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青：俄乌冲突下的能源危机与资本市场

何青，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本文转载自5月27日中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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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在政治、经济、金融、能源、贸易等领域实施多轮严厉制裁。其中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制裁自3月以来逐渐在全球掀起了一场能源危机，对全球各国的能源安全，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都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并且在资本市场造成了剧烈的反应。

一、西方对俄能源制裁与全球能源危机

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迅速做出反应，在能源领域对俄罗斯进行了强烈的制裁。欧盟和美国先后禁止在能源领域向俄罗斯转运技术，禁止在能源领域向俄罗斯开展投资，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和石油，并且欧盟承诺将逐步退出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然而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地位十分重要，西方的制裁虽然打击了俄罗斯经济，却推高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对全世界的能源安全造成了冲击。2021年，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原油出口国，是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第三大煤炭出口国。2021年俄罗斯平均原油产量1000万桶/日，占全球原油产量的10%左右，其中国内炼厂加工500万桶/日，原油直接出口500万桶/日左右。受到国际制裁影响，俄罗斯的原油出口供给持续萎缩。4月初俄罗斯的原油每天减产70万桶，到四月底已经扩大到每天150万桶。从5月开始，俄罗斯石油每天减产近300万桶。石油缺口的扩大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相较于2021年有了大幅的提高。从2021年初的约80美元/桶，大幅增长至最高超过120美元/桶。虽然俄罗斯的天然气尚未受到欧洲正式制裁，但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已经承诺要逐步退出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这造成了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大幅上升，为了弥补缺口，欧洲今年进口了大量液化天然气（LNG）。而这种行为抢夺了亚洲的LNG供应，造成了亚洲LNG市场现货价格同样上涨。令人担忧的是，能源危机不仅造成能源短缺和能源价格上涨，还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全球粮食危机。目前天然气供应紧张和高价格也对天然气的非能源用途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用于化肥。天然气占全球氨产量的70%，是所有矿物氮肥的主要原材料。从2021年9月到2022年3月，尿素的价格上涨了一倍多，对俄罗斯的制裁使化肥供应和未来作物产量进一步紧张。资本市场方面，我们将全球主要国家的指数成分股按照行业进行划分发现，由于石油天然气价格的上涨，能源企业大幅获利从而使得能源股收益在各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

二、能源危机对特定地区的影响

全球能源危机首先对欧洲造成了重大冲击。西欧地区的资本市场在制裁推出后出现大幅下滑，累计收益率一度下挫超过10%。这是由于欧洲与俄罗斯双方经贸关系密切，欧洲的能源进口结构中俄罗斯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煤炭占据超过40%的份额，天然气占据超过35%的份额，原油占据超过20%的份额。对于很多欧洲国家来说，俄罗斯的能源在本国的能源供应中是最大的源头，部分国家对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度超过80%，甚至达到100%。对俄罗斯快速的能源切断严重威胁到了欧洲的能源供给安全。同时欧洲的物价飞涨，尤其是CPI中的能源部分，同比增长一度超过40%。

全球能源危机对中国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首先，中国的资本市场也遭受了剧烈的下跌，制裁以来股市累计收益率最高下跌近15%。虽然中俄经贸往来没有欧洲和俄罗斯如此密切，但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尤其是原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超过70%和40%。长期以来，复杂的国际关系、动荡的地缘政治、不平等的地区溢价、运输线路的不稳定等因素，都对中国进口原油的成本和进口渠道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进口油源的保供也常常面临着不确定性。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净进口国，原油进口量在2020年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5.42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了73.6%。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21年前三季度，中俄能源贸易额达349亿美元，占双边贸易总额的34.3%，成为稳定两国贸易的“压舱石”。俄罗斯持续稳居中国第一大能源进口来源国，保持第二大原油进口来源国、第一大电力进口来源国地位。因此俄乌冲突对油价，天然气价格造成的冲击会深刻影响我国能源成本。俄罗斯虽然在我国能源进口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但总的来说由于我国能源进口多样，石油、天然气等来源分散，且中国并未加入西方对俄能源制裁，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方面影响有限。

三、中国如何应对全球能源危机

我们认为，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包括促进能源贸易，加强能源储备工作，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支持本国化石能源供给，加强国际政策合作，支持人民币能源计价结算等。首先要进一步促进能源贸易。这包括促进能源贸易增长：通过建立国际共识（二十国集团,OPEC+等），做出国际承诺，避免实施导致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的出口限制和阻碍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进口限制；多样化进口来源：继续降低单个国家在我国能源进口中的比重，避免因为其发生政治动荡威胁我国能源供给。同时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进口比重，保障能源运输稳定安全；协助稳定地区局势：积极斡旋俄乌冲突各方，早日恢复地区稳定与和平，平抑能源价格水平。

其次要加强能源储备工作。这包括加强石油战略储备：保持国家石油储备规模与石油消费总量相适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石油储备设施建设运营；提升天然气储备和调节能力：推进地下储气库、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等储气设施建设。构建供气企业、国家管网、城镇燃气企业和地方政府四方协同履约新机制；慎重考虑大量购买低价俄罗斯石油：受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石油对友好国家实行大幅价格折扣以维持其经济体系运转。但一方面我国石油储备设施有限，现有设施已经接近满负荷运作。另一方面大幅购买俄罗斯石油与我国石油进口多元化策略出现冲突，会增大我国石油来源路径依赖。最后虽然购买俄罗斯石油是商业行为，但不可避免地在俄乌冲突中会卷入政治考量，不利于我国在外交方面的姿态。

同时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这包括推动新能源发电：统筹光伏发电的布局，全面协调推进风电开发，推进水电绿色发展，安全有序发展核电。提高生物能源地位：我国是全球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生物质发电、供热、燃料乙醇、天然气、柴油等生物质能技术和产业化渐趋成熟，具有发展生物能源环保产业的独特优势。按照不与粮争地、不与人争粮的原则，提升燃料乙醇综合效益，大力发展纤维素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航空煤油等非粮生物燃料。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能量互动。统筹新能源汽车充放电、电力调度需求，综合运用峰谷电价、新能源汽车充电优惠等政策，实现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能量高效互动，降低新能源汽车用电成本，提高电网调峰调频、安全应急等响应能力。促进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源高效协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与气象、可再生能源电力预测预报系统信息共享与融合，统筹新能源汽车能源利用与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协同调度，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

支持本国化石能源供给仍然要摆在重要位置。这包括推进煤炭安全智能绿色开发利用：努力建设集约、安全、高效、清洁的煤炭工业体系。推进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煤炭产能置换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释放优质产能。提高天然气生产能力：加强基础地质调查和资源评价，加强科技创新、产业扶持，促进常规天然气增产，重点突破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推动页岩气规模化开发，增加国内天然气供应。强化重点盆地和海域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和勘探，夯实资源接续基础。抓好已开发油田“控递减”和“提高采收率”，推动老油气田稳产，加大新区产能建设力度，保障持续稳产增产。

中国还需加强国际政策合作。这包括推进能源变革与低碳合作：建设绿色丝绸之路，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产能合作，积极推动风电、太阳能发电、储能、智慧电网等领域合作。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在电网互联及升级改造方面加强合作。推动核电国际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积极参与能源国际标准制定，加快我国能源技术、标准的国际融合。推动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运营好“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平台，办好国际能源变革论坛。在中国-阿盟、中国-非盟、中国-中东欧、中国-东盟等相关能源合作平台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可持续能源中心指导下，加强联合研究，拓展培训交流。加强与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际能源论坛、清洁能源部长会议等国际组织和机制合作，积极参与并引导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APEC、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能源合作。加强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中美清洁能源合作，深化中欧能源技术创新合作，形成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绿色发展合力，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

最后要推动能源领域的人民币计价水平，帮助企业规避汇率波动风险。这包括推进中国与其他国家油气相关项目落地：可以充分利用好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等优势，以国家间产能合作为助力，给予富油气国家人民币贷款来发展经济，推进中国石油相关产业和项目落地，最大程度实现石油人民币签单和人民币计价结算目标。同时，积极吸引更多有影响力的大型石油企业和国际投资者参与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原油期货交易和其他金融项目，降低合作贸易成本和汇率波动风险，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积极健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拓宽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渠道，提高人民币在跨境清算中的效率，满足全球人民币业务使用需要，提供公平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在此过程中，有侧重地拓展中国与主要进口石油来源国和地区的人民币计价结算，为人民币回流提供便利化条件，保证使用人民币进行石油贸易计价结算及其他贸易与投资活动的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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