不都是“坏事”。

古代反思

经过全方位的“启蒙”之后，哲学从此走上了“智术师”时代，直到今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不乏清醒的批评者，他们的批评对于以批判为己任的哲学来说，不但完全可以接受，甚至应该欣欣然闻之则喜。虽然民主人士和功利主义者格罗特不相信柏拉图在《王制》和《高尔吉亚》等著作中对智术师的批评，说那是对智术师的恶意中伤，但柏拉图同时代的思想家，如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甚至柏拉图的敌人，如阿里斯托芬、伊索克拉底，都像柏拉图那样看待智术师，就足以说明柏拉图等人的批评绝非凭空杜撰（invention）。[79]在那个群星璀璨的遥远时代，毕竟还有一些人对这种灾难性的转渡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当然也不乏“小骂大帮忙”者，而今，连我们仍然身处智术师时代这一事实都被自己有意无意忽略掉了。或者说，我们之所以对于自己的处境非常麻木和糊涂，很可能需要从智术师时代说起。如果伊索克拉底、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哲学启蒙”的看法并非出于对启蒙者非凡成功的无聊妒忌，那么，这些高古大师的反思对我们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哲学思潮和走向，必定大有益处。

伊索克拉底自己也是修辞学教师，可谓智术师的同行，写过一篇叫做《反驳智术师》（Against the Sophists）的著作，开篇就说如果那些执行教育的人能够讲真话且不要妄夸海口，也许他们在公众那里就不会有这样的坏名声了。究其原因，便在于“这帮人变得如此胆大，竟而试图劝说年轻人跟他们学习后，就会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由此也会变得很幸福。……尽管智术师如此低估道德上的卓越和幸福，却仍然自诩为其他人明智的老师。”[80]为此，他们不耻于为五斗米折腰。在伊索克拉底看来，哲学家本应该追求真理，把学生造就成好人。“但这些人除了从年轻人那里赚钱而外，别无所求，这就是他们的‘哲学’。……他们对私人的或公共事务没有任何想法，他们最喜欢的是那些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的论证。……这些人伤害他人，但祸害最大的是他们的学生。”[81]伊索克拉底非常同情这些被败坏的年轻人，认为那些假装是在教育的人应该受到批评。

Isocrates, Volume II: On the Peace. Areopagiticus. Against the Sophists. Antidosis. Panathenaicus

(translated by George Norlin)

阿里斯托芬对智术师的反思变成了一种辛辣的嘲讽（satired）。智术师漂浮在空中，研究蚊子的肠管和太阳，似乎丝毫不关心现实。在他们那里，“神不是通用的钱币”（行247-248），[82]智术师劝导人们信奉空气、云、以太和自己的舌头，“其余全都是胡说”（365），“空气的旋转”代替了宙斯。这帮人像云一样善变，他们的聪明才智就在于诡辩歪理和欺诈奸邪，也就是“寻求奥妙的言辞、精微的理论，用鬼聪明来克服鬼聪明，用反驳来驳倒对方的理由”（行320-321），他们就是“诡辩的巨人”。他们教人新思想，这种新思想在于不相信有正义，教人不敬神，靠发明的理论在法庭上胡搅蛮缠，驳倒一切法令，战胜正直的强者，无耻而无畏，甚至可以合法地殴打父亲——送儿子去学智术的人终究遭了报应。阿里斯托芬说的不仅仅是智术师，而且也在说当时的“哲人”，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就没有把哲人与智术师分别看待。[83]

阿里斯托芬

阿里斯托芬在《云》中指名道姓地攻击“苏格拉底”，以至于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把他视为“最初的控告者”（18a）。柏拉图一生都在为阿里斯托芬对乃师的控告进行辩护，但“苏格拉底在《申辩》被控败坏青年，因此威胁到雅典民主持续的生存性。《普罗塔戈拉》既针对那项指控提出了有力的辩护，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那些指控者很可能是对的。”[84]

当然，柏拉图对智术师的反诉也无疑是对的。柏拉图的多部著作直接对智术师启蒙运动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对普罗塔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的分析，可谓击中了这场哲学运动的要害，因为这个通常被称作Homo Mensua[以人为尺度]的口号是智术师运动最核心的命题和旗帜。可以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时代精神的绝佳象征，也是普罗塔戈拉这位最高明的智术师对时代最恰当也最入骨的谄媚：个人主义逐渐兴起，雅典民主走向绝对，“个人的眼前欲望和需要成为一切事情的尺度”。[85]而且，在民主社会，没有什么绝对真理，个人的感觉就是判断的标准，“如果任何人以知觉为依据，对任何事物的假定对他来说都是真的；如果对于他人的经验不会比本人的经验是更好的裁判者，那么在考察另一个人的意见正确与否时，也就没人比那个人自己更有权威。”[86]在无分高低贵贱的意见面前，众生平等，万众都是主人。后世“人为自然立法”似乎即滥觞于此。

普罗塔戈拉的Homo-Mensura箴言完整的说法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着的事物所是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之所以不存在的尺度”。[87]接下来，苏格拉底以“风冷与否”具体说明这个命题：一般人认为风本身就是冷的（或者不冷），风的性质应该是客观的。但根据普罗塔戈拉的Homo-Mensura，风对于感觉到它是冷的人来说就是冷的，反之亦然。古往今来对这条箴言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如何理解其中的“人”，有人认为指“类”，因而普罗塔戈拉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这是“对认识的贡献”（Gomperz语）；有人认为这个命题中的anthropos[人]指个体的人（如柯费尔德），也有人它指“社会性的人”（如E. Dupreel），甚至指“城邦”。[88]而且，这里所说的“存在”应该理解为“是”，也就是说，“所测度的不是事物是否存在，而是它们存在和不存在的方式”，换言之，“人是尺度的学说指的不是存在的标准，而是决定事物如何存在的标准。”[89]但有人认为，既然“存在”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那么，普罗塔戈拉这个命题的内涵也表示人是事物存在与否的尺度（Kahn语）。[90]还有学者认为这个命题不能在本体论意义上理解，它是一种法庭修辞（R. Polansky）。[91]

不管如何理解，这个命题首先必然导致的结论就是“无神论”。不管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命题，“人作为尺度”都是它的核心。在拉尔修的记载中，这条箴言之后紧接着的就是普罗塔戈拉关于“神”的著名说法：我们既不知道其存在，也不知道其不存在。正因为此，“他被驱逐出了雅典。他的著作被传令官从每个拥有它的人那里收缴，然后在广场加以焚毁。”[92]雅典人的“焚书逐儒”也许就是因为智术师的“人道主义”对年轻人的败坏。普罗塔戈拉在柏拉图《普罗塔戈拉》320c以下所讲的神话故事其实也不过是一种“世俗化了的神义论”（secularized theodicy），[93]实际上却是在“拒斥超验的东西（the transcendent），把自己限定在感觉的世界、意见的世界和兴趣的世界”，[94]这与我们最近一个世纪的哲学精神如出一辙。后来柏拉图在《法义》中重新宣扬了“以神为尺度”的古老信条（716c），以此来纠正普罗塔戈拉的homo mensura原则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神卓然地是‘万物的尺度’，他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所谓的‘人’。”[95]

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

普罗塔戈拉的命题重点强调“人”，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是为哲学发现了“主体”，也就是把哲学的兴趣“从主体的知识转向了知识的主体”，也就是从谓词转向了主词。[96]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普罗塔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话的意思只不过是，事物在每个人看来的样子肯定就是这个样子。事情若这样，那么同一个东西就要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是坏又是好，其他相互对立的说法都是对的，一个东西经常在一些看来是美好的，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恰恰相反，而对每个人所表现的即是尺度。[97]

在人的感觉背后，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存在，因而，普罗塔戈拉的“纯粹主观主义”（pure subjectivism）或“彻底主观主义”（radical subjectivism）就是一种“相对主义”。

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把普罗塔戈拉的“尺度”等同于“标准”，把“事物”（chremata）等同于“事务”（pragmata），认为“普罗塔戈拉因而仅仅假定了每一个体看到的东西，由于引入了相对性”。[98]万物的存在样态（乃至存在本身）都只能相对于特定的“参照系”或“指称结构”（frames of reference）。普罗塔戈拉的相对主义既是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同时也是伦理政治学上的相对主义：“通过采取这种相对主义的视角，城邦决定什么行为必须当作正义、虔敬，或者相反，什么行为当作是不正义的、亵渎的，等等。在这样一个视角之外，没有任何行为本身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行为以客观的方式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99]因此，这种极端的主观主义“逻辑上”必然导致“道德和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而“真假”的标准也被实用主义的“好坏”所取代。[100]

尽管这种无神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在几个世纪前伊奥尼亚和南意大利自然哲学中就已经萌生了（如泰勒斯的万物有灵论和克塞诺芬尼赤裸裸的无神论），但智术师们把它们发扬光大，并广为传播，当然也功不可没。他们的区别还在于“智术师之前的思想家沉思自然的原则，而智术师却沉思自己对这些原则的沉思。”[101]对此，苏格拉底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苏格拉底的一生都在与智术师作斗争，试图为智术师对哲学带来的灾难性变化拨乱反正。苏格拉底讽刺道：照普罗塔戈拉的说法，猪狗狒狒都可以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戈拉提出了如此宏大的命题，他的智慧在我们面前简直就像一位大神，但实际上不过是蝌蚪或蚍蜉而已（《泰阿泰德》161c）。智术师像狮子、马人（centaur）、萨提尔以及诸如此类软弱而狡诈的动物，他们乃是哲学界的魔法师。[102]

从理论上说，普罗塔戈拉的学说不仅站不住脚，而且其内在的悖论还会导致“人格分裂”。如果每个人都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就没有什么尺度可言了；既然没有尺度可言，那么，“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一种悖论（有似于“说谎者悖论”），至少站不住脚，或者说没有意义：所有人都是正确的，“所有事物必然同时既真又假”，那么“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的说法虽然“看来很出奇，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103]普罗塔戈拉作为一名智术师，必须弘扬他的相对主义，同时把人的主体地位提得非常高，因而“人是万物的尺度”必须成为智术师运动招徕生源的广告和口号；但这条招生广告对于普罗塔戈拉这个“人”来说，却是很不利的：如果一切都是平等、相对而暂时的，他在民主社会中就丝毫没有任何权威可言，所以，“作为智术师的普罗塔戈拉与作为人的普罗塔戈拉相冲突”。[104]想一想智术师运动与当今思想的相似性，便不难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了。

哲学家的批判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对智术师的反思与色诺芬、伊索克拉底、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等人都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亚里士多德著作中主要研究的智术师主要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如Polyidus，Lycophron和Bryson），而且普罗塔戈拉等人在他笔下却得到较为正面的评价（如《形而上学》1047a6-7）。据说，亚里士多德也写过名叫《智术师》的对话（已失传），但他在该书中的主要兴趣却不在于那些通常被称为智术师的人。其二，亚里士多德对智术师的批评主要局限在他们没有智慧和“骗财”之上：

在一些人看来，表面的智慧比起真正的智慧来，更为有用，真正的智慧也许显得并不智慧（因为诡辩术知识一种表面的智慧而不是真正的智慧；诡辩家便是仰仗这种似是而非的智慧来获取金钱的人）。[105]

亚里士多德把这种通过诡辩、“抬杠”来取胜的人，把那些靠这种颠倒黑白方法赢得反驳而谋取金钱的人叫做“智术师”，因而“智术”就是一种利用表面智慧的赚钱术。[106]仅此而已。他们只是看起来有智慧，实则没有。此外，亚里士多德还批评智术师“光说不练”，他们虽然教授政治学却从不实践，因而远不是在教授政治学，因为他们不具备政治经验，根本不懂得政治学的本质和内容。[107]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智术虽然是“表面的智慧”，看上去是哲学，其实远远不是哲学，[108]但在修辞学的角度来看，智术师还是有很大的贡献，因此，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彻底否定智术师，反而从正面评价普罗塔戈拉、高尔吉亚以及忒拉叙马科斯等人。简言之，在亚里士多德眼中，智术师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很糟糕，因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讥讽或忽视他们，而只是驳斥了他们，或仔细指明他们在哪些方面出了错。[109]亚里士多德在某些方面还赞同智术师普罗塔戈拉的见解，足以表明亚里士多德既没有歪曲后者的立场，更没有弃之不顾，而是以其特殊的方式仔细审视其前提和后果。因此，尽管亚里士多德对智术师的态度谈不上多友善，但还远远谈不上是在毫不客气地谴责他们，有时甚至还多有赞赏。[110]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

智术师在修辞学、政治学和伦理学方面当然不无功劳，比如为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地上的伟大功业破除了自然哲学的坚冰，甚至与柏拉图哲学在很多方面都极为相似，[111]亦表明智术师对柏拉图产生过影响。但智术师对柏拉图的影响是否定性的，至多可说，正是因为智术师向柏拉图提供了“反面教材”而成就了柏拉图的千秋令名。而且，与智术师对思想的灾难转渡比较起来，他们的功劳显得相形见绌，瑜不及瑕。据说，他们的相对主义不是成就了苏格拉底，而是败坏了苏格拉底——这又岂止是“败坏青年”，[112]甚至此后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很多思想家，都遭到了败坏。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81-82。

[2] A. E. Dobbs. Philosophy and Popular Morals in Ancient Greece. Dublin: Edward Ponsonby, 1907, p. 56.

[3] W. K. C. Guthrie. The Sophi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4.

[4] 通常译作“智者”，严群先生译为“智术师”，非常贴切，“智”、“术”、“师”正是这帮人最根本的特质。

[5] 多兹认为古希腊的启蒙运动不是智术师肇始的，而是由远为古老时代的思想家，尤其是公元前6世纪伊奥尼亚人开创，比如赫卡泰乌斯（Hecataeus）第一个承认他发现古希腊神话很滑稽（funny），并试图通过发明理性主义的解释来让它不那么好笑。参E. R. Dodds.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ufornia Press, 1951, p. 180。

[6] 参John Burnet. Greek Philosophy. Part I: Thales to Plato, p. 109，伯奈特举了两点：宗教和道德的颠覆者，自由思想的捍卫者。

[7] 残篇4.5。见苗力田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186，译文略有改动。另参第欧根尼《名哲言行录》9.51，那里的希腊文与DK本稍异。

[8]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79年，卷下，页105。

[9] 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页917。

[10] 安提丰语，见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刘开会、徐名驹译，兰州大学96年，页131。

[11]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卷下，页93-94。

[12] 福柯：《何为启蒙》，见杜小真选编：《福柯集》，上海远东98年，页533。

[13] W. K. C. Guthrie. The Sophists, 1971, p. 4。该书是作者所写的六卷本希腊哲学史第三卷的第一部分。该书大量地以humanism和anthropology来概括这一时期的思想实质。另参W.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Trans. by Gilbert Highe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vol.1, p. 300。

[14] 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陈修斋译，段德智修订，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页148。

[15] 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前揭，页135。

[16] 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90年，页22。

[17] 文德尔班：《古代哲学史》，詹文杰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页99。

[18] 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前揭，页135。

[19] O. Balaban. Plato and Protagoras: Truth and Relativism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Lanham: Lexington Books, 1999, p. 88.

[20] L. Lampert. How Philosophy Became Socratic: A Study of Plato’s Protagoras, Charmides, and Republic.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 134。参朗佩特：《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戴晓光、彭磊等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页154。

[21] 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见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页590。

[22] 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前揭，页917。

[23] 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前揭，页135，144， 145，149，143。

[24] O. Balaban. Plato and Protagoras, p. 90.

[25] O. Balaban. Plato and Protagoras, p. 92.

[26] 维特根斯坦：《名理论》，张申府译，北京大学88年，页88。另参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6.52，陈启伟译，见涂纪亮编《维特根斯坦全集》，河北教育03年，卷一，页263。

[2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卷二，页8。

[28] 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前揭，页8。

[29]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前揭，卷二，页24。

[30] 同上，页19-20。

[31] G. B. Kerfer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ophistic Studies. In his edition. The Sophists and Their Legacy.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81, p. 2.

[32] 策勒尔语，见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前揭，页10。

[33] 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前揭，页24。

[34] 有学者认识到，社会各阶层对智术师的怨恨，不是因为他们让人吃惊的成功，而是“胆大包天和数典忘祖”（boldness and unconventionality），参A. E. Dobbs. Philosophy and Popular Morals in Ancient Greece, p. 55。

[35] G. B. Kerferd (ed.). The Sophists and Their Legacy, p. 2.

[36] 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前揭，页9。

[37] 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07年，页1065。

[38] G. B. Kerferd (ed.). The Sophists and Their Legacy, p. 2.

[39] J. de Romilly. The Great Sophists in Periclean Athens. Tr. By J. Lloy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p. 27, 10.

[40] Ibid, p. 238.

[41] 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前揭，页195。

[42] J. de Romilly. The Great Sophists in Periclean Athens, p. 239.

[43] Ibid, p. 242.

[44] R. Barney. The Sophistic Movement. In M. L. Gill and P. Pellegrin (eds.). A Companion to Ancient Philosoph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p. 78。作者在脚注中列举了Barnes、Fish和Jarratt的观点。所谓视角主义，即认为真理取决于视角。

[45] 尼采：《权力意志》，前揭，页1022-1023。着重号为原有。引文未加删节。

[46] W. K. C. Guthrie. The Sophists, p. 49.

[47] 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前揭，页133-134。

[48]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页498。

[49] E. Schiappa. Protagoras and Logos: A Study in Greek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 p. 179。据说伯里克勒斯的儿子跟自己关系一直很糟糕，不知道是不是与他拜普罗塔戈拉为太子太傅有关，毕竟，智术师败坏青年差不多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50] 第一个收费写诗的是西蒙尼德斯，参亚里士多德《修辞术》1405b23，见《亚里士多德全集》（卷九），人民大学94年，页500。后世的拜伦和卢梭都未能幸免收费写诗所带来的弊端，参B. A. G. Fuller.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31, p. 15。

[51] A. E. Dobbs. Philosophy and Popular Morals in Ancient Greece, p. 67.

[52]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87年，上卷，页98。

[53] W. K. C. Guthrie. The Sophists, p. 19.

[54] O. Balaban. Plato and Protagoras, p. 94.

[55] 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前揭，页162（英文本页144）。

[56] 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前揭，页140。

[57] E. Schiappa. Protagoras and Logos, p. 169.

[58] J. de Romilly. The Great Sophists in Periclean Athens, p. 34.

[59] 柏拉图：《理想国》493a，顾寿观译、吴天岳校注，岳麓书社10年，页283-284。

[60] G. Grote. A History of Greece. Bristol: Thoemmes Press, 1872, Vol.7, p. 79.

[61] J. P. Euben. Corrupting Youth: Political Education, Democratic Cultur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4.

[62] 正如克法洛斯把话题交给自己的儿子，智术师忒拉叙马科斯也把讲席传给了雅典人格劳孔，后面两人的关系便是精神上的父子关系。

[63] E. R. Dodds.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p. 47.

[64] 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前揭，页141。

[65] W. K. C. Guthrie. The Sophists, pp. 300-301。智术师根本不管自己所兜售的东西是否对灵魂有益还是有害只是一味吹嘘自己的技艺，无疑就是忽悠和败坏（普罗塔戈拉 313d）。

[66] E. Schiappa. Protagoras and Logos, pp. 159, 161.

[67] J. Barnes.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New York: Routledge, 1982, p. 353.

[68] 参J. de Romilly. The Great Sophists in Periclean Athens, p. 27.

[69] 阿里斯托芬：《云》行1399-1405，见《罗念生全集》，上海人民04年，卷四，页207。张竹明的译文跟罗念生的译文几乎完全一样（见张竹明、王焕生译：《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译林07年，卷6，页350），诸如“粑粑”这样的四川土话都一模一样（希腊原文为mamman，本意为“妈妈”或“找妈妈要奶吃”，其宾格更与四川小儿说的“莽莽”即“饭”完全同音）。

[70] 参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黄洋、宋可即译，上海人民10年，页167。不过，伊索克拉底接下来说那些智术师认为自己看不起他们，乃是造谣（Isocrates. Panathenaicus. In Isocrates II, Tr. By T. L. Papill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2004, p. 175）。

[71] E. Schiappa. Protagoras and Logos, p. 160.

[72] 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前揭，页18。

[73] 《智者运动》中译本即翻成了“败坏”（页41），原文为cause damage to。

[74] J. de Romilly. The Great Sophists in Periclean Athens, p. 27.

[75] J. P. Euben. Corrupting Youth, p. 231.

[76]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3.1.38，沈默译，华夏07年，页140。

[77] 王扬译文，另参顾寿观译本，页282。

[78] 参J. Adam. The Republic of Pla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2, vol.2, p. 19.

[79] W. K. C. Guthrie. The Sophists, pp. 33-34。格思里令人信服地反驳了格罗特的偏见。

[80] Isocrates. Against the Sophists. In Isocrates I. trans. By D. C. Mirhady and Yun Lee Too.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0, p. 62.

[81] Isocrates. Encomium of Helen. In Isocrates I, pp. 33-34.

[82] 罗念生译文。前揭。下同。

[83] M. McCoy. Plato on the Rhetoric of Philosophers and Sophi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9.

[84] J. P. Euben. Corrupting Youth, p. 265.

[85] 文德尔班：《古代哲学史》，前揭，页109。

[86] 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前揭，页117。

[87] 溥林译作“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是者如其是的尺度，也是不是者如其不是的尺度”（《名哲言行录》9.52），詹文杰译作“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既为‘是者’是的尺度，也为‘不是者’不是的尺度”（《古代哲学史》，前揭，页107。关于这句话的翻译理解，参W. K. C. Guthrie. The Sophists, pp. 188-192.。

[88] O. Balaban. Plato and Protagoras, p. 303.

[89] 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前揭，页97，99。

[90] W. K. C. Guthrie. The Sophists, p. 190.

[91] O. Balaban. Plato and Protagoras, p. 109.

[92] 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前揭，页917。

[93] J. P. Euben. Corrupting Youth, p. 248.

[94] J. de Romilly. The Great Sophists in Periclean Athens, p. 102.

[95] 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01年，页124。

[96] O. Balaban. Plato and Protagoras, p. 92.

[97]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62b13-19，前揭，页249。

[98] 参E. Schiappa. Protagoras and Logos, p. 129.

[99] 齐柳利：《柏拉图最精巧的敌人——普罗塔戈拉与相对主义的挑战》，文学平译，华夏12年（英文版页92）。该书对普罗塔戈拉与相对主义的关系有极为详尽的分析。

[100] W. K. C. Guthrie. The Sophists, p. 187.

[101] O. Balaban. Plato and Protagoras, p. 91.

[102] 柏拉图《政治家》291b，前揭，页69。另参C. J. Rowe. Plato: Statesman. Wiltshire: Aris & Phillips Ltd., 1995, pp. 218-219。

[103]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前揭，页99，224。

[104] P. Coby. Socrates and the Sophistic Enlightenment. Cranbury: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82.

[105] 亚里士多德：《辩谬篇》，见《亚里士多德全集》，前揭，卷一，页552。按：亚里士多德这篇著作的篇名直译似乎应为“驳智术”或“驳诡辩”（英译多作On Sophistical Refutations）。

[106] 亚里士多德：《辩谬篇》，前揭，页574。另参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64a22-32，廖申白译，商务03年，页261。如无特别注明，均是引自该译本。

[10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80b35-1181a12，前揭，页316。

[108]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前揭，页88。

[109] C. J. Classen. Aristotle’s Picture of the Sophists. In G. B. Kerferd (ed.). The Sophists and Their Legacy, p. 18.

[110] Ibid, pp. 22-24.

[111] J. de Romilly. The Great Sophists in Periclean Athens, pp. 235-236, 242.

[112] J. P. Euben的 Corrupting Youth第二章即名Corrupting Socrates。

作者简介

程志敏，海南大学社科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典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古希腊政治思想等。主要专著有《宫墙之门——柏拉图政治哲学发凡》《荷马史诗导读》《历史中的修辞：从荷马史诗到两汉经学》《古典法律论：从赫西俄德到荷马史诗》《古典正义论：柏拉图<王制>讲疏》《西方哲学批判》等，译著有《柏拉图的哲学》《英雄诗系笺释》《厄庇诺米斯：论夜间议事会或论哲人》《柏拉图<法义>的论辩与情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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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法律论：从赫西俄德到荷马史诗》

程志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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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61799123

《西方哲学批判》

程志敏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15日

ISBN: 9787300234267

《柏拉图的哲学》

程志敏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