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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臺灣 胸懷中國 遠望天下
前期回顾：
编按：本期继续刊载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又名《台湾事变面面观》），刊出卷四一开始接续卷三「当事变爆发的时候」一章之两节。南京《大刚报》记者唐贤龙于二二八事变前后携眷来台旅行采访，事变爆发时人在台南。上期作者叙述他与家人于风暴中受困台南数日，直至3月7日晚冒险搭火车北上，次晨侥幸安抵台北。本期则记录了3月8日作者初返事变爆发地台北后的观察。
根据作者的叙述，从二二八事变爆发，民愤沸腾，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被迫做出一项项政治改革的承诺、甚至一步步出让非常时期的省政管理权，但官民对立、省籍矛盾未曾真正缓和；处委会在激进派的主导下，非但并未聚焦于恢复社会秩序、保护无辜、完备省政制度，反倒一面提出挑衅性的「四十二条」，一面大规模动员战后返台的台籍日本兵。显然本省有些人士不以地方层次的政经制度改革为满足。他们动机各异：或卷入国民党内派系斗争，或参与全国性的国共内战，或是在国家层次上反对中国对台主权，基于其皇民情结而让台湾沦为美日帝国主义的工具。然而，如果冲突不至于不断升高，陈仪请兵可能只是做为备而不用的政府权威后盾。可叹事件中各方蓄势待发走向更为激烈的冲撞，于是果如当时有识之士不论本省外省都预见到的，枪声再起。
枪声再响若早可预见，那么当时炒作激进民意的部分台湾政治精英岂不就是拿老百姓去冒险？
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对原版手稿进行了文字、标点符号及分段的校正，并将缺漏字以〔〕补正。读者若发现其他错误，请来函提供正确资讯，以便未来加注说明。
*作者为唐贤龙。本文刊载于《远望》（2017年8月号；总347期）。
（十）杂记台北中山堂
一下火车，我们便冒着大雨，在沅陵街找到一家名字叫做五大的旅店住下，一来因为太疲倦的关系，我连饭都不想吃，便倒在床上蒙头大睡。我太太便在房间里收拾东西。
但是，我哪里能够睡着呢？斯时，该旅馆中的下女，对外省人的招待已经是不大客气；我因为无意中将旅馆中的被服垫在床上作垫被，上面便盖着我自己所带的被服，后来被一个下女看到了，她便不大高兴，连忙将老板娘和其他三四个下女全叫上楼来，硬逼着我马上起来，将垫被抽还给她们。她们嘴里更咕哩咕噜地骂了我半天，我因为听不懂，便未去理睬她们。但内中有一个比较稍为能说国语的下女，便毫不客气的向我说：「你假如不马上起来，将垫被抽还给我们，我们马上便要请你出去！」声色俱厉，实在令我受不了。而这时，在我住的那一间房门口外，已经围集了五六个其他的台湾人，我太太看看情势不对，便连忙将她们劝出门去，说马上便抽下来还给她们。我那时因为身上仅穿一件裤头子和背心子睡在床上，不便当着五六个下女的面将被服抽还给她们。同时，我还有一种自尊心和怪脾气，假使一个人以压力对我，我一定要反抗；而我更不大习惯在女人面前穿着短裤和汗衫，即使在我太太的面前我也是如是。故当时我心里很不舒服，且不愿意马上便向她们屈服，经我太太再三劝说，我方才一气爬起来，便将衣服穿好，预备马上便离开那里搬到别的旅馆去。于是，我们即到别的旅馆里去问。但他们都拒绝我们说：已奉处委会命令，不准收容外省人住。这时，我们真懊丧极了，仿徨街头，茫茫然大有无处栖身之感。
后来，当我们到苗圃*去看一个戚友时，他便告诉我们说：时局很紧，自从处委会向长官公署提出了「四十二条要求」后，本来已趋平静的局面，便又突然紧张起来。因为**「四十二条」中有七八条，实有推翻政府的意图，前途恐怕很难乐观。他劝我不再住在旅馆里，应该赶快搬到他那里去住，万一假使到危险时，彼此也可以互相照应。因他那里是一个研究机关，台湾人于再度发生骚动时，也许稍为要好一点，故我们于听了他的话以后，我便连忙叫我太太和其他的两个朋友，先将行李等搬到他那里去，我则与另一位朋友到处委会去打听一下，看看了风声。
*即今台北植物园之局部。
**手抄本原文为「因此」，应为误植。
1947年3月8日的《台湾新生报》刊载处委会向长官公署提出的四十二条要求。
在台南过了五天被困的生涯，对于其他各地骚动的情形，尤其是台北最近几天的局势，简直很膈膜。故当我们又再度跑到台北街上时，我们方才知道情况的严重，因为街道上很少有外省人行走，即使有，也都将衣领敞开，不打领结，把帽子压到眉毛底下，想装出像台湾人的样子，行色非常仓惶；而各种各样激烈的标语，几乎像壁蚁一样，到处都贴得满满的。我们在街上走时，很多台湾人都很侧目的注视着我们。当我们路过博爱路时，只见专卖局台北分局的门口，二二七那天被民众烧毁的汽车底残骸，依然堆置在马路中间，无人闻问。新台公司与正大华旅社，以及专卖局里面的门窗，都破破烂烂的没有一块完整的东西。一切的一切，都显得有点凄凉冷落。
雨下得很大，连雨衣都被浸湿了。当我们刚穿过中外日报馆时，我们便看到在中山堂的门口，停满了一辆辆的小汽车，都是处委会各代表的车子，而在中山堂左侧门的墙壁上，更贴满了各种红红绿绿的布告、标语，以及二二八处委会临时会报等。从那些布告、标语，和会报上面，你可以看出一些二二八处委会动态。我伫立在门口，将那些布告、标语，和会报都走马看花，浏览了一遍，我们从那些歪斜的字句中间，好像嗅到了一种血腥与火药的气味，至〔少〕在那时候，我是这样的感觉到。
台北中山堂，是台北市最大的一个公共场所，这里面有电影院，有咖啡馆，有剧场，有饭厅，有娱乐室，有大会堂，有社交堂，外表固然巍峨雄壮，内部亦富丽堂皇；它可以容纳两万多人，连顶楼一共有六层，事实上经常用的只有四层，每一层的样式都差不多，平面相当于南京国民大会堂四个那么大，立体的比国民大会堂约高两层以上，平常民众若有什么集会常假该堂举行。自从二二七缉烟血案发生以后，二二八处委会的委员们，日夜均以该堂为活动的中心，几每日均食于斯，住于斯，开会亦于斯。自从3月1日至8日晚11时以前，在这八天内，该堂的重要，实已远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地位而代之了。故当我们一踏进该堂的第二层楼时，我们即感到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首先映入我眼帘的，便是远征海南岛、远征南洋群岛、远征新加坡等地返台人员报到处，以及东北派遣军、台湾本部各地的海陆空军与各种技术人员报到处的惊心触目的大纸条，而台湾自治青年同盟、忠义服务队、民主同盟台湾支部、忧乡青年团台北支部，以及处委会的委员们，每一个人臂上都缠了一块白布，或在胸前挂了一个蓝绸条儿，以显示他们的身分。他们有的穿著军装，有的穿著中山装，有的穿著西服，有的更穿着木屐，他们嘻嘻哈哈的穿进穿出，叽叽咕咕的谈来谈去，乱嘈嘈的像座茶馆，又像是一个剧院。
我在里面找了半天，始终找不到一个负责人。后来，在一间小办公室里，终于给我找到了台湾省参议会的议长黄朝琴，也是二二八处委会的常务委员之一，他那天恰好未到会议厅去开会。我首先问他局势有无好转的希望？保护外省人是否曾拟有详细具体的计画？「四十二条要求」提出以后，陈长官的态度如何？他听了我的问题，想了一想便简简单单的回答说：「局势恐怕一时尚无好转的可能，惟总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听说中央已派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先生来台处理此事，今（8日）下午或可乘海平兵舰由福建到基隆，本会已派代表前往基隆欢迎。至『四十二条』的问题，现在本会全体委员和其他各方面的民众代表，正在开会商讨此事，也许今天晚上可以有一个决定。」
黄朝琴
因为黄朝琴在那时，已经不能在会中有决定的作用，我知道跟他多谈，也谈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便连忙告辞出来，想到会议厅中，去找找王添灯或者蒋渭川、许德辉等谈谈，探探他们对于事变处理的意见。
告别了黄朝琴后，我便走到二楼会议厅里想去看看。这时，中山堂内墙壁上的电钟已经3点多了，正是二二八处委会开会的时间。我看到在会议厅里，挤得黑压压地尽是人，甚至于窗台上和进出的每一道门口旁，都挤了密密层层的人，不要讲找人，就是想挤到里面去插一支脚都没有一点点空隙。没法，我只好打消了想看王添灯他们的念头，便只得挤在人堆的后面，踮起了脚跟，竖起了耳朵，凝住了精神，我想听听他们在里面究竟讨论些什么。我只能听到一阵阵的尖叫声、一阵阵的鼓掌声，或者一阵阵的咆哮声、一阵阵的欢呼声，其他，我则什么也听不到，倒反而挤了一身臭汗。没法，我只好惘然的退了出来。
当我跨出中山堂门口时，很多奇奇怪怪的人都在注意我。他们有的装作叫花子，有的装作仆役，有的装作卖香烟的，有的装作汽车夫。他们那种尖锐的目光，盯得我实在有点怕人，更令我心寒。因为，我从他们的举止和神态上看，我可以有很多证据，推测他们不是台湾人，而是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便衣。我看到他们非常注意我，有一两个人甚且在远远的后面跟着我；一直到我们拐了几个弯，穿过几条马路时，他们才慢慢的退回去。
这时，雨下得更大；虽然还不到4点多钟，但很多台湾人所开的店铺，已慌慌忙忙的关门了。而有些台湾人，更纷纷的传说着国军即将开援台湾的消息。后来当我分别往中华日报、上海中央日报、上海大公报等处看了几个熟朋友时，大家都感到风声很紧，均同样感到自身的危险，但是，谁也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办法来保护自己。所以，当黄昏的幕翼悄悄的拉下来时，我们便又怅然的跑回到苗圃那个戚友家里，让失望与苦痛，狠狠的啃噬着我们的心。
（十一）3月8日夜里的枪声
自从处委会向长官公署提出了苛刻的「四十二条」以后，处委会的内部便发生了很大的裂痕，激烈派的如王添灯、吕伯雄、许德辉、颜钦贤、陈金水等，便主张加强政务局的职权，准备于3月15日以前接管长官公署机关。事实上自6日起，台湾银行已被处委会派人监理，其他各公司，亦多有类似的情形发生，拟以政务〔局〕来代替长官公署，将来再组设台湾省民主自治临时政府，以代替长官公署。温和派的如蒋渭川等，主张应适可而止，不能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如四十二条等，他希望能再度慎重考虑，一一推敲：「例如撤销警备总司令部、国军缴械，迹近反叛中央，绝非省民公意；又如撤销专卖局，固为商人所喜，然工人不赞成，殊不足以代表本省人民利益。兹经再度商议，认为陈长官既已声明，改组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尽量遴选省民优秀分子为省府委员、各厅处长，则各种省政之改革，自可分别随时提请省府委员会审议施行，无须个别提出要求；至于县市方面，长官已电请各县市参议会，斟酌情形，分别推荐县市长候选人，圈定授职，藉以办理民选县市长之准备事宜。似此省政既有省民参加，县市政府亦由省民主持，则今后省政自可依据省民公意，分别改革，亦无须个别另提建议。根据上述见解，本会认为改革省政要求，已初步达成；本会今后任务，厥在恢复秩序，安定民生。愿我全省同胞速回原位，努力工作；并请本市各校学生，自下星期一，照常上课；各业工人，即日分别复工；治安暂由宪警民协同维持；即希各公私工厂，速即开工，尽量容纳失业工人。倘有不法之徒，不顾大局，藉词妄动，即系另有用意，应请全省同胞共弃之。除再向当局交涉，严禁军警肇事外，谨布区区。中华民国36年3月8日」。
当此声明发表以后，处委会立刻遭受到王添灯、吕伯雄、许德辉、颜钦贤、陈金水等剧烈的反对，而忠义服务队、台湾省青年自治同盟、民主同盟台湾支部等首脑，复假日华町国民学校，召集海陆空军负责人，秘密举行紧急联席会议，预备推翻处委会，重组台湾省政改革委员会以代替之。至于那些由海南岛、日本、南洋群岛、东北回台的退伍军人，以及台湾当地的流氓地痞、无业浪人等，更主张乘国军未开到援台之前，以闪电的战术，用武力迅速推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攻占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以及其他各机关。有少数分子，复主张组织台湾省临时民主自治政府，王添灯并拟自任临时政府主席，并由颜钦贤为工矿处长，林宗贤为财政处长，陈金水为军政处长，吕伯雄为民政处长，苏新为农林处长，林日高为警务处长，并拟电请谢南光先生回台出任教育处长。在讨论各处局长人选时，他们每一个人都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于拍桌子怒吼。因为尚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未能解决，故他们一直开到晚上10时许尚未散会。
我们从台北中山堂回到苗圃以后，天已经快黑了。苗圃是一个庞大的植物园，里面风景甚美；我那个戚友的家，便住在里面一个机关里的宿舍，是半幢日本式的平房，全是榻榻米，无所谓房间，厨房、客室、卧房、厕所，完全连在一起。本来已经很小，自从我们这一批不速之客光顾后便更外显得狭窄了。晚上，当我们将被服铺到榻榻米上时，几乎整个的房里都睡满了人。我们因为连日奔波，又加一夜未睡，故当我们一躺到榻榻米上时便沉沉地入睡了。我那个戚友因有一种迟睡的习惯，怕夜里有事发生，所以，当我们都沉沉地入睡时，而他仍躺在床上看杂志。
夜半，大概在10点半钟的时候，他忽然从中山桥那边，听到一排排的枪声，紧接着，在圆山公园，和东门町*、前日本总督府一带，又先后响起了机关枪与步枪混合的声音。他知道情势不对，便连忙将我们一个个的喊起来，并立即将电灯关上，顿时黑暗便罩满了整个的房间。
*即今台北市东门（景福门）圆环以东的东门国小一带。
当我一骨碌子爬起来时，我揉一揉惺忪的睡眼，连忙便将衣服穿好。我太太则找了半天还没有找到袜子，甚至于连衣服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穿起。她吓得全身颤抖，牙齿也格格的响个不停。我除了安慰她不要害怕外，便坐在榻榻米上谛听窗外的动静。这时台北全城，差不多到处都响起了机关枪步枪的声音，比几分钟前更密、更紧。就像过阴历年时小孩子们燃放的爆竹声，一阵阵的划破了静寂的长空。而有一种尖锐的不晓得名字的流弹，嘘嘘嘶嘶的实在惊人心魂。在那密集的像连珠般的枪声中，更隐隐地好像还夹杂着一两声炮响。灾难仿佛永远陪伴着我们一样，我们真想不到从台南到台北尚未及一天，便又遭逢到如此的厄运。这真是有点像在四川「赶场」一样，我们居然又赶不上了。
苗圃的四周尽是属军事机关，我们这间小屋子，恰好在圆环的中心；因为房子的材料全是木头造的，既经不起任何的袭击，又挡不住流弹的贯射，四面尽是枪声，周围全是死路，跑既无处逃，躲也无处藏。只要有一颗流弹，或一排机枪，万一要射到我们附近时，我们即使不被射死，也要被震伤；假使台湾人要冲进门来，那我们更是毫无办法。故在那个时候，我们真是恐怖极了，我们像其他所有的外省人一样，除了听天由命外，便只好让死亡之神摆布。
窗外的雨，好像已经停了，但夜风反而更外大了些。植物园中阴阴森森的，风吹草动，也使我们心惊肉跳，疑心是台湾人来了的影子。在那一排排高耸的椰子林中，那一盏〔灯〕挂在窗台子上；〔我们〕将身子紧贴在墙旁，借着这盏树林子里面的灯光，向远远的林木丛中窥伺，或向茫茫的黑暗尽处探望。但是，我们什么也不曾发现，只看到一阵阵的树影摇曳，只听到一阵阵的风声呜咽；枪弹声，依然像喘急的江流一样咆哮。在重重的黑暗中，我们感觉到仿佛世界的末日即将降临一样的恐怖。我们没有方法来支配命运，只有静静地坐在榻榻米上等待天明。然而天明了以后，我们又将怎样办呢？用什么方法才能度过这漫漫的长夜？更以什么方法才能冲破这重重的黑暗？我们想着，甚至于连我们自己的心的跳动，也可以清晰的听到。但后来，因为太疲倦的关系，我们竟和衣躺在床上又睡着了。（待续）
2017年8月號│3卷8期（總3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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