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徐锦芬、张珊珊：同伴互动研究方法综述

同伴互动研究方法综述

摘    要：本文以国外语言学SSCI期刊为数据源,对2002～2019年间刊发的同伴互动论文进行梳理,对其研究方法及数据收集方法进行综述。结果表明,同伴互动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其中(准)实验研究和质性研究呈显著上升趋势;描述性研究稳中有升,混合研究略微呈下降趋势。数据收集方法以录音录像为主,其次为问卷调查和访谈。文章最后指出同伴互动未来研究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外语教学; 二语习得; 同伴互动; 研究方法; 数据收集方法

学习文献：徐锦芬,张姗姗.同伴互动研究方法综述[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6):1-10+157.

作者简介： 徐锦芬(1963-),女,江苏无锡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外语教育、二语习得、自主学习以及教师发展研究。张姗姗(1980-),女,湖北钟祥人,长安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语教育和二语习得。

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中国特色的高校外语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研究”(2017WKZDJC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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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互动假说(Long 1983)提出以来,同伴互动逐渐成为外语教学研究的热点。与本族语/非本族语互动及师生互动相比,二语习得研究对同伴互动关注仍然不够(Sato & Ballinger 2016)。同伴互动借鉴前两种互动的研究方法,但仍有许多本质不同,因此有必要对同伴互动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方法进行综述。

1. 研究背景

本族语/非本族语互动研究(Fernández-García & Martínez-Arbelaiz 2014)和师生互动研究(徐锦芬、寇金南 2014;Majlesi 2018)成果颇丰。90年代后期,同伴互动研究得到广泛关注,与本族语/非本族语互动相比,学习者互动更关注目标语语言形式(Sato & Ballinger 2016);高水平外语学习者能提供结构丰富的语言输入,产生更多修正性输出(Sato & Lyster 2007);与师生互动相比,同伴互动能产生更多有效反馈和请求策略,增加语言加工时间(徐锦芬、寇金南 2018;Loewen & Sato 2018);降低课堂焦虑度,提升互动舒适感(海春花 2014)。

同伴互动得到认知派和社会文化派的支持。认知派从互动假说出发,认为学习发生在大脑内,互动能够提供有效的语言刺激,强调输入、意义协商、反馈和输出。此范式强调认知因素对语言习得的影响,大多以量化研究为主,追求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普适性。社会文化派认为学习在社会互动中发生,然后再内化,形成语言发展,强调中介、调节、最近发展区(ZPD)、支架。此范式强调社会因素在语言学习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大多以质性研究为主,追求研究结果的情境性和可转移性(King & Mackey 2016)。虽然认知视角仍占主流,但社会文化视角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青睐,而综合两派之长也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目前尚无研究对同伴互动研究方法进行全面梳理,因此有必要从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两方面进行综述。

2. 研究方法综述框架

学界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归类标准不一。国外学者中,Leedy et al.(2019)将研究方法分为描述、实验、准实验、定性、混合和行动研究。Gass & Mackey(2011)认为,二语习得研究框架可分为基于心理学、基于认知、基于语言学、基于互动、基于社会学、基于调查和基于课堂,并归纳数十种数据收集方法。国内学者文秋芳、王立非(2004)则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本文采取社会科学研究一般分类方法,即描述、(准)实验、定性和混合研究。

本文以web of science为数据库,以peer interaction、negotiated interaction、peer feedback、collaborative dialogue、collaborative writing、peer scaffolding为关键词,检索了SSCI自2002至2019年间10余种主流语言学类期刊(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Applied Linguistics, TESOL Quarterly,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等),共筛选出125篇文献,分别从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方法进行梳理。

3. 同伴互动研究方法综述

近20年来,同伴互动研究逐渐成为外语教学研究热点。下页表1显示,2008年以前,同伴互动共有17篇文章;随后5年,呈2倍增长;近5年增长放慢,也稳中有升。同伴互动早期以描述性研究为主,近年来(准)实验研究与质性研究齐头并进,这顺应了二语习得从认知派到社会派的转变。

同伴互动研究基本范式为:1)互动影响因素和互动行为的关系,如任务类型、互动模式、语言水平、学习者关系、教学介入等是否导致语言相关片段(Language-related episodes, LREs)、意义协商、纠正性反馈、修复、支架以及语码转换等互动行为的变化,这类研究多为描述性或质性,研究互动影响因素和互动行为的关系;2)互动行为是否引起语言习得变化,这类研究多为(准)实验,下面按研究方法进行分别论述。

表1. 同伴互动研究方法统计 

图1．同伴互动研究基本范式   

3.1 描述性研究

描述性研究通过数据描述某一现象的特点,或揭示几种现象间的关系。同伴互动中的描述性研究多用于互动行为的频次统计。互动行为主要包含协商(形式协商或意义协商)、反馈、修正性输出、支架及语码转换等。

大部分研究以LREs为形式聚焦的操作变量,通过录音转写确定LREs种类并计算其频次(Storch 2008;Dao et al. 2017),也有部分研究统计意义协商和形式协商的频次,或借用LREs概念计算支架相关片段(scaffolding-related episodes)的频次(Newton 2013;Rouhshad et al. 2015)。

Storch(2008)调查并统计了文本重建任务时LREs的特征和频次,发现大多数LREs关注语言形式,并将LREs分为3大类: 形式型(Form-LREs)、词汇型(Lexical-LREs)和标记型(Mechanical-LREs,关注拼写和标点)。后来的研究多沿袭此分类方法,统计并对比不同互动条件下学习者LREs的数量变化(Storch & Aldosari 2013;García Mayo & Agirre 2019)。

Xu & Kou(2018)调查小组互动策略和口语产出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策略使用能有效地预测口语流利度和复杂度,而不能预测准确度。在4种策略中,请求、给予帮助和修正这两种策略和口语复杂度和流利度最相关。

少数研究探讨同伴互动影响因素和语言发展的关系(Swain & Lapkin 1998;Kim 2013),但其语言习得的操作变量仍是LREs中错误语言的纠正率。Li & Zhu(2017)探讨小组合作对写作质量的影响,但其被试只有4组,通过分析录音转写,并参照Storch(2002)互动模式划分标准,总结4种小组互动模式,指出合作模式最能提高写作质量。这两项研究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描述两个变量间的关系,因而也是一种描述性研究。

3.2 (准)实验研究

(准)实验研究强调操纵变量,探究因果关系。同伴互动中(准)实验研究一般以二语习得或教育心理学理论为指导,探讨某些互动行为与语言发展间的因果关系。真实验强调随机性,外语教学研究对象通常为自然班,很难随机选择被试,准实验更为常见。

Sato & Lyster(2012)采用准实验调查同伴纠正性反馈对二语发展的影响。母语为日语的大学生接受实验,其中两个班分别接受提示和重铸策略培训,第三个班只参加同伴互动,没有策略培训,第四个班为控制组。一学期后,培训组口语准确度和流利度明显提高,同伴互动组流利度好于控制组,结果表明纠正性反馈帮助学生监控语言产出。

Saito & Akiyama(2017)调查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互动对口语语言形式的影响。本族语者接受反馈技巧培训,给非母语者口语表达提供语音及语法反馈。结果显示,实验组口语表达在语言可理解性、流利度和词汇语法知识等方面提高明显。

3.3 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关心真实世界发生的现象并深入捕捉这些现象的复杂性,力求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地描述。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种研究技术手段日臻完善,定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的界限日趋模糊(刘润清 2015)。社会文化视角下的同伴互动研究多以质性为主,记录互动过程的微观变化。个案研究、人种志、会话分析是同伴互动常用的质性研究方法。

3.3.1 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一般对少数案例跟踪调查,总结互动模式和特征。Storch(2002)是典型个案研究,通过跟踪调查10对英语学习者,根据平等性和相互性原则,分析其互动话语,发现4种互动模式:合作、主导/主导、主导/被动、专家/新手,并进一步指出合作型和专家/新手型有利于语言学习。

Yu & Lee(2016)从活动理论出发,对英语学习者反馈策略使用进行16周的观察,通过录像、半结构式访谈和刺激回忆分析学生作文,总结同伴反馈5种常见策略:使用母语、利用二语写作规则、采用小组活动规则、寻求老师帮助和分工合作。

3.3.2 人种志研究

人种志源自人类学,关注自然环境中人的行为,并进行文化解读。人种志逐渐用于外语课堂,与会话分析结合,完整展示互动过程的微观层面,被称为微观人种志(microethnography)(Nunan & Bailey 2009)。Lee & Burch(2017)运用人种志和会话分析聚焦小组任务前的准备活动,通过3周课堂录像和深入互动分析,得出小组准备活动具有非线性、社会性和语用性特点,小组成员既互相参与,也解决争议和误解,以期高效完成任务。

3.3.3 会话分析

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CA)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近年来广泛用于同伴互动研究。会话分析从主位(emic)描写出发,关注和尊重社交中的具体细节,从而抽象出日常会话的组织规则和行为序列,追踪互动双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发展。Firth & Wagner(1997)呼吁外语教学研究采用主位描写以来,CA研究越来越受到二语研究者的追捧,尤其是社会文化派认为,CA能发现语言学习的细微变化, 揭示语言学习的秘密(Silberstein 2011)。

Jakonen & Morton(2015)运用CA聚焦知识搜寻序列(Epistemic Search Sequences,ESSs),分析内容与语言融合(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CLIL)课堂上学习者如何利用语言、肢体以及学科知识来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其中知识搜寻序列与LREs类似,LREs主要聚焦语言问题,而ESSs聚焦学科内容。

Kunitz(2018)运用CA调查CLIL课堂口语展示前的合作写作准备中学习者如何聚焦意大利语中的名词性数问题。这一研究证明学习者能在以意义为主的交际活动中关注语言准确度,驳斥了认知派关于注意只发生在个体大脑内的说法,支持社会文化派关于认知起源于人际互动的观点,认为认知是一种社会行为,可以被观察(Firth & Wagner 2007)。

3.4 混合研究

混合研究法在数据收集、分析和解释上结合了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优点。研究者一般依据其研究问题,选择以量化研究为主、质性数据为辅,或质性研究为主、量化数据为辅的混合设计方案。

同伴互动中准实验设计较多,以量化为主,辅以问卷调查或深度访谈,通常对比不同互动条件下,LREs或是其他互动行为的频次(Hung & Higgins 2015;McDonough et al. 2018)。Akiyama(2017)通过问卷调查研究英语学习者对本族语者反馈的态度,并通过卡方检验来测量学习者对同伴反馈的态度是否和偏爱反馈方式有显著相关,并通过深度访谈,利用质性分析工具NVivo来提取主题。

3.5 语料库研究

Phakiti et al.(2018:37)指出应用语言学研究的3种主流研究方法:定量准实验研究、会话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语料库是按一定标准收集的自然状态下发生的口语或书面语数据集合,通常以电子形式呈现。由于同伴互动研究需要采集口语数据,转写和文本标注工作量大,因而语料库分析方法并不多见。但随着计算语言学的发展,语料库研究有了广阔前景。

Crawford et al.(2019)以配对口语测试为语料,利用语料库技术区分了合作型和非合作型同伴对话的词汇语法特征。结果表明,合作型同伴互动具有口语化特点,多采用第一、二人称代词、wh-疑问词、省略that、从属连词;而非合作型同伴互动具有书面语特点,多采用名词或名词短语。

4. 同伴互动数据收集方法综述

同伴互动数据收集方法主要有观察法、内省法与诱导法。

4.1 观察法

观察法收集数据离不开科技进步,各类先进电子设备的普及提高了数据收集的精确度和可信度。

4.1.1 观察表

早期课堂互动研究以师生互动为主,多采用现场笔记或观察量表以记录某一行为或现象发生的频次,比如COLT观察表(Communicative Orientation to Language Teaching)是一个全面、复杂、精细的课堂互动观察体系,旨在描述外语课堂交际特征,同伴互动中也有使用。Reid & Trofimovich(2018)使用COLT记录4名中国留学生在幼儿园兼职时交际话语占总话语的频次。

随着电子技术和互联网普及,录音、录像或(非)即时交谈记录等更为常用。

4.1.2 录音录像

同伴互动可以发生在语言学习听、说、读、写、译的任何一个层面,但最终以话语形式表现,因而数据收集离不开课堂录音录像,绝大多数互动行为的分类和频次统计都是通过录音转写,然后研究者共同商讨、编码和分类。录音转写需要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进行全部或部分转写,或者专门用途的精细转写和一般转写。

相比录音,录像能记录互动时的表情、动作和肢体语言,甚至包括互动环境和互动气氛。通常人种志和会话分析等常用录像。需要注意的是录音录像容易干扰正常课堂秩序,当学习者意识到自己被录音录像时有可能表现出研究者所期望的行为,影响研究效度。

4.1.3 (非)即时交谈记录

网络技术的发展挑战了传统课堂同伴互动,越来越多的互动发生在网络或在线课堂,即计算机媒介交流(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CMC),分为即时(synchronous)和非即时(asynchronous)、文本(text-based)和语音/录像(video/audio-based)。网络发展使在线课堂的交谈记录、文本记录和视频记录都得以方便保存和分析。

4.2 内省法

内省法是探究人的思维过程、内心情感以及推理的一种研究手段,来自于认知心理学,同伴互动经常使用。这种数据收集方式让被试在事件发生时或者很短时间内进行报告或回想,主要指有声思维、刺激回忆以及日志记录。

4.2.1 有声思维

有声思维是指被试在完成任务时将思维言语化,即说出完成任务时心中所想,研究者通过录音录像转写来分析被试思维过程。有声思维通常用来收集个人单独完成任务时的数据。

Kim(2008)通过整体听写任务对比个人和同伴互动对词汇习得效果的影响,其中同伴互动使用合作对话收集数据,而个人任务采用有声思维收集数据,然后将两种数据转写,计算LREs分类及频次。

有声思维在同伴互动中主要用于对比个人任务和互动任务(Kim 2013),而且有声思维严重干扰正常课堂活动,被试和研究人员必须接受严格培训(文秋芳 2004),因而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刺激回忆法和日志记录。

4.2.2 刺激回忆法

刺激回忆法可以获得其他方法很难获得的研究数据,同伴互动中较为常用。刺激回忆法一般让被试在完成任务后立即听录音、看录像来回忆当时的内心活动;而刺激回忆的过程也要进行录音录像和转写。

刺激回忆常用来调查学习者对同伴互动的看法和感知。Eckerth(2009)复制前人研究中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考察任务类型对互动协商的影响,但增加了刺激回忆,肯定前人研究结果但对其课堂生态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Philp & Iwashita(2013)使用刺激回忆法比较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观察)是否影响学习者语言意识。学习者结对分成互动组和观察组完成3项口语任务,要求互动组互相提供反馈。刺激回忆显示,互动组更关注语言形式。这一研究表明主动参与语言产出比被动观察能促使学习者用目标语表达意义。

4.2.3 日志记录

日志是以第一人称记录的有关语言学习经历的自我报告,一般记录学习过程中的情感因素、学习策略以及主观感受等不易被外人所知的心理活动。同伴互动研究中,日志记录较为常见,通常结合访谈、在线记录、录音转写等三角验证解释某一现象(Ko 2012)。也有研究将日志法作为实验研究的有力补充,从质性角度对量化数据深度解读(Bueno Alastuey 2011)。

4.3 诱导法

诱导法在同伴互动中最为广泛。它是指研究者用各种手段从学习者身上获取想要的信息,包括各类访谈、问卷调查、产出型任务及语言测试。

4.3.1 访谈法

同伴互动中访谈法非常普遍,通常需要录音或录像,一般分为结构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

结构式访谈类似于问卷调查口语版,受访者需要事先编制好问题。半结构式访谈最为常见,研究者对访谈内容有总体设想,随着访谈深入,访谈问题可以灵活展开。Yu & Lee(2016)使用半结构访谈了解同伴反馈策略使用。非结构式访谈按照受访者的思路展开,没有事先拟定好的提纲,在定性研究尤其人种志中最为常见。

4.3.2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使用非常普遍,与结构式访谈类似,通常与深度访谈结合使用,互为补充。问卷调查可以包括开放式的问题,类似于非结构式访谈。同时,问卷调查也是一种定量数据收集方法,一般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McDonough & Sunitham(2009)的问卷调查既包括9个开放式问题,也包含被试SCMC环境下的互动动机问题,并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测量动机。Wang(2014)在前、后测中两次使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调查二语学习者对wiki写作的观点、态度和动机,结果表明wiki写作增强了学习者的英语学习动机和学习主动性。

4.3.3 产出型任务

产出型任务主要用于获取语言学习者的语言样本,弥补自然状态下数据收集不足的缺陷。

同伴互动几乎离不开产出型任务,只有少量同伴互动研究关注输入型任务,比如合作阅读(Ro 2019),大多数同伴互动关注产出型任务。产出型任务可以是口语输出,也可以是书面写作,比如文本重建和合作写作;可以聚焦语言学习,也可以有现实交际意义。任务类型和任务难度是影响同伴互动行为的重要变量,教师可以控制任务类型和难度来提取同伴互动的不同语言特征和语言行为。但不管什么样的任务,互动行为的提取最终离不开双方共同完成任务时的对话,因而同伴互动就是研究任务产出时同伴双方的语言,并透过互动话语去研究与之相关的认知、社会和情感等因素是否对语言习得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产出型任务的评价标准相对主观,录音文字转写或写作部分需要研究者主观评定,因此需要汇报评分者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4.3.4 语言测试

语言测试常用来收集学习者的语言样本,包括听写、完形填空、选择、阅读以及写作。同产出型任务相比,语言测试也包含产出型任务,比如口语水平测试,但相对更加客观,主要测量学习者的语言水平。

语言测试在同伴互动中并不常用。研究者一般根据任务类型,量身设计语言试题(tailor-made test)以检测互动任务能否导致语言习得变化。McDonough & Sunitham(2009)通过量身设计语言测试题来评估学习者是否掌握LREs中讨论过的语言形式。

绝大多数研究不会采用单一数据收集方法,同伴互动也不例外。多数研究会综合多种数据收集方法,比如口语产出任务和日志法。Philp et al.(2010)探讨影响形式聚焦的因素时,既有刺激回忆,也有半结构式访谈。学生通过刺激回忆,回想语言输入时是否聚焦某个语言点,同时鼓励学生自由发挥回想影响互动环节的其他因素。

5. 结论

同伴互动是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以描述性研究为主,近年来(准)实验研究逐渐增多。随着二语习得研究社会文化派阵营加入并逐渐壮大,质性研究数量迅速增加,已有赶超之势。社会文化派力求从语言社会化角度寻求同伴互动和二语习得的关系,而其中会话分析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Jakonen 2018;Kunitz 2018)。同时,同伴互动研究的数据收集手段也更趋多样化,其中录音录像、产出型任务、问卷调查和访谈使用最为广泛。

随着课堂学习环境和学习模式呈现多样性,尤其是互联网学习的普及,互动对象和互动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现代信息技术和内容语言环境融合下的同伴互动研究会成为未来新的研究方向和趋势。

编者按：本文获得编辑部授权推广。参考文献略。欢迎阅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纸质期刊或从知网下载论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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