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研究】汪宁生：八卦起源

孫福萬玩易斋 2024-02-08

汪宁生

（原载《古俗新研》，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1—39页。原文发表于《考古》1976年第4期，收入文集时有增补）

我们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经常遇到八卦这个难解之谜。八卦出现在器物的装饰图案中，作为方位的名称，并是儒生、方士崇拜的对象和巫觋弄神弄鬼活动中常用之物。然而，这八个奇怪的符号原来代表什么意义呢？究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
关于八卦的起源，传说说法是伏羲氏观察天地之象和鸟兽之文等等而创作的。[1]或说是所谓“河出图，洛出书”[2]的产物。汉魏以来，说《易》之书不下一二百种，一再重复这种神话，而且愈说愈玄，八卦简直成了不可思议的东西。现代学人开始想对八卦起源作出科学的解释。就我们所见到的，共有过四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八卦中的阳爻（—）和阴爻（一一）分别是男女性器官的象征[3]。第二种意见认为，八卦是由文字引导出来的[4]。第三种意见认为，八卦是龟卜兆纹所演化[5]。第四种意见仍然相信是伏羲氏搏土成 — 一一之形重叠之而成八卦；或说搏土成圭，每圭刻一卦，共八卦。[6]看来，迄今尚无一种较有说服力的解释为大家所公认。
八卦原是《周易》中的符号，而《周易》是一部专讲筮法占卜的卦书，因此八卦必然是和筮法这种占卜之术相联系的。要想对八卦的起源作出合理的解释，应该从古代筮法及其演变过程中寻找答案。
本篇据西南少数民族保存类似古代筮法的占卜方法，试对八卦起源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一
西南少数民族之中普遍流行以数占卜之俗，在民族学中或称之为“数卜法”。最简单的一种是通过投掷、刻划等方式，看物的正反或数的奇偶，判断吉凶。例如：
苗族把一块木头劈为两片，据两片木头落在地上的正反情况（一正一反、两正或两反），决定是吉是凶，或是不吉不凶。[7]
纳西族则有所谓“贝巴卜”，是用背面磨平涂上黑色的海贝来占卜。最简单的即以两个同样的海贝投掷于地上或碗中，看其正反情况。过去在路口山洞中便放有这样的海贝或其仿制品（“木贝巴”），专供行人卜问旅途的平安。[8]
西盟佤族用小木棒在地上随便划许多短线条，然后计其总数，看是奇数还是偶数，奇数主凶，偶数主吉。过去佤族巫师（“魔巴”）即用此法卜问盖房是否相宜，是否需要做鬼，等等。
这样一次就作决定，而且只能有两种（吉、凶）或三种（吉、凶、不吉不凶）答案，不能适应比较复杂的社会生活的需要。有些人在决定一些重大事件时，不想“草率从事”，而想多有几种答案以供选择，就采取多卜几次的方法。又由于“三”这个数字在很多后进民族心目中常具有一种神秘的意义，并作为多数的代表，故一般都是占卜三次，综合三次所得奇偶数排列情况，来判断是吉是凶。这种卜必三次的“数卜法”曾在很多民族之中流行。例如:
四川阿坝地区藏族用牛毛绳八根随便打结，丢在地上，如是者三次，最后看三次所得绳结奇偶的排列关系，以定吉凶。
上述地区羌族不用牛毛绳，而用数麦杆的办法，共数三次，也可得出三个奇偶数的排列关系。[9]
云南西北部的傈僳族有一种占卜法名叫“赛萨”，用竹签三十三根，一手握之，另一手数之，口中念念有词，共数三次，事情吉凶即视这三个数字的情况而定。盈江县的景颇族也从傈僳族学会这种占卜法。
以上各种占卜方法和以数蓍草而卜问吉凶的筮法已有若干相似之处，然而与古代筮法最相似的还要算四川凉山彝族的占卜方法，故有必要详作介绍。此法名叫“雷夫孜”，其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毕摩”（彝族巫师）取细竹或草杆一束握于左手，右手随便分去一部分，看左手所余之数是奇是偶。如此共行三次，即可得三个奇偶数。有些地方用一根树枝或木片，以小刀在上随便划上许多刻痕，再将木片分为三个相等部分，看每一部分刻痕共有多少，亦可得出三个数字。然后“毕摩”根据这三个数是奇是偶及其先后排列，判断“打冤家”（过去在彝族奴隶主操纵下一种氏族械斗）、出行、婚丧之吉凶。[10]
由于数分二种而卜必三次，故有八种可能的排列和组合，即共有八种答案。关于这八种排列组合情况，何者为吉，何者为凶，是因事而异的，而且各个地区或家支解释亦有所不同。随着社会的变化，现在会作具体解释的人己不多，一九六〇年我们在凉山调查时想作详细了解即很困难。四十年代徐益棠先生曾记录下一套打木刻以卜问“打冤家”的解释方法[i]。兹摘录于下，以见一般:
偶偶偶——不分胜负（中平）。奇奇奇——非胜即败，胜则大胜，败则大败（中平）。偶奇奇——战斗不大顺利（下）。奇偶偶——战必败损失大（下下）。偶奇偶——战斗无大不利（中平）。偶偶奇——战斗有胜的希望（上）。奇奇偶——战斗与否，无甚关系（平）。奇偶奇——战必胜，掳获必多（上上）。
每当“打冤家”之前，常要以此决定行动。如遇上卦，当然要打。如遇中卦或下卦，则要考虑是否非打不可了。[11]

二
古代筮法很明显属于“数卜法”的一种，而且它也像其他事物一样，必然经历过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周易》一书反映的筮法已比较复杂，不是数字观念薄弱的远古居民所能运用，故不能代表筮法开始时的情况。传统的说法是有上古之易和中古之易之分；或说伏羲画卦文王重卦[12]。撇开其中圣人制卦的神话不谈，把筮法的演进分为两个阶段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所谓重卦，就是六十四卦；所谓画卦，应只有八卦。
重卦阶段的筮法从《易·系辞》上篇可以想见大概。即用蓍草（一种开白花的直茎的植物，近代曲阜孔林中还有生长）四十九根，分去几根，看其余包含四的倍数，是九、七，还是六、八，决定是阳爻还是阴爻，共卜六次，每卦包括六爻。画卦阶段的筮法是如何进行的呢？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用多少蓍草及如何计数的方法不清楚，但必然和彝族“雷夫孜”法一样，是只卜三次，每卦包括三爻。中国古代占卜习俗与“三”这个数字关系是很密切的，可以帮助说明这一点。不仅占卜之事均分三类（如三兆、三梦）[13]，占卜者多用三人[14]，而且龟卜就是以三次为定[15]。最近郭沫若先生据新出土之卜骨三个一组排列情况，又进一步论证了这一问题[16]。筮法最初亦应以卜三次为准。《礼记·曲礼》说:“卜筮不过三。”应该是一句古老的成语。每次从蓍草中得到一个奇数或偶数，共卜三次，排列起来，也就和凉山彝族“雷夫孜”法一样，只能有八种可能的的排列情况，即只有八种卦象。
人们在揲蓍时，每卜一次所得结果必然要记下来以防遗忘，即到后世举行筮法时仍是如此。这就是所谓“画地记爻”“书卦于木”[17]，即每得一爻先在地上划个标记，卜完以后再将排列情况（卦）写在木板上，来判断吉凶。每次所得的奇数或偶数究竟如何来表示呢?简单方便的办法就是用一画代表奇数，用二画代表偶数。我想，这就是阳爻（—）和阴爻（一一）的由来，把奇数和偶数八种可能的排列情况，分别用这两种符号画出来，这就是八卦的由来。如将上述凉山彝族的“雷夫孜”法的卜问“打冤家”八种排列法用这样符号表示，不就是一套八卦吗?（“奇奇奇”是“乾”卦，“偶偶偶”是坤卦，等等）。
其实，古代筮法一直用阳爻和阴爻这两种符号来代表奇偶数的，奇数九、七为阳爻，偶数六、八为阴爻，就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在从下而上的各爻排列次序中，若在奇数（初、三、五）的位置上得阳爻，偶数（二、四、上）的位置上得阴爻，就叫“正”，反之就叫位“非正”[18]，这也反映原来就是把阳爻和阴爻分别看成奇偶数的标志的。这两种符号之称为“阳”“阴”，无疑是后来所赋予的名称。据研究抽象的阴阳概念初见于西周晚期[19]，在《周易》卦辞、爻辞中还不见“阴阳”两字。一定要人们思想中先有“阴阳”概念，才会把这两种符号称为“阴”“阳”两字。最早应该是仅有— 一一两个符号而没有名称。与此相适应的是八卦开始时也应该是只有卦形，没有卦名的。至于“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八个卦名的来源，过去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是尚待揭穿之谜。
总之，八卦原是古人举行筮法时所用一种表数符号。它既不是真正的文字，又与男女生殖器无关，当然更不是龟卜的兆纹所演化。卜兆呈交叉状，八卦却由平行线条组成，两者之间毫无沿袭递变之迹可寻。像《周易》所代表那样复杂的筮法是很晚的东西，若就筮法的开始来说决不会晚于卜法。只是卜法所用龟骨易于保存，筮法所用蓍草之类不能保存而己。尽管有“筮短龟长”[21]、“天子无筮”[22]、“大事卜小事筮”[23]等说法，也只能反映古人对卜法比较重视，并不能说明卜法比筮法早。相反在更多文献中却经常卜筮并称，《周礼》中既有“卜人”之官，又有“筮人”之官。筮法和卜法同样古老，就没有理由认为筮法中所用的符号一定要模仿卜法的兆纹。《礼记·曲礼》说：“卜筮不相袭”，就表明两者原属不同的系统，故不能相混。
筮法和卜法一样，是由原始社会（简单社会）就流传下来的占卜方法，后成为阶级社会（分层社会）中神道设教的工具。筮者感到八种卦象太少，于是将八卦相重衍变为六十四卦，这就是所谓“重卦”阶段。揲蓍之法也愈演愈繁，要经过“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24]，此外，本卦以外还有变卦，卦辞之外又加爻辞，并将各种卦象的解释固定化，写成卦书，每得一卦取卦书对照以定吉凶，这就是《周易》之类书籍的由来。据一般说法，《周易》中的卦爻辞最早要到周初才逐渐形成的[25]。
《周易》原不过是一部卦书，后人作所谓“十翼”（《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利用占卜之辞发挥他们自己自己的哲学思想，作为《周易》一书中的符号八卦便被视为神圣玄妙的东西。然八卦本身的创制纯粹是为了占卜，并非是为了说明什么哲理。假如一定要找到其中有什么哲学思想的话，那最多也只能说是一种数字神秘主义，即和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一样，认为数的排列和组合有无穷奥妙，认为数产生万物并可预知未来。
总结上述，我们的看法是阴阳两爻乃古代巫师举行筮法时用来表示奇数和偶数的符号，八卦则是三个奇偶数的排列和组合。

补记：这原是写给郭沫若先生的一封信，承他改成文章形式并推荐发表。近年来，由于周原甲骨发现了数字组成的符号，张政烺先生联系传世铜器上及过去发现的卜骨中的同类符号，认为它们就是单卦（三个数字组成）和重卦（六个数字组成）（见《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一九八〇年第四期）。这不仅进一步证实了拙说，即八卦是由奇数和偶数排列组合而成，而且使人们知道在以— 一一两种符号记爻以外，有直接写下数字的记爻之法，前者或是后者的简化。

注释

[1]《易·系辞》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2]《易·系辞》上。

[3]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77页。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26页。

[4] 郭沫若：《周易之制作年代》，《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68一70页。范文澜:《群经概论》1933年，北京，30页。

[5] 本田成之:《作易年代考》，见江侠庵编《先秦经籍考》上。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屈万里:《易卦源于龟卜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7册。（1956）

[6] 马叙伦：《六书之商榷》；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贵阳，1944年。按高亨氏后来似乎扬弃这一说法，认为“—像单节竹之形”，“一一像两节竹之形”，爻和卦乃像这些竹棍之形（见《周易杂论》，齐鲁书社，1979年4——5页。）——1985年4月12日补注。

[7]（清）严如煜：《苗噩风俗考》（《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8帙）。

[8] 陶云逵：《么些族之羊骨卜及贝巴卜》，《人类学集刊》1卷1期（1938）。

[9] 庄学本：《羌戎考察记》，上海，1937年，108页。

[10] 按这种占卜原理一样，但具体方法及所用材料不同。前者称“雷夫孜”，意为手签，流行于所谓“小裤脚地区”（步拖、金阳等地）。后者流行于“大裤脚地区”（美姑、甘洛等地），称为“斯也莫”，意为打木刻。甘洛打木刻方法是这样的：取马桑树枝一根，长约1米，从上而下任意削若干道（削时不能计数），再从下而上削平两齿，使全部刻齿分隔为三部分，计算每一部分之数，看是奇是偶，综合起来，一定吉凶。-----1985年11月9日补注。

[11] 徐益棠等:《打冤家一一㑩㑩氏族间之战争》，《边政公论》》1卷第7—8期，81—82页。

[12] 除上述诸族外，他鲁人的占卜法亦与古代筮法类似。他们用四十二颗包谷粒占卜。分之为三组，各除去四或四的倍数，看其中余数各是多少。以左边一组为己，右边一组为他人，己方多者为吉，反之凶。参见《云南水胜他鲁人的原始婚姻形态》，《西南民族研究》1期（1983年）。----1986年1月18日补注。

[13] 褚少孙补《史记·日者列传》:“自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杨雄《解难》（见《汉书·杨雄传》）:“宓牺氏之作易也，緜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论衡·正说》:“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关于画卦和重卦的作者，还有其他说法，皆是虚妄的神话，不再列举。参见李镜他:《周易筮辞考》（《古史辨》第3册）。

[14] 参见《周礼·太卜》。

[15] 《书·洪范》:“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仪礼·士丧礼》:“卜日……占者三人。”

[16] 《书·金滕》：“乃卜三龟，—习吉”。《论衡·知实》：“乃卜三龟，三龟均吉”。

[17] 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2期。

[18] 《仪礼·士冠礼》:“筮，与席所卦者”。郑玄注:“所卦者，所以画地记爻”。《少牢馈食礼》:“卦以木卒筮，乃书卦于木”。郑玄注:“每一爻画地以识之，六爻备书于版。”

[19] 《易·系辞》下虞翻注:“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五非正。”

[20] 《国语·周语》记幽王二年地震事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这是关于“阴阳”的最早记载。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62年，55~56页。

[21] 《左传·僖公四年》。

[22] 《礼记·表记》。

[23] 《礼记·曲记》郑玄注。

[24] 《易·系辞》上。

[25] 王国维:《古史新证》。容肇祖:《占卜的源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顾劼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