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珍纪念小辑】孔占芳 | 边缘叙事视角下追求平等、自由、人性的赞歌 ——读央珍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八辑

（本文作者：孔占芳教授）

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若论对解放军的赞誉，西藏藏族女作家央珍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当属首位，因为小说的题目就是对解放军的定位。原文是这样表述的：“他们（解放军军营文工团员）个个都是那样生气活泼，兴高采烈。尤其让她感动的是：当她分清是男是女，是官是兵后，发现男女之间和官兵之间说话那么平等随便，干活也是不分高低贵贱……更让她惊讶的是：当官的给当兵的缝袜子，男人可以给女人斟茶倒水。曲珍（出家后的法名）第一次在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发现了佛经上所说的众生平等。”（第339页）。这一结论是经过女主人公贵族德康庄园的二小姐德康·央吉卓玛历经坎坷的成长历程和对命运无数次的叩问得出的。作者央珍通过边缘叙事视角侧面展现了二十世纪初、中叶西藏噶厦政府、贵族家庭、寺院的生活。客观、冷静的历史书写，使这部小说成为反映西藏特定历史时期的一部百科全书，具有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史料价值。但在文学研究史上，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的居多，例如，徐琴的《评藏族作家央珍的小说<无性别的神>》，鞠晨的《从传统贵族少女到现代藏族女性的艰难历程——试析<无性别的神>中央吉卓玛形象的意义》，等等。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分析了小说的社会历史价值的有李美萍的《别样的历史书写——央珍小说<无性别的神>》。本文试从作者采取的边缘叙事策略，探析小说独特的文学品质与史学品质，认为小说通过个人历史书写，发出的依然是一曲藏族人民勇敢追求平等、自由、人性的赞歌。

01

边缘叙事视角呈现出客观、冷静与反思的优势

边缘叙事策略，即观察视角是边缘化的，远离中心，远离主导性地位。它的优势是站在事件的边缘，能保持观察角度的客观、冷静，这也使得叙述的事实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边缘视角的构成是作品中主人公处于边缘身份、边缘地位，儿童、女性、弱势群体更容易成为边缘叙事主角。他们体验“异质”“差异”的存在，感受“低人一等”的低、差、冷的待遇。心理落差促成反思，思考逼进事实与真理。因此采用边缘叙事策略的作家大致都有书写历史的愿望，写作态度是严谨、认真的，尊重写作，因此作品呈现出史学品质。

在藏族作家中阿来擅长使用边缘叙事策略，无论是《尘埃落定》《空山》还是《三只虫草》，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弱势存在的各种边缘人物，他将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 附加在这些人物身上，使他们成为远离事件中心的“智者”。边缘叙事带来的理性思考与历史书写使阿来的作品也带上史学品质。

央珍的《无性别的神》的边缘叙事来自于主人公被贵族本阶层边缘化后，以儿童、女性的弱势身份观察周围，即小说以儿童视角、女性视角、边缘身份视角审视这个世界，发现她所处的世界处处不平等，因此她才充满了对平等、自由、人性的强烈渴望。

（作家：央珍）

儿童视角是《无性别的神》选择的最主要的情感叙事方式。因为儿童感知世界最强烈的感受是情感，而小女孩的情感尤其细腻、真实，所以，以儿童的眼光和心理感知认知世界，就显示出情感的真实性。小说的真实或者说文学的真实中，情感的真实是要素之一，而情感的真实在还原历史真实中举足轻重。经典文学作品流芳百世，人类情感的共同、共鸣、共振是重要元素。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在自己能拿捏的题材与叙事视野里，她呈现给读者一个追求众生平等并且终于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众生平等的女孩央吉卓玛的形象，一个必然走向没落的贵族制度，一个顺应历史而来的新时代。

儿童视觉优势是以低姿态观察世界，具有弱化与反思两种功能。弱化成人的见解，甚至摈弃成人的势利、成见，只呈现，让事实自己说话，疑而不答，以引起读者的思考，读者的参与度与追寻问题答案的积极性充分提高，在读者阅读与思考的过程中共同完成作品。这样，文学作品的史学功能增强，使小说具有了记录真实生活的史学品质，成为复原历史的真实补笔。

女性视角是《无性别的神》选择的最主要的女性心理叙事方式。小说通过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追寻、叩问，对女性不平等命运的真实描写，真实再现了这些女性任劳任怨、勤劳朴实的伟大，也真实地反映了当现实世界中寻找到佛教上所说的众生平等时，她们首先勇敢、热切地投入到新生活的真实心理。关于小说中女性的研究有多位研究者已做过专门评述，在此不再赘述。

02

边缘叙事还原历史之真

小说具体叙述的时间是央吉卓玛从6岁到12岁4年的成长史，但事件向前迁延至父辈，因此是20世纪初至西藏解放期间的历史变迁史。这是西藏历史发生巨变的时代，颇为波澜壮阔，但小说采用边缘叙事手法，以小见大、举重若轻地还原了历史之真，令人叹服。

央吉卓玛出生时因为下雪，爱哭，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人，在贵族家庭中被边缘化，后来将患了肺炎的弟弟和体弱多病的父亲相继去世的原因也归咎与她，她的边缘身份更加明显，被贵族阶级中心挤压，成为不受待见、儿童、女性三重弱势身份下的边缘存在。站在边缘，她自然地对贵族生活做全面的认知和反思。而这种边缘化的视角能够客观、冷静地看到事件的本质，使文学作品散发出历史书写的理性品质，还原历史真相。

因为被贵族家庭“不待见”， 央吉卓玛缺少家庭的关爱和呵护，最亲近的人是农奴奶妈，这使得她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自然接近底层人民，而与本阶级拉开距离，有了对比、反思贵族阶级的空间。距离，使她对贵族阶级的观察减弱了主观情感上的卫道（维护）色彩，较为客观、冷静地看到事实真相。脱离“阶级”属性，站在了“人性”的角度上观察人生百态，体验到“人”的种种真实感受，还原了历史之真。

（一）违反人性的西藏贵族制度必将走向没落

应该说，二公主央吉卓玛是德康贵族家族中的叛逆者，但造就叛逆的原因是贵族制度本身，因为这种制度违反了人性，即“人生而不平等”，并且等级森严，不可逾越。央吉卓玛的反叛来自于对这种不平等的真切体验。她一出生就被定性为“不吉利”的人，鲜明地打上了“生而不平等”的烙印，她所做的就是不断追问自己到底是不是不吉利的人？为什么是不吉利的人？到底有没有命运？这就是在追求人的尊严与地位，即平等。而她的生活、经历，她看到、体验到的是处处不平等。央吉卓玛既享受着贵族与生俱来的荣华富贵，不劳而获；也看到农奴一出生就是贵族阶级的附庸和奴役的对象，地位低下，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尊严。贵族与农奴、贵族与贵族、男人与女人、僧侣之间、政教之间，都是不平等的关系。

小说真实地描写了西藏贵族等级制度行将就木前的腐朽性，也间接地写到父辈们为了改良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到西方求学取经，带着欧洲的民主与平等思想回来，终被淹没在强大的贵族势力下，无法施展改革的抱负与宏愿。央吉卓玛的父亲留学英国九年，回国因不得志郁郁而终。而始终与贵族政权斡旋斗争的隆康老爷在色拉寺与政府军的政权争斗中失败，成为央吉卓玛家分摊来的囚犯。这个从十三世达赖时期开始接受西学，派遣贵族子弟到英吉利学习科学文化的现代化改革，随着热振活佛摄政王的被杀，隆康老爷屈辱地死去而烟消云散。

而贵族阶级的下一代以德康庄园的二少爷晋美为代表，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贵族弟子干尽恶事，丧尽天良。小说描写与央吉卓玛同岁的仆人拉姆在服侍着她。拉姆惧怕下雪，因为二少爷拿她取乐，叫她光脚在雪地里跳舞，还要赤脚赤手托着雪球在漆黑的寒夜送给另一个庄园的少爷，黎明还要完好无损地将雪送还。最残忍的是二少爷将燃烧的木炭倒进累倒在火塘里的德吉的脖颈里，烧成重伤，而贵族们连一点疗伤的酥油都不肯施舍，伤口化脓长蛆，几近丧命。而其他的“弟弟妹妹那么任性那么蛮横无礼，经常向仆人身上扔碗碟吐唾沫，还拳打脚踢，却从来没有人说，当他们朝犯人的碗中倒马粪并往上面撒尿时，母亲和大奶妈不是还站在窗帘背后咯咯笑吗？（第195页）”

西藏贵族制度的现代化改革转型失败，新一代贵族子弟更加纨绔腐朽，昭明违反人性的西藏贵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必将走向没落。

（二）平等、人性的新制度必将深入人心

正是看到了贵族制度下民众生存的种种痛苦、困境、不平等，当当了尼姑的央吉卓玛看到红汉人之间男女无别、官兵平等的生活场景，由衷地发出“第一次在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发现了佛经上所说的众生平等。”（第339页）她看到昔日唯唯诺诺、低三下四惯了的仆人德吉在文工团的军营里焕发出生命和青春的活力，而 “汉人罗桑”成了文工团的小号手，与之前在大宅院里总是皱着眉头不停织毛衣的小男仆判若两人。“她这才感觉到红汉人是有点儿了不起，能把一个人完全变个样，难怪自己的同胞姐妹也会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第336页）她也对这样的新生活充满向往。她毅然离开寺院参加到青年联谊会，切身体验到了阶层、民族、男女、身份等诸多平等和全新的生活：“她天天聚在一大群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青年人当中，和他们一起学习唱歌，学习汉语汉话，看电影，看贵族小姐们自编自跳的反映人民群众劳动生产时欢快情景的舞蹈，还看小伙子们的足球比赛，并参加各种讨论会。从此，她的生活异乎寻常地充实起来。她快快乐乐地学习着，就好像学习一个新的魔术，准备一个奇迹出现：这是一个时代的奇迹，一条跟她直到现在所走过的完全不同的道路。她的心再次敞开，容纳以前她所不明白的许多事情，许多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她的心天天处在新奇和激动之中。”（第350-351页）她体验到的是充实、快乐、新奇、激动和美好的感情，这种亲身体验与感受最终促使她选择了与自己贵族阶级家庭相反的决定：离开圣地拉萨，“走向另一个有广阔的平原有大海有人人平等的新地方”（第351页）。

这个转变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央吉卓玛在贵族家族中边缘身份的产物，是她为了消解家族中的边缘存在,一次次追寻平等、尊重的生命历程总结出来的。对命运不公的反抗，从她记事起的故意哭闹开始，当父亲去世后，她不再哭闹，而是思考自己为什么是不吉利的，人到底有没有命运。被家庭边缘到贝西庄园的悲惨经历，使她体验到农奴般饥寒交迫、毫无尊严的生活，在面临饥饿死亡威胁时，勇敢地与奶妈逃离，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德康庄园，她体验到受人尊敬的滋味，恢复了这个年龄本该有的自信、自由、快乐，但好景不长，她又被带进没有关爱、平等、尊严，闭塞、枯寂的拉萨贵族大宅院。为了得到尊敬，她欣然接受了出家当尼姑的建议。“她心里暗暗地想自己也要穿上绛红色的袈裟，也要让别人尊重自己。”（第198页） 目的就是消解在家庭中的边缘存在。最初，她的确得到了家人的尊敬，她也努力学习佛经，自理日常的生活起居和洒扫应对，沉浸在成为受人尊敬的吉尊的努力中。但她听德吉说，铁匠出身的梅朵“老挨她师傅的骂，老吃不饱，所以就得病变样了。”“领颂师就喜欢大家小姐和有钱人家的女儿。”她“惊讶极了”，开始反驳：“我师傅说众生平等，人不分贵贱。”她开始反思：“都是尼姑，都是佛教徒，但为什么不一样呢？曲珍（出家的名字）觉得没法理解，寺院和红袈裟对她那么神圣。”（第273页）当她亲耳听到寺院里每个人都说梅朵是铁匠的女儿，骨头是黑的，流的血也是黑的，因为铁匠打造的武器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铁匠的女儿是不能和大家平等的。当她亲眼看到梅朵的死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与同情，她对佛教宣扬的众生平等产生怀疑。当她得知家人送她到寺院当尼姑是为了省下一笔嫁妆的时候，她对家人的亲情彻底失望，对寺院的神圣不再抱有虚妄的幻象，“从此，她开始怀疑一切，不再相信别人。”（第283页）她开始自己思考人生与命运。这和师傅的理解与教诲不谋而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灵魂，在到达佛境之前，我们一直保留着这个灵魂。但是，什么是彻悟，什么是存在的本质，这些是无法传教也无法加以解释的，只能由每个人自己去领悟，去实践。所以对我们来说，宗教不是对真理的陈述，而是通往真理的道路，而这个真理要靠自己去寻找。”（第321页）自己的亲历与师傅的教导，坚定了她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决心和信心。

这些情感体验与思想上的转变是她后来接触到红汉人而欣然接纳的真实心路历程，她对人生的决择并不突兀的，而是有真实的心灵成长轨迹。自从人的意识觉醒后，她一直在追问、反思、争取平等的待遇、平等的地位，而无论是自己的贵族家庭、贵族庄园、还是寺院，所求始终没有所得，反而看到了更多的不平等、不合理和违背人性的存在。只有在红汉人到来后，她才看到、感受到了与她的追求相吻合的“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它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央吉卓玛，她看到新世界使昔日的奴仆从“非人”到“人”巨大转变，她看到“平等”与“自由”让人的精神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旺盛的生命力，拥抱、走向新世界，是她人生选择的必然，也是顺应了人性的必然。“无性别的神”的赞誉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03

结语

总之，小说通过边缘视角，儿童视角与女性视角，有逻辑有层次地呈现了二十世纪初中叶西藏贵族制度下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佛教、寺院等等的真实情况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和命运，追求平等、自由与人性是小说自始至终的主旋律，是普遍的人性的追求。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作品散发出勇敢探索的人性光辉，而以写实主义创作手法反思贵族制度与佛教的合理性，又使作品带上思想的光辉与史学品质。这些品质奠定了《无性别的神》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写出了民心所向与历史发展的规律。

作者央珍本身藏族、女性、编辑、作家的身份也同构了文本的书写，成为小说历史书写强有力的佐证，提高了作品的史学品质。一位了解西藏历史的作家能够把自己对民族历史的认识，通过一个小女孩的心灵成长里程做出符合历史规律的书写，除了勇敢，应该还有一颗感恩的心。以作者自己的经历，她必定深深感慨她在这个时代所感受到的众生平等，尤其作为女性。所以，她拿起了手中的笔，记录下历史。那个离去的历史并不遥远，解放军进军西藏，是1950年10月6 -24日，她出生于1963年，《无性别的神》发表于1994年，44年间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的亲身经历加上父辈们并不遥远的记忆，她要说出心中的真实感受！她可能想表达一个小女孩的勇敢追求，但她无疑写出了一个剥削、奴役、不平等时代的结束和一个平等、现代化时代的到来。没有央珍们文学作品的书写，民族历史的文学书写会缺乏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印证，这是央珍们文学创作的意义，也是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作者艺术表达的高超之处，是她叙事笔调的冷静客观，作家非常节制自己的个人情感，完全由着主人公自己的情感和命运轨迹自然发展，因而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站在弱者的角度，不做判断，不做批评，以内敛、写实的风格，只做呈现，历史的真相和原貌和盘托出。这是小说表现历史真实的力量。由此奠定了《无性别的神》在当代文学史上重要地位。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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