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束定芳：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与海外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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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与海外论文发表

 束定芳，上海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上 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外国语》 主编，中 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会长，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秘书 长，教指委大学外语教学副主任委员， Journal of Pragmatics，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 等国际期刊编委，国际认知语 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2015 － 2017）， 兼任上外附中校长。2001 年获 “上海市曙光学者” 称号， 2006 年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人才”计划；2009 年获 “上海市领军人才” 称号；2017 “文化名家和四个一” 年入选中宣部 人才计划和国家第三 批 “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曾获教育部基础 教育教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1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研究成果奖（2011）、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 师奖（2012）、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14）、国务 院特殊津贴（2016）等。 束定芳教授研究方向包括认知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理 论与实 践。著 有《现 代 外 语 教 学：理 论、实 践 与 方 法》 （1996，2008）、《隐 喻 学 研 究》 （2000）、《现 代 语 义 学》 （2000）、《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2004）、《认知语义 学》 （2008）、《大学英语教学成功之路》（2010）、《中国外语 战略研究》 （2012）、《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2013）等， 主编 《新目标大学英语》 教材系列（2016）等，在国内外权威期刊 发表论文 120 余篇，是我国外语界学术论文和著作被引用 率（H 指数）最高的学者之一。

束定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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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的理论语言学研究经历了引进、消化、应用的阶段, 目前已开始逐渐融入国际学术研究领域;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在海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的数量明显增长。然而, 我们的语言学研究水平还很有限, 所谓创新, 还只是刚刚起步, 还是在学习别人的基础上的试探性发展。在海外刊物发表的论文, 多数还是利用中国的数据, 汉语的语料, 对国外的理论进行检验, 尚未真正产生学术影响。有的甚至纯粹是为了凑文章数量而发表的作品。因此, 在海外发表高质量的论文, 出版有影响的专著应该是一个自然“外溢”的过程。也就是说, 只有我们对汉语的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能够在汉语研究的基础上对已有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形成真正的挑战或冲击, 或提出新的语言学研究范式, 我们的语言学研究才能真正走出去, 对普通语言学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理论语言学; 海外刊物; 论文发表; 

文献来源：束定芳.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与海外论文发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03):1-6+142.   

1.引言

本文所谈的理论语言学, 一方面区别于应用语言学, 另一方面有别于具体的汉语研究, 主要指讨论一般语言学问题和汉语语言研究涉及到的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的理论问题的研究。但即便有这样的限定, 这个题目显然也很大, 以笔者的视野和能力, 在这样一个篇幅的文章中也无法真正谈清楚。不过, 作为国内外语界一份语言类刊物的编辑, 一个曾经从事过科研管理工作以及一个经常与海外语言学研究者交流的学者, 笔者想在此谈一些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与体会, 希望引发大家对这类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本人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是, 中国语言学研究走出去, 应该是自身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溢出”的过程, 鼓励国际交流、鼓励在海外刊物发表论文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是应该的, 但盲目追求发表数量, 拔苗助长, 甚至弄虚作假, 不但欲速不达, 而且可能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02

近5年来大陆学者在海外语言学刊物发表论文的情况

在开始讨论相关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近5年来中国学者在海外英文语言学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情况 (1) 。我们通过筛选, 选择了包括Language在内的20份语言学刊物作为查询的对象 (2) 。

查询的方法是, 先从刊物的目录中查找看似中国人名字的作者及其发表的文章, 然后确定其工作单位, 以确定其在海外还是在国内高校工作。然后, 逐一统计每本刊物发表的论文, 最后统计出总数。统计结果表明, 在2011年-2016年的5年中, 中国学者在海外主要英文语言学刊物上共发表文章254篇, 其中大陆学者发表147篇, 在海外工作或学习的华人学者发表107篇。

从上表可以看出, 大陆学者在“认知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最多。不过, 我们发现,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和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属于跨学科的语言研究刊物, 国内在两本刊物上发表的学者基本上不是语言学领域的学者。如果减掉这两份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 则总数大幅下降。另外, 国内学者在Brain and Language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较多。这说明这方面的研究已逐渐与国外相关的研究接轨, 特别是研究的方法和手段逐渐被国外同行认可。考虑到心理学对语言问题的研究, 并非真正的语言学理论研究, 其研究的目标还是为了说明语言使用对人的心理过程或行为有影响, 因此我们统计中没有将此计入总数。

国内学者在Journal of Pragmatics上发表的论文数最多。确实, 在过去的30年里, 这一领域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交流和互动的机会最多。但我们也发现, 很多相关的研究往往是碎片化的, 并未形成相对稳定的话题或具有连续性的成果。我们注意到, 在比较专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刊物, 如Phonology、Syntax等上, 中国学者几乎没人发表过论文。但在比较新的学科, 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领域, 国内学者倒是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章。

通过对以上海外刊物发表的论文及其作者情况粗略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特点:

(1) 在海外刊物发表论文的中青年学者居多;多数有海外学习背景;相当一部分是他们与海外学习时的导师合作的论文; (2) 很多的论文是借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框架; (3) 多数论文是应用汉语语料, 验证海外学者相关理论; (4) 发表的文章中书评占了近五分之一。例如, 在Journal of Linguistics上国内学者发表的文章10篇全是Book Review, 国内学者在Language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书评, 一篇是篇幅较短的“随笔” (Note) 。

03

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的现状与特点

如果我们把我国的理论语言学分为普通语言学理论和具体语言学 (主要是汉语研究) 研究的话, 那么, 前者只有60多年的历史, 即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从苏联引进的普通语言学理论, 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多方位的国外语言学理论引进和介绍;后者如果从《马氏文通》算起, 也只有120多年的历史。从研究的目标或取向看, 前者的研究可以看作是用中国 (汉语) 的现象或情况去验证或阐释普通语言学各分支领域的问题, 后者可以概括为用国外理论解决汉语的问题。

近60多年来, 我国的理论语言学研究走过了引进、消化和应用的阶段, 目前刚刚进入了可以创新、发展的阶段, 具备了与国际语言学界对话的基础 (束定芳刘正光徐盛桓, 2009)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在海外有影响的语言学刊物上发表论文。这表明, 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与海外研究的互动正在加强。但是, 毋庸讳言, 我们的语言学研究水平还很有限, 仍然处在学习、引进和消化阶段;所谓创新, 还是刚刚起步, 还是在学习别人的基础上的试探性、局部意义上的创新。在海外刊物发表的论文, 多数还是利用中国的数据、汉语的语料, 对国外的理论进行检验, 尚未在国际学术领域产生真正的重要影响, 也没有出现被国际语言学界公认的代表性人物, 更没有形成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流派或重要理论突破。

在动手写这篇文章之时, 正好看到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位学者对所从事领域学术研究状况的一个评论:

第一, 中国学者在中国问题研究上不具备国际发言权, 我们这么大规模的海归引进, 可能有20万经济管理的学者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第二, 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多数以中国的数据检验西方的理论;第三, 中国特有的问题还没有成为既有研究, 也不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主流问题, 这个只占到总数1%左右 (3) 。

其实, 这样的一个判断, 也基本适用于我国的理论语言学研究。我们在汉语研究和外语教学理论研究方面并不具备国际发言权;我们的很多研究多数是以中国的数据检验西方的理论;另外, 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没有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主流问题。

几年前, 笔者曾经在本校的科研工作管理部门工作。每年的一项常规工作就是科研工作量的统计和科研成果的奖励。由于上级部门在有关成果统计时强调海外论文的数量, 因此, 我们也对在海外刊物或论文集上发表的论文予以特别的关注和奖励。后来有老师反映, 除了一些知名的国际刊物外, 有些发表在海外刊物或论文集中的论文其实质量一般, 在国内连核心刊物也发表不了。

因此,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如果科研成果考核中过分强调海外论文, 那么, 有三种可能的结果: (1) 有部分学者可能会将此作为唯一目标, 全力以赴在海外刊物发表文章, 不关心、不参与国内的学术交流; (2) 部分学者利用管理上的漏洞, 玩数字游戏, 弄虚作假。这样的例子媒体上已经有多次报道。比如有些学者或机构就利用国内学者急于发表论文的心理, 在海外临时注册刊物或出版论文集, 招徕顾客, 以此牟利; (3) 由于急功近利, 缺乏长期的、有深度的研究, 其研究成果并不为海外同行认可, 空有数量, 没有质量, 反而影响了中国语言学研究在海外的形象。

04

中国语言学研究真正走出去的途径

我们认为, 中国语言学走出去, 在海外发表高质量的论文, 出版有影响的专著应该是一个自然“外溢”的过程, 任何拔苗助长, 不切实际地要求在海外刊物上发表论文, 搞虚假繁荣, 将影响学术研究的长期健康发展。

自然“外溢”, 一方面可以是学者个人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更应该是作为整体的理论语言学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模式。

4.1 个体“外溢”

学者个体的自然“外溢”, 指的是一个学者成长道路上由弱到强、由不成熟到成熟、由内而外的自然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 一些在Journal of Pragmatics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年学者, 往往遵循了这样的发展模式。他们中很多是在国内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 坚持相关研究20多年, 在国内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然后逐渐将眼光转移到海外, 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在海外刊物上发表论文。

我们发现, 这些学者往往是外语背景的, 有较好的外语基础, 熟悉国际学术规范, “外溢”过程比较自然, 但缺点也很明显:相关的研究还未形成明显的优势, 对母语的研究还未形成明显的领域、话题或方法特色, 还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 对这类学者来说, 应该向沈家煊先生和徐烈炯先生等学习。沈先生早年研究国外理论语言学, 致力于国外语言学理论的介绍和引进, 后来潜心汉语语法研究, 借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 近年来又致力于探索汉语的特点, 努力构建符合汉语特色的语言范畴。他的研究不仅得到了国内汉语学者的高度认可, 同时引起海外语言学界的瞩目, 纷纷邀请他在相关的国际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 其代表性著述也由其他学者或本人译为外文在海外发表。徐烈炯先生早年研究转换生成语法, 基于汉语的语言现象, 对转换生成语法的某些核心理论进行了批判和修订, 其研究成果在Language等国际语言学顶级刊物上发表, 在学界引起反响;后来他又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与汉语界同事合作, 对汉语的话题性特点等进行深入研究, 对推进汉语的相关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也了解到, 一些海归青年学者, 回国求职前往往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一到数篇SSCI文章, 但到了国内工作后, 由于工作环境的变化, 由于不熟悉国内的学术生态环境, 也由于并未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话题, 往往不但不能继续在海外刊物上发表论文, 国内刊物也发表不了。对这些青年学者来说, 其优势是对国际学术规范的了解, 其缺点是对母语和母语研究的了解还不够深入。

国内还有一批汉语背景的语言学研究者, 在汉语研究领域已有相当建树, 但由于外语能力的限制, 很少或几乎从来不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其成果无法走出去, 也限制了其研究的国际视野, 限制了其成果的普通语言学意义。对他们来说, 提高外语水平, 加强国际交流是一种做法,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坚持自己的研究, 最终像俄罗斯的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维果茨基的认知发展理论一样, 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走向世界。

因此, 从学者个人发展的角度, 无论先内而外, 还是先外后内再外, 抑或是主内, 都应该有自己持续的研究兴趣、范围, 有国际视野, 主动参与国际交流。此为个人的“外溢”。

4.2 整体“外溢”

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以他山之石来攻汉语之玉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因此, 中国语言学学术研究的基本目标是:首先研究好汉语, 服务于我国的语言规范、语言教学和与语言相关的其他学术研究和技术发明, 然后通过汉语研究, 反哺西方语言学理论, 同时在与海外学术交流的过程中, 不断提高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的水平。

较之于当年语言研究主要依赖个体兴趣或个人努力的情况, 当代中国的学术组织形式、学术研究资助渠道、国际学术发展趋势以及现代化和高技术背景下的交流平台为我们大幅提升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水平, 构建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生态环境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和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走出去的努力。

一是顶层设计, 明确目标。这个顶层设计, 可以是国家的层面, 也可以是某一高校, 某一个学术机构, 某一学术团体的层面, 甚至是某一学者带领的学术团队的层面。顶层设计最重要的就是有明确的努力方向和目标, 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和保障措施。不是用某些虚幻的、没有实际意义的数量指标来误导或扰乱学者的研究, 而是扎扎实实地进行基础建设。尤其是高校或研究机构语言学方向的课程建设, 研究队伍建设, 外语能力培养等等。国内高校语言学方向研究生, 特别是博士生课程建设中我们应该引进海外师资或课程, 加强国际学术规范和英文写作能力的培养。顶层设计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就是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的发布与评审。指南的设计、项目的评审、成果的推广, 都可以考虑汉语研究的布局、重点攻关、走出去等方面。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相关机构和学者的努力, 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已立项的一批重大项目、重大项目、名著外译、刊物资助等都体现了这方面的考虑, 但还可以做得更好, 如针对语言学学科进行顶层设计和规划。语言学是人文科学中最需要突破、最能带动其他学科突破的学科。

二是形成研究基地, 发挥团队合作优势。国外相关研究机构的成功经验, 对我们的启发是:要形成团队, 要形成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特色。国内众多的语言机构或研究基地还是全面开花, 追求小而全, 没有形成持续的研究课题或鲜明的研究特色。

三是加强国际合作。可以是合作研究、合作主办会议、合作办刊、合作出版专著或论文集。这方面近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但往往流于形式, 尚未形成以我为主、自然溢出的效应。部分高校或研究机构与海外出版社合作主办的语言学刊物, 往往还是以国外学者为主, 以国外主流研究范式和研究话题为主, 尚未体现出以汉语为主、推动中国学者和中国研究成果走出去的学术追求。当然, 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5.结语

总之, 我国理论语言学走出去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还是刚刚起步, 最重要的还是练好内功, 做好汉语本身的研究和青年学者培养工作。走出去, 产生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应该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是一种自然“溢出”的过程, 任何拔苗助长, 追求学术GDP主义的做法都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不利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自然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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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感谢束定芳教授的授权推广，参考文献从略，欢迎查阅《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年第3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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