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 屈哨兵、徐杰、邓思颖、林华勇：语言学与新文科建设四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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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2021年12月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岭南书院讲座上，广州大学的屈哨兵教授以“新文科背景下大语言学科建设要注意的三个问题”为题，详细讲解语言学科建设的问题。在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岭南书院闭幕礼上，澳门大学的徐杰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邓思颖教授和中山大学的林华勇教授提出了学科发展的意见。《语言学冰室》编者特意邀请了四位学者，畅谈语言学和新文科的问题，分享他们的观点，以期引起读者对相关问题的关注。

关于语言学与新文科的三点议论

屈哨兵（广州大学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

屈哨兵教授（广州大学）在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岭南书院的讲座

近几年关于新文科这个说法比较流行，语言学会很自然将这个说法与语言学科自身如何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讨论思考，我在这次岭南书院上的报告也是以此作为立论的出发点，所以讲了一个“新文科背景下大语言学科建设要注意的三个问题”这样的题目，大概也算是这种讨论思考的一部分，里面的相关内容这里就不重复了。这篇短文另外再发几点议论。
第一，关于“新文科”这个概念从其源头来看，还真不是一个以学科建设作为逻辑起点或者旨归的概念。早先时候，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首先提出了“新工科”这个概念，然后依次出现了“新医科、新农科”这样的概念，最后才出现“新文科”这个概念。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新X科”，除开这四个概念之外，似乎再没有冒出其他的类似概念出来，比如说就没有“新理科”“新教育学科”之类，当然在教育界话语系统还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叫做“新师范”。何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要借此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革命，与其说是为学科服务，倒不如说其提出最初是为专业建设服务的。这中间“新工科”是打底的，用教育部高教司负责同志的话来说，新工科建设、新医科建设、新农科建设、新文科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质量提升的四梁八柱，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如果没有新工科做支撑，没有新工科提供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新的思想甚至新的路径，它起不来，新农科没有跟新工科结合起来是自娱自乐，新农科是新工科的再拓展，没有新工科的拓展，新医科难有突破。也正因为如此，新文科才会因时而生，教育部才有类似“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这样的指导性文件出来。
第二，虽然“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是以专业人才培养为目标，但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势必离不开学科建设。没有学科建设基础，什么科都“新”不起来。如何才能“新”，路径有很多种，这里想强调其中的一种，就是交叉。学科与学科之间如果不走交叉融合的道路，很多“科”也都“新”不起来。还要注意的是，这种交叉不仅要鼓励相近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更要鼓励学科大类之间的交叉，比如说“工+文”可以出现“艺术设计哲学”，“医+文”可以出现“医学信息学”，“农+文”可以出现“农业经济学”，“理+文”可以出现“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些例子不是我编的，是教育部高教司的负责同志在相关的学术报告中举的例子。当然，他举这些例子更多是基于新专业这个角度来讲的，但这种种“新”的后面难道就没有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确认的学科问题吗？我想一定是有的。皮亚杰认为认知科学研究的是个体认知心理如何发生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但“这些联系定位在一个学科之间没有稳定边界的整体系统之中”，不也是认可这种跨域交叉的学科属性吗？当然，交叉之后要融合，这样才会出现相对稳定的学科。我们似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高等教育所谓文科的框架中是文史哲经管法和教育及艺术八大学科门类，语言学只是淹没在八门之中的“文”中，如果要在新文科浪潮中立上潮头，语言学必须要有敢交叉善交叉、能融合会交叉的劲头及智慧与谋略，这样才有催生学科专业新的生长点的机会。
第三，新文科的提出固然是受新工科的的辐射带动而出现的，但其面临的时代命题却应该是与其他几科是处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时代之中。这方面新工科的建设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2016年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的正式会员，中国工程教育开始拥有世界工程教育话语权规则的制定权，新工科建设就此开始不断发力，逐渐形成自己的话语格局，包括引领构成了现在的“四新”格局。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时代中如何解决国家及社会及我们人本身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通过语言学的努力能够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使这个时代变得更美好，同时使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也使我们这个社会及我们自己变得更美好。只要我们的语言学不断跨域求真求善求美，在上述这些方面（当然这里所列未必是全部）就一定能够起到建设性的作用。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向有关各方征求意见，意见稿在“教育学”下设“国际中文教育”（原“汉语国际教育”）二级学科，就是一种回应时代之需的表现，又专设“交叉学科”且在其中设“智能科学与技术”“区域国别学”等，前者可以授理学、工学学位，后者可以授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也都给我们以很大的想象空间。语言学如何发展？如何在新文科众声喧哗的语境甚至是其他理工农医大类世界里发出“语言之音”形成不可忽略的“声部”？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出新的探索新的回答。

新旧文科：入口不同，殊途同归

徐杰（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徐杰教授（澳门大学）在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岭南书院的闭幕礼

“新文科”最近成了一个热门概念。当然不同的人对这个新概念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概念的提出跟已经存在多年的“新工科”有关。
新工科当然是相对于旧工科或者传统工科而言的，说的都是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不同范式。传统工科跟其他传统学科一样，其教学和研究都是从学理入手的，首先是系统地通过书本掌握基础理论，然后再推到应用领域，看看哪些基础理论和前沿发展能够解决哪些问题。而所谓的新工科则是问题入手，或者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痛点入手，首先识别和圈定问题，再去找寻解决办法。在找办法的过程中无疑要吸收前人智慧结晶，对接前人的相关成果。就此而言，不管新旧，工科都是要打通和对接学理和问题之间的链接，区别是二者的入口不同。旧工科从学理入口，对接问题，新工科反其道而行之，从问题入手，对接学理。显而易见，新旧工科虽然殊途，最终仍是同归的。这一点，最有意思的一个案例莫过于香港科技大学分设于香港清水湾和广州南沙的两个校区了。两校管理层明确表示，两个校区要错位发展，学科设置要尽可能避免重复。怎么错位发展呢？答案来了，香港校区是旧工科，设置了以理工科为核心的四大传统学院：工学院、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广州校区号称要干新工科，定位就是问题入口，问题导向，干脆就不设置学院了，直接针对“问题”设立了四大“枢纽”：功能枢纽、信息枢纽、系统枢纽和社会枢纽。还真的有特色。希望他们成功！
我们是做语言学的。扑面而来的新文科新风尚已经刮到了语言学领域。对此，我们热烈欢迎，热情拥抱！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旧语言学与新语言学之分。二者也一定是入口不同，殊途同归。这里我们想强调两点：
（一）学理和问题的对接是检验和衡量学术研究乃至高等教育的最重要标尺。如果不能实现二者的有机对接，不管从哪个入口进来，都走不远，爬不高，发展前景都会严重受限。从学理入口当然是可以的，那就是首先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和前人理论。但是决不可就此满足，要主动对接语言和语用运用中的问题和痛点，用理论工具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痛点，并在解决的过程中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去反哺、发展、延伸、修正甚至推翻那些理论。另一方面，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也可以从问题入口，首先从人类语言活动中识别和定位出问题和痛点，可以是理论问题，也可以实践问题。之后再主动对接语言学的学理，充分吸收，主动善用古今中外语言学家有关语言的学术成果和智慧结晶，以求解决我们的问题和痛点。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理论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就自己造一个理论出来，直接进行理论创新。从问题入口后，最关键的一点是，要积极主动地跟学理对接。地球上已经架起那么多美轮美奂的桥梁，聪明的我们能用则用，不必时时事事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定要善用前人理论工具，只有这样，才可能事半功倍，稳步前行。
（二）跨学科属性对包括新语言学在内的新文科来说是自然发展和天经地义的，或者说是理所应当和顺理成章的。之所以说从问题入口跨学科是天经地义的，那是因为社会问题，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等等一定会涉及到不同学科的学理。传统语言学从学科入口，自然只聚焦于语言现象中跟自己学科甚至自己分支学科有关的方面，有意无意地排除跟自己学科没有直接关系的属性。这样做利弊兼有。利的方面是可以语言某个方面的属性进行精细归纳概括，缺点是人为割裂了语言不同属性之间的有机联系。新文科理念下如果我们从问题入口，就可以将学科划界暂时搁置一边，聚焦问题，问题到哪里，我们的学术研究就跟到哪里。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少学科就整合多少学科。面对重要问题，我们可以集合不同背景的专家学者一起协同创新，攻艰克难。
新文科，旧文科，入口不同，殊途同归！新旧文科，各有其长，相得益彰，毫无矛盾，不可偏废。旧文科不应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排斥新文科，甚至贬低新文科。新文科也不应自以为新，否定旧文科的基础地位和支撑作用，蔑视旧文科所代表的千百年来人类智慧的学术结晶。喜新当然无妨，厌旧大可不必。国际上新工科的概念和实践虽然已经风行几十年，但是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等等人类壮举，基本仍是旧工科干出来的，首先是靠数理化测算出来的。新工科出来后只是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补充。卓有成效的新工科尚且如此，刚刚提上议事日程的新文科更应该是这样！
我们有理由有信心期待新文科之风也能给语言学的创新发展带来新机遇和新气象！

语言学的研究：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岭南书院的下一步

邓思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邓思颖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在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岭南书院的闭幕礼

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岭南书院的十三讲，已在2021年12月5至15日顺利举行。这次继续沿用线上模式，很受师生欢迎。报名人数超过一千两百人。学生当中，包括硕士生、博士生、本科生等，而就读或工作的国家和地区，除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外，还有来自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十二个亚洲国家、十三个欧洲国家、两个北美洲国家、一个非洲国家和澳大利亚。
由此可见，举办中国语言学岭南书院是正确的。以粤港澳高校中文联盟的名义筹办，是合适的，正好符合联盟的宗旨，即作为高等教育交流平台，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中文专业的合作层次和水平，促进交流协作和资源共建共用。中国语言学岭南书院不仅能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师生，也吸引了不少区外甚至国外的师生，作为普及和提升中国语言学学术水平的一个平台，肯定有很大的帮助。以崭新的形式跟不同地域的师生见面，既克服新冠疫情反复带来的难题，也迎接后疫情时代“新常态”的教学模式，探索有效的学习方式，积累宝贵的经验。
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岭南书院的十三讲，内容丰富，所采用理论和观点多元化，包括词汇研究、现代和古代汉语语法、方言语法、接口（界面）研究（如句法、语义、语体等关系）等语言学本体研究课题，还有不少讲座专门讨论语言在社会的应用和研究，例如词汇与文化传播、语言学科建设、语言生活等课题。总的来说，十三讲涵盖古今、普方（普通话和方言）、汉外（汉语和外语）；平衡了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既着重学科知识，又着重研究方法。所呈现开放、包容、活泼的一面，正好符合中国语言学岭南书院的院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语言在社会的应用，尤其是如何发挥语言学在当前社会的价值，这方面尤为重要。有几个讲座都触碰到新文科的概念，甚至明确引用了“新文科”这个术语。当前科技迅速发展，一日千里，社会所面对的现象推陈出新。语言学怎样迎接新文科的来临，肯定是个极具挑战的问题。
文科的研究方向，既要重视弘扬传统，但也不能忽略与当代学术接轨，甚至要配合当前全球社会发展的步伐，这就是新文科兴起的原因，语言学今后的发展，也不能例外，否则对贡献人类社会就欠缺了话语权。以联合国所提出的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为例，语言学可以作出多少贡献？
联合国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期望从201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30年，作为全人类致力奋斗的目标。在这十七个目标当中，语言学甚至文科研究，又可以怎样贡献力量？我们不妨选录以下四项，看看语言学可以怎样回应？甚至帮助有效达成？

• 第四项“优质教育”（quality education）：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 第九项“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建设具有适应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工业化，推动创新
• 第十一项“可持续城市和社区”（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 第十七项“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the goals）：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上述有关教育、科技、居住环境、全球合作这几个范畴，往往离不开语言的因素。改进语言的使用，肯定对可持续发展有正面的影响。如果认真思考上述问题，语言学今后的发展应该怎样筹划？学科研究怎样对社会产生影响（impact）？如果以问题导向，语言学该怎样入手？怎样连同文科内外的学科，联手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解决当前人类的问题？恐怕这就是新文科概念下语言学研究的新目标、新任务。

学科的发展，应有危机意识。注意社会的动向，能解决当前人类的问题，避免被边缘化。一场新冠疫情大流行，为本来变化急速的社会带来更急速的变化。在后疫情时代，无论在教育、科技、居住环境、全球合作等范畴，都涌现了全新的问题。对此，语言学应有解决难题的能力。除了不忘打好基础，有扎实的本体知识，做好准备外，还要前瞻发展方向，定下清晰目标，才能勇于跳出“舒适圈”，向前迈进。为迎接种种新变化，中国语言学岭南书院更应责无旁贷，敢为天下先，踏出一步。

老问题与新领域：新文科背景下的语言学建设

林华勇（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林华勇教授（中山大学）在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岭南书院的闭幕礼

建设新文科这一大背景下的语言学，应该怎么建设？建设成什么样子？首先，要思考什么样的语言学研究不属于新文科？
学术界曾经从学理上提倡，应从不同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语言学研究，但过去做得不够好，结合得不够彻底，现在旧事重提，希望重新引起学界的注意，这不属于新文科。比方说，朱德熙先生在晚年身体力行，提倡把现代汉语研究跟语法史和方言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过去结合得不理想，现在重提，这个不属于新文科。同理，继续践行邢福义先生提出来的“普-方-古”比较的研究，也不算新文科；传统语文学跟现代语言学结合起来的做法，不算新文科。再如，朱德熙先生强调，汉藏语的比较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做好，并认为大有前途。但汉藏语比较离理想状态还差得很远，汉藏语比较也不属于新文科。同理，就文学而言，打破现当代文学跟古代文学的隔膜，将中国文学从古至今进行梳理，这也不算新文科；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结合起来的做法，中山大学在民国时期就提倡了，这个也不算新文科。如此等等。这些“老问题”虽然不属新文科，但符合学理发展要求，过去是短板，现在仍然是短板，这说明过去和现在都重视得不够，需要重新进行思考。
建设新文科的浪潮已经打过来了。但“老问题”仍没解决好，“新领域”等着去开拓，怎么办？不妨换个思路，新文科的建设可能有助于“老问题”的解决。仍有必要考虑打破二级学科如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以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之间的旧壁垒；仍要继续打破二级学科内部学科方向的壁垒，例如打破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下的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及古文字学之间的壁垒。再如，有的研究探讨汉语方言与民族语的接触，它该属于汉语言文字学的范畴，还是属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范畴呢？对现代汉语方言进行描写，同时还需进行历时演变的考察，这属于“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下的现代汉语方向还是古代汉语方向呢？显然，要打破二级专业乃至二级专业下不同学科方向的隔膜，就应该根据研究对象（即实际问题），各取所需。新文科建设，借用朱德熙先生的话，不宜继续“画地为牢”，继续“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新文科建设，实际上就是以问题为导向，整合不同的学科资源，对相关问题进行攻坚克难。
招生政策上，也应该打破旧方法，应考虑以选题为中心，以研究为中心，允许学生突破导师原有的研究范围，管理单位应主动创造机会，鼓励学生转益多师，最终解决问题。这有点儿像目前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论证选题，选题通过了，再根据选题需要，组合研究团队。研究团队按需组建，突破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壁垒。所谓导师的“自留地”，就让它实现真正的“自留”吧。
新文科背景下的语言学研究，自然应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例如，语言学在人工智能中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在语言障碍筛查及矫正中起什么作用？后者，中山大学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团队已经证明，语言障碍的筛查与矫正，离不开汉语语言学的研究，并且语言矫正与康复的过程，可以很好地与语言本体研究相结合，从而实现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互补，实现相互促进，共同推进语言学、脑科学、医学等相关领域的协调发展。实践证明，应用领域的语言研究，需要有大团队的协作意识，这个团队包括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大团队，一个人单枪匹马，难以完成。
以问题为导向可能是一把钥匙，不但有利于解决老问题，还有利于开拓新领域。如此看来，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才是新文科建设的核心和要义；老问题的解决和新领域的产生，应该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本文来源：语言学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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