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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年第12期目次、摘要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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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探索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处罚范围的界定
赵宗涛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前置法的功能不足及补强
李鑫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合体系性解释
崔志伟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兴奋剂入刑”政策议程与效应
杨玲,王天文,杨琼
原创成果

● 资本市场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朱启莹,徐开娟,黄海燕
 政府治理视域下我国马拉松赛事发展的综合效益、潜在风险与治理路径 
吴小圆,任占兵,李乐虎
 论“体育社会学创建之父”埃里克·邓宁的学术贡献
田恩庆,Kevin Young
 民国时期“加油”的词义演变考——以其在体育运动中的应用为中心
刘煜泽
 原始社会生活中的武术内容——基于北方岩画的考释
冯孟辉,郭玉成,刘韬光
研究综述


 发达国家休闲体育政策环境发展特征、经验及启示
徐志军
新视点

 传统与现代之间:电子竞技的版权省思
张惠彬

摘  要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处罚范围的界定

赵宗涛

(东南大学)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增设的新罪名,应通过严格解释构成要件以合理界定其处罚范围。本罪的保护法益应为体育法益,它是解释具体构成要件要素的指导原则。在适用场域方面,“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范围宜限定为国家级、国际级竞技体育比赛。在处罚对象方面,对于引诱、教唆、欺骗运动员使用兴奋剂,非法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组织以及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4类实行行为,需借鉴相似罪名的解释原理并结合体育实践经验进行个别认定。在罪量要素方面,可将涉及兴奋剂数量较大、对运动员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对未成年运动员使用或提供兴奋剂等情形评价为本罪的“情节严重”。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前置法的功能不足及补强

李 鑫

(河北大学)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所具有的明显法定犯属性和对“运动员”“兴奋剂”“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等核心构成要件要素的准确认定,决定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司法认定离不开前置法的规定。根据相关前置法认定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不仅会使对“运动员”的司法认定过程违反法律专属主义,而且无法为“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提供解释依据,同时会使对行为主体的认定结论陷入正当性危机。为此,应通过修改相关前置法,扩大“运动员”的范围,明确“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含义和范围,拓展行政违法行为主体的范围,以补强其在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司法认定上的基本功能。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合体系性解释

崔志伟

( 上海师范大学 )

     法益的辨识是对具体罪名进行解释的必要前提。通过对既有的相关反兴奋剂文献的梳理总结以及根据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体系定位,认为: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包括赛事公平性、国家声誉以及健康权,其中健康权又包括使用兴奋剂运动员自身的健康权、兴奋剂滥用可能会危害的整个运动员群体的健康权以及抽象的国民健康权。对于侵害以上所有法益的行为应重点打击,而对只侵害部分法益的行为应限制本罪的适用。合体系性解释是理解该刑法规范的重要路径。具体构成要素的理解与适用:体育竞赛应限于《体育法》中的竞技体育,而不包括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且应分别从比赛层级、影响力方面界定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引诱、教唆、欺骗以及组织、强迫行为同样需要对赛事性质主观明知,否则阻却主观故意;需要在区分不同行为类型的前提下把握“情节严重”的应有内涵。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兴奋剂入刑”政策议程与效应

杨玲,王天文,杨琼

( 上海体育学院 )

     兴奋剂违法行为“入刑”(以下简称“兴奋剂入刑”)是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要里程碑。深入剖析“兴奋剂入刑”政策议程不仅是对其何以成为国家行动的重要解释,也是推动“兴奋剂入刑”政策有效落地的现实需要。采用对政策议程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从反向思维切入我国“兴奋剂入刑”政策议程,挖掘议程设置的影响因素、问题逻辑与演变过程。发现:问题源流是“兴奋剂入刑”必要性的体现;政策共同体为“兴奋剂入刑”提供的“政策原汤”形成政策源流;社会、政府与党政意志构成的政治源流是推动“兴奋剂入刑”的关键影响因素;其他国家刑事规制兴奋剂违法行为的政策法规为我国“兴奋剂入刑”提供有益借鉴。“兴奋剂入刑”政策议程的启动与实施促进了我国反兴奋剂法治体系与组织体系趋于完善与健全,对遏制兴奋剂滥用产生重要影响,形成良好的政策效应。

资本市场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朱启莹,徐开娟,黄海燕

(山东大学;上海体育学院

     资本市场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认为:中国体育资本市场在体育产业成长和资本市场建设进程中形成并不断发展;体育资本市场在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互动发展中发挥体育投资转化、体育资源配置、体育产权激励等重要功能;现阶段存在体育资本市场有效供给不足、体系结构偏差、风险偏好错位等结构性矛盾,发展面临功能性制约。基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求,从拓展体育资本有效供给、畅通资本市场作用渠道、推进体育资本市场改革等方面,提出体育资本市场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政府治理视域下我国马拉松赛事发展的综合效益、潜在风险与治理路径‍

吴小圆,任占兵,李乐虎

(深圳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基于马拉松赛事准公共服务产品的特殊属性,从投资学视角切入,结合“官场+市场”机制、行政发包制与国家能力理论,以部分马拉松赛事为例,分析在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马拉松赛事“井喷式”发展给政府带来的综合效益、潜在风险与路径选择。政府以马拉松赛事为投资标的,其收益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包括“马拉松+”市场附加值、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感、“文化多样性”社会福利、协调社会资源的行政能力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态意识和环保观念等政府治理的综合效益。但政府须警惕随之而来的潜在治理风险,包括财务控制不力带来的资金风险、准入管理不力带来的失信风险和指导监管不力带来的突发风险等。政府治理视域下推进马拉松赛事发展,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赛事治理结构,持续完善赛事风险治理体系,从源头、路径、终端严控马拉松赛事的投资风险;建立分类分级的赛事支持系统,完善马拉松赛事的投资成本预算,引导其自主“造血”,以减少政府治理成本,提高政府治理效率;着重围绕赛事治理能力打造跨界、多元的全产业链,以提升马拉松赛事的综合效益。

论“体育社会学创建之父”埃里克·邓宁的学术贡献

田恩庆,Kevin Young

(华东师范大学;卡尔加里大学

      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已在体育领域得到广泛运用,作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和“体育社会学创建之父”——埃里克·邓宁在促进体育社会学及其母学科的理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运用文献资料法和文本分析法考察埃里克·邓宁的学术观点生成过程及其学术贡献。认为:埃里克·邓宁对足球历史社会学的开创性探索使体育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并引领“莱斯特学派”在足球流氓研究领域中的核心地位;他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社会学组织活动,独立或合作发表大量体育暴力、性别和兴奋剂等方面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不断拓展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在体育中运用的广度和深度;他使体育议题成为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丰富了诺贝特·埃利亚斯理论的内涵;他还对体育之外的诸多社会学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辩护和阐发诺贝特·埃利亚斯理论,译介其研究成果,推动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民国时期“加油”的词义演变考——以其在体育运动中的应用为中心

刘煜泽

( 南开大学 )

     “加油”本义为“添加油类”,其引申义“进一步努力”在现代汉语中常被用于鼓励的场合,尤其是在体育运动中被用于鼓励运动员。在民国时期,“加油”作为清华学校食堂俚语,原指在咸菜中添加香油,后逐渐在清华学校体育运动中被用于鼓励运动员,产生“进一步努力”的含义,经历从食堂俚语到赛场助威口号、从口语到书面语的转变,“加油”新义趋于固化,并通过校际体育交流活动传播至全国,从鼓励运动员到鼓励大众,其使用领域逐渐不限于体育运动。“加油”词义演变的主要原因:“加油”一词本身具备引申出“进一步努力”含义的条件,中国近代体育事业发展对语言发展提出了新需求,而清华学校为“加油”的词义演变提供了独特的使用语境。

原始社会生活中的武术内容——基于北方岩画的考释

冯孟辉,郭玉成,刘韬光

( 上海体育学院 )

      岩画是刻绘在岩壁上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中国北方岩画中射箭、搏斗、战争等内容是研究北方武术原始形态的重要史料。采用历史学、图像学、考古学等方法,在论证岩画中武术内容研究的学理依据、梳理北方岩画概况的基础上认为,北方岩画反映了原始社会时期武术的技术方法、器物文化、集体操演、战场协同使用等。北方岩画中的武术内容呈现出早期人类在原始思维主导下将武术与祭祀文化融合互摄的过程,集体祭祀为武术提供了在集体活动中出现的契机。萨满文化中的巫师和巫术是武术与族群文化深度融合的重要影响因素。北方岩画中的武术内容具有地域性审美特征,反映出地域文化对武术技术与器物文化发展的影响。

发达国家休闲体育政策环境发展特征、经验及启示

徐志军

(上海体育学院

     通过文献资料法等,分析发达国家各历史时期休闲体育政策环境发展的阶段,认为这是在政府引导下的一个渐进过程,经历了初步引导、大力提倡、系统化干预和引导社会资本主导等阶段。其主要经验概括为:政府投资建设大量公共体育场所和设施;将相当比例的彩票基金投入公共体育;重视引导社会力量和市场主导休闲体育活动;大力扶持基层非营利性体育俱乐部;重视并积极引导休闲体育与基础教育相结合;等等。基于此,提出完善我国休闲体育政策的建议:调整政府直接投资的方式、力度及方向;加大对社会资本和体育俱乐部的支持力度;调低定价,降低休闲体育参与成本;建立有效的行业信用体系和规范;初步建立政策监督和绩效评价体系等。

传统与现代之间:电子竞技的版权省思

张惠彬

( 西南政法大学 )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2020年,传统体育赛事多处于停滞状态,电子竞技却呈现蓬勃的发展态势。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观看电子竞技比赛的人数为4.359亿人,与2019年相比增长超过10%。而2021年,这一数据将增加到4.74亿人,全球电子竞技行业收入将达到11亿美元。关于电子竞技是否是体育运动、电子竞技衍生的版权利益如何分配等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2021年2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版权与创新经济中心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报告《电子竞技的问题:版权的答案》[A question of (e)Sports:An answer from copyright],该报告以版权为分析工具探讨了电子竞技与传统体育的区别、电子竞技中游戏版权人、赛事组织者和电子竞技运动员的版权利益分配、韩国模式的镜鉴等。核心观点包括:①传统体育比赛依赖于运动员之间的交互性,结果处在不断变化且不可预测的环境中,比赛本身更不能由任何一个版权人掌控。电子竞技在本质上是由版权人(游戏开发商)所有的视频游戏,无论运动员的技巧高低,多是在事先设置的程序权限范围内比赛。②电子竞技是以版权为收益核心通过视频游戏方式进行的比赛。职业运动员与赛事组织者均不能得到版权法的保护。二者的活动和收益均依赖于游戏开发商的授权。换言之,电子竞技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牵涉多方利益的一门“生意”。③如果以版权为核心的电子竞技取得了“游戏”上的成功,垄断的版权可能成为电子竞技发展的障碍。在版权法的保护下,游戏开发商可以“携版权以令玩家和组织者”,控制整个电子竞技行业。如何平衡游戏开发商、运动员、组织者、公众的利益?韩国已经走在立法的前沿,明确承认将视频游戏的“运行”视为电影作品,并规定允许向公众免费表演、广播电影作品,理由是该作品的展示仅仅是权利人购买商品/服务后的一种表现,不会损害权利人的利益。因此,赛事组织者向公众的广播、电子竞技运动员运行游戏比赛都可以说是一种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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