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应该如何解读“新乡贤”

古村之友自启动“新乡贤大会”和“新乡贤公益创业大赛”以来，相信不少一直关注我们的小伙伴已经对“新乡贤”这个词耳熟能详，甚至只是看到标题，对于想要推送内容也是一（wu）目（dong）了（yu）然（zhong）。

不过我们今天这篇推送给大家的，既不是大会宣传，也不是软文软广，而是一篇实实在在关于“新乡贤”的干货!!!（此处应有掌声）

有古村之友的小伙伴从各路文献、新闻等资料摘录的乡贤文化的发展与作用，新乡贤类型及特征，新乡贤体系培育建设等；也有古村之友发起人汤敏，个人对新乡贤工程、新乡贤孵化的理解。总之干货满满，不看会吃亏哦~

因为内容过于丰富，我们将分为两篇分别推送。这是系列推送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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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文化”的历史发展与作用

“乡贤” 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是国家对有崇高威望、品德才学兼优、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后泛指在民间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

唐朝刘知几《史通·杂述》就有记载: “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 明朝时期，我国各地开始建立乡贤祠，凡进入乡贤祠的人既要有德政，又要体现地方民众的意志。到清朝，各个州县不仅建有乡贤祠供奉历代乡贤，还把乡贤列入地方志书。比如，《乐平县志》记载: “吴龙翔，乐平古铜山乡人。明嘉靖时，县东南官坝被洪水冲毁，淹没田园，阻碍行旅。嘉靖二十二年，龙翔独资将官坝修建一新。后人于坝口立碑，纪其功绩。” 如吴龙翔者，或恤民廉吏，或社会贤达，或民间义士，在乐平历史上不乏其人，他们均被奉为乡贤，历代修志时均载其传略（吴雄妹，2016）。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都是乡绅或乡贤之士。这一文化传承思想渊源久长。《孟子》《周礼》中均载有具体的乡村组织与管理构想。乡三老是秦汉以后乡治层面的最高领袖。他的年龄要在五十以上，他的人格要为民众所敬仰，如此才能被选为乡三老，才有感化民众的能力——这是基于《周礼》“德化主义”乡建理念的乡村体制建设。

在几千年物换星移的岁月里，王朝多有更替，制度因革变迁，而扎根于乡村规制的文脉传承却绵延不绝。唐宋以后的乡村治理体制更加完备，乡村治理规制日益完善，体现着乡绅和乡贤群体对于乡村秩序维系和社会建设的积极努力。

宋代熙宁以后，保甲、乡约、社仓、社学逐次推行，乡治精神和事业两方，都有改善的趋势。其中，乡约的施行再度成乡村社会-文化建设中的创获之举。“吕氏乡约”对于乡村民众的规约简约而具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担负乡约领袖者，由乡里民众推选正直不阿的人士充任。他们的责任，在抽象方面是感化约众，在具体方面是主持礼仪赏罚。明代泰州学派中许多不求功名而落归乡土社会的乡贤士绅，也集中体现了建设乡村、改善民生、谋利桑梓的群体追求和故乡情怀（王先明，2014）。

2

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新乡贤文化”

在2014年9月13日召开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说，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农村优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动，正所谓“秀才都挤进城里”，有人不禁叩问“乡贤何在”？

从现实情况看，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刘奇葆说，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同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建设美丽乡村。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

2016年全国两会讨论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一节里有这样的表述：“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 

何谓新乡贤文化？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解释材料”这样解释“新乡贤文化”——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新乡贤的类型

今天的乡贤已然不同于传统时代的以功名身份为核心的乡绅阶层，新时代背景下，乡贤涵盖了新的多元整体，新乡贤的类型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方式：

一类是“在场”的乡贤，即本土乡贤，他们生于本土、扎根本土，是在村民中脱颖而出的能人。一类是“不在场”的乡贤，即外出乡贤，从乡村走出去，人在外心却在家乡，关心家乡的发展，用新思维、新观念、新知识和新财富支持家乡建设与发展。还有一类是“外来”乡贤，即在农村创业建设的外来生产经营管理人才（马永定，2016）。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邵晓莹说，当下乡贤可以分为“在土”乡贤、“离土”乡贤和“舶来”乡贤三种类型。“在土”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 “离土”乡贤可谓“离土不离乡”，外出打拼，有成就后荣归故里或回馈乡里，他们可能人不在当地，但由于通讯和交通便利，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家乡发展，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 “舶来”乡贤原本不是本地人，多数是早年到某地创业，逐渐成长为当地致富带头人，他们的观念、思想甚至对潮流事物的态度，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周边乡邻（李劲峰，向定杰等，2016）。

根据时代特征，有人认为新乡贤主要包括如下四种类型。一是乡土孕育型：即指本土培育成长的，受人尊重、德高望重的文化传人，优秀党员或基层干部，以及企业家群体，他们以一定方式，为家乡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告老还乡型：即少年离家出走在外做官、创业成功的社会贤达，告老还乡并为家乡在某一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是回报家乡型：即指离乡创业的社会贤达在获取一定经济和社会收益的同时，为了回报家乡的养育之恩，以投资创办企业或公益事业等方式回报家乡者。四是海外华侨型：即指远离家乡、乐于施善、威望出众的海外华侨，为了回报家乡的养育之恩，以投资或创办企业或通过慈善事业等方式回报家乡者（钱 静，马俊哲，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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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应具有的特征

1、地域性。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泉根认为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观，是构成传统“乡贤”的三个基本要素。认为：“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只限于本地区的历史名流与当代时贤，这些名流时贤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具有本地域的唯一性与占有性，他们的出生地不存在争议。” 传统乡贤同属于“士人阶层”，是国家的统治阶层。新时代已经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士人阶层”，但地域性应该是新乡贤的一个基本特征。不同的地域对“贤”的标准是不完全一样的。“贤”既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乡贤”应该是某一地方有影响的人，其影响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是当地特定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边界，即村庄共同体的产物。

2、道德观。

根据传统文化对“贤”内涵的特定规定，道德性应该是乡贤的首要特征。王泉根认为，乡贤文化是道德人本主义的具体贯彻和重要表现。因之乡贤文化十分强调研究对象——乡贤“善”的本性，在关注乡贤业绩贡献的同时，还要考究他们的道德操守、思想品质、爱国爱乡，把乡贤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之中，放在一定的伦理政治关系中来考察。古圣先贤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文化影响力，历久而不衰，主要在于他们的道德感召力，即道德上自我完善的“君子理想”，因此当我们在说“乡贤”时，并不是出于政治宣传的一个简单的好人好事、时代先锋、榜样模范等等，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一种人格精神和文化传承。

3、政治觉悟。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华中乡土派”代表人物贺雪峰教授在《新乡土中国》一著中分析了宗派斗争和派性斗争的区别，认为派性斗争随着核心人物的改变会自动瓦解，而宗派斗争却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在一些宗族观念很强的村庄，乡贤产生于宗族，当宗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乡贤应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避免引起群体冲突。这是目前村庄自治的一个难题，既要维护村庄共同体、加强村民凝聚力，避免村庄共同体的断裂、村庄呈现原子化的现象；又要防止宗族势力的蔓延，出现人情代替法治的局面，那么如何发挥乡贤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贤的政治觉悟。

4、非官方性。

乡贤更多地关注乡村社区的公共利益和事业发展，并且对于来自政府部门的不合理的权力扩张进行有效抵制。当然，他们要保证国家意志和利益在乡村社会的落实。他们的文化权威和社会地位源于制度与文化，或者说他们的身份、资格和威望本身即是文化和制度构成要素。他们不是权力结构中的力量，却是整个社会制度和文化网络中的组成力量，他们必须有社会地位，可以出入政府部门，直接表达乡村社会的诉求，并对地方权力体系形成压力。其非官方性有利于其对权力部门的监督，发挥其理性，即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一著中所说的“士人代表理性以维持社会”“介于君主与众庶之间以为调节缓冲”的作用。一个高效的政府应该是制度成本低的政府，村级农民综合合作最大程度地活化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构建基本的合作单元，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乡贤的非官方性能够更好地培育基层乡村综合合作的空间和渠道向多元性、广泛性发展（张五龙，2015）。

5

新乡贤体系培育建设

（一）健全新乡贤组织，有效整合新乡贤资源

1、绍兴市乡贤参事会

绍兴市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推动条件成熟的行政村建立乡贤组织。

①“一村一会”模式，即每个行政村单独成立乡贤参事会，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成员，理事成员会议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②“会——分会”模式，即以乡镇为单位成立乡镇乡贤参事会，下辖村设立分会；

③“乡贤顾问”模式，即乡贤人数在5人以下的行政村，设立村乡贤顾问，发挥其参政、议政、辅政作用。明确规定乡贤参事会在乡镇党委、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培育发展、开展工作，并接受乡镇政府的监督管理和村民委员会的业务指导。

绍兴市的乡贤参事会以参与农村公益事业、化解邻里纠纷、引领先进文化、促进村民自治为主要职责的，是具有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地域性、非营利性的基层民主协商和村民自治组织，具体职责有7个方面：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扶贫济困等活动；积极引智引才引资；为村“两委”提供决策咨询；维护公序良俗；收集了解村情民意；化解邻里矛盾纠纷。乡贤参事会内设立乡贤调解室、乡贤接待室、乡贤法律援助室，组建乡贤“老娘舅”、乡贤帮扶组，利用乡贤声望，发挥亲缘、人缘、地缘优势，协助化解邻里矛盾纠纷，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深化新乡贤及乡贤组织参与现代乡村治理，还需重塑乡村精英群体，激发多元主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大力挖掘推广乡贤文化，深人推进乡贤信息库建设，加强乡贤联络走访工作，积极搭建乡贤理事会、乡贤调解工作室、乡贤智囊团、乡贤慈善基金会等平台，鼓励退休的官员、专家、学者、商人回乡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马永定，2016）。

2. 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

云浮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培育和发展自然村乡贤理事会的指导意见》：

一是明确自然村乡贤理事会的性质宗旨是以参与农村公共服务，开展互帮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弥补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不足，形成有益补充。

二是明确理事会的主要职责任务是协助调解邻里纠纷、协助兴办公益事业、协助村民自治。包括：协助参与自然村（社区居民小组）分类评级；协助发动群众申报和建设竞争性“以奖代补”项目、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协助农业龙头企业推动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农民增收；协助开展信用户评定工作；协助开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奖教助学和乡风文明；协助落实村规民约促进乡村治理；协助组织村民代表或户代表集中议事等。

三是明确理事会理事成员产生方式是由自然村（村民小组）在具有独立民事责任能力的经济文化管理能人、老党员、老干部等有威望、有能力的乡贤和热心为本村经济社会建设服务的人士中推荐提名，经村（社区）党支部审核，镇（街）备案登记，由自然村（村民小组）公布后确认成为理事成员，并由理事成员会议选举产生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使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定好位、定好规、定好人，保证其在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协助好镇（街）、村（居）委、自然村（村民小组）开展农村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建设。

云浮市以建设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为契机，把创新“公司+理事会+农户”经营模式作为其中一项重要探索试验内容，引导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参与试验区建设，积极协助解决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的土地租赁、承包、置换和生产环境整治等问题，推进农村农业发展。目前，各地理事会已协助农业龙头企业解决生产环境整治问题299个。罗定稻香园公司等农业龙头企业在理事会的协助下实现了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目前已累计租赁农民耕地5万多亩（秦晶，徐婵，2015）。

（二）完善制度建设，为发挥新乡贤作用提供多样化的途径和渠道

1．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并不等于要废弃既有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而是进一步完善这种正式制度。作为“民主” 制度，它应畅通民意、民情表达的渠道，使乡村社会的各种意见、声音得以公开表达，促成各种符合本土实情的发展建设决议得以出台和执行，最终使民众的各种愿望、理想可以有序达成。新乡贤正是民意、 民情的汇聚者和代言人。作为“自治” 制度，它应想方设法拓宽和开辟包括新乡贤在内的民众的参与治理的机会、渠道。可以主动聘任新乡贤担任乡村管理机构的顾问，根据他们的特点和长处，再分成各种顾问小组，增强议事的专门性和专业性; 可以像有的学者建议的那样，直接请新乡贤挂职“村官” 和乡镇长助理; 还可以直接选举他们担任乡村管理机构的有关职务，具体参与决策和治理，改善乡村治理的干部结构，提高决策和治理的民主化、 科学化水平。

2．自主成立议事监督组织。新乡贤作为公民群体中的组成部分，可以依据宪法法律以及相应法规规章的规定，自主成立三种组织: 研究性的组织，比如乡贤研究会，侧重对古乡贤的发掘与传承，进而提出相应的改进乡村治理事务的各种建议; 协商性的议事组织，比如乡贤参事会，直接就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出现的问题、情况、矛盾等，进行具体商议，形成一定的决策性意见，直接上报有关机构; 亲善性的组织，比如乡贤宗亲会，直接就家族内部事务及其与外部事务的融洽相处、和谐发展进行协调解决，将各种矛盾、纠纷有效化解，“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 。

3．培育发展协同治理机构。为了加强乡村社会的协同治理，新乡贤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名望，有计划有步骤地成立各种组织: 根据年龄差别、兴趣爱好成立各种协会，比如老年人协会、舞蹈协会，使社区的公共性精神得以复兴，增强社区共同体的意识，唤醒或复兴每个人内心中的精神归属感; 根据乡村事务的类别，成立如水利、道路、学校、通信等保障与修缮工作队，维护乡村社会的公产，激发和凝聚共同利益意识; 根据推进乡村社会发展的各种特色、专门项目，成立如农业种子研发、良种家禽饲养、有机蔬菜种植、特色水果开发等合作社，夯实建设美丽新乡村的各种事务，加强并制度化合作共赢的意识与能力（颜德如，2016）。

（三）新乡贤体系培育建设需突破重点，长期系统稳步推进

一些专家与业内人士认为，新乡贤体系培育建设绝非易事，需要从社会氛围、文化传承、政府支撑等方面长期系统稳步推进。当前，应着重从社会认同感、搭建平台、培育文化等三方面重点突破：

一是增强社会认同感。许顺富说，新乡贤不是官方加封的名号，而应该基于民众心理的认同。他是以德行高尚，才能突出，办事公道正派，真心为民服务而赢得这一称号的;他是靠自己的名望和权威而不是靠手中的权力赢得乡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要搞好新乡贤文化建设，必须淡化“官”念，强化民本意识，政府应该更多地借助“贤人”来治理乡村，而不是以直接命令来插手乡村事务。

二是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注重完善机制，搭建新乡贤投身乡村建设的平台，通过组建县、乡、村三级乡贤协会或商会等社会组织的形式，鼓励和支持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搭建新乡贤引领乡风良俗的平台，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调解员、乡贤宣讲员等形式，邀请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传承和弘扬乡村文明；搭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实行乡贤挂职“村官”和乡镇长助理等制度，鼓励和支持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现代化。

三是多措并举培育新乡贤文化。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海表示，注重发挥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等在形成新乡贤文化中的引领作用，实施新乡贤培育与成长工程。颂传“古贤”，挖掘整理、培育宣传传统先贤的思想、精神及其先进事迹; 引进“今贤”，鼓励新乡贤回乡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 培育“新贤”，培养有见识、有担当、有威望又自愿扎根乡土的新乡贤（李劲峰，向定杰等，2016）。

结语：

“乡贤文化”发展历史悠久，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我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传统中国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转变为城乡背离化发展模式，即都市日愈繁荣，农村日益衰落，遂造成持续不绝的乡村危机，乡贤或乡绅力量继替的制度保障也发生了历史性断裂。

近几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新乡贤文化”，各地政府在乡贤文化与乡贤组织建设方面也积极进行了探索与实践。“新乡贤”体系培育建设，除了政府的推动，还需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共同参与。

“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作为一个以古村与乡土文化保护为基，以乡村全面复兴、乡土社会长治久安为终极目标的非营利公益组织，在2015年6月份提出了新乡贤培养计划，并明确古村保护活化复兴的核心抓手在于新乡贤。

“古村之友”研发并应用互联网公益PPP模式，成功地帮助了数百名新乡贤发展并实现所在的古村复兴，有效带动新乡贤活化乡村资产。2016年“古村之友”启动了新乡贤工程，成立全国首个新乡贤社会价值投资平台，建立起推动乡村地区义利并重创新创业的普惠机制。

【参考文献】

【1】李劲峰，向定杰等. 发现“新乡贤”[EB/OL]. 半月谈网. 2016-02-06

【2】马永定. 新乡贤及乡贤组织参与现代乡——以绍兴市为例村治理的实践与思考[J]. 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2016, (4): 9-13

【3】钱, 静, 马俊哲. 国内新乡贤文化研究综述[J].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 2016, 30(4): 51-55

【4】秦晶, 徐婵. 云浮市培育和发展自然村乡贤理事会[EB/OL]. 人民网. 2016-06-18

【5】王先明. “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EB/OL]. 光明日报. 2016-08-20

【6】吴雄妹. 乡贤文化与现代乡村治理——基于江西省乐平市乡村治理实践分析[J]. 地方治理研究, 2016, (3): 65-71

【7】颜德如. 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J]. 理论探讨, 2016, (1): 17-21

【8】张五龙. 乡贤的不同形态[EB/OL]. 新浪博客. 2015-05-17

不可错过的号外！

2016年12月22日

本周四晚上8点30分

古村之友发起人汤敏将

发起“新乡贤工程全面解读”的直播

古村之友邀你一同推动社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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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惠玲

编辑/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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