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林幸谦 | 重读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女性书写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辑）

（本文作者：林幸谦[香港]）

      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描写了20世纪上半期四川西部藏区康巴藏族土司制度下的生活卷轴，铭刻了藏族最后土司家族的时代生活。《尘埃落定》出版后，学界不少人认为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都表现为沦落及丧失主体性的客体。女性作为《尘埃落定》人物构成群体之一，故事虽主要围绕在男性族群展开，却不能不加以重视。尽管阿来说过，“小说的另一个情结是埋在我心中的英雄主义梦想，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藏族人血液中遗传的精神气质。我用小说去怀念那生与死、铁与血的大的浪漫。”在此创作动机下写作《尘埃落定》，阿来笔下女性族群在男性“铁与血的大浪漫”精神下，成为少数民族作家构建跨民族女性观的创新实践。

      从女性主义到性别理论的兴起，男女作家笔下对女性形象及其身体/情欲的铭刻常有不同、甚至矛盾的解读。一般而言，男作家描绘女性身体与情欲往往会被视为男性/父权对欲望的张扬，以及对女性的某种父权压迫；反观女作家对女性人物的情欲描写，往往被解读为女性情欲解放、情欲自主的体现。从《尘埃落定》中女性人物言行而言，以老土司麦其与其傻子儿子为中心的大部份女性，现今较多的评论指出，她们较少表现女性的独立个体尊严和正面形象。这些女性被评为要么表现出强烈的变态的动物式的肉欲（如桑吉卓玛、央宗），要么表现出对金钱的超常狂热，要么流露出狂热的权力欲（傻子的母亲）。可见阿来作为男性作家，在描写女性人物上往往面对两难的临界点：阿来对女性的描写，常被指责是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女人不但不是具有独立价值意义的主体，表现作家“强烈的男权意识”，甚至是“中国数千年来男权文化的典型心态”等等，不一而足。

      大体上，现今学界通常把《尘埃落定》的女性形象分为五个类型：依附型、狐媚型、颠覆型、卑贱型和禁锢型，以此来重现吐司制度下的女性悲剧。这五种类型女性的刻画与描写，其中不乏可视为阿来作为藏族作家以其民族自身的“厌女症”女性观的创发性体现。例如其中狐媚型女人天生丽质，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塔娜为代表的放荡欲情型女人，一类是以央宗为代表的较忠愚型女人。塔娜拿美色跟麦其土司家的傻子做交易，是否可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淫妇类型呢？或是隐含女性主体意识的、以自身优势去开展人际关系与生活空间的现代女性？从古至今，在传统宗法父权社会里，有多好像塔娜一样长得如花似玉倾国倾城的女人，在父权压榨的文化缝隙间以极为曲折幽微的方式去开拓、甚至反抗，以寻求她们更想追求的生活空间与形态—虽然不尽如意，却更应该全然被置于女性亚文化群体中无法自拔、受人摆布?这些问题，似乎都有待进一步思考。

      显然傻子二少爷的妻子塔娜在《尘埃落定》中含有更多有待被挖掘的意义与象征。在书中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人物“我”的眼里，塔娜无疑是爱情的象征、美的象征。这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神阿伏特洛依，然而出身贵族的塔娜，嫁作主角“我”的妻子，却是茸贡土司所安排的一个交易。对塔娜而言，未曾对主角“我”存有爱情，有的可能只是主角所拥有的权力的制高点。

      从另一个视角而言，阿来在塑造这些女性人物的时候也被认为屈从于传统的男权视域，女性人物的不是独立自主的主体，只有在男权文化下才能获得她们存在的意义。土司的三太太央宗也是属于漂亮而有点愚忠、不爱用脑的女人，而被麦其土司视为猎物后，也未曾有反抗，而后成了红颜祸水，亦被学界指为罪有应得。这些现象，应可再重读。

      透过以上在藏族传统社会中的这些女性描写，不难想象现实世界里的女性，在藏族宗法权贵体制中的生活，可能更加不堪。因此，本人将此视为是作家的现实主义手法的体现，大部份按现实中的女性真实情况加以描绘，并没有强加现实中受压迫、或者利用身色媒取地位与利益的情节，扭曲或改变为所谓富有女性主义的女性族群。倘若阿来强把传统藏族女性描写为富有自主、自立乃至革命型的正面女性或新女性，对照现实中的女性，不难看出其中的矛盾与问题。因此阿来并非依循僵化的现代女性/新女性形象去描写、去强加、去扭曲现实世界中的女性原生态文化环境。否则，阿来则将会成为虚拟的、伪女性主义假象作家。

     这说明阿来建构的男性文本没有受到革命型女性和理想型女性的诱惑，促使阿来摆脱了女性乌托邦的幻想，既没有男性自尊心理，也较少厌恶心理。何况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时代，出现现代意义的新女性、或自主女性的机会微乎其微，或不可能。从这个视角来说，阿来若创造这一类的所谓正面的新女性，反而显得矫性造作。因此，阿来在写作这些女性族群上表现颇为冷静理智，即使是讲述女性的复杂迂回内心肌理，作家笔下的叙述者仍然是可信任的叙事者，如此也更深刻地揭露了现实意义上的女性世界。

     同理，《尘埃落定》除塑造富有鲜活个性的跨民族女性形象，还包含了汉、藏民族的女性与文化元素。阿来亦常安排两个女人用同一个名字：两个“卓玛” 、两个“塔娜” ，传统或保守，自由或开放，展示女性的两种性格和人生。学界曾就作家的此种创作心理，指出阿来不但看重女性的性别之美，对女性的美貌、自由、开朗之天性给予充分赞赏、理解与包容，也对马夫的女儿塔娜的机巧、乖顺、保守、服帖、守财等性格，在嘲讽中也有的同情和理解。

     这部小说塑造了几个个性突出的女性形象，其中土司太太的传奇人生传达出的女性观为女人并非生而低贱，命运是以改变的。土司太太的所作所为基本上具有女性主体意识。她指使下人杀人，扶持自己的傻儿子跟土司联手巩固自己的地位，不失为是在维护生存地位，也是提升自身的生命意义。

     这种反女性主义书写的男性文本，让中国男性文学得以排除男性/父权传统对女性的两极化书写模式：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男性文本中的女性人物往往被指为不是天使、即是恶妇、不是贤妻、即是荡妇，不是美女、即是巫婆等等；前者是男性作家/父权文化体制对女性的美化与理想化体现，而后者则是男性作家/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憎恶、厌女症的典型形象。

      正如某些“五四”女性作家没有扭曲现实中的女性形象——如张爱玲者，或者某些“五四”女性作家常把女性写成比男性更强大的男性化人物——如谢冰莹者。现实生活中，20世纪上半期四川西部藏区土司制度下的女性，在现实中能不能拥有独立的精神人格和身分自然令人怀疑的。这情况和“五四”新文学中的现代革命女性书写一样，构成体系庞大、结构精致深沉的虚假新女性论述现象(见拙著张爱玲研究)。倘若阿来书写独立自主的新女性，这和“五四”时期写作革命型女性形象系列的情况一样，很可能是男性作家自我对理想女性的一种幻想：即女性作家对理想革命女性的创造一样，是一种匮乏自我的膨胀现象。革命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以反证的模式去模仿男性／父亲的权威形象，从而构成女性作家一个重大的书写危机：失去女性自我的定位，进一步构成他者。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类似此种虚假论述吸纳很多追求民族革命、性别振兴的男女作家，不断以各种远比现实世界更强大的模式和心理人格的角度参与建构虚假文学论述，造成了真实与虚构、历史与神话错位的文学现象。然而，不论女性形象在文学文本中获得何种革新、独立的身分和地位，一旦落到现实中普遍性的压抑性命运，文学世界此种补偿性愿望，在现实世界的审察下往往容易破灭。女性的真实的匮乏将自然浮现，作家的伪装的意识也不攻自破。阿来笔下女性比较负面形象的书写，或可解读为一种具有性别政治的男性叙述，并没有怀抱性别乌托邦理想的情怀，没有迎合女性读者观点的想法去写作，也不违背作家所表现的父系意识形态在书写中的体现。阿来立足于主流大文化/父系道统，从现实意义与文化内部铭刻了女性自我受压抑及其反拨父权的文化本质/女性本色。男性作家也应和女性主义作家一样，在写作中对自我在性别上的补偿或扭曲膨胀心理现象应有自觉意识。话虽如此，在新旧转型时代和社会中，男女性作家此种试图借助文学的功能和虚构的叙事神话，去解构与建构女性的匮乏和压抑应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单位：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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