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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恐怖的2月28日
当如潮的民众,正在台北市到处横行无忌、肆意殴打「阿山」的时候,下午2时,台北市参议会为解决事件,曾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全体参议员暨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等,一同赴长官公署访晤陈长官,商讨善后的办法。兹特将参议会的代表与陈长官见面谈话时的情形摘录如次:
据参议会代表向陈长官陈诉意见谓:「由延平路的缉烟血案,而演变到如此严重的情形,其原因,完全是专卖局少数不法的人员,平素与商人勾结营私,该局不能事先于各海口,采取严密缉私的根本办法,却反而饬派一班不遵守陈长官命令、随意带枪的查缉人员,专在街头巷尾,查缉贫苦的烟摊。政府对不法的公务员,往往擒而又纵,使彼辈逍遥法外,致使大多数的民众均不信任政府,而警察大队之存在,更是有害而无益,应该解散。至陈长官爱护本省的初衷,常被少数的部属所欺骗,故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切断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为免事态再度扩大起见,请即下令禁止军警宪勿再开枪,以免刺激民众感情」等语。
陈长官当即答称:「本案的凶手,当须依法严办。对不法的公务人员,亦须严重处分。所谓对公务员的处分有二种办法:一是行政处分,一是司法处分。过去犯法的公务员,本人都予以免职的行政处分,送交法院究办,由法院依法办理。本人并非日本时代的台湾总督,无权过问法院的裁判。然而要检举不法的公务人员,亦需要证据;这不独本省,外省、外国亦然。毫无证据,决难办理。这次的查缉私烟,因为取缔的手段不好,致演成此次惨案。至于警察大队之存在,是为补助本省境内警察力量的不够。俟警察的力量充足之时,自然没有存在的必要。至禁止开枪一事,可以照办」云云。末,各参议会的代表,更向陈长官建议六项意见,均经陈长官欣然接受。
从2月28日上午10时半,台湾民众开始殴打外省人起,直打到下午7点多钟时,打风才稍稍平息。因为那时有的外省人被打死的已经打死,被打伤的已经打伤,幸而未被打到的外省人,都一个个的蛰伏在自己的家里、或躲在台湾朋友的家里不敢出来。据估计:就在28日这一天,外省人被打死的,便有一百多人,打伤的共九百多人。故在这一天内,台北城每一个角落里,差不多到处都横卧着外省人的尸体,到处都流溅着外省人的鲜血。──「阿山阿山」,几乎已经成了台湾人泄愤的口语,是以入晚以后,台北便变成了一座恐怖的死城。
但疯狂的民众,依然群聚在中山路中山公园内开群众大会,讨论一切与政府交涉的对策。
然这仅有的片刻的宁静,到8时钟以后,却又被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的戒严令所打破。因该部为了想防止事件再度扩大,并保护各机关起见,特将台北市仅有的一千名军队,包括一个警察大队、一连宪兵队,以及联勤总部台湾供应局辎汽廿一团的少许兵力,再加警备总司令部的卫队,合起来也不过一千多人,全部动员起来,宣布戒严。致各重要机关、各交通要隘,均有全副武装的军队,警戒守卫、巡逻防范。但终因军队太少,兵力单薄,无法控制整个的台北,故民众依然能在太平町、中山桥一带自由活动。
深夜,民众复冲至公园路,占领台湾广播电台,当〔场〕由民众代表以台湾话及日语向全台人民广播称:「台湾自光复后,因政治黑暗,遍地尽是贪官污吏,尽量袒护,不肯惩办一人,以致贪污人员,益发无法无天。且武装军警与地方官吏,狼狈为奸,勾结走私,以致米粮外溢,人民无米为炊。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与其饿死,不如一致起来,团结努力,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争取生存!」一霎那间,台北民众暴动的消息,便立即传遍全台。因台湾在日本统治时代,日本人为实施奴化教育,曾强迫台湾人民,无论贫富,均须装置收音机,故无线电收音机在台湾民间极其普遍。自是,由台北一地之事件,便迅速扩展而成为全台各地之大暴动。
(三)暴风雨袭击全省
自从台北二二七的缉烟血案,与二二八的腥风掀起以后,不到3天内,暴风雨便像狂飙一样的扩及全省,而全台湾各地的民众都闻风先后响应。有些螫伏良久的流氓地痞,和由海外返台的退伍军人,以及大多数失业的工人、饥饿的老百姓,更迅速纠集起来,到处殴打外省人,袭击各机关。于是,有军警的地方便发生激烈的冲突,演成兄弟阋墙的斗争,军警力量薄弱的地方,便变成无政府状态,使全台十分之九以上的各地区,都呈现出非常恐怖的骚动。在全省9市8县当中,除了澎湖县因孤悬海外,波动较小,基隆与高雄两地因为有要塞司令部的军队防守,军队比较稍占优势外,其余如台北县、新竹县、新竹市、彰化市、台中县、台中市、嘉义市、台南市、台南县、高雄县、高雄市、屏东市、台东县、花莲县等14县市,或全部由民众占领,或大半由民众控制*。至3月4日,各县市因为受了台北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号召,均纷纷成立处理委员会分支会,处理各该地所发生的事件。
*编按:此处前面既说高雄市因有要塞司令部军队防守,故军队稍占优势,后面又说高雄市由民众控制,前后显然矛盾,而且所列的「9(省辖)市8县」里,漏了台北市。
民众在暴动时,首先攻击的对象,便是以各县市的警察局,专卖局与市政府为主要的目标,然后再及于各地的驻军。他们攻击的目的,一方面是泄愤,一方面是报复,一方面便是抢劫枪弹等。至于中央派驻台湾的各机关团体或自由职业者,则比较好些。打人的目标,也是以各县市的主管官员为对象,假如你要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属的各机关的人,尤其是各公司工厂中的经理或厂长,便要打得凶些;对于小公务人员则稍微要好一点。惟在骚动的混乱期中,有很多小公务人员,也不幸遭了大殃,因为,有很多台湾人打不到大的贪官污吏,便拿毫无保障的小公务人员来出气,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
二二八暴动当天,上海记者在台北街头拍摄的照片。同日台湾史学者林衡道先生也有目击到「中国旅行社」上的「中国」二字都被「消灭」了。(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提供)
后来,甚至于台东、花莲、屏东、台中、嘉义等地的高山族同胞约有三四万人,也纷纷下山,与台湾民众合流,参与各该地的骚动。声势之浩大,骚动之广泛,冲突之惨烈,真是空前未有;没有看到过民变的,绝不会想到民众的力量,居然会那样的伟大;而一个失掉了政府保护的人,才真正能体验到政府的存在,居然会那么的神圣而不可思议!
在各地民众骚动期间,打得最厉害的,当以高雄、嘉义、基隆三地为最惨烈,军民死伤也最多。至于台中、屏东、高雄、嘉义、新竹等地大部分外省人均被集中。在新竹县政府的桃园,被羁囚于大庙、警察局官舍与忠烈祠后山三地之外省人,内有五个女眷被台湾一班流氓浪人强行奸污后,那五位女眷于羞辱之余,均愤极自缢殉难。而该县大溪镇国民小学女教员林兆熙被流氓吕春松等轮奸后,衣服尽被剥去,裸体彻夜,冻得要死,后被高山族女县参议员李月娇救护始脱险。在台中,当外省人被强迫集中于民众旅社、市参议会、台湾地方法院时,有些流氓,复强迫所有的外省人均须学唱日本国歌。像这一类惨极人伦的事实,在其他各地亦层出不穷,但都是那些流氓浪人或由海外返台的退伍军人所干出来的。
至于大多数台湾的老百姓,依然是很善良的。并且在重重严密的监视当中,还想尽方法来保护外省人。因为,台湾民众在事变期中,有些流氓浪人曾警告其他的台湾人:不准隐藏外省人,不准卖东西给外省人,不准替外省人医病;假如要不遵令的话,便要将帮助外省人的台湾人打死,或将房子烧光。故在台北事变爆发后,有很多台湾公立的医院,的确有拒受医治外省人的情事,但很多台湾私人所开办的医院,依然偷偷的将受伤者抬到别的台湾人家里,为之医治。此外,有很多台湾人更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护外省人。
如新竹县长朱文伯,便曾被台北吴深潭与林刚朗两先生救护,隐藏在吴家四天,招待宿食,殷勤备至;后吴因为替朱在街面上打听消息而被流弹伤折两个手指头,均毫无怨尤。朱出险后,曾以两万元台币送吴作为医疗费,吴坚拒不收,并谓:「救护同胞为余应尽之责,如以钱财相赠,即为轻视余矣。」侠义之情,令人感动。
又如我有一个朋友的妻子,她的丈夫是台湾专卖局长,因其平日廉洁自守,事变时,其夫又适在台北,故专卖局中很多台籍职员,均奋力保护,卒未受害。
而在高雄,当民众骚动、到处殴打外省人时,我的一个朋友,当他正在被很多台湾人追逐时,适有另一姓王的台湾人跑来,即将我那个朋友救起,并令其迅即躲到他太太的房里。及至那些追逐的台湾人赶到时,他们硬要搜他的家,并说王掩护外省人。王即不肯,因言语冲突,遂发生斗殴,当王被打得遍体鳞伤时,渠依然横卧于家门口,不让其他的台湾人进去。王之妻子,情急智生,便叫我那个朋友躲于装被服的壁橱中,并用很多被服将其重重的裹起来。等到王躺在门口已奄奄一息,无法再拦阻时,其余的台湾人即一涌而入,冲进王之住宅内,搜寻了半天,终未发现我那个朋友。后来,当他们呼啸一声而去时,我那个朋友虽幸免一死,但那个姓王的台湾人,却早已气绝身亡矣。我那个朋友目睹惨状,悲伤无已,即匍匐于死者身旁,号啕恸哭,并誓愿负担死者家小十年以上之生活费,然该姓王之妻子于痛不欲生之余,坚不承受,并拒收我那个朋友分文的酬谢!像这样侠义救人的史实,也多得不胜枚举。
又在事变期间,除有少数地方,公私机关确被抢掠焚毁,但大多数公私机关的仓库,尤其是各公司所属的各工厂,无论机器设备或银财什物等,均有很多善良的台湾人予以竭力保护,故损失甚少,决不像官方所宣传之那样的惨重。
凡此一切,均表示台湾民众虽然因不满现实而暴动,虽然受少数激烈的分子胁迫而有殴打外省人的情事,但那仅仅是少数的一部分,而不是大多数的全体。
(四)台湾的兵力为什么会如此的单薄?
自从台北二二七事变爆发后,迄国军开抵台湾时为止,全台9市8县除澎湖骚动较小,基隆、高雄两地国军稍占优势外,其余7市7县,几全部由民众占领。在这里,也许有些读者会怀疑:为什么台湾的兵力竟如此单薄?自事变发生以后,几未及一周,全台湾各地即十九被民众攻占?假如台湾果真有共产党,而实力又相当雄厚的话,那台湾的局面还岂堪设想?像这一类的问题,恐怕每一位读者都会在此兴起同感。如今,好在事件业已过去了,所以,我愿意乘此机会,来将这一个小小的秘密揭穿,俾让读者明了明了:
查台湾自从胜利光复之初,中央原曾派令林云俦所辖之七十二军驻扎台湾。因林系广东部队,非陈仪嫡系人物,故自移驻台湾以后,两人曾发生多次龃龉,双方均耿耿心怀,互相忌恨。加以两人领袖欲均甚强烈,每每对一件事各人均有各人的政见,各人也有各人的看法,谁也不肯让谁,致两人乃暗斗甚烈;自兼台湾警备总司令的陈仪认林不听指挥,不受调度,自然对林大感不满。而林则认为陈大权独揽,顽固专断,自亦对陈非常憎厌。但台湾是陈仪系之天下,一切大权悉操其手,故在林部驻台期间,陈仪乃即用种种之压力,攻击林云俦,说七十二军之风纪太坏,时常骚扰人民。御用之参议会复竭力声援,支持陈仪,谓林部如何如何不好,说台湾怎样怎样安宁,毋庸长期驻扎重兵,曾迭电中央,请将林部调走。林亦不甘示弱,曾时向中枢呈控,谓陈如何如何独断,干部怎样怎样贪污,吁请当局将陈撤换。去年秋,适值华北局势紧张,东北需兵火急之时,中央乃将林部改调华北,驻节唐山,守卫北宁线。林系现役军人,军令如山,故林云俦不得不服从命令,遂黯然北调。
自从林部北调后,中央即改派整编廿一师刘雨卿部驻扎台湾。刘部系四川部队,至台后,即感事事掣肘,且陈仪因深受台湾一班御用爪牙之蒙混,认台湾社会安定,民众守法精神极佳,毋庸多驻重兵,即可维持治安;且军队一多,反易扰事,亦主少驻军队为宜。是以,刘即以一独立团驻扎凤山,师部及其他各团均留驻江苏昆山。
故在台湾发生事变时,全台湾仅有一团正规军,尚还驻凤山、冈山、台中等地,无法调动应急;另在名义上,尚有宪兵一团,有两营驻在福建,台湾仅有两营,而此两营人又分驻全台各地,力量太散;此外,尚有联勤总部台湾供应局与辎汽第廿一团之一部分军队,以及基隆高雄两要塞兵连,供应局均为守卫仓库之军队,自卫尚不足,自然无法运用;至高雄基隆两要塞兵连,亦只能坚守要塞,而不能迁调。台北虽然有一个警察大队,但队员有60%以上均为台湾人,各地之警察亦大部分为台湾人,在事变时,他们均自动将枪械献交民众,成事不足,反而败事。至警备总司令部之卫戍部队亦有限。致是时全台各地,将所有之军警宪特各种兵力加起来,一共尚不足五千人,其中能够作战的,顶多只有三千余人,且分散各地,自不会发生力量。因兵力如此薄弱,当然不足以应付巨变。何况,高山族同胞、台湾流氓浪人,以及退伍军人等,共有廿余万,过去都曾受过日本的良好训练,一旦有武装,个个都能征善战。再加以一部分贫苦的民众,平日因深受政治生活各方面之压迫,一旦事变,自更乐于参加骚动。故自台北事变爆发后,民众乃能于一星期内席卷全台。陈仪在当初满以为将林设法调走后,即可以高枕无忧,天下太平矣。但殊不知,陈仪却深中了那班御用爪牙的缓兵之计,致酿成今日滔天的大错。走笔至此,实令人感叹无已!
(五)风声鹤唳中的台北
明白了台湾各地变乱的实况以后,现在,再让我掉转笔来,将风声鹤唳中台北骚动的情形,向读者详细报一下。因为台北是台湾的省会,又是台湾的首府,且系台湾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故参与暴动的民众,均以台北市为发号施令的总枢纽。
自从民众于2月28日夜占领台湾广播电台后,情势便格外严重。虽然在占领时,民众并未与军队发生冲突,但民众却可以藉此指挥全台湾的民众,并经此次占领广播电台尝试的结果,证明台北市的兵力非常单薄。于是无形中便壮了大部分民众的胆。而予一些具有野心的御用绅士,和由海外归来的退伍军人,以及一班地痞流氓、浪人等,一个可乘的机会。故自3月1日起更大的民变,便在这一班野心家们的煽诱下,像狂飙一样的扩展着。而民众运动的性质,亦从此逐渐变质。
1. 严令不能生效
台北城经过了一夜的沉寂,自3月1日晨6时起,便到处响起了疏密的枪声;全市军警宪兵,虽然在戒严令声中,不断的在街头巡逻,或各机关的门前警卫,但依然无法维持秩序。而这时,民众亦不甘示弱的到处挪武器,他们有的拿着日本的军刀,有的扛着打猎用的步枪,有的背着日本式的步枪,有的挂着长圆木壳子的手榴弹,有的更将日本人的军服拖出来披在身上,或将日本人退走时埋藏的钢盔挖出来戴在头上,有的复抓着各式各样的棍棒,乘机与戒严的军警冲突,双方均有死伤。而在没有军警的地方,民众还依然到处掀起打风;外省人吓得像惊弓之鸟,一个个地都不敢出来。街上外省人绝迹,各机关更无形中停了摆。只有驾着机关枪的军车,在静寂的街道上梭巡。这时,各机关的要人,以及要人们的家属,如长官公署各处局长等,都已全部集中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那座大楼内。那座平日庄严神圣的大楼,便变成了一座临时高等难民收容所。
而有些流氓浪人,复乘机至外省人的家里藉端敲诈,形同抢劫;如我有一个朋友住在龙口町附近,一个流氓跑来向他强借5万元台币,我那个朋友回答说:「我实在没有。」但他却说:「你可以向别人去借,或拿金器作价。否则,我将对你不客气!」说着,他便掏出一颗手榴弹,作着要放的姿态;我的朋友没法,便只好向附近的朋友们挪借,凑了半天才凑到3万9千元台币。当他将这3万9千元台币捧出来给那个流氓说:「先生,我实在只能借到这3万9千元台币,就请你拿去吧!」「不行」,那个流氓把头摇了一摇说。后来,我的朋友的妻子生怕那个流氓要动手打人,便只好将他们两人结婚的戒指从手上抹下来交给那个流氓,那个流氓还折算了半天,看看与5万元台币差不多时,才满足的走了。临走时,他还命令式的说:「不准你向任何人报告,也不准你告诉任何人。否则,小心你的脑袋!」说毕,他便扬长的走了。当他们默默的看着那个流氓从高高的椰子林中穿走时,他们两人都不禁凄然地哭了。
又如我一个住在幸町的朋友,当他已经被打得七死八活正在奄奄待毙时,想不到在3月1日的下午,忽然接到一张无名氏的纸条,上写:「请借白米3斗,晚上8时来取,如不照办,决架走你的太太和小孩;若要声张,便送你一颗子弹!」他的太太看到了纸条,吓得要死,既不敢告许先生,而家中又无那么多的白米;没法,便只好拿出几件心爱的衣服,跪在一个台湾下女的面前,哭着请她设法卖掉,并代买3斗白米。下女问她为什么要卖衣服?为什么要买3斗白米?她只是跪着不起来,也不敢告诉她,只苦苦地请她卖衣买米。后来,那个下女还好,便出去替她想办法,把衣服卖了,又买了3斗白米回来。入晚,她俟下女走后,便将3斗白米用袋盛好,放在门口,专等来取。果然,在入晚后,便有一个披着日本军服的浪人将米取走。像这种种类似的情事,在台北几日有所闻。
国民大会台籍代表谢娥女士,因为在28日晚8时许,曾向民众广播,劝导民众要冷静理智,不要无辜残害外省同胞,致引起一班流氓的愤恨。故在3月1日晨,民众中有一部分流氓,便乘机捣毁谢娥女士所开设之医院,并将一切医药用品等悉数焚毁。自是,一般稍有正义感或具有民族思想之台湾人均不敢出头,藉避是非,免得麻烦。是以民众中有些蓄意不良的分子乃越发猖獗,使台北所有的外省人,均人人自危。
3月1日上午10时许,以台北市参议会、参政员等为核心之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乃仓促成立,并在延平南路市中心区之中山堂内,召开成立大会。决议推派省参会议长黄朝琴、台北市参会议长周延寿、省参议员王添灯*、参政员兼台湾广播电台台长林忠等,往长官公署访晤陈仪,并提出五项请求:
*编按:唐贤龙本书原手抄本中,台湾省参会参议员「王添灯」或「王天灯」,应皆为「王添灯」之误。
(1)请警备总司令部立即解除戒严令;
(2)所有被捕之市民应立即无条件开释;
(3)请陈长官下令军警,不准开枪;
(4)由官民共同组织处理委员会,处理缉烟血案;
(5)请求陈长官速对民众广播,说明政府对此事件之态度。
陈长官当即表示:「(1)第3、4、5条所请求之3项允予照办;(2)第1项允于1日下午4时以前,召集各机关商讨后,再解除戒严令。至第2项,凡被捕之市民,由其父兄里邻长联合保证后,即可释放。」
因为各机关台籍员工均大多罢工的关系,各报社印刷工人亦相率怠工,故3月1日各报均未能出版,仅能零星的发行8开或16开的号外,断断续续的看到一些动乱的新闻。
至下午2时,民众千余人,复遮断太平町与中山堂之间的交通,向延平南路之铁道管理委员会警察署进攻,要求缴械,该署台籍员工,均自动将枪械递交民众,而台北市警察局之台籍警察与警察大队之台籍队员,亦纷纷脱离自己的岗位,携枪怀弹,向民众投诚。至是,民众之间有枪者益众,有些且握有日本式的轻机关枪,警察署的警察因众寡悬殊,外省籍之员工被击死伤者甚众。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混乱后,该署即被接收。午后3时,铁道管理委员会亦被民众予以接管。因警察署,等于铁道警察局一样,完全是保护铁路的。自该署被接收后,铁道管理委员会亦无形中即行瓦解。陈长官至此地步,方知事态的严重,乃急向民众广播曰:「关于查缉私烟,误伤人民的案子,我已经将凶手予以逮捕,交法院严格讯办,伤者治疗慰问,死者优厚抚恤」;并云:「自3月1日晚8时起,解除戒严,惟望民众必须维持地方上的秩序,力谋社会间的治安。请民众暂时不要集会游行。惟罢工、罢课、罢市、殴人,以及其他有妨碍公安之举动,均不准再度发生。所有参加暴动而被逮捕之人,须由里邻长或其父兄负责具保。由参议员推派代表与政府合组处理委员会,来处理此项事件。务望台胞要信赖政府,与政府合作,自动自发的来维持治安,严守秩序,恢复2月27日以前的情形。」至晚间8时,果由警备总司令部宣布解严。并由该部苏绍文处长致函台北市参议会,说明当局决定即拨付台币廿万元予死者家属,伤者五万元,以为抚恤,希转知民众具领。但民众对此,依然并不满足。
当2月28日,民众捣毁专卖局台北分局、贸易局新台公司,与3月1日民众接收铁道管理委员会警察署,与警察发生冲突时,以及台湾民众到处殴打外省人等恐怖的场面,均经美国总领事馆和美国新闻处的摄影人员,一一摄入镜头,作为美国报纸上杂志上头条的新闻;而日本人也穿着和服,大摇大摆的在街道上谈笑自若,且有饮酒祝贺等情事。这真是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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