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唱老三届》一个男人和四个孩子
《绝唱老三届》
一个男人和四个孩子
乍一看，王家祥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粗壮的身体，黝黑的面庞，粗拉拉的胡碴，以及他的装束和言谈举止，使他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少了几分北京城里人的色彩，倒多有几分东北粗犷的味道。他性格豪放，爱说爱道。这让有人喜欢，也让有人讨厌。不过，见到他，却总让我想起东北三江平原那一马平川刮起的没遮没拦的风。
他比别人特殊，是因为从东北插队回到北京，像变戏法一样，一下子带回来四个孩子。在大多数年轻或同龄父母只有独生子女的对比之下，他竟拥有四个子女，便越发显得特殊。
我问他四个孩子都多大了?他数数，没有数清。“这么说吧，老大是1973年1月生的，老二是1975年3月生的，老三是1977年6月生的，老四是1978年10月生的。具体的年龄你自个儿算去吧！”
“实话告诉你说，我也并不想要这么多孩子。我爱人怀老三的时候，头儿找我开会，要我表态。我说：‘把孩子打掉，我没意见！你们只要保证我这俩孩子活就行！’农村的条件，你知道！我们那儿医院住院只保证有三天的青霉素用。平常连退烧的APC都没有。谁也不敢保证，只好对我说：‘那就再等等吧！’等等，老三等出来了。转年二月，我爱人做了绝育手术。手术感染，打青链霉素。谁知越打白血球越多，一下子涨到19000多。大夫不敢再打青链霉素了，再细一检查，我爱人怀孕已经六个月了。他们要把孩子流掉我说：‘行！你们得保证大人的安全！’那时，我爱人身体很弱，医院不敢做流产手术。老四命大，又生了下来。你不知道，我前三个孩子都是女的，末儿了老四是男孩。大家都说我有造化。”
他是个乐天派，虽像鸡婆带着四只鸡雏劳累辛苦，弄得他像陀螺团团转，却一直能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大批知青返城之际，他没做这个梦。弄着四个孩子，像翅膀坠着四块沉沉的家伙，难以起飞了。他家中兄弟姊妹六人，其中五个插队，哥仨又全在东北，他是老大，66届的老高三毕业生，他们谁能办回北京，就让谁先回去吧。
小弟早回京一年，干临时工。一边干，一边替他办着各种困退的证明、手续和关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1979年春节，他和爱人带着四个孩子竟都回到北京，全家六口人的户口卡片厚厚一沓，竟都盖上了北京公安局的大印。他是队里返城的最后一名知青，一切都有些晚了，想带回点儿木板也找不到了，想带回点儿大豆只剩下豆种了。顾不上许多，他只带回一口袋豆种，便匆匆回京了。仿佛只要一回到北京，便会一切失而复得。他一下子抱有不少热望，未来得及思索一下，便将自己激动的怦怦心跳交给火车的隆隆轰响伴奏，奏响着一曲希望之歌。
北京站子母钟悠长的钟声，同十一年前送他去东北一样，迎接他的归来。北京城，虽然多了许多高楼、霓虹灯和广告牌，色彩缤纷许多，却再没有像当年敲锣打鼓欢送他去下乡一样热情欢迎他归来。大都市，显得冷漠！现实，变得严峻！
他应该想到，首先是大都市生存空间的拥挤。爱人家兄弟姊妹八人，六个孩子和母亲挤在一间半的刀把房间，已经挤成沙丁鱼的罐头。他家有三间房，各13平方米，宽敞倒是宽敞，架不住人多。父母和妹妹住一间，两个弟弟住一间，他一家六口，外加奶奶住一间。好在这样的日子不长。那时，父亲还没有离休，靠八级钳工硬邦邦的技术当上的精密机床修理总站的站长。
当一天官，有一天权，便会有人自动送“货”上门。一天，一位下属到家里找父亲，要求调动工作，见家里这么挤，便说：“您这房子够紧的，我那儿正好有一间闲房！“自然，这是需要交换条件的。那条件，便是父亲为他调动开绿灯。
沾了父亲的光，他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
最发愁的是手头没钱。四个孩子像嗷嗷待哺的小鸟，都张着嘴巴，要吃、要喝。父亲和弟弟，妹妹都伸出手帮助他。三十多岁的男子汉了，不能接济家里，反而再手心朝上向家里要钱，怎样好意思哟！
正好有一间闲房！”自然，这是需要交换条件的。那条件，便是父亲为他调动开绿灯。沾了父亲的光，他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
最发愁的是手头没钱。四个孩子像嗷嗷待哺的小鸟，都张着嘴巴，要吃、要喝。父亲和弟弟、妹妹都伸出手帮助他。三十多岁的男子汉了，不能接济家里，反而再手心朝上向家里要钱，怎样好意思哟！
街道办事处的头儿见他拉扯着四个孩子，“唉！人家回来带一个孩子就够难的了，你带四个！”破例照顾他，让他干个临时工，蹬平板三轮车给办事处办的代销点拉货。体力棒的一天一元，体力弱的一天八角。亏了他有生牤子一样的块头和力气，到福绥境拉手纸，到新街口拉麻酱……北京城，快让他蹬着三轮平板车转遍了。一天一块钱！
终于，他有了正式工作，北京煤气用具厂当工人。爱人也有了正式工作，街道办事处的废品收购站收破烂。
头一个月拿回工资，他34元，爱人30元，加起来一共64元，要认真算计一下全家六口人的花费。主要是买粮，全家160斤粮，就得花30元；房钱老爷子替交了，煤气费、电费，最省也得3元；油盐酱醋，起码也得10元；不敢多买肉，光是吃菜，而且还得是快到菜站下班收摊前，买点儿处理的几角钱一堆儿的菜，一月下来也得10元，他别的嗜好没有，只好抽个烟，喝个酒，好烟抽不起，只好抽两三毛一盒的八达岭、香山牌的，一月两条，5元；一个月再来两瓶二锅头酒，4元。这样粗粗加起来，已经60元出头了！爱人够会勤俭持家的了，一分钱攥在手心里能攥出汗来，还是月月到月底钱紧。跟谁哭去?跟谁哭也不管用！
只好委屈自己！只好委屈孩子！别人家孩子吃巧克力，咱们连吃糖豆都吃不起。别人家孩子穿新衣服，咱们只能捡姨家孩子穿小的衣服穿。有次，姨送来一盒酒心巧克力。四个孩子还从来没吃过这玩意儿，吃完了舔舔嘴唇，以后见了他就说：“爸爸，我要吃酒心巧克力！”他气了：“我知道那玩意儿好吃。想让我给你们买，没门儿！”他不是狠心，哪里有钱哟！
一天，孩子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上学，同学笑话了。也是，现在的孩子的确良都不稀罕穿了，谁还穿带补丁的衣服呢?孩子回家伤心地哭了。他能说什么呢?他想发火，又冲谁发呢?难道还要冲无辜的孩子吗?他欲哭无泪。
逢年过节了，好心的妹妹过来，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可怜巴巴几个钱，给四个孩子每人买一件新衣服。他同爱人都要嘱咐妹妹：“买大点儿的，要能穿两年。”每件衣服都肥肥大大，孩子们穿着，身子仿佛小了一圈，那被风鼓起的晃晃荡荡的衣服后面像是藏着无数快乐的蓝精灵。原谅爸爸、妈妈吧，衣服是不大合适，显得过于大了些。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人家只有一个孩子，我们有四个的呢！只好人家常添新衣服，我们一年两年添一次吧！
这几年北京城春节，大家放炮仗放出水平来了。噼噼啪啪响声炒豆儿四处飞散，持久不断。哪家孩子不买他几挂小鞭、几块钱花样翻新的花炮呢?四个孩子自然要看着别家孩子放花放炮，馋得了不的，回家来磨他。行！买！咱们也买去！不过，说好了，一人只能买一个花炮，没那么多钱。孩子同意，一个花炮也高兴。花炮买回来了，三个女孩子，一个老疙瘩谁都不敢放了，只好他老将出马。不过，他600度的近视眼，黑黑的夜晚，点着那细细的捻儿，真够为难他的。“砰”的一声，捻儿着了，花炮飞上天，绽开红的、蓝的火焰，他的眼镜也崩出去了，飞得老远。在雪地上摸到眼镜，孩子们止不住开怀大笑。笑那不同寻常的礼花，也笑他黑瞎子般蹒跚可笑的样子了……
孩子们，你们快点儿长大吧！
苦就苦了做父母的。他上班离家远，爱人的废品收购站就在家门前不远，家里的活儿全都一揽子揽在爱人手里。别的不说，光是大热天给孩子洗澡，就能忙她一身汗。要烧四次热水，要轮流给四个孩子洗。这个孩子要先洗，那个孩子不干，也要先洗，澡盆前先冒起泡泡来，煞是热闹，小屋里像炸了群的蜂巢。最让爱人感到紧张的是每天中午回家给孩子们做饭。老大、老二已经上学了，回家自己凑合吃就行了。老三、老四还小呀，每天从幼儿园接回来，再侍候他们吃，时间真紧张。收废品的活儿不起眼，下午只要一到点儿，就有人来卖废品，也不知北京人怎么有那么多卖不完的破烂。她哪里能够迟到呢?
忙得实在受不了，她便对丈夫讲：“我看把小不点儿和老三送到老太太那儿吃中午饭吧，咱们每月给点儿钱！”
老王是个粗中有细的精明人，对爱人讲：“小不点儿和老三马上也就上学了，一上学还得回咱自己家里吃。现在要是给老太太钱，以后可就撤不下来了！”
“撤不下来就撤不下来吧！
“那你说每月给多少钱?”
“给15吧！”
拿着15元，老王找到母亲。15元钱算什么呀！在比他们岁数小一轮、工资却比他们拿得高一级的小青年眼里，不够到老莫或全聚德撮一顿的。可这15元却是他们从嘴里挤出来的呀！老太太点头答应了。爱人中午可以喘息口气。以后，每人增补了每月75元的副食补贴。他们两口便把每月给老太太的15元增加到20元，一直到现在，孩子早大了，不在老太太那儿吃了，每月的20元照给。老人也不容易，当初也曾费力撑起一把老伞，帮他们遮挡过风雨。孩子怎么说也是孩子。家里没有电视机，每天晚上都要到爷爷、奶奶家看电视，不看到第二天节目预告出来决不回来。几乎每一天都是看着看着，东倒西歪睡着了。他们两口子驮着、抱着，拽死狗一样把四个孩子弄回家。天天如此，累得实在够戗。白天上一天班，晚上还要加这么一趟夜班，受不了！
“咱们买台电视机吧！”爱人对他说。
买！借钱咱也买！那是1983年，买电视机还要凭票供应，赶巧朋友给了张票，12寸昆仑牌黑白电视机，420元，借了钱，买了回来，孩子们再不用跑老远到爷爷、奶奶家看电视了。
工厂让他买国库券，非让他买10元。他只买5元。5元就够意思的了，他气正不打一处来哩，
“老王，多买点儿吧！”
多买?家里四口人张着嘴呢！老三到现在也没劳保，药费单有这么摞子呢，要是给报了销，我全买国库券！”
得，烧香引出鬼来，又冒出老三这档子惹他恼火的事。厂里说老三是超计划生产”，他说：“我也不愿超，我这儿有证明！
“你那是东北的政策，北京有北京的政策，照顾你三个孩子劳保就够不错的了！”
他急了：“敢情东北就不是共产党领导咋的?我家老三有户口，也是公民…”说下大天来，没有劳保还是没有劳保。国库券买5元还是买5元。
1984年，他们的日子稍稍缓过来一些。四个孩子渐渐大了。他的工资长到64元，爱人61元，每天收购废品还有8角钱的闻味费(即卫生保健费)，每天中午还有0.35元的误餐费。经济是杠杆，使家庭生活发生变化。这一年年底，爱人拿回100元奖金。他厂里企业验收合格，也拿回来100元奖金。200元厚厚的、沉甸甸的，压在手心里发热。活到三十八了，还没拿过这么多奖金。这钱该怎么个花法儿?
他首先想起了妻子。这么多年，妻子跟着自己含辛茹苦，不挑吃，不挑穿，到现在了，身上还穿着在东北穿的小薄棉袄。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没吵过一次嘴，没红过一次脸，可谓是患难夫妻。那件国防加强特别绿(后来大家又叫它“屎绿”)的棉大衣，顶过东北的大烟泡，她还不舍得扔，万一天冷时再披一披。说什么也要用这200元奖金给她买件像样的呢子大衣。
他没想到，妻子也替他想好了，想法竟然和他一模一样，也给他买件呢子大衣。他一冬穿了一身油的工作服棉大衣也该换换了！什么叫心心相印?什么叫相濡以沫?什么叫贫贱夫妻百事哀?
他们买了两件大衣。他买了件蓝呢子的，花了150元；爱人买了件烟色海军呢子的，花了90元。回北京六年，活了三十多年，第一次给自己买了件像样的衣服。四个孩子蒜瓣一样簇拥在他们身边，替他们高兴，仿佛这是他们全家最快乐的节日。
我的采访从工厂一直持续到回家的路上。顶着正燃烧的落日，我们骑着自行车，一边走一边说。那话如长长的流水，流也流不断。我问他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他告诉我今年初又有了一间新房子，他们两口子搬过去住，四个孩子住一间，住处宽敞多了。四个孩子也大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每天放学回家，老四点火，老三蒸饭，老二、老大炒菜，用不着大人忙。他可以捏起酒盅，美滋滋喝几口，摆摆当家长的谱了。
今年又给我工资浮动一级，用不着领导说，国家照顾咱们，咱们也想着国家，国库券多买5块！咱讲理。”他嗓门挺亮。
我又问起他爱人，他说：“人家现在挣钱比我多，我脾气硬不起来。她要是气不顺，我就躲远点儿，等她脾气顺了，我再回来。”说完，他狡黠地嘿嘿一笑然后，他又对我说：“刚去插队那阵子我很天真，总以为像上学时下乡劳动一样呢。刚回北京时，我也天真，总觉得在插队失去的东西会很快找补回来。现在，我什么也不想，想多了也没用！工作干好，我偷着学会开电瓶车、叉车，下料的活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再有就是把孩子拉扯大，尽尽我的义务…”说罢，他又嘿嘿一笑。
忽然，他指指前面不远靠近朝阳区的一条护城河，对我说：“你看，我爱人每天蹬着平板三轮，拉着一车废品就往那儿送，那儿有个收购站。大太阳地的，够她蹬的。说老实话，回北京这八年，她吃的苦比我多…”
夕阳的余晖辉映在他的眸子里。这一瞬间，他的眼睛里贮满深情。
(修订版附记)
从我采访王家祥时到现在，日子已经飞速地过去了好多年。他比我大一岁，今年到生日的话，该是65岁的人，该拿老年证，可以坐公交车不用买票了。时间有时竟是这样比任何一切还要无情。想想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就这样无端地流逝而一去不返，心里常充满感伤。
老王比我要强，他是个天生乐天派的人。这么多年艰辛而又平平常常的日子过去了，苦中作乐，便是再艰难的生活，对于他也始终充满生气和弹性。
老王还在煤气用具厂当工人的时候，只不过从下料车间调到制瓶车间。虽然，许多老三届的朋友升官的升官，调走的调走，顶不济也在厂里混个办公室的差事，他却一直只是个工人。他不抱怨，也不抱非分之想，知足常乐，一天到晚上班认真干活，下班认真喝酒。他笑呵呵地说：“今年，北京市要大力治理大气污染，新型的煤气罐瓶需要很多。”有活干，就让老王高兴，他说比起下岗的，他这里强多了。老王的制瓶车间非常景气，经常加班加点，效益不错，收入也不错。
让老王得意的是他的四个孩子，两个大学毕业，一个参军当兵，一个上班。四个孩子读书都还认真，工作争气，人见人爱。当初，带这四个孩子，按下葫芦起了瓢；老王和爱人费了多大的气力呀！如今看着长成四个钻天杨一般可爱的孩子，所有付出的一切便都有了苦尽甜来的感觉。在一般都是一个独生子女的家庭之中，如今能看到齐刷刷这样四个孩子热闹的家，实在是太少，太让人羡慕。
老王的爱人早已经退休。她一直在废品收购站工作，烈日风雨中，暴土扬尘里，实在比老王还要辛苦，早点儿退休就早点儿吧，也该歇歇了。老王家早搬到了西坝河，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孩子多，住得虽然并不宽敞，爱人却再不用起早贪晚上班忙乎了，一家子其乐融融。
老王看见孩子个个都有出息，学习都卖力气，自己也受到了感染，不甘落后，便去报名参加成人高考。其实，即使弄到一张文凭，对他也没多大用处，他图的就是这心气。平凡人家过日子，过的就是心气。
54岁的那一年，他对我说，还有一年，他的这个成人高考就能毕业了。说完，他对我笑了。我明白他笑的意思，还有我这样大的年纪还在玩命读书考文凭的吗?也许，只有这一代人，才会有这样特殊的举动。苦熬巴查地拿到文凭，也到了快退休的时候了。但是，我理解他，因为这一代人在曾经应该读大学的时候，偏偏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的梦便一直在心中一次次死灰复燃。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高考，是一代人大学梦重新点燃的最好的机遇，可是，有赶上这趟末班车的幸运儿，也有因种种阴差阳错没有赶上这趟末班车的不幸运的人。老王就是这样的不幸运的人。他没有埋怨，而是一直在刻苦努力。有时想想，会有人觉得他像范进中举，但其实他不是范进，范进是为了旧科举制度，老王是为了心里的一个梦，即便这个梦不具有范进一样功名之类的实用价值，对于这一代人而言，这个梦的精神价值，足以支撑他的晚年的生涯。老王可以对他的四个孩子，甚至他的孙子说，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爷爷，这辈子问心无愧，因为我努力过，从没有灰心过，放弃过。
如今，老王还住在西坝河，成人高考早已经毕业多年了。有意思的是毕业的那一年，他退的休，才54岁，提前退休。无论在他们的厂子，还是在朋友圈，老王的威望很高，主要得益不尽他自已以身作则活到老学到老拿到了文凭，他教育孩子很有方法，也很得体，备受大家的称赞。如今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个个工作不错，先后都成家结婚，关键是个个顾家，非常孝顺，有着这一代孩子难得的对父母的理解与关爱。对于老王两口子，这是他们晚年最大的安慰，也是他们一生最大的收获。
《绝唱老三届》
为了一间房子
瘦削、高高的个头，英俊、方方的脸膛，是个典型男子汉的形象。李建英的性格却柔顺，不爱讲话，胳膊断了藏在袖子里，有再大的苦也只是吃苦而不诉苦，或只是在一旁悄悄地流泪。有时，他像个女人，显得软弱。
他是回北京以后结的婚。彼此并不认识，见了面，才知道王立新也在东北插队，1968届初中毕业，比他小两岁。同为老三届，于是，便有了共同语言：七星河，完达山，白桦树，红松林……心有灵犀一点通。只买了一张床，一个立柜，用从东北带回来的木板打了一对沙发，请亲戚朋友吃了顿饭，他们便匆匆踏上列车跑到北戴河，参加王立新单位组织的集体结婚典礼，算是结了婚。这是1981年4月底。他刚过而立之年。
结了婚便没房子。从此，这阴影便像蝙蝠一样紧紧跟随着他。
他兄弟四人，三个插队，他是长子。家中只有两间住房，一间16平方米，一间8平方米。父母住一间，那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已经当过两次新房。
三弟先在这里结的婚，然后腾出让二弟结婚，如今二弟又腾出来，走马灯一样轮换上他。后面，老四也要结婚，眼巴巴地等着这间房呢。
一年零两个月后，儿子天昊落生了。新房也易主，换上四弟了。他们只好托人在离工厂五里多地的苇子坑找了间农民房，每月房租12元。
当初招工的时候，他趴在北京市地图上找到工厂的位置，心想它在郊区，又在三环路以外，挺远，挺偏的，以后分房子会有希望。果然有希望。当年厂里就分房30多套，地点中王庙，离厂不远。他满怀希望填了表，折腾溜够，最后宣布分房条件，其中一条：入厂不到一年不予考虑。
现在，又听说凡是住农民房的困难户，下次分房可考虑解决。住进农民房，他同爱人心里寄托着希望。再说，房子挺宽敞，北房14平方米，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苦了妻子王立新。她上班的袜厂在城南珠市口大街，这里是城北，正好一个大调角。开始，她骑车，来回起码四五十里地，累得够戗。后来坐公共汽车，出门乘350路——东大桥换乘101路——东四换乘10路，一场马不停蹄的接力赛，最少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厂里。下班再一个半小时到家，买菜，点火、做饭，忙个两头见灯：天还没亮便走，天擦黑到家。生活紧张，总还有个念想：但愿厂里能早点儿分房！
乍开始住农民房子没觉出什么，一切都还像新鲜的鱼儿，透着水灵灵鲜劲。日子长了，鱼便散发出恼人的腥味。虽说每月按时缴纳房租，总是寄人篱下。逢年过节要给房东送礼，房东盖门楼刷门，他得帮助找油漆，该“进贡”咱就“进贡”。可气的是房东家的小孩，比自己的孩子天昊大一岁，生得又比天昊壮，常常不请自入，闯进门来，看见什么抄什么，玩的、穿的、吃的…样样都拿，一点儿不客气。天昊也是孩子，难免要争，要抢，两个孩子便打起来。每一次，他都是抱过自己的孩子，说自己的孩子。东西任人家拿，免得伤了和气，惹房东讨厌。人在矮檐下，焉能不低头?每次下班回来，为了避免因为孩子争执而闹成不愉快，他都是抱着天昊出去，到附近的小河边、工地上去玩。荒凉的小河，嘈杂的工地，毕竞不是儿童乐园，有什么好玩的呢?那每一株小草，每一朵野花，每一块碎砖，每一根钢筋……似乎都诉说着许许多多动情的故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个寂寞的黄昏。
可气的是房东把狗拴在他家的门口。小天昊怕得不敢出门。这的确太欺侮人了！王立新气得了不得。他劝劝：“算了，忍几年，等有了房子就好了！”
房子！房子！正在哪片海市蜃楼里?
他们都太善良，都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够倒霉的了，什么不如意的事都赶上了：正在长身体，要吃饭的时候，赶上了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正要毕业继续求学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正是青春美好的年华，十年统统葬送在“再教育”……他们能和谁比呢?比自己年长的，“文化大革命”前大学毕业了，可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即便没上大学，起码有个安定的家。
比自己年轻的，占着年龄的便宜，还有时间等待……是的，他们付出的与得到的太不成比例。他善良地认为：该给他们一点儿补偿了。何况他要求并不高，只要一间能栖身的小巢。
有希望，人活着就有气力。离苇子坑不算太远的东大桥有个成人教育补习班，爱人在1979年、1980年连考两年业大，都是差2分没考上。她心气儿挺高，坚持晚上到那儿去补习。1979年，他也没考上。第二年，他考上了朝阳区电大，单位不出这笔上学的费用，上学泡汤了。现在，把孩子整托，骑辆破车和爱人就个伴，一起奔波几里地去上夜校。上了一天的班，又忙乎一晚的饭，够累的了。但是他们兴致正浓。夜风习习中，两人并肩骑车结伴而归，而迷离的街灯，那苍茫的星空，似乎一盏盏、一颗颗向他们扑来，向他们闪烁。
艰辛的日子里再没点诗意和乐趣，老百姓还怎么活?有一晚，他骑的自行车后轴坏了，车在半路抛锚，只好把车先放在附近白家庄纺织党校里，然后走着回来，也显得格外高兴。走在扑满树木清新气息的夜路上，他像又走在东北平原那麦浪平铺天边的乡间土路上。他仿佛又回到年轻的时代里。
两年多过去了。平平淡淡，没有出现任何奇迹，也没有出现太大的波澜。但两年的日子是一天天，一夜夜，蜗牛爬一样顶着沉重的负担，缓缓地过来的呀。那每一日，每一夜，都是从他们渐起的皱纹间、隐现的白发边，也是从他们心头祈祷的希望中爬过来的。
1985年，豁出去自己花钱也要考考函授大学。他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分校函授班经济法专业。他考上了！自己花的120元学费也给报销了，因为新上任的教育科长同自己一样，也是从东北插队回来的。希望，总还像梅雨天偶尔露头的太阳，把一线光洒在他身上。也许，是个好兆头。
这一年，厂里在金台路有85套房子准备分。85套，房子不少！架不住粥多僧更多。厂里成立了分房委员会，这里热闹不亚于联合国常任理事会。这次，又增加一条新的规定：不到连续工龄十年以上的，没有分房资格。
他妈的！刚进厂时说插队不算工龄。他歇的几天病假扣了工资。伙伴们气不过，拽上他找领导讲理。插队算工龄了，工资补发了。这次又玩起新花活：连续工龄！于是插队十年工龄便像云一样被风吹没影了。从进厂算起，他们只有五年工龄呀！伙伴们再一次气不平，拽他找领导。
王立新也赶到厂里，见到领导，伤心地哭天抹泪。有什么用呢?眼泪只能打湿手绢，却很难打动领导的心。也是，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要房的人太多呀！他总是这样想。
书记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这是厂里定的条文，像你们这种情况的人很多。
他挺生气：“这条文定的不合理。怎么叫连续工龄?党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我们去插队也不是自己去的，当初是党的号召。我们回来也是党让回来的，怎么就不算连续工龄了呢?”
在旁边的团委书记插了话：“谁都想住好的，有了两居室还想要三居室……，”
他火了：“我不想要好的，只想要个窝！
团委书记又说：“这得先分给对厂贡献大的人。资本家也得先照顾干活多的呢！”
在一边的伙伴实在气不过了：“我们干活少怎么着?你把社会主义企业同资本家相比，你也能说得出口，你这个团委书记还没我水平高呢！”
吵痛快了。85套房子也分光了。希望并不是只衔春的燕子，能够飞落在他枯瘦的枝头上。
他实在想不通。东北插队十年，他开过荒，种过地，当过司务长，开过拖拉机。在新开荒队里，他和过泥，脱过坯，撒过种子，亲手把那片亘古荒原改造成大豆摇铃、麦浪翻涌的收获的田野……怎么?这一切都不算数了?
那浸透着汗水、泪水以及全部青春的十年岁月，就这样像撕掉一页薄薄的日历给轻轻抛掷了吗?命运，你对我们太不公平！
气累交加，心情郁闷不舒，他得了溃疡性结肠炎，便血不止。西药不管用，需要中药灌肠。每晚妻子用注射器给他灌，是格外痛苦的。风雨飘摇的夜，月白风清的夜，许多家庭迁入新居。灯火昼夜通明的夜……小夫妻俩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幸亏了王立新身体好。在他病的期间，家里的担子，用她瘦弱的肩头挑起来。最难为她的是买蜂窝煤，一车三百块，五六百斤，她要推三里多地，再爬一个陡坡，才能推回家。这原本是男子汉干的活呀！他只有把眼泪悄悄咽进肚里。从蜂窝煤十二个小孔中燃烧起淡蓝色的火苗，被风吹得摇摇曳曳，他们不知道未来迎接自己的是什么命运。不过，他们总还把希望寄托在来日。他们真的是太善良了！
这一年年底，厄运再一次落在他的头上。房东借口小舅子要结婚，要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他明白，外地进京做买卖的人多，这一带的农民房行情见涨，房东这间房可以住上六个人，一人一月收10元，房东便可坐收60元。钱再多，谁会嫌沉呢?房东太性急了，没等他回来，便撬开锁，在屋里安装起土暖气来。
他无家可归。
幸亏这日子不长。转年2月，王立新妹妹让他们到她家，在她家与同事家之间搭起一座小棚。在两家房顶间搭上木板，铺上油毡，再在前面垒起窗户，安上门，权且栖身。虽然，这棚子只有9平方米，房顶一层板一层油毡，遮不住阳光，挡不住风，冬天冷，夏天热。但这段日子最令他难忘。他觉得这是他们结婚以来充满阳光的黄金季节。
这里在天坛北门旁边。王立新上班很近，再用不着起早摸黑，跳下这趟公共汽车，再赶那趟无轨电车，赶三关一样往工厂赶了。一出门就是繁华热闹的大街，再不见四周荒荒的郊区农村，也再没有拴在门前汪汪叫的狗了。
环境能改变人的心情。9平方米的简陋、拥挤的小棚里，常常传出笑声。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人的生命力真顽强！
这一阵子，王立新要报考业大，学习服装设计。他们知道，在这个竞争的社会，在这个冷漠的都市，失去追求与学习，便更如折断一只桨，难以划动自己生命的小舟，他们的命运便会更惨。他们不乞求同情和施舍，只希望靠自己在东北开出荒地、打出粮食一样的气力和精神，拓宽自己的生活天地。王立新请了一月的假，埋头苦读。每天，他从厂里赶回来，把孩子放在自己母亲那里，便陪着她到天坛公园复习功课。于是，拥挤的小棚，缥缈的房子，拮据的日子…一切烦恼便都暂时消失。眼前是一片繁花似锦，绿荫如盖。归巢的鸟儿翅膀上镀红夕阳的光泽，黄昏的光晕轻纱一样飘浮在头顶……这一刻，他们像进入童话世界。他们真希望日日能够如此。他们的生活本应该日日如此。
他帮助她复习功课。北京城幸亏还有天坛公园，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只要给五分钱买张门票便可进去，便可在任何一座绿色长椅上坐坐，在任何一棵古松古柏旁倚倚，在任何一片草坪石阶上躺躺！它不要你连续工龄，它不论你出身贵贱，它不管你关系后台…“年龄诚可贵，文凭价更高，若是根子硬，两者皆可抛。”他忽然想起北京城近日流行的这首篡改裴多菲的名诗。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只有靠自己！
辛苦没有白费！天坛高高在上，保佑着他们！王立新考上了业大。命运并没有成全他们。生活老人，一会儿给他们一个甜枣，一会儿又给他们一巴掌。这一年11月一个早晨，他起床不久，儿子天昊还在睡觉，门被咚咚擂响，王立新妹妹单位的人闯进来说：“这里已经分给别人了！”然后便把东西弄出屋外。
他再次无家可归。
上哪儿去住呢?他可以回家挤。王立新呢?她家里母亲已故，只剩老父亲，脾气暴躁，只容得下妹妹，偏偏容不下她。她哥哥曾来劝说父亲几句，父亲竟气得将暖瓶朝他扔去，热水灌进脖子里。最后，父亲勉强同意：要回来住行，但只许你一人，不许带孩子。做姥爷的心也真够狠的。儿子只好扔给丈夫来带。虽然李、王两家近在咫尺，小夫妻俩却开始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
天天下班回家，匆匆忙忙见一面，夫妻俩各回各家吃饭。晚上，再出来，领着儿子，沿着大街漫无目的地走。那路，显得那么长。那夜，也显得那么长。
半年过去了。半年没有夫妻生活。天天依旧见面，心里更不是滋味。他们两人都很痛苦。这叫过的什么日子！
伙伴们撺掇他：就搬到厂里磨具库来，反正那儿空着间房没用。他脸皮薄，总觉得不合适，认为这么做理屈。人家旁人不难吗?人家怎么没住进工厂里，偏你给领导找麻烦?
日子一天天热了。家里实在挤不开。四弟腾出房，三弟带着全家搬过来住，图的是自己孩子上学方便，老人还能照顾孩子。他只好找到自己的顶头上司，生产科长。科长是个好心人，同情他：“就搬厂里来住吧！以后要房，我也更好替你说话！”
他找了辆车，哥儿几个帮他把家搬了来。谁知，王立新偏偏不来，她骂他没能耐，太熊！为什么不和三弟争?同样都是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为什么就偏在三弟一边?结婚几年，他们很少吵架，这真是厉害的一次。他闷头不语。
谁没个自尊心呢?他知道爱人在袜厂，少不了听姐妹们的议论，三个女人一台戏嘛！难免要比比家，夸夸或数落一下各自的男人。想想自己，也是窝囊！不会说，不会道，不会溜须拍马。让他怎么办呢?和父母去争?“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弟兄仨都是插队，“革命”去了，家里只剩下三弟陪两位老人相依为命；老人被赶回乡村老家，又是三弟陪两位老人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现在，怎么好意思开口呢?他觉得真难！一边是父母，一边是媳妇，说谁?谁也没法说。都说应该跟自己的媳妇亲，可咱不是那糊涂人呀，不值得，为了一间房跟家里闹翻了打场架呀！
他想好了：自己休息星期三，立新歇星期四。这两天孩子没处去，能不能跟母亲说说，就这两天回家去住?这样，一星期也可以和妻子团圆两天。
同母亲说了，母亲同意，三弟妹又哭又闹。他明白：三弟妹怕他真的一来，赖着不走了。还说什么呢！
他也想好了：这里是远，离三环路口还有四里地，离110路车站更远。我豁出去每天骑车送立新到11路车站，每天再从10路车站把她接回来。立新还是不同意来，而且说了：这次你们厂分房，你再要不下房，咱们就离婚！
他不相信真的会离婚。他知道妻子朴实、直爽，吃得了苦。那不过是妻子一时的气话。良宵苦长，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分外想念妻子。她也不容易！为我，为儿子，吃的苦够多的了！推车爬坡拉煤，帮助自己灌肠打药。去东大桥上补习班那银色的夜晚，天坛公园那金色的黄昏……以及她加班，自己总是带上儿子去汽车站接她……那一幅幅往昔的画面并未褪色，依然鲜明悬挂在他的眼前，恍若昨日，令他心动，情不自禁。
立新想孩子。每到休息日，都等着他把小天昊送来，她便带上儿子去公园玩，去吃西餐，去吃冷饮。平常日子想急了，她便给他打电话，让他下班后把儿子从幼儿园里接出来，她在公共汽车站等着，哪怕只看一眼。他望着立新紧紧搂住儿子的情景，知道：她也在想着我！
这一天晚上，立新终于来了。本应该是意料之内的，他却一时感到突然。起来，什么也没有准备呀！这一夜，老天爷有意刁难他们了，出奇的热，又没有一丝风。工厂门口是一片大鱼塘，蚊子乘虚而入，他没有来得及预备蚊帐。妻子、儿子和他都被咬得睡不着觉。
“这就是你让我来！让我来！“”妻子坐起来，哭着埋怨他、数落他、责骂他。
我真没用！我真废物！他也好不伤心，坐了起来，自己不停地掮自己的嘴巴，一边掮，一边也不住呜呜痛哭起来。
“你死去吧，我也不心疼你…”妻子一边骂，一边涕泪横流。
从深夜一点到凌晨五点，他就这样不停地掮着自己的脸。她就这样不停地号啕痛哭…
我曾特意到磨具库那间窄小的屋子看了看。除了一张床，一张圆桌，一个立柜，一个冰箱，没有什么东西。拥挤的小屋散发着铁锈和工具的味道。
床上多了一顶蚊帐，可立新自那夜走后，再也没有回来。儿子昨天从幼儿园回来没吃饭，他带着儿子到东大桥自选市场，想买点杂粮熬点粥，没有买到。看见有袋芝麻米粉，便买了回来，放上糖，拿开水一冲，没熟，又上锅煮，还是不熟。儿子在旁边张着一双天真又渴望的眼睛问：“爸爸，你能做和妈妈一样的饭吗?”“能！”他告诉儿子。最后，他也没弄熟那袋米粉。
“这星期六，我们函大就要考试，连着好几天，我也看不下书去。她也快考试了。唉！”李建英长叹一口气，眼圈红红的。
“今年局里盖了一批房，能分给我们厂30套。不知道我有没有希望。要是还必须论连续工龄的话，我这辈子也甭想分房了。”他说得很伤感。离开插队的那片土地，重新回到城市的第一天，他便寻找房子。九年过去了，他没有找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在以往那片土地上，他播下自己全部的青春，收获了什么?而今这九年时光里，他付出自己全部的希望，又收获了什么?
从十八岁去东北插队到今天三十七岁，整整十九年过去了，他没有寻找到自己的归宿。这是比一间房子更让他感到伤心的，也感到不甘心的。
走出煤气用具厂四里地，在路边屹立着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厦，飘扬着中美两国国旗。这便是有名的长城饭店。再往前走一点儿，便是林木掩映的使馆区，和团结湖、左家庄居民住宅小区。高楼林立，每一盏明亮的窗前飘动着明丽的窗帘，每一座阳台上摆满鲜艳的花朵，一一洋溢着家的温馨。我知道，也有的窗子始终是黑暗的，阳台从大楼落成到现在为止一直落满灰尘。但那里早已经被人跑马占地一样占领着。有的人房子宽敞得可以翻跟头，可以放着只给空气住；有的人却为了一间窄小的屋，付出九年乃至十九年甚至终生的代价。望着这一片楼顶正跳跃着晃眼的阳光的高楼大厦，我的眼睛湿润了。
王立新，我愿你早日回到李建英的身边。那间磨具库的工房再破、再小，怎么说也是你的家！
李建英，我愿你在联合国倡导的“为无房者提供住所”的国际住房年里，能有一间属于你的住房！
(修订版附记)
12年后，李建英终于有了自已的一套房子，是两年多前，单位分给他的一套两居室的二轮旧房子，位置在南城国华商场的后身，房子虽旧，交通还算方便。
他这样说：“熬到快50岁了，公家给我一套房子，我知足。”
这12年里，他一直在煤气用具厂，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工作。一年前，他从生产科调到销售科，专门负责催账。这是个艰苦的活，如今许多单位不景气，三角债，罗圈债，乱麻缠在一起。他要对付的就是这一团又一团的乱麻。厂里在武汉办了一家公司，曾经派他去工作，干的也是催账的活。不管干什么，在哪儿干，领导对他放心。他确实是一个性格忠厚、脾气温顺的人。虽然，如今忠厚已经成了无用甚至窝囊的别名，但我敬重他的人品。
那一年，他的儿子天昊上高中一年级。终于可以有了一间学习的屋子。他的爱人王立新，为了这个家，为了能住上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吃尽了苦处。作为一个女人，她的眼泪或许多些，但面对并不公平的一切，她怎么能不流泪?她所付出的和所得到的，是那样不成比例。好不容易得到了房子，她却又下岗了。
那一年，李建英49岁，王立新47岁。一个人最好的年华，就是在这样守候和等待中过去了。他们虽然终于等到了房子，实在是太晚了一些。每逢我想到他们两口子，心里总是酸楚得想落泪。
有时，我会想，这一切发生在福利分房的时代，分房中的错综复杂的因素太多，更为复杂的人事的因素就更多。种种猫腻在明铺暗盖或明目张胆地拉大公平的距离，蚕食人的自尊乃至整个的青春。为了房子而心力交瘁的人，不止李建英两口子。如果，他们不是在以往那个计划经济福利分房的大锅饭时代，而是在如今商品房时代，尽管房价上涨也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因素，但凭着他们两口子踏实肯干的本事和能力，他们起码可以不用苦苦求人，去等待别人高高在上的划拨和恩赐，不用面对那么多的猫腻乃至暗箱操作而无可奈何，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下自己的住房。
我还会想，如果他们能够早一点儿赶上商品房时代，可能住房的结局和住房的格局大不一样。斩断一切幻想之后，凭自己的本事买房，可以买到更好更大的房子。曾经看到不止一个人，在等待最后一批分房失败之后，虽然不甘心但也只好自己花钱并贷款买房，因为那时候商品房刚刚起步，房价不高，贷款又容易，很快，这些人就买好了房，还完了贷款，住的比福利分房的还要好，在房价不住攀升之后，估算一下房子的价值，一下子远远超过了福利分房。也曾经看到不止一个人，顽强地死守在福利分房的最后一根稻草上，总以为可以补偿到位，错过了时机，福利分房结束了，只分得补贴的一点款项，几万元到十几万元，最多几十万元，但商品房的价格已经大踏步地飙升，手里拿到这一点儿补贴款，已经是杯水车薪，买不起商品房了。
这一代人，和房子的矛盾，命定一般，割舍不断。在越穷越革命的年代，这一代人住的房子大多是简陋的，狭窄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年代，这一代人大多还停靠在福利分房的死胡同里，等待着命运的安排和上级的恩赐，在商品房的时代，他们老了，退休了，已经失去了竞争力，不少人却还要从牙缝里节省，为下一代买房攒钱。这就是这一代人和房子的不解之缘，其命运是属于宿命的，因为他们无力自主和抗争，他们随时代变迁而浮沉，他们永远没有踩上好的点儿。时代从来没有眷顾他们，照顾他们，却总是在拿他们当无谓的牺牲品。从这一点意义来讲，李建英两口子算是幸运的，毕竟他们还赶上了最后一拨福利分房，最后的一点汤汤水水，还溅在了他们的身上。
我非常想念李建英两口子。20多年前第一次采访他们的情景，依然清晰如昨。他们身上所蕴涵的隐忍中坚强、柔弱中忠厚的性格，是这一代人性格的一面镜子。我很想找到他们，却一直未能如愿，只打听到关于他们的一些消息。王立新已经退休，在家里闲不着，曾经给人看过孩子，为聊补家用，更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充实。李建英在电大学过法律，拿到过法律工作证，这一经历帮助了他，他所在的煤气用具厂前两年不景气让许多工人下岗，李建英却留了下来，负责工厂和外面的债务的法律咨询，每天到廿露园上班，远是远了点儿，忙忙碌碌，却还充实。
文章摘自《绝唱老三届》肖复兴著 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简介：
肖复兴，1947年出生，中国著名作家，原籍河北沧州，现居北京，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现今北大荒农垦）插队知青，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已出版50余种书，曾多次获全国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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