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束定芳：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我的外语教学和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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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我的外语教学和研究之路

40 年，在人类历史中只是一个瞬间。但对中国人来 说， 1978 至 2018 这短短 40 年间，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所 发生的一切，是人类在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惊天巨变。这 40 年，中国改革开放，枯木逢春，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难 以置信的巨大成就，社会、文化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1978 年我正好高中毕业，同年考取大学，是党的改革 开放政策和邓小平恢复高考制度的直接受益者。 40 年 来，我和千千万万个同龄人一样，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 政策和社会的进步，得益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机遇，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获得了很多学习、发展和发挥自己力量的 机会，在自己所从事的外语教育教学工作岗位上做了一些 力所能及的工作。趁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我也对 自己这些年来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经历作一简要的回顾 和梳理。

束定芳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上 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外国语》 主编，中 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会长，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秘书 长，教指委大学外语教学副主任委员， Journal of Pragmatics，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 等国际期刊编委，国际认知语 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2015 － 2017）， 兼任上外附中校长。 2001 年获 “上海市曙光学者” 称号， 2006 年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人才”计划；2009 年获 “上海市领军人才” 称号；2017 “文化名家和四个一” 年入选中宣部 人才计划和国家第三 批 “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曾获教育部基础 教育教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1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研究成果奖（2011）、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 师奖（2012）、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14）、国务 院特殊津贴（2016）等。 

束定芳教授研究方向包括认知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理 论与实 践。 著 有《现 代 外 语 教 学：理 论、实 践 与 方 法》 （1996，2008）、《隐 喻 学 研 究》 （2000）、《现 代 语 义 学》 （2000）、《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2004）、《认知语义 学》 （2008）、《大学英语教学成功之路》（2010）、《中国外语 战略研究》 （2012）、《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2013）等， 主编 《新目标大学英语》 教材系列（2016）等，在国内外权威期刊 发表论文 120 余篇，是我国外语界学术论文和著作被引用 率（H 指数）最高的学者之一。

1.学术起步

1986 年，在大学毕业工作了 5 年后，我考取了上海外 国语学院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戚雨村教授，副导师许以理。与我一同考取的其他几位同 学语言学基础都非常好。第一学期，我的学习压力非常 大。上外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业是当时全国最正规 的一个学科点，各类语言学基础课程非常齐全。戚雨村教授是 《语言学引论》 的主编。这本书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 的语言学入门书之一，在外语界语言学领域影响很大。上 外不但聚集了众多的语言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如王德春、 戴炜栋、何兆熊等，还与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学校有密切的合作和交流，我们的课程许多是由复旦大学的老师来开设的，比如《数理逻辑》 就是由复旦大学的一位年轻教师 用英语为我们开设的。因此，三年的时间，我们系统学习 了语言学的发展历史和各个分支学科，包括当时刚刚兴起 的 “语用学”。 这给我后来从事语言学教学和研究打下了 扎实的基础。这三年，我对语言学专业经典文献的研读也 可以用 “如饥似渴” 来形容。尤其是老师们对我们学术研 究 “创新意识” 的要求和指导极严。我们在第二年下学期开始准备硕士学位论文，我满脑子都是如何在学到的语言 学理论基础上 “创新”。 我选择的题目是 “委婉语研究”。 这方面传统词汇学的研究已经很充分，相关的文献也很丰 富。我就想能否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研究委婉语，在前人的 基础上有所创新。我首先从语料的选择上入手，从各类文 学作品中收集了现代汉语的委婉语，并将委婉语的范围扩 大到了词汇以上的语言层次，如句子、篇章等，还把部分间 接言语行为作为委婉语的一个特殊类别。然后，我根据委 婉语的产生原因和机制，提出了委婉语构造的三大原则， 即 “距离原则”、“关联原则” 和 “动听原则”；同时， 根据语 用学中的 “合作原则”、“礼貌原则”， 我提出了语言使用中 的 “自尊原则”， 认为自尊原则是语言使用，甚至是人际交 往最深层的原则，可以制约合作和礼貌原则。这些提法， 现在看来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但是确实反映了我当时的创 新意识和认识水平。我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我在硕士学 位论文基础上提炼的文章“委婉语新探”被《外国语》接 受，发表在 1989 年第 3 期上，这对一个还未毕业的硕士生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同时，我还在《汉语学习》上发 表了 “现代汉语委婉语的构成特点与使用原则”， 在西安 外国语学院《外语教学》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言语行为理论 的综述文章，在南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外语研究》上发 表了一篇关于预设理论的文章，在《英语辅导》杂志上发 表了一篇关于英语 talk 一词特殊用法的文章。至此，我硕 士毕业前就发表了 5 篇文章，这对以后选择做大学教师， 从事语言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研究生毕业后我到南京某高校工作了四年，1993 年考取博士研究生又回到了上外，在戴炜栋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第一年，由于我多年外语教师的背景，读了一 些外语教学方面的书，同时也感觉到国内缺一本总体论述 外语教学活动的书，就决定在已发表的若干外语教学文章 的基础上，写一本系统论述外语教学理论和方法的书。这 就是 1996 年与庄智象先生一起署名出版的 《现代外语教 学—理论、实践与方法》 。 这本书后来成为许多学校研究 生用的教材，甚至被很多学校用作对外汉语教学的教材。 它也成为了外语教学领域被引用率最高的学术著作之一。可以说，这本书对中国的外语教学和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很多外语老师和研究生碰到我都对我说他们也是最 早通过这本书了解外语教学理论的，并通过这本书知道并 关注我的相关学术研究的。 

不过，我并没有选择轻车熟路，而是把外语教学作为 我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早在硕士阶段，我就发现隐喻研 究在国外很热，而且完全超越了传统修辞学的范围。我想趁做博士论文的机会好好了解一下这个领域，做一个国内 学者尚未关注的研究课题。最终我写了有关隐喻的学位 论文。论文以钱钟书《围城》等书中的隐喻为语料，对隐 喻的本质、种类、产生原因、使用特点、认知功能等进行了  探讨。 1997 年，我以 《隐喻学研究》为题，申报了教育部科 研项目并成功获得立项，得到了 8000 元的资助。这对我 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2000 年，我完成了项 目，出版了《隐喻学研究》 一书。这本书很快成为外语界 语言学领域一本热门的学术著作，短短几年中就重印多 次。隐喻研究是 20 世纪 70、80 年代兴起的认知语言学的 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汉语界一些学者告诉我，这本书是他 们了解认知语言学和隐喻研究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也由 此开始关注我的其他一些研究课题和成果。

2.刊物编辑与学术研究

1996 年，我博士毕业留校工作。本来可以去英语系 去教书，但学校科研处领导考虑到我的学术研究基础和工 作经历，希望我接替即将退休的《外国语》编辑部主任黄 任教授的工作。说实话，我当时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 我觉得做一个知名学术刊物的编辑可以有很多学习的机 会，但另一方面编辑工作主要是为他人作嫁衣，自己的发 展受到限制，而且容易得罪人。但最终我还是服从学校的 安排做了学报编辑。这一做就是 20 多年。回顾这 20 多 年的刊物编辑经历，我觉得是有得有失。得，主要是在学 术方面。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了很多国内外的优秀学 者，向他们学到了很多学术上和为人处世方面的东西。 失，一是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了举办学术活动和组稿审稿 上，自己静下心来做事情的时间不多，二是由于坚持学术 刊物的用稿标准，不能满足一些投稿人的要求，无意中得 罪了一大批人。

1997 年，经学校推荐，我获得了美国政府提供的“富 布莱特奖学金”资助，得到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语言学 系研修一年的机会。这是我首次跨出国门。外面世界的 精彩程度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密歇根州立大学在美国高 校中排名可能在 70 名以后了，但其课程体系的完备、教师 的水平之高、教学设施之先进、校园之美丽，远远超过了国 内任何一所高校。我当时的导师是 Barbara Abbott 教授。 她是研究语义学的，同时还在哲学系任兼职教授。我虽然 研究生期间读过语义学课程，但她上的语义学课，推荐的 阅读书目偏向哲学和语用学。一年的时间我感觉收获很大。回国后，我申请开设语义学课，得到了当时任英语系主任的何兆熊老师的同意和支持。正好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在策划一套研究生教材，我作为为研究生开设课程的 老师之一也有机会申报，我就选择编写《现代语义学》一 书。 1999 年，学校人事处转给我一份英国学术院发放的 王宽诚奖学金申请书。我报着试试看的态度填写了申请， 联系了剑桥大学的 John Lyons 先生。因为我读过他的在 语言学领域影响很大的两卷本 Semantics 和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等著作，希望他能够接受我到剑桥做博士后研 究。 Lyons 先生回信，说他已不在剑桥工作，但把我的邮件 转给了剑桥大学语言学系的 Kasia Jaszczolt。 后来我收到 Kasia 的邮件，表示同意接受我作为访问学者。令我喜出 望外的是，我获得了王宽诚奖学金，可以赴英国剑桥大学 做 5 个月的博士后研究。后来得知，国内高校理工科的学 者获得这个奖学金的很多，但文科的很少。学校人事处也 对我能申请成功感到惊讶。 2000 年，我到了剑桥大学。 我利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资料，完成了《现代语义学》一 书的初稿，也领略了剑桥和伦敦、爱丁堡的美丽，见识了老 牌帝国主义的深厚文化底蕴，似乎也有点明白了为什么硬 件条件比美国差很多的英国人为什么不大看得起美国人。

两次海外著名大学进修的经历开阔了我的视野，使 我有机会结交了很多学术上的朋友。回到编辑部，我有了 新的工作目标。 2004 年，在学校的支持下，我邀请到了在 欧洲访问的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 John Searle 先生顺访上海，与当时在英国雷丁大学工作的黄衍一起在上海外国语 大学开了几场语用学方面的讲座，受到了上海语言学研究 者，特别是研究生们的热烈欢迎。事后，我邀请 Searle 将 自己的讲座内容整理成论文，发表在《外国语》上，这是 《外国语》 首次发表国外著名学者的学术论文。 2005 年， 我与剑桥大学的 Kasia 和布莱顿大学的 Ken Turner 合作， 组织了 “第三届国际语义学和语用学研讨会”， 邀请到的 大会主旨发言人包括 Geoffrey Leech，Hans Kamp，Barbara Abbott，Michel Leezenberg 和黄衍。 Geoffrey Leech 因为是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一书的作 者之一而为中国英语学习者所熟知，同时也因为他的 Se- mantics 和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等著作而为中国语言学 学者所敬仰。大会有 30 多位海外学者参加，影响很大，被 学校科研处称为是上外举办过的第一次“真正的国际学 术会议” 。 会后，我与 Ken Turner 合作编辑出版了 Con- trasting Meaning in Languages of the East and West 会议论 文集。 后来几年，我陆续邀请了 George Lakoff，Ｒonald Langacker，Dirk Geeraerts，John Lucy，Lera Borroditsky，A- dele Goldberg，John Croft，Klaus Panther 等认知语言学领 域的知名学者来上外讲座，并邀请他们为 《外国语》 撰稿。 因此，近 20 年来 ，《外国语》 发表的英文论文，特别是国际 认知语言学领域重要人物的稿子，是国内所有语言学刊物 中最多的，对传播最新的语言学理论，提升《外国语》 和上 海外国语大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2001 年 ，《外国语》 “首届中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 ， 国内近百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推动 了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开展。 2006 年，在南京师范大学 举办的第四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上，中国认知语言学 研究会成立，我被同行们推举为研究会会长。此后的十多 年，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举办了多次研讨会，团结了全国外 语界诸多的语言学中青年骨干，被誉为外语界最活跃的学 术组织。研究会还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合作，策划出版 了 “认知语言学系列丛书” 和“认知语言学论文选集” 等， 为普及和推广认知语言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11 年， 在研究会的积极努力下 ，“第 11 届国际认知语言学研讨 会”在中国西安召开，由西安外国语大学承办，会议的成 功举行大大提升了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 影响力。 2015 年，在英国纽卡斯尔召开的第 13 届国际认 知语言学大会上，我被推选为“国际认知语言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Board member）。

在认知语言学领域，我还编写了 《认知语义学》 和 《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 ， 为国内语言学界，特别是汉语界中 青年学者和研究生们提供了学习和了解认知语言学基本 概念、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资料，受到了好评。 2014  年，我申报的《认知语言学手册》获得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资助。

曾经有学生和同事问我，我撰写的学术著作中，我自己认为哪本最值得推荐。我毫不犹豫地说是 2004 年出版 的 《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 这本书应该是国内第 一本对中国外语教育存在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系统讨论的 书。针对其中的一些内容，有同事评论我“敢讲真话” 。 这本书我寄给了当时外语界元老之一，中山大学的王宗炎先生。我这样做只是作为一个晚辈向前辈的一个致敬的举动。但没想到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王宗炎先生亲笔写的一篇书评，题目是 “为开路先锋喝彩”， 该书评后来发表 在《外语界》 杂志上。王先生不但对书中的内容不吝赞 美，且把我称为外语教改的“开路先锋” ， 我一方面感觉 “受宠若惊”， 另一方面也深受鼓舞。书出版后不久，时任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的石坚教授看到此书，马上给学院的每位老师订购了一本，作为当年教师节的礼物。 后 来，很多学校不约而同地为外语院系每位教师订购了此 书。这也是外语学术书籍一次很独特的 “礼遇”。 我想这 主要是当时的外语教学领域，问题很多，人心思变，但究竟 如何改革，大家还不是非常清楚，而我的这本书对很多问 题不回避，指出问题的同时还提出了可资参考的解决思 2005 路，因此受到大家的欢迎。 令我更加意外的是， 年， 国际知名刊物 Applied Linguistics 专门刊载了一位海外华 裔学者的书评文章，专门介绍和评价这本专著。需要说明 的是，这位学者我并不认识，他（她）也应该不认识我。也 许他（她）觉得这本书能让海外的学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外 语教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吧。

3.研究生培养

接下来我来谈谈研究生的培养。我从1996年开始开

设研究生课程，自己在备课和与学生的讨论中“教学相 长” 。 指导研究生更是一种自我提升的过程。我常与学 生讲，我自己不是国际一流的学者，但是，作为老师，我会 为大家创造接触国际一流学者的机会。一是面对面请教 的机会，二是研读讨论他们的代表作的机会。我 2004 年 开始招收博士生，主要的专业课就是与学生一起研读语言 学或外语教学的经典作品，结合语言学或外语教学现实问 题进行研讨。我利用经常组织学术活动的优势为他们创 造了许多近距离接触国内外一流学者的机会。这为他们 的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我指导毕业的博士生已超过 30 人。绝大部分学生都很优秀，大部分学生 都获得过国家社科或教育部的科研项目。田臻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在 2012 年被评为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 这是外语语言学领域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很不容易。这一方面得益于她自己的基本功 和努力，另一方面与我提倡并竭力推行的通过与国内外一 流学者交流，包括与本校的优秀学者交流 ，“经风雨， 见世面”不无关系。另外，我对外语教学法方向的博士生培养 采用的是 “做中学” 和 “学中做” 的方法。我认为，做外语 教学方面的研究，不接触实际的外语教学，不跟一线的老 师和学生打交道是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成果的。因此，从 2003 年安排学生到浦东外国语学校调研、上课开始，我一 直坚持带领教学理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深入学校，调查和 参与外语教学改革。 2009 年，我认识了丹阳华南实验学 校的张校长。双方对在华南实验学校做一个外语教改的 实验一拍即合。丹阳的实验并非一帆风顺，遇到了很多困 难，但很多人从中得到了锻炼。我给实验学校介绍了德国 海德堡的一个中学，他们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一直延续 至今，很多学生和老师受益，德国学生和家长也很满意。 我们实验班的一位学生在实验的第二年在江苏省的一次 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得特等奖，完全得益于课堂教学 中学习成果 “展示” 活动的锻炼。这是该校学生首次获得 这样级别的英语比赛奖，对全校师生都是一个很大的鼓 舞。参加实验项目的几位老师后来也获得了不同的项目 和奖励。我先后有 7 位博士生参加了丹阳的项目，其中有 5 人的博士学位论文与该项目有关。其中朱彦的论文后 来在 Springer 出版社出版，获得专家的好评。国际二语习 得领域著名学者 Ｒod Ellis 也参与了丹阳的项目，还与奥 克兰大学的李少锋博士和朱彦合作在实验学校进行了 “任务型教学” 的实验，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了相关论 文，丹阳项目产生了积极的国际影响。 2012 年，我们出版 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探索———江苏华南实验学 校英语教改实验纪实》 ， 详细记录了这次实验的设计、实 施、存在问题等，为外语理论界和中小学外语教学界提供 了一个研究的案例。该成果得到了业内许多专家的高度评价。

我个人觉得，我从事外语教学研究，有一个优势，那就 是我早年受过理论语言学研究的专业训练，对语言学理论比较熟悉。外语教学早先被称为“应用语言学” ， 因为很 多的外语教学法都是在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了 解语言学理论对分析和理解外语教学活动非常重要。当 有些老师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时，我觉得可以做的研究课题非常多。语言本身和语言教 学都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当然，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 的，我同时关注语言学和外语教学两个领域使得我在两个 领域的研究都不能做到非常深入，非常具体。这也是我一 直自责并深以为憾的事情。 关于外语教学实验，我还必须提到我们刚刚成立的 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上海市教委在上海市部 分高校成立了基础教育学科研究基地，旨在帮助中小学提 升学科教学水平。这是一个极有远见的做法，其成效已逐 渐显露。上外党委书记姜锋全力支持我们申报该基地并 获得成功。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成立在上外，这对上外 来讲其价值远不只是多了一个研究基地，而是一次极为重 要的历史性机遇，可遇不可求。这是上外体现其自身价值 的一个重要机会：作为外语类专业院校，推动和引领地方 乃至全国的外语教学，包括基础外语教学，是其不可推卸 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英语基地的成立也为年轻教师搭建 了一个重要的外语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平台。对上海市来 讲，因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将举全校之力，全国相关领域的 专家之力，甚至国际上该领域的众多专家之力为上海市的 外语教学把脉、出力、服务，假以时日，上海市的基础外语 教育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也会为全国其他地方开展基 础外语教育提供借鉴。可以肯定，基地的价值在若干年后 将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也与同事讲，我从中学老师做起， 几十年后又回到中学外语教育，并兼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好像有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这难道是一 种所谓的 “使命”？ 我为有这样的机会而感到幸运，当然 有时也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一定会珍惜这个机遇。就像我向上海市教委一位领导所说的：政府和上级领导给了 我们一个服务社会的机会，我们一定给信任我们的人一个惊喜。

4.感恩与感悟

我谈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收获，是要在这里要表达深 深的感恩之情。 我们这一代的人，首先要感恩的是邓小平。没有他力主和坚持的改革开放，没有他当年恢复高考 的决策，我们也许永远也上不了大学，绝不会有今天的一 切。只有经过严寒冬天的人才知道春天的温暖。只有经 历过文革的人才知道改革开放对中国历史命运的改变有 多大的意义，才知道邓小平有多么伟大。邓小平使我们这 些普通人有机会成为“读书人” 。 读书改变了我们的命 运，让我们摆脱了愚昧和贫穷。我们作为普通的教师，通 过自己的努力，能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同时也达到 了温饱或小康的生活水平， 我们此生已经很满足了。

我一路走来，能够成为教授，获得一些荣誉，在相关学 术领域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获得同行们的认可，我 要感谢的人很多，包括我的老师、领导、同事、学界前辈和 同行好友，还有我的学生。他们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是在 我困难和遇到挫折的时候的安慰和支持，对我坚持下来起 到了重要作用， 我永远不能忘怀。

回顾 40 年来的人生经历、外语教育教学和学术之路， 我有几点感悟。一是坚定的信念非常重要。做一个坦诚 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让学生看得起，也对 得起学生的老师，是我几十年来坚定的信念。二是坚持。 只要是自己认为对的事，有价值的事，就努力去做，坚持不 懈地去做，尽管中间会有困难、曲折和反复。 40 年来，我 每取得的一点进步，回想起来都与不放弃和坚持有关。第 三是做事不求回报，反而能得到回报。我一直对学生和同 事讲，做一件事，先看看它是否有意义，是否值得做，不要 先谈回报。做好了，自然会有回报。没做好，就没有资格 谈回报。四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做事，就要学会 与人合作，就要学会宽容，学会分享。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不幸的时代，但比起我们的长 辈来，比起我们前面一代人来，我们又是特别幸运的。我 们遇上了充满机遇的时代。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我 们的生命轨迹，也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重新崛起的过程。 我相信，在新时代里，比我们更年轻的后来者，包括我们的 后代，将比我们更加幸运。若干年后，中国一定会比现在 更美好。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外语教学》2019年第1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同济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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