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所 | 明代书画交易中的赝品: 自愚与愚人

  《风雅之好》

  ·明代书画交易中的赝品·

经济学中有“博傻理论”，即投资者不必考虑物品的真实价值，即使它不名一文也可以高价购进，因为他已预料会有更大的笨蛋会花更高的价钱买它。其实书画购藏也是如此，无论作品真赝，只要你能以更高的价格脱手，你就不是最大的笨蛋。

书画赝品：自愚与愚人

叶康宁

汤裱褙并没有买到《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王忬最终弄到手并献给严氏父子的仅是一幅赝品。赝品是书画消费的衍生品，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真迹供不应求。

嘉万年间，有钱有闲阶层多有长物之好，以书画斗侈蔚然成风，这必然需要大量可供夸美的书画作品。但前代书画存世极少，据沈德符说：

晋唐墨迹，已不多见，至于小楷，尤为寥寥。予幸生江南，幼时即从好事大家遍观古迹。如嘉兴项氏所收最多，而摹本居其大半。……其他称元常，称逸少、子敬者，今新安大估多有之，不足供喷饭也。

邓之诚在读《钤山堂书画记》时也发现：

编中自晋及明，书画四百五十六事，羲之仅三帖，献之一帖，顾恺之、吴道子、李思训，皆各得一画。以严氏父子之力，何求不获，乃所有者仅此，为不可解，岂真传世者甚少耶？

由于以士商为主体的有闲阶层竞尚清雅，导致书画这种奢侈品供不应求。于是奢侈替代品——赝品大量滋生。

万历四十二年农历十月十六日，嘉兴鉴赏家李日华在与朋友聚会时看到数幅“名盛而实不符"的假画，颇多感慨，于是提笔在其中一卷上写道：“此异代异迹，诚为异宝。然须俟异识归异人，措大不能有也。竹影破窗，金玉琐碎，恨不能呵幻为真，各饱馋意耳。” 书画藏家妄图呵幻为真，以赝作代真迹的例子屡见不鲜。

文徵明像

嘉万年间，由于许多文人参与书画作伪，提高了伪作的水平，增加了鉴定的难度。在这种大环境下，书画藏家“打眼"是常有的事，就连有“法眼"之称的文徵明都不例外。据顾汝和说：

太史（文徵明）曾买沈启南一山水幅悬中堂，予适至，称真。太史曰：岂啻真而已，得意笔也。顷以八百文购得，岂不便宜。时予念欲从太史乞去，太史不忍割。既辞出，至专诸巷，则有人持一幅来鬻，如太史所买者。予以钱七百购得之。及问，鬻与太史亦此人也。

 项元汴是书画鉴藏大家，但詹景风却说他“为人鄙吝，所收物多有足观者，其中赝本亦半之”。李开先著有《中麓画品》，是知名的鉴藏家，但是王世贞却说他：“家藏明画几百幅，尝出以示余，无一真者。而肆为等品，妄加评驳，梓行之世，真可谓盲人观场，可资嗢詈。”如果所藏书画被指为赝品是很丢面子的事，据 《客座赘语》 所记 ：

顾东桥以尚书考满入京，分宜请其宴，堂上挂吴小仙（吴伟）《月明千里故人来图》。公入堂，甫揖罢，昂首看之，大声曰：“此摹本也，真迹在吾乡倪清溪家。此画甚佳，当求其真者。"严为色变。

……

让严嵩“色变"的原因在于“打眼”就意味着收藏者的鉴赏力不高，而是否具有过人的鉴赏力恰恰是有闲阶层区分雅俗的标杆。

嘉万年间，不少收藏家热衷于编撰书画著录。著录书更多的时候充当了他们自愚进而愚人的一种手段。刘金库根据福开森编《历代著录画目》统计：王维的画作依据《宣和画谱》中记载，有126件，而在明清著录中出现的约有260余件，整整超出100件之多，两者相差1倍，其中有一半是明清两代收藏者加入进来的”。

“打眼"之后，多数人都会千方百计予以转售。如万历三十九年，一中道就把藏品中“近赝者" 带到外地予以转售，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   “检画卷之非山水者及近赝者，付人城售之。”从这一点来看，书画藏家与骨董商之间并无严格界限。王世贞也说：“书画雅事，小一贪痴，则亦商贾。”然而趋利避害是人之秉性，贪痴之念如何能绝？

经济学中有“博傻理论”，即投资者不必考虑物品的真实价值，即使它不名一文也可以高价购进，因为他已预料会有更大的笨蛋会花更高的价钱买它。其实书画购藏也是如此，无论作品真赝，只要你能以更高的价格脱手，你就不是最大的笨蛋。

《云山图》（米芾 款）

项元汴是嘉万时期最重要的书画藏家之一，他喜欢在所藏书画上遍钤私人印记，故叶昌炽讥之为“十斛明珠聘丽人，为防奔月替文身”。但由于他声名卓著，有他印记和题跋的书画常能售得厚值。项元汴曾在一幅传为米芾的《云山图》上题跋：“米南宫于画深自秘惜，世不多有，余平生所见，咫尺小幅，纸弊墨渝者，亦无几矣。而此卷长八尺，烟云变灭，气象暝晦。正与敷文《潇湘图》同一机杼，纸墨如新，真秘宝也。”然而米芾的画作是不超过三尺的，他在自著的《画史》中已有明白的陈述：“知音求者，只作三尺，横挂三尺轴，惟宝晋斋中悬双幅成对，长不过三尺。”既如此，项元汴手上何来卷长八尺的米芾画作？他是自愚还是想以之愚人呢？

董其昌也是明代后期重要的书画收藏家，他在传为董源的《秋山行旅图》 上题跋： “北苑画米南宫时止见五本，予见所藏凡七本，以为观止矣。都门又见《夏口待渡》卷，吴阊泊舟，又见此本，皆世之罕物。”然而米芾《画史》有记： “董源见五本。”我们知道书画也是有寿命的，时间越后自然存世越少。加之靖康之难、宋元易代、 元明交替，其间图书又蒙数次大厄，损毁不少。何以北宋的米芾仅见五本董源真迹，明末的董其昌却能家藏七本？董其昌真的自愚如斯？

董其昌曾藏有一幅传为李成的《晴峦萧寺图》，并题跋：“宋时有无李论，米元章仅见真迹二本，著色尤绝望。此图为内府所收，宜元章《画史》未之及也。石角有臣李等字，余藏之二十年未曾寓目，兹汤生重装潢而得之。本出自文寿承，归项子京，自余复易于程季白。季白力能守此，为传世珍，令营丘不朽，则画苑中一段奇事。戊午夏五之望玄宰题。”可见这幅画董氏后来转售给了程季白。李成画在北宋时极为珍稀，据米芾《画史》记载：“李成真两本，赝见三百本。”到了明代，李成的作品更是几近绝迹了。董其昌十分推重李成，他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既如此，他怎肯割爱《晴峦萧寺图》呢？与他颇多交往的汪珂玉有一段话揭开了谜底：“眉公《妮古录》：‘李成 《晴峦萧寺》，文三桥售之项子京，大青绿，全法王维，今归董玄宰，余细视之，其名董羽也。’此录刻已久，岂玄宰未之见耶。乃玉林裱时，在戊午春矣，何又有此一番新话？”眉公者，陈继儒也。他与董其昌是密友，董其昌有时请人代笔作画，还托他做中介。他既然发现这幅画是董羽而非李成所作，定然会据实相告的。董其昌显然是明了底细后，将画作加上“臣李"等字，予以转售的。其愚人之举昭然若揭。

《晴峦萧寺图》

李成（五代）

现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的一段记载也可与之相佐证：

董太史玄宰，初以外转，予告归至吴门，移其书画船至虎丘，与韩胄君古洲，各出所携相角。时正盛夏，惟余与董韩。及董所昵一吴姬四人，披阅竟日，真不减武库。最后出颜清臣书朱巨川告身一卷，方叹诧以为神物，且云：“此吾友陈眉公所藏，实异宝也。"予心不谓然，周视细楷中一行云：中书侍郎开播。韩指谓予“此吾郡开氏鼻祖耶？"余应曰：“唐世不闻有姓开，自南宋赵开显于蜀，因以氏，自析为两姓。况中书侍郎，乃执政大臣，何不见之《唐书》？此必卢杞所荐关播，临摹人不通史册，偶讹笔为开字耳。鲁公与卢关正同时，此误何待言。”董急应曰，“子言得之矣。然为眉公所秘爱。"亟卷而箧之。后闻此卷已入新安富家，其开字之曾改与否，则不得而知矣。顷韩宦滁阳，偶谈颜卷，予深悔当年妄发。

董其昌所携颜真卿《朱巨川告身》（陈继儒藏）被沈德符点破为临作之后，董请沈“姑勿广言"，并很快将这幅赝品转售“新安富家"。

……

项元汴、董其昌都是世不一出的鉴藏大家，名重当代，他们尚且如此，又遑论他人？

清人徐余对这一现象洞若观火，一语中的：“前人笔墨伪者居多，古今赏鉴家受人欺者过半。然必多方掩饰，自矜目力胜人，彼以为假，我独识其真。盖自愚即可愚人，此千古收藏家之秘诀也。”

转售赝品的行为使一次消费的终点变成下一次消费的起点，新的消费故事又上演了。

本文选自《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商务印书馆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有删节，注释从略。作者叶康宁，常州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常州大学晚清民国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风雅之好》

  作者者：叶康宁

  页    数：242

  开    本：32

  装    帧：平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本书从明代嘉万年间围绕《清明上河图》发生的一场极具传奇色彩的交易风波入手，带我们走进明朝的官方和民间书画消费市场，见识明朝书画在宫廷与市场中流通的过程、交易的行情、交易的乱象，以及参与书画买卖的各类群体和人物。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深入到以往历史很少关注到的一个角落来观察明朝的世风世象和社会大环境以及社会群体在文化消费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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