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90秒】毛泽东论“国学”
孙教授 陪你学《周易》第 242
I 1915年9月6日，时年22岁、正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曾在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学习“国学”的重要性。此信主要是毛泽东向萧子升介绍近期自己和老师黎锦熙商讨研究学问的体会，由黎锦熙介绍的《群学肄言》而谈及：“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那么，具体来说，毛泽东所理解的“国学”到底是什么呢？他又是主张怎样来研究“国学”的呢？
首先，毛泽东谈到，“国学亦广矣，其义甚深……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可见其所谓“国学”，并不限于中国之学。而且他还特别指出，日本、德国，地理面积小、历史也短，研究就容易，而中国“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因而“为人国学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这里指的应该是广义的国学，即各国之学。
II 但狭义的国学当然是指中国之学。因为中国历史悠久，典籍繁多，内容庞杂，“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这就引出毛泽东对于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已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常识也。”随后他就介绍了自己学习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体会，认为阅读此书，则可“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
III 通过对《经史百家杂钞》的学习，毛泽东还发现：“国学者，统道与文也。”于此他特别指出，比如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此为钱钟书的启蒙之书），就光包含了“文”这一方面，而《杂钞》则能二者兼之，所以认为《杂钞》很可贵。文末还提到《杂钞》在治学上的两种方法，一曰“演绎法”，一曰“中心统辖法”，“吾闻之甚有警焉！”（以上引文均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毛泽东早期文稿》P20-23）
IV 以上毛泽东对国学的认识，是不是对我们现在学习国学、研究国学依然有借鉴意义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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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福萬：
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国家开放大学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易学联合会学术部副部长
《论语易解》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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