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从现在火热的“地摊经济”，想到了汉初的“卦摊”，想到了司马季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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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一度消失的“地摊经济”，在此特殊时期，日益为人们所怀念，进而被人们所提倡。

近两个月时间内，全国范围内从成都、郑州、南京到青岛等城市，陆续提出放开地摊经济。

6月1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山东烟台考察时明确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说到“地摊经济”，顺便想聊一下古代的“卦摊”。

大家先别笑，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讲，算卦在古代都算得上是一种正经职业。现在“卦摊”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应该就是某种证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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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古代有所谓“三教九流”之说，其中“三教”是指儒释道，“九流”就是指的各种职业及其“贵贱”等级，其说法尽管不大统一，但占卜者或者算命先生一般都是有的，基本上被放在“中流”偏下的位置上。

人们为什么喜欢算命打卦？当然和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社会有关；也和人们的科学知识不足，认识能力低下有关；同时还和社会制度不合理，真正的人才不受重视、甚至受到践踏，因而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无法把握有关。除此之外，也不容否认，关于疾病、婚姻、金钱、权力和人生意义等等人生日常问题和终极性问题，肯定又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会碰到的，而这些问题又都不是能够那么明白地、那么简单地就说清楚并予以解决的。因此之故，针对这些类似“玄学”的问题，号称能够做出某种预测、给出某些建议的算命打卦这个特殊的职业，也就出现了。

大家知道，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最初就是一部占筮之书，也就是给人们算命打卦的。后来经过孔子等儒家学者的改造，《周易》的性质才得以改变，致使从儒家角度研究《周易》的著作，在《四库全书》中得以名列“经部”。但另一方面，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即便这样，《周易》的占筮传统在民间依然一直存在着，其有关研究以“术数类”的面目出现在《四库全书》“子部”中，其占筮实践则大量地保留在我们现在讨论的所谓“卦摊”之中——这种传统，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至今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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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举个例子。

在汉初的长安街上，就有不少卦摊，其中一个卦摊的主人叫司马季主，当时非常有名，以至于后来被司马迁写进了《日者列传》（明代的刘伯温有一篇《司马季主论卜》文章，也以他为主人公）。所谓“日者”，就是观察天象、推算吉日佳辰的意思，可等同于算命先生。

当时朝廷有两个人，一个宋忠（任中大夫），一个贾谊（任博士），有一天下班回家，就顺访了司马季主的卦摊。

宋忠这个人，虽然大家很少听到，但这个贾谊，大家肯定都知道。贾谊的《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等，我们都读过，一代伟人毛泽东曾称赞贾谊说“贾生才调世无伦”“少年倜傥廊庙才”云云。

话说那天刚落过小雨，路上行人很少，因为没有什么客人，司马季主闲坐在在自己的卦摊上，正和他的弟子们高谈阔论。宋忠、贾谊过来后，也不便插嘴，就在旁边先听着。这司马季主的口才一定很好，他纵论天地间的道理、日月星辰的运行，推究阴阳吉凶的符兆和本原，所说无不条理顺畅，把宋忠、贾谊吓了一跳。

这俩人觉得非常奇怪，当即整理冠带、修正衣襟，拱手说：“看了先生的容貌，听了先生的谈话，觉得您应该是当今世上难得的人物啊！那您又为什么落到这样卑贱的地步，从事这样污浊的职业呢？”估计当时打卦算命就不太让人看得起了，所以他俩才说了这番话。

司马季主闻此一阵狂笑，随之对这俩人所说的“高下”“尊卑”以及“贤才”与否等等，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其大致意思是：真正的“贤者”敢于直道正谏，“其誉人也不望其报，恶人也不顾其怨，以便国家利众为务。故官非其任，不处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见人不正，虽贵不敬也……”。而你们现在所说的“贤者”又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些令人觉得可耻的人罢了！他们很卑鄙地寻求进身之阶，说些过分恭维的话，互相以权势相攀引，以利益相诱导，摈斥正人君子，“以求尊誉，以受公奉”……倒是今天的“卜者”，上必效法天地的定理，下必取象四时的变化，再配合仁义的原则，分别龟策定出卦名，旋转栻盘找出方位，然后才能谈天地间的利害，以及事情的吉凶成败……所以骐骥不和驴子同行，凤凰不和麻雀为伍，真正的贤者自然也不会和这些不肖者同列啊。你们两个年轻人，也就是嘴巴向上随便发发议论的人，怎么会了解我这个老头子了解的这些道理呢？！

听了司马季主的这番议论，宋忠和贾谊不禁精神恍惚、若有所失，脸色吓得煞白，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整理衣襟，起身再拜，赶快走开了。据说上车后，他俩趴在车栏上头也不抬，还好半天透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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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司马季主的故事，特别是其卦摊前的讲话，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呢？

我们首先可以推想，汉初的长安街上，一定是有不少卦摊的，司马迁甚至提到了“卜肆”，或许这个“卜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算命一条街”吧。司马季主的卦摊，连宋忠这样的中大夫和贾谊这样的博士都光临了，想来派头一定很大，他甚至还有“弟子三四人侍”，其卦摊或许已经有了铺面，也就是买下了临街的门面房。汉初卜筮业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我们可以推想，当时的卜筮业，肯定也是良莠不齐、参差有别的，要不宋忠、贾谊二人也不会直接说司马季主“居之卑，行之污”。在后边的回话中，他俩还讲过：“世皆言曰：‘夫卜者多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这说的应该也是实情。从事卜筮的人，就像现在的算命先生一样，大部分恐怕也是将牟利放在首位的人，因此才为世人所轻贱，像司马季主那样的高级“卜者”，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再次，我们可以进而思考：如果我们把“卜者”或者“卜筮”真的当作一种职业的话，那么其从业标准应该是什么呢？从司马季主的讲话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在讨论“卜者”的特点时，他首先谈到了“法天地，象四时”，这应该是指卜者要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他接着又讲到“顺于仁义”，这应该是指卜者要具备仁义之心，行仁义之道，而不能将牟利放在首位。司马迁在此文的“太史公曰”中也谈到一个词：“卜筮之贤大夫”，而此“卜筮之贤大夫”往往“有君子之风”，他又说“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由此可见，在古代要做一个好的卜者，其前提应该是成为“君子”或者“贤大夫”，同时还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个标准应该是蛮高的。

本人始终认为，中国一向缺乏西方文化中类似基督教那样的宗教，而《周易》的卜筮，通过一定的仪式来为人预测和指导命运，实际上承担了“半宗教”的角色。后来朱熹非常重视《周易》的卜筮，王夫之也曾讲到“即占即学”，或许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换句话说，真正的卜筮，实际上成了人和天地进行沟通的一种手段，也成了我们“学以成人”的一种学习方式。这当然是好的。但是，江湖上的算命先生，却未必都能做到像司马季主那样，更做不到像朱熹和王夫之那样，这才导致了卜筮业始终处于不大被人看得起的“卑贱”地位。窃以为，现在的《周易》卜筮要想复兴的话，特别需要借鉴心理咨询业的做法——但那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此打住。

现在回到本文开首的问题：

趁着目前地摊经济大火，你是否也想去开一个卦摊呢？如果真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是否具备了司马季主的素质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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