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语言学的责任与情怀：著名学者李宇明教授访谈录
语言学的责任与情怀
著名学者李宇明教授访谈录
关彦庆 李开拓
受访学者
李宇明，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辞书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副理事长，《语言战略研究》主编，《语言规划学研究》主编，北京市特聘教授，内蒙古东北亚语言资源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学术顾问。曾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国际中国语言学会（2016—2017）会长、《语言文字应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用系主任、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语言学、语法学、心理语言学和语言规划学。出版《儿童语言的发展》《汉语量范畴研究》《语法研究录》《中国语言规划论》《中国语言规划续论》《中国语言规划三论》《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语言学习与教育（修订本）》《李宇明语言传播与规划文集》《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上、中、下）等著作40余部，发表论文580余篇，被译为蒙、藏、维、日、法、英、俄、阿拉伯、韩等多种文字。主编《全球华语词典》（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全球华语大辞典》。与李嵬联合主编的《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Volume1—5）》由德国DE GRUYTER出版社与中国商务印书馆联合出版，并有日文、韩文译本。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多项。
采访者
关彦庆，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语言规划和第二语言教学研究；
李开拓，北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主要从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李开拓：李老师您好，感谢您拨冗接受我们的采访。十几年前开始，在很多学术会议上聆听过您精彩的学术报告，在折服于您的学识和眼界，惊讶于您思维之敏锐和精力之旺盛之余，本人在学术研究和办刊思路上也深受启发、收益颇多。十余年来，您对《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特色专栏“语文现代化”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心中时刻感念。2012年，您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得以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学术视野更为开阔，学术思考更为深远，学术触角更为敏锐，尤其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国家语言能力和社会语文生活等领域，取得了更为丰硕突出的研究成果。您执着的学术追求，卓越的学术贡献，高昂的学术热情，令人叹服、敬仰，尤其您在多个领域率先提出新方向、新理念、新方法，很好地发挥了学术领军作用。《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设“对话大家”专栏，以学术访谈的形式介绍著名专家学者，以让更多学人了解学术大家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学习学术大家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让更多学人认识到原创知识的可贵和来之不易，形成敬畏知识的良好风尚。您是我们选定的学术大家之一。鉴于关彦庆教授对您也有更多的了解，故由关教授配合我完成与您的学术对话。
关彦庆：李先生，作为学者，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学术责任和家国情怀，令人敬佩。您在汉语语法学、儿童语言学、语言规划学等多个领域都建构了原创性知识体系，在学术方向上是引领者，在行动上是先行者和组织者，在理论方法上是创新者。尤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您牵头组织开展国家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行动，您的团队表现卓越，彰显了语言学服务国家和社会的不可替代性，更让我们见证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设“对话大家”专栏，旨在推学人之典范，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繁荣，助推国家的“新文科”建设和文化创新。鉴于我对您的了解，开拓编辑邀我一起来完成对您的学术对话，我们一起打磨采访提纲，这为我提供了再次向您学习的机会，我荣幸之至。下面我们进入访谈。
语服君注：因本文较长，下面只节选第一部分“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和第六部分“科研文化与国家语言能力”与大家分享，想阅读所有访谈内容，可在公众号后台回复“李宇明教授访谈”获取全文。
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
问
您20岁（1975年）高中毕业到河南汝南园林学校学习园林，接触到了进化论、科学史、遗传学等科学知识，获得了难得的科学感受力，这对您后来的学术发展应有较大影响。感受是文学的常用词，强调主观性；感知是语言学的常用词，强调客观性。您思维敏捷、视野开阔、见解独特、论著等身，这当然与您聪慧、勤奋有关，我们认为可能更与您早期的科学训练有关。科学感受力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素养，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等规律认知的敏锐程度，表现为对科学意义的理解力、科学规律的发现力、事物本质的洞察力、科学精神的信仰度、科学方法的选择力及科学观点的捕捉力。社会科学一直忽视对科学感受力的研究，我们想请教李先生：如何培养科学感受力？科学感受力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维类型和学术成长有何意义和作用？
李宇明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南部的泌阳县，因境内有泌水而得名。《诗·陈风·衡门》有句：“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这是泌水最早的文献记录。县内有楚长城遗址、百口井遗址。公元前688年，楚国在泌阳北境修筑长城；修建长城时驻军和作坊凿井取水，留有百口井遗迹。公元前301年，秦、齐、韩、魏四国联合攻楚，史上有“夹沘（泌）而 军”的记载，楚军溃败，这是战国时期发生在泌阳境内的一场大战。境内还有下河湾遗址，是集采、冶、炼于一地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官营冶铁遗址，其规模之宏大，其技术之先进，令人赞叹。公元前202年，西汉高祖五年，在今境设比阳、舞阴二县。历史上曾出现过范缜（约450—515）、范云（451—503）等名人，思想家范缜的《神灭论》，承荀况、王充等人的唯物论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不朽作品。
洋洋泌水，历史上人杰地灵。耕读传统异常浓厚，特别是男孩子，父母总是要送去上学的。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对家乡泌阳而言，正处于一个饥荒的年代，也是一个“书荒”的年代，可以说是有学校无书读，除了教材几无他书。我曾经从同学处借来《红岩》《红日》《智取威虎山》《敌后武工队》《保定外围神八路》《铁道游击队》等小说，如饥似渴地读，从书中体会那不同的世界，展开一个农村孩子的超现实想象。高中时，我也曾得到管理图书室宋老师的默许，把自己关在书库中看书；临近毕业，宋老师竟然同意，让我从图书室里挑些自己喜欢的书带回家。这些书是我早年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而今更加认识到，宋老师是了不起的教育家。
高中毕业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之后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汝南园林学校学习。这所学校过去曾名“汝南园艺学校”，培养花卉、果树的管理人才。改为“园林学校”，是为了适应那时农业生产的要求。当时我的印象，老师讲苹果园管理最多，开的课程有土壤学、遗传学、植物保护等。这些课程虽然都是学校为应用而开，但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科学启蒙课，为我打开了一扇科学之窗：不仅使我知道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知道了“土壤肥力递减”规律，更对这些学说产生的过程感兴趣，佩服科学家们的睿智，也朦朦胧胧产生过从事科学工作的幻想。
你们说得特别好：“科学感受力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素养，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等规律认知的敏锐程度，表现为对科学意义的理解力、科学规律的发现力、事物本质的洞察力、科学精神的信仰度、科学方法的选择力及科学观点的捕捉力。”就我年轻时的经历来看，做科学研究，“志向”与“好奇”最为重要。志向是追求的目标，是前行的动力。志向就是不满现状，要有所作为。人在为政为人上不可有“野心”，但在为学为事上不可无雄心。如竹子，未出土时先有节，先有凌云之志。好奇心会促使人留心观察新事物，对一切未知感兴趣，在观察与思考中获取快感，获得成就感。
就我作为一个做了几十年研究的语言学工作者来说，“问题”二字最为重要。从何处发现问题，发现什么样的问题，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反映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境界、水平和贡献。科研不是无病呻吟，不是拾人牙慧，更不是拷贝自己和他人的成果，而是解决问题，特别是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学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问题意识”是最重要的素养。问题就如同问号（？），它时时刻刻钩挂着人的心力，不得忘怀，不能放松。一个问题解决了，就如同把问号（？）的上部拉直，变成了感叹号（！）
有一次，我的一位科研做得很不错的学生告诉我她申请到了什么项目，发表了什么文章。我当然很高兴，也很自豪，但嘴上却说，你需要考虑一下，你解决了什么学术问题呢？她当时怔住了，后来在微信群里谈了听我问话后的启发，感受到学术的真谛。是的，在当今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评价中，在优秀人才的引进中，也不能只看各种数字，特别是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更应当看这所大学、这个学科、这位学者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正在解决什么问题！要防止片面追求科研GDP。
问
您本科就读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在那里您接受了很好的语言学训练，读本科期间就公开发表语言学论文（《所谓名词词头“有”新议》，载《中州学刊》1982年第3期），这篇论文对您的学术发展应很有意义。我们感觉，这篇论文的撰写，也许让您初步理解了什么是观察、发现，什么是质疑、独立，什么是逻辑、实证，也让您建立了立志语言学研究的信心。您硕士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学习了更为系统的语言学理论，接受了更加严格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训练，还积极投入学术研讨和学术交流，广交学术朋友，得到学术大家的赞赏和支持。在邢先生带领下，参与创办《语言学通讯》（现在的《汉语学报》），参与筹备全国首届青年现代汉语（语法）学术研讨会。这一系列学术活动，既提升了科学感受力，收获了分享、组织、传播科学的能力，又初步实践了您当年“希望中国语言学能发展起来，走向世界”的浪漫主义情怀。您后来的学术成就和工作业绩有目共睹，您能看到别人看不到或尚未看透的东西，能完成别人不可能完成的学术任务，这是否与您的不同寻常的学习经历有关？它是否对您的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
李宇明
我是七七级大学生。七七级、七八级及七九级的一部分学生，多数都不是应届生， 是“老知青”或早已参加了工作的。而正是中国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这一批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他们多数都成为各界的精英，是推动国家由弱至强的脊梁，是改革开放事业的中坚。
我的大学时代，国家在狂飙突进。当时我最大的感受是，农村学生有巨大的需要弥补的知识缺口。我1977年从汝南园林学校毕业，依照当时“哪来哪去”的分配制度，回家乡高中任教。若从那时算教龄，我已经是超过45年教龄的老教师了。我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河南高考的作文命题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这题目对我有极大的难度，因为我没有去过北京，也没有多少看电视、读报纸的机会，根本不了解毛主席纪念堂的样子。我当时对毛主席纪念堂的描绘，根据的是我所见过的家乡寺庙形制。文末说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身生翅膀，飞到了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现在的城乡差别依然不小，考试命题让城市孩子讲春耕秋收，让农村孩子讨论博物馆展览馆，总觉得是难为学生。
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编入七七·三班。第一次到郑州，久久凝视着带着一条“大辫子”的无轨电车，不知道那“大辫子”是如何穿过电杆上的横线的。到同学家中过元宵节，竟然分不清楚元宵和汤圆，更好奇馅儿是如何进入汤圆的，因为从没有见过这种食品。很多同学令我羡慕，他怎么了解那么多电影明星的逸闻趣事，他怎么能够知道《红楼梦》的每一个情节，会背诵《好了歌》和《葬花吟》？生活条件和教育资源的不同，带来了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常识、知识、见识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见贤思齐，知不足而奋起。通过后来的大学学习，使我不久就认识到，我与城市同学的差距，放大了说也是当年我国与世界的差距；个人当发奋，国人当发奋，国家当发奋。
大学期间我用力最勤的是背诵古诗文和英语单词。头天晚上，便把要背诵的古诗文的意义弄懂，把英语单词的发音弄准。第二天，天蒙蒙亮便起床，到操场练腿跑步；待东方发白，便展卷熟读成诵。除了雨雪天气，日日不辍，其他同学也基本如此，成校园一大风景，成时代一股风气。所诵之诗文，至今受用；所背之英文单词，倒是忘得差不多了。从实用的角度看，外语学习很浪费时间精力，但是，学习外语的过程对人的发展很重要，外语意识对我后来的研究和工作都起了极大的正向作用。
在当时的郑州大学中文系，集聚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教师，如张静、张桁、李法白、许梦麟、刘镜芙、柴春华、崔灿等先生。语言学的课程开设较全，内容扎实。张静先生正组织全国的力量编写《现代汉语》教材，参编者也常做学术讲座。通过这些讲座，我了解到当时的学术前沿，比如层次分析法，比如“贵宾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的主语问题。记得当年厦门大学黄典诚教授一行来河南考察“闽语之源”，到郑州大学讲学，甚至为喜欢语言学的学生讲课。我的调值听辨力和国际音标知识，就受益于黄先生。还有周庆生先生，留校做助教，还给我上过音位理论的课。
现在看来，把本科生迅速带到学术前沿是十分重要的。我的第一篇语言学论文《所谓名词词头“有”新议》，是把先秦汉语的词头“有”看作表示定指的成分，相当于英语的定指冠词“the”。在句法上，汉语的主语位置倾向于表示“有定”，宾语位置倾向于表示“无定”，例如：A. 客人来了；B. 来客人了。A中的“客人”在主语位置上，交际双方都知道那客人是谁，也许就是事先约好的；而B中的“客人”在宾语位置上，没有“有定性”的隐含。有定、无定的研究，今天还是一个重要的语法课题。我自己觉得，提出上古汉语可以用词头表有定，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思考这一问题，得益于李法白先生给我们开设的先秦语法选修课。他是古代汉语领域的大家，曾经与刘镜芙先生一起编著《水浒语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课堂举例随口拈来。他列举了先秦汉语中的10余个词头，并提出这些词头应各有作用，只是它们的不同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李先生关于词头的“各有作用”“没有认识到”的话，让我发现了问题（当然这还不属于真正的主动发现），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遂将王力先生等各家关于先秦词头的论述找来研读，并将当时能够找到的先秦文献中“有 X”例句搜集起来进行分析，包括余冠英选注的《诗经选》。
入中文系者，多数都是带着一个文学梦想的。我们一个年级近200人，最终从事语言学教学与研究的，不足10人。我最初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后来兴趣转到新闻学，最后才转到语言学。学术兴趣的转移与当时郑州大学的语言学教师、课程、氛围是密切相关的。准备考研的时候，中国语言学界正在全面引进结构主义，提倡层次分析法，批评成分分析法，对“暂拟语法系统”进行修订。成分分析法的操作是“抓主干（主谓宾）、找枝叶（定状补）”，但因忽视句子的自然层次，就会把例句“于福的老婆是小芹的娘”抓主干为“老婆是娘”。这个例子太极端太生动，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已经订阅了《中国语文》，邢福义先生发表在《中国语文》的几篇文章深深吸引了我，我决定投身邢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这也是国家实施“攻读学位制度”的开始。
萧国政、徐杰和我，是邢福义先生的开门弟子。真正的学术训练、学术生活是从研究生阶段才开始的，从语言学人才培养角度来看，这未免太晚了一点，很多学科在中学就开始培养人才了，比如数学、物理、体育、音乐、美术等。研究生的学术生活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邢福义教授的理念是“研究生，研究生，自己研究自己升”，要以研究带读书；研究须植根于汉语沃土，从汉语事实出发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事实之树长青，理论是对事实的解释，是在对事实的解释中形成的思想体系。我从邢先生的教育中悟到，对研究者来说，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理论是一种研究追求，甚至是一种待验证、待补正的思想体系；好的研究者，不做理论的传声筒，不做理论的奴仆，而要做理论的反哺者。
学术是一个共同体，学术研究不是个人行为，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进入学术共同体，并为学术共同体做贡献。邢先生创造各种条件，支持我们参与武汉高校、湖北省语言学会乃至全国性的语言学学术活动，带我们广结学缘，广拜学师。武汉市几所高校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月月都有机会参与语言学的“学术沙龙”活动，华中师范大学是组织沙龙活动最多的高校。在武汉语言学沙龙的基础上，在邢先生指导下，我们创办了《语言学通讯》（现在《汉语学报》的前身），参与筹备全国首届青年现代汉语（语法）学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已经连续召开了十余届，邵敬敏先生贡献最大），也参与了全国的现代汉语学术活动。在这些学术活动中，不仅锻炼了学术研究能力及组织学术活动的能力，开阔了眼界，长了见识，而且也交了许多学术朋友，拜了许多前辈学师。
本科学习，使我树立了专业意识；研究生学习，使我有了专业生活，得到了学术训练，有了些学术主见，广结了学缘，奠定了未来学术发展的基础。
问
您对学术创新的表述非常独特，认为学术创新的意义在于是否开拓新领域，不在于所谓填补空白，只要做了别人没有做过的课题，成果肯定是填补空白的。您对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的认识令我们耳目一新。新中国70年的语言文字工作实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新中国语言规划工作，紧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在识变、应变、求变中实现语言文字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中国语言规划的特色模式和理论。您是中国语言规划的研究者、实践者、引领者，在您看来，中国语言规划的特色是什么？中国语言规划学对国际语言规划学的贡献是什么？
李宇明
我于2000年年底调入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工作。此前虽然名为研究语言学，其实对语言规划问题并没有多少关注。这也反映出我国语言学学科设置和教学内容上的一个大问题。为了做好语言文字工作，我利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图书室，“恶补”自卢戆章1892年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以来百余年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的历史，从清末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页一页地咀嚼周庆生先生主编的《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国家、民族与语言》，以了解国际组织及一些国家的语言政策，了解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界的情况。后来，还特别推动《世界语言生活状况》（简称“黄皮书”）的持续编纂出版，推动国外语言规划经典的中译，包括商务印书馆的《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中国现代语言规划，已有近130年的历史。百余年来中国语言规划的特点，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目前的朴素认识有以下几点：
第一，前赴后继。清末以来，政权几经更迭，时局数度变迁，但有许多理念、许多追求、许多做法都仿佛基本未变：智民强国这一语言文字事业的主题基本未变；“语文现代化”的方向基本未变；为实现语文现代化而执着、坚守的士儒气节基本未变。
第二，民间积极参与，政府作用加强。清代末年，语言规划活动是民间积极，政府消极，没能做成什么事情。民国时期，民间积极，甚至起主导作用；政府参与，虽然往往被动，但也做了不少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政府主导，专家操盘，民间参与，效率很高。
第三，比较重视本体规划。就世界各国的语言规划看，中文的本体规划内容最为丰富，从文字、标点符号到语音、词汇等。可以说，中国的语言规划是以本体规划支撑地位规划。
第四，与时俱进。语言文字事业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要任务，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从清末经民国到1985年，语言文字事业的主要任务是语言统一和普及教育。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召开到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主要是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三化”），以及语言文字工作的法制化。进入21世纪，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提升语言能力”。2020年10月，召开了新世纪新时代以来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算起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4次全国语言文字大会。这次大会之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进入“语言生活治理”的新阶段，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信息空间做出贡献。
百余年的中国语言规划，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不断修正自己的发展目标，提出新的工作任务，使得语言文字事业与时俱进，面貌一新。但是，这不同时期的任务进入下一个时期，又是下一时期的基础，或是融入到新的任务之中，是迭代而行的。比如语言统一、语言文字“三化”、语言文字工作法制化等，直到今天仍是重要的工作内容。
中国语言规划是世界语言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和语情，处理中国的语言文字问题，是世界东方的语言规划实践，有着东方的工作范式，体现着东方的理论视角和政治智慧。这些实践、工作范式、理论视角、政治智慧等，对世界的语言规划理论与实践是有重要价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与中国政府联合召开了两次国际语言会议，2014年6月在苏州召开世界语言大会，2018年9月在长沙召开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在中国经验和国际理念的基础上分别形成了《苏州共识》和《岳麓宣言》。中国与法国、俄罗斯保持着政府间良好的语言政策领域的讨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持续出版英文版、日 文 版、韩 文 版；俄罗斯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语言学》（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ка，Sociolinguistic Studies），2020年第3期翻译发表了李宇明、郭熙、赵世举、刘媛媛、王春辉等撰写的5篇在《语言战略研究》发表的文章。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语言规划及其研究的国际价值和国际影响。
在处理中国的语言问题时，中国也特别重视借鉴世界经验，比如土耳其、日本、越南的文字改革经验，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的语言统一的经验，澳大利亚的语言资源的理念，苏联、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新加坡等国家处理多民族语言的经验，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等超国家组织的语言政策等。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成果，也被次第介绍到中国，中外学者在语言规划领域的交流是密切的，对话是平等的。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语言规划实践及其理论研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具有深远的国际背景；同时，中国语言规划学者关于语言生活、语言资源、语言数据、语言产业、大华语、语言扶贫、国家语言能力、应急语言服务、语言信息化等问题的研究，也深受国际同行的重视与赞赏。
问
您是语言学领域的专家，是学者型官员，在很多领域成为公认的学术领跑者。领跑，别人看到的是鲜花和掌声，只有自己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在学术方向的选择、学术观点的论争、跨界跨领域的合作、官学角色的转换等方面，遇到过很多难题，您不但扛过来了，而且还闯出了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这不仅仅是语言学知识使然，更折射出学人的为人为学的素养和追求，我们非常期待您的分享。
李宇明
你们过奖了。年轻时总是要看山外的风光，希望走出去；年龄大了，乡情重了，爱回顾来时路。不同的年龄就如同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景，这些不同的风景都值得去领略、去观赏。
我的学术研究曾经有过几次大的转型。读研究生时，主要是做语法研究。有了孩子，由于要兼顾家庭，就转向了儿童语言研究。主要成果有《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与唐志东合作，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儿童语言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2004年再版）、《语言理解与发生——汉族儿童问句系统理解与发生的比较研究》（与陈前瑞合作，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语言学习与教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修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上、中、下卷，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上世纪90年代后期，重回语法研究，主要成果有《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语法研究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2000年年底调入教育部之后，主要精力集中在语言规划的研究上，主要成果有《中国语言规划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语言规划续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中国语言规划三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2015 Walter de Gruyter（Mouton））、《李宇明语言传播与规划文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主编，语文出版社，2020年版）。这些学术转向都与研究条件、工作任务相关，都是在现有条件下来寻找学术操作面，有点像荀子所说的“善假于物”的意味。特别是语言规划学的学术转向，其实是在建立一个自我“学术旋转门”，通过学术研究来支撑工作，力求使工作做得有底蕴有章法；通过现实问题和工作实践来做学术的选题和根据，使学术做得接地气有效用，不“无病呻吟”，不“自我按摩”。
学人为学有不同的目的，甚至是为职称、为名声，但“学问无私”。只要是真学问，文章发表、产品问世，都成为社会公器，为社会所用。对人，重在看他做了什么，不要过多责问其动机。也有人提倡做学问不必为用，不要急功近利，所谓“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而我个人觉得，学问就是要解决问题，需要“问题驱动”。要关注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然后将之“问题化”，即将社会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通过学术研究获得的结果，一方面要反馈学术，为学科建设做贡献，但更重要的是要将成果返回到问题“原发地”，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来评价学术的水平，体现学术的价值。
学术立足的是现实，但是思考的是明天。学术必须有“未来理念”，要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看待研究的结论或对策，研究的目的也是促进社会的进步，促进学术的发展。这就要求学者要有预见性。
科学研究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坐得住“冷板凳”，需要科学支配时间，需要珍惜时间。在一般人群中比聪明，搞科研的都是聪明人，在聪明人群中就得比谁花的时间多，谁下的“笨劲” 多。但是，我觉得，比时间更浪费不得的是学人的才华。时间浪费了，还可以补回来；在你身上补不回来，在他人或后人身上还可以补回来。但才华的浪费是不易补偿的。比如某个问题的研究，全国也没有几个人做，你有做这个研究的才华而没有做，也许你的这一才华就再也无从发挥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不知道要耽搁多长时间，从而造成学界甚至国家的人才损失。有机会、有能力从事某项研究，就不要轻易放过去。
科研文化与国家语言能力
问
您在李开拓采写的《资政惠学，服务社会——李宇明先生访谈录》（《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中谈研制《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的体会时说，“这些年来，《报告》以及相关的事业，之所以能从起步到不断发展，到今天在方方面面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与这个团队的特点和作风密切相关的。可喜的是，这个团队越来越大，并形成了一个‘语言生活派’”。看到这段表述，我特别欣喜，您带着一群有共同追求（服务国家、服务民族、服务社会）的人，在解决国家面向未来所涉重要的语言问题过程中，通过创新实践，提出新理论，形成新的科学研究文化。科研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科研文化是科研活动过程创造的精神财富，表现为科学研究的氛围、精神、价值取向、理念、方法及由此形成的团队等。“语言生活派”表现出来的包容性、凝聚力、向心力、奉献精神就是一种科研文化，它体现了家国情怀、学术责任。科研文化更体现一种精神力量，包括坚定的文化自信、激昂向上的斗志，推动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经过15年的发展，这个团队又相继研制出了《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等系列国家语言皮书。系列语言皮书探索出讲中国故事的新方式，拓展了中国故事的传播新途径。2020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会议，会议强调“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从这个角度看，“语言生活派”的产生具有前瞻性，它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您是国家系列语言皮书的发起者、顶层设计者，“语言生活派”的核心人物，我们想请您谈谈，在中国学术流派形成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面向未来，您提出中国语言规划有两个大局：国内，通过语言规划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铸；国际，积极参与国际语言生活治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那么，欲实现这个目标，语言学如何助力？
李宇明
在本世纪初的这20来年，中国有一群关注语言生活的学者，他们在国家语委指导下，用语料库技术监测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和语情分析，编制“语言生活皮书”，编辑出版《语言战略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国语言战略》《语言规划学研究》等杂志，提出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等主张，围绕相关话题组织专题研讨，并定期向社会发布新词语、流行语，开展“汉语盘点”活动。他们的学术追求可以表述为7个方面：
第一，关注语言生活，引导语言生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第二，语言是资源，要珍惜它，爱护它，充分开发利用它，以期获取最大的语言红利。
第三，尊重各社区、各群体的语言权利，主张文化上平等、交际上互有分工的多语主义，使各种语言及其变体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相辅相成。
第四，加强语言教育，努力提升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
第五，推进政府和学界的社会语言服务，关心国际、国家、领域和家庭的语言规划，着力打造学界与社会的智力“旋转门”，探索用社会话语表述语言学研究成果。
第六，语言学发展的原动力，就是解决社会前进遇到的语言问题。解决这些语言问题，需要多学科共治，需要多种研究方法共用，需要重视实态数据的收集与运用。
第七，信息化为语言生活提供了虚拟空间，为语言运用提供了语言技术和新媒体平台，为语言研究和语言规划提供了新手段。要全力促进语言信息化，积极利用语言信息化成果，过好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李宇明《致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韩语版读者》，2015）这群语言学者，人们称为“语言生活派”，其实离形成学派还有一定距离。学派是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学术繁荣的重要表现。中国的语言学要能够形成多种学派，中国的语言学就兴旺发达起来了。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发展的国内外两个大局，语言规划相应地也应有国内外两个大局，以助力“两个共同体”的构建。在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第一，要坚持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体的“多语和谐”政策；第二，要大力发展语言服务；第三，要努力构筑信息空间，特别是要重视开发语言数据，发展语言智能，用几十年的时间争取把中国打造成国际信息加工中心，把中文发展为多语翻译的“轴心语言”，研制出高水平的中文机器人。
在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第一，要全力推进中文的国际传播，把中文发展为国际社会重要的公共产品；第二，重视国家外语能力提升；第三，积极参与世界语言治理，提出解决语言冲突、语言濒危、一语独大、信息边缘化等国际语言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对策。
我国的语言研究有着古老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与古希腊、古印度并称为人类语言研究的三大源头之一。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要内容的“小学”，直到今天仍在发挥作用。近百年来，特别是近70年来，中国的语言学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帮助国家制定了合适的语言政策；通过语言教育，把绝大多数年轻人培养成了“双言双语人”；使汉语适应了有声媒体、网络媒体，正在适应融媒体；及时推进用计算机处理语言文字，激光照排技术、语言理解、语言—文字自动转换、自动翻译等语言信息技术得到应用；汉语教学已经进入170多个国家，其中有70余国把汉语列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目前语言学在国际上正出现新的发展趋势，正在与相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合作，形成学科交叉和一些交叉科学，解决科学发展的“复杂问题”和社会出现的各种语言问题。为适应这一形势，很多语言专业直接设立在信息科学院、脑与认知神经科学院、医学院等。但是，我国的语言学学科设置还处在“语文学”阶段，被“文科”的绳索束缚着，被语种分割为“蜂巢状”。这种学科格局严重阻碍了语言科学的发展，阻碍了语言学的科学贡献力和国家贡献力。调整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势在必行，理想状态是，语言学应当设置为一个学科门类，其下的学科设置应根据其学科群性质、特别是应当根据语言学的未来发展，巧做安排。
语言学自身也需要守正出新，快速发展。反思中国语言学，最应该指出三点：第一，主要精力集中在语言结构的研究上，相对忽视对语言真实运用状态的研究，忽视对特定领域的语言问题和特定话题的研究。第二，主要关注本土语言的研究，相对忽视对世界语言的研究，这不利于发现语言的普遍规律，也不利于支撑国别研究。第三，不大关注相关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对其他学科研究语言的方法、视角和成果的吸收不够自觉。故而中国语言学也应相应地实现三大转向：第一，在重视语言结构研究的同时，开展应用研究和话语研究，包括领域研究和话题研究。第二，在本土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世界语言的研究。全世界约有7000余种语言，每种语言都有一定的语言特点，包含着语言使用者创造的文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都应纳入我国语言学家的研究视野。第三，树立“大语言学”理念，关注其他学科的语言研究，重视学科交叉。学科交叉不能是“单相思”，语言学要有相关学科的知识背景，要找到相关学科的兴奋点。特别是要重视国际语言学的新走向，关注学科前沿的语言学需求，比如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学术领域，支持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计划和脑计划，为“新文科”建设做出学科表率。
后 记
从设计话题到整理访谈内容到完成编校工作，心中不断生发感慨：李老师视语言学事业为一生的追求，从言行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因如此，李老师不仅埋头钻研，成果丰硕，更站高望远，以全局视野、“世界眼光”来观照中国的语言学事业，提出一个又一个新问题、新思考，辟出一个又一个新领域、新方向，推出一个又一个新概念、新理念。从普通语言学到应用语言学，从结构语言学到心理语言学、术语语言学、数据库语言学、智能语言学，从个体语言能力到国家语言能力，从民族语言、方言到国家共同语，从国内母语教育到汉语国际传播，从本土普通话到海外大华语，从社会语言生活到国家语言教育、语言安全、语言文化、语言经济、语言服务再到国家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国内语言规划到国际语言规划……在李老师的引领、带动和启发下，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越来越丰富丰满、有滋有味，得到蓬勃发展，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语言学助力。问题驱动、成果丰硕、高瞻远瞩、引向导航。李老师提出的治学理念、总结的国家语言学事业发展的许多经验教训、指出的目前语言学事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都是重要学术问题，我刊将予以重点关注。
再次感谢李老师、关老师的辛苦付出。
本文刊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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