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荡起双桨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知青50年 Author 贾宏图
下乡到黑龙江宝清852农场（兵团的20团）的北京知青，陈恒献身北大荒文艺的最高成就是创作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兵团战士爱边疆》，他是作曲，郭小林（郭小川女儿）写的词。在北大荒奋斗15年，回到北京后当汽车司机，几经辗转，他考取了2002届中国音乐学院成教部的音乐教育专业， 退休后一直活跃在首都文艺舞台上。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面环绕着绿树红墙……”
北京老知青陈恒和我一起哼唱着这首老歌时，眼里闪着泪光。他说，这首歌记录了我们最美好的少年时代，每当唱起这首歌，心里不禁涌出甜蜜和幸福的感觉。那时，我的家和我读书的府学胡同小学都离北海公园很近，到公园划船唱歌是我们经常的活动。在电影《祖国花朵》里演唱这首歌的，就是中央广播电台少年艺术团，当时陈恒在团里的民乐队当小乐手。
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一代祖国幸福的花朵，在后来的岁月里，和共和国一起经历许多苦难。
颇具音乐天赋的陈恒初中时就被中央广播电台少年艺术团选中，开始吹笛子，演奏家冯子存、刘管乐是他的偶像，当时他们的名曲《喜相逢》和《荫中鸟》他已吹得有模有样。后来又跟着杨竞明学扬琴，当时他们乐队的指挥是彭修文，指挥他们演奏过《彩云追月》，他们都是中国民乐的大师级人物。本来他已被选中当中央民乐团的学员，可是母亲坚决反对，她说，只有不三不四的人才搞文艺。陈恒的人生只好走了另外的路。当时他不仅能演奏多种乐器，还学会了作曲，他们北京五中的“眼保健操”的音乐就是他写的，他指挥乐队录下的这个曲子，在他两个弟弟上学时，学校还每天播放。
1964年就要在北京5中高中毕业的陈恒，准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专业。同学们都说，他是板上钉钉了。可是工人体育馆的那场报告改变了他的命运。那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形势报告，他号召青年们要向董加耕、邢燕子学习，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希望就要毕业的中学生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当时已是共青团员的陈恒听完报告回到学校就报名要到北大荒的农场去，老师说：“就要考学了，你考不上再报名也不晚。”陈恒说：“我只有一种准备，就是下乡！”后来他才知道，如果他考不上学，学校更希望他留校当音乐老师，因为他负责着那个学生的民乐队。
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已年过花甲的陈恒说，我当时是“纯牌”的热血青年，到派出所迁户口时我把原名“陈珩”的“珩”字改成了“恒”，表明了自己奔赴边疆的“恒心”。1964年9月3日，在热烈的锣鼓声中，陈恒和北京东城区的一百多个热血青年登上北去的列车，作为5中的乐队队长，他没有忘记带着自己喜爱的乐器，在列车行进中他还演奏了二胡，什么曲子忘了，肯定是欢快的，不是忧伤的。
在这列火车上他认识了景山中学的初中毕业生郭小林，他神情深沉地注视着窗外广阔的原野，大概想起他父亲当随军记者的岁月。父亲郭小川从《东方红》大歌舞的创作组赶到火车站送他，却没有挤进人山人海的欢送人群。两天两夜后，火车停在了祖国东北的尽头——小站迎春，然后又乘着汽车跑了一天，在宝清县的南横林子下车，这里留下了王震将军率领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第一行脚印。建设这个852农场（兵团的20团）的是英雄铁道兵的8502部队，他们是从朝鲜战场直接开进这片荒原的。
在到场那天的欢迎晚会上，他露了一手，吹了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全场轰动。文工团当即就想留下他，可场里还是把他和8个战友分配到场部的良种试验站。那一晚他躺在热烘烘的土炕上作了一个梦——群山回响着一首大合唱曲，他就站在指挥台上。没想到这个梦后来真变成了现实，合作者就是躺在他身边沉睡的郭小林。
陈恒在良种站工作了一个生产周期，春种夏锄秋收冬天修水利，他都干过，学会了农活，也认识了“白马牙”、“小金黄”这些新种子，真还产生了要当个农业技术专家的兴趣。在第二年的冬天，场部搞汇演，陈恒创作了一首歌唱饲养员的女生独唱得了一等奖，很自然地调到了场文工团。
可别小瞧这个山沟的文工团，这里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导演赵玉秀外号“赵聋子”，是志愿军文工团的组长，耳朵是被炮弹炸聋的，还有的演员是从中央文艺团体下放来的，舞台美术师孙泽均就是北京人艺的。文工团的乐器也全，连“大贝司”（低音大提琴）都有，手风琴是意大利的牌子。俱乐部舞台也很像样，台口20多米宽，还有乐池和侧幕。在这个舞台上，陈恒开始了专业的艺术生涯。
每次文工团的演出，必有他的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是他最叫座的曲子，接着就吹《打靶归来》，又是更热烈的掌声。观众多是当兵的出身或想当兵的人，这样的曲子非常受欢迎。有时他们还到水利工地演出，正是天寒地冻的三九天，百花牌的笛膜都冻裂了，他干脆贴上橡皮膏，虽然声音有点闷，但不影响演出。有一次陈恒的小手指头都冻白了，老同志用雪一顿搓，木然的手指又红了，大家说再晚一点小手指就会被截肢。
边塞绝寒的北大荒并不缺少文化，转业官兵是播火者，大批知青的涌入，迎来了北大荒文艺的春天。文工团壮大了，他们开始排全本的京剧样板戏。陈恒是乐队的骨干，有时吹笛子，有时弹琵琶，有时还客串些角色，什么《沙家浜》中的刁小三、《杜鹃山》里的毒蛇胆、《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他演什么像什么。后来排话剧《于无声处》时，他还演过陆峥嵘。
尽管陈恒演的都是反派和丑角，可全场的职工家属对他的印象都很深。有一次他在台上演《沙家浜》，台下一位从北京来的总政文工团的老演员冉红也在看演出。刁小三全剧只有一句台词：“我抢包袱，还抢人呢！”陈恒把它说得字正腔圆。冉大姐赞叹：“这小伙子，声音太好了！是学声乐的好材料。”这句话，鼓舞了陈恒一辈子。
陈恒献身北大荒文艺的最高成就是创作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兵团战士爱边疆》，他作的曲，郭小林写的词。大概是1972年师里要搞文艺汇演，团里要搞个大合唱参演，于是就把当时在全兵团都有名气的诗人郭小林找到团里，他并没怎么费劲，就写了一首歌词，陈恒也很轻松地谱上了曲。那时他们俩已在兵团战斗了七八年了，对这片土地已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时小林已写过许多小诗，陈恒也写过不少的歌曲，这一次他们终于找到充分表达自己情感的机会。因此，他们的激情像岩浆一样喷发出来了。经过一番认真地排练，在师里一炮打响。陈恒只轻轻地唱了几句，我就心潮澎湃起来——
我爱祖国的边疆，阳光灿烂一片春光。
到处都唱起丰收的歌，歌声飞遍了平原山冈。
万顷麦海翻金波，座座水库倒映着绿树红墙。
高压线雄伟地越过山谷，公路通向四面八方。
啊，边疆，我们富饶的边疆！
我们要为你贡献青春和力量！……
当年郭小林把这首饱含着他和陈恒及所有北大荒知青激情的合唱词曲寄给了郭小川，当时正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诗人，虽然不得不停止了自己的创作，但他对小林的创作很关心并寄予厚望，小林写了什么东西也都寄给他看。这次看了这首歌，他很高兴，虽然对小林的词他还可以说点意见，可曲子他就不内行了。这时他想起了老朋友、中央乐团的指挥家秋里，他把他们的作品转寄给了他，请他指教小林和陈恒。当年郭小川、贺敬之和乔羽等中国这几位大诗人创作《东方红》大歌舞时，秋里担任大合唱的指挥。郭小林至今还保存着秋里给他父亲的回信：
小川同志，你好！
信已收到数日，只因事多繁忙，未能及时回信希谅。最近刚接待完伦敦交响乐团，又要投入新节目的审查。所以抽点空阅读了小林、陈恒的作品，我觉得年轻人有朝气，虽未经专业训练，但写得有生活，较热情、流畅。此歌经过实践，可能会在群众中流传。如是陈恒仍在京，欢迎他来我处面谈。如已回团，我再给小林、陈恒写信商谈。
请转告，我的地址：乘4路无轨到和平西街（劳动部）下车找和平街8区13楼南单元22号（中央乐团宿舍）找我，平时中午12点~3点在家，晚上不定。
致礼！
秋里
3、22
这封纸已发黄的三十五年前的旧信，还让人感动，它凝聚了这位大艺术家对两个知青作者的真诚和热情。接到这封信后，诗人郭小川把正在北京探家的陈恒找到家，请他吃了一顿炸酱面，让他按着信上的地址去见秋里。具体细节，陈恒已记不起来了，他只记得秋里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说这首歌很好，有生活，充满激情，很流畅，也有气势。只是和声部分有点问题，他改动了几个音符，又给他唱一遍，边唱边打着拍子。陈恒激动地领略了大指挥家的风范，他确实觉得改过的曲子好多了。秋里鼓励他并转告小林，要好好体会生活，多写一些东西，然后给我寄来。
陈恒带着秋里改过的曲谱回了20团。和秋里先生预见的一样，后来这首歌真的在兵团流传了，几乎每个知青都会唱。在大型演出时唱，在连队联欢会上唱，走在上工的田垄上唱，坐在探家的火车上也唱。在返城后各大城市组建的若干个老知青合唱团里中，这首《兵团战士爱边疆》都是保留曲目。一唱起这首歌，我们又想起北大荒广袤的田野，又想起那些难忘的岁月。在唱这首歌时，大家都知道歌词是郭小林写的，但曲子是谁写的，早就忘了。
这次通过郭小林，我终于把这位被遗忘的知青作曲家挖了出来，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黑龙江宾馆见我。他衣着陈旧，面目清癯，声音却还是那样的年轻。在不断的歌声中，他讲了如上和如下的故事。
北大荒的音乐生活让陈恒充实而快乐，可是有时又很寂寞和孤独。他是知青中的老大哥，人家都成双成对的，他还是个“王老五”。宣传队（原文工团）的刘指导员对他说：“你都二十七八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看上了谁，我给你去说。”陈恒只是笑笑，其实他心有所向，但不知人家有没有这个意思。基建连有个1969届的北京小姑娘叫王东花，在小学校当老师，常来找陈恒学五线谱和乐理。她很聪明、热情，对陈老师很崇拜。经过陈恒的精心指导，东花进步很快，后来当上了音乐老师。有一天，刘指导员给他送来了一张电影票，让他一定去看。进了俱乐部，他竟和王东花挨着，他明白了领导的用意。电影叫什么名，老陈当时根本就没记住，这个刁小三当时就琢磨怎么“抢人”了。
看完电影，陈恒约东花在夜色中散步。走了半天，她低着头，什么也不说。他们走到十字路口的几个高压线的电缆滚子下，陈恒停住了脚步对东花说：“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的父亲已经死了，我跟继父生活，他家很穷。”这是那个时代的惯例，要想处朋友必须先交代自己的家庭背景。当时东花小声地说：“我得写信问问我爸。”陈恒看出来了，她同意了，还要征求家里的意见。
陈恒苦等了一个多月，东花的父亲终于来信了，没想到东花的爸爸，那位朴实的木匠坚决反对女儿嫁给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他大概怕影响女儿一生的前途，甚至可能影响他出国施工——他在一个国营公司工作，经常有出国施工的机会，工人们都想安排自己，而出国政审，要查祖宗三代的。老木匠给东花写了信，还给她的指导员写了信，坚决不许女儿和陈恒搞对象，信中还说了“他癞蛤蟆要吃天鹅肉”的话。
在掌声中长大的陈恒，这一次自尊心大伤，他和未来的岳父较上了劲，他发誓，我非东花不娶。过去都是东花跑到他这儿学音乐，这之后，他往基建连小学校跑得更勤了，他和东花总有说不完的话，夜深人静时，从那小屋传出的歌声和笑声让战友们羡慕。不巧，这时连里发生了“大案”——副连长在厕所里发现了避孕套，陈恒成了主要怀疑对象。连队干部很严肃地找他谈话，可他咬得很死：“我虽然爱东花，但绝没干过格的事。不信你们可以到医院检查！”连里又找东花谈，领导说，如果不交代问题就要把她从教师队伍中开除。她只是低着头一个劲地哭，领导说，你还要不要前途了？最后她只得承认和陈恒发生了“男女关系”问题，其实当时她并不明白“男女关系”和“性关系”的区别。
领导又找陈恒谈话：“王东花都承认了，你还硬挺着？”当时老陈很生东花的气，怎么能自毁声誉！转念一想，我不如“将计就计”，你父亲不是反对我们结婚吗？这回“生米做成了熟饭”，看你怎么办！最后陈恒也“招了”，承认自己和东花“发生了关系”并一再说：“她年纪小不懂事，责任由我负！”
上级为了杀一儆百，还是给陈恒一个团内警告处分，被下放到基建连的采石场改造。那位老木匠后悔莫及，马上来信同意他们结婚，1971年元旦，他们在团里办了登记手续。全团知青大悦——“刁小三就是行，还是把那朵花抢到手了！”他们之中还有另一种传说“是刁小三先招的，这是他的一计！”其实谁先招的无所谓，反正他们是夫妻了。
陈恒 在打石头劳动中得到锻炼
在那个残雪未退的春天，东花跟着陈恒上山了，正好大山里的采石场有几个孩子没法上学，连里派东花去办了个小学，又当校长又当老师。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陈恒还唱了起来：“歌声飞遍平原山冈，万顷麦翻金浪……”可惜那山上只出石头，不能种麦子。陈恒的任务就是采石头。开山放炮，抡锤砸石，对于一个文弱书生来说，是十分艰苦的劳动，更和音乐创作不搭界。但陈恒很快乐，因为和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化雪之后，他们自己动手盖房，从山中采下松树为梁，板加泥为墙，房上盖草为顶，屋里的家具，那是老陈的手艺。他们还在门前开了一片园田，种菜种花，种瓜种豆，菜绿花红，藤蔓爬上蓠芭，花香飘满山间。那时陈恒白日山上炼筋骨，晚上灯下话桑麻。他们的小家时有歌声琴声相伴，粗茶淡饭也香甜。那一年冬天，他们的儿子也在大山里出生，陈恒给他起名“南南”，纪念父母下乡的地方“南横林子”，也纪念孩子和他们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
一年后，陈恒又被调回团宣传队，领导不可能让一位音乐天才打一辈子石头。东花也跟着回到团部当老师。下山的时候，陈恒更是一路奔跑一路歌了。有了更深厚的生活积累，陈恒创作的东西更厚重了。可惜兵团已转为农场，宣传队也面临解体。陈恒随新来的场党委书记下连蹲点，他边劳动边创作节目，连队的战斗口号他都能谱成歌，教给大家唱。他领着两个宣传队的小学员自编节目，还搞了一次演出。也许老陈的作用让党委书记感动了，他不但没解散宣传队，还让老陈当上了管业务的队长。
这时随着知青的大返城，宣传队的许多骨干都走了，陈恒又带出了一批农场子弟，能吹能唱能编能导的都有。1979年，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陈恒也和王东花一起返城了。这时，他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奋斗了15年，他付出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和才华，他得到了什么？只有一顶残破的“知青”的帽子！一想到这儿，陈恒很伤感。
人才拥挤的京城并不缺少一个知青作曲家，34岁的陈恒坐在交道口街道办事处走廊的长椅上，他的胸中还不时涌出《兵团战士爱边疆》的旋律。但是激情并不能变成全家人的口粮，他需要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几个月后，热心的办事处的干部告诉他，交通局要招收司机，你可不能说自己34岁了。他兴高采烈去报了名，领回考试复习提纲，早上跑到北海公园的濠襥涧去背题。那里是当年皇帝钓鱼的地方，他考初中时就在那儿背的题，结果考上了区里最好的5中，这次他又考了最高分——98分，再加上他在兵团时就会开拖拉机，很顺利地被录用了，成了北京长途汽车公司的一名司机。教学经验丰富的东花却因学历太低难以就业，后来以家属的身份也到了汽车公司，先当炊事员，又当上了售票员，一直干到退休。
曲折艰险的盘山公路，竟像五线谱一样优雅。陈恒开着大客车在上面奔驰，心里却一点涌不出音乐的旋律。全车的几十条性命，都握在他手上，每时每刻他都提心吊胆。他跑从密云到河北尉县这一段路，要过三道山、四道梁，路在云中飘，车在险中行。那时车况都不太好，在发生危险时，他们最后的一招是用车向内擦山，而不能向外翻到山涧里。多少次死里逃生，往事不堪回首。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像车轮一样飞转，甩掉的都是烦恼。继父难以包容他们一家，借居在岳父单位的又小又破的旧房里，东花总是和他吵架，都是些小事，这满地鸡毛的日子，真不如当时住在大山里舒坦。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们的日子越过越难。开了十年的大客车，还当过车队的副队长，他竟没有分到一间房。那时，连一间房都挣不来的男人，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来。
还好孩子在苦难中长大了，他们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老陈很伤心，他觉得对不起和自己患难与共的东花，可他又没有能力满足她。他只好解放了她，也解放了自己。有时羁留在外地的小客栈，无聊中陈恒也拉起二胡，都是《江河水》和《病中吟》这样忧伤的曲子。刚进山当司机时，他还写过诗，给郭小林送去，后来无诗意的生活，让他失去了诗情，也停止了歌声。
后来老陈又调到了一个国营汽车公司，又开了十年出租车，房子还是没有分到，生活也不如意。和东花离婚后曾和一位医生结婚，感情很好可又离了，可能为了保住自己私建的房子——女方有房子，他就没有留下私建房的理由。北京的高楼大厦比雨后的蘑菇还多，可没有他的安身之处，他自己动手在二环外的一个大杂院盖了一间，只为动迁时能得到照顾。一个把青春扔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回到北京又奋斗了二十年，没有自己的房子，兜里的票子也少得可怜。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儿子，在艰难中长大的南南很有出息，在一家大公司当白领，已结婚成家，日子过得不错。这个北大荒老知青的孩子，还算享受到了父辈创造的幸福。
那一代老知青，他们没有时间叹息，甚至不会抱怨。他们付出很多，但那是为了理想，燃烧的青春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生命火炬。点着了自己，照亮了大地。在58岁时，陈恒决定要上音乐学院读书。这是他一生的夙愿，还因为他经常想起两个人的话，一是总政的冉红大姐，她说：“你的声音条件真好，应该学声乐。”还有指挥家秋里说：“你和声还有问题，有机会应该学一学。”现在终于等到了机会，他考取了2002届中国音乐学院成教部的音乐教育专业，全班16个同学，多数是专业演员或音乐老师，只有他一个出租司机，自然年纪也是最大。三年的时间，每一个晚上和双休日的白天，满身劳累和风尘的他把出租车停在学院门口，然后走进天籁之声，走进让他最快乐和幸福的艺术天堂。他像树林中的鸟儿一样尽情歌唱，他像蓝天上的天使一样自由地飞翔。
三年后，当他拿到毕业证书时，竟热泪满面。那天他开着出租车沿着灯火辉煌的长安街奔跑，他觉得从来没有这样舒畅和快乐过！
现在已经退休的陈恒又回到了他热爱的音乐世界，在“九三”合唱团、“金色时光”合唱团、“金辉”男声合唱团、“手拉手”合唱团都有他的位置，他有时领唱，有时指挥，有时还作曲。陈恒说，当自己穿上一身黑色的燕尾服，站在灯光灿烂的舞台上，随着钢琴的旋律，发出自己的肺腑之声时，他感到一种最高的尊严和幸福，一切苦难和烦恼都化为乌有。
特别令他高兴的是，当年那位领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小姑娘刘惠芳竟和自己一起站在合唱台上。
当然，老陈和刘惠芳已不再是花朵，而成了老枝。他们为共和国承受的苦难太多了，可是他们仍然年轻，那老枝上又绽出新的花蕾。陈恒从他的书包里为我拿出他作词作曲的新歌《北京，你好！》对着曲谱他深情地唱了起来。他让我流泪了，真是因为他过去和现在，对祖国爱得都是那样深沉——
“我迎着太阳，迎着春风，
快乐地向前跑！
我穿过花园，穿过楼宇，穿过林阴道，
工地上塔吊雄伟高耸入云霄，
北京你挥着汗水向我微笑，
北京，你好！北京，你好……”
返城后，陈恒仍然是首都群众歌咏活动的骨干，这是他们的演出照。
贾宏图文章
谁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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