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贤龙】历险二二八

查看原文

其他

【唐贤龙】历险二二八

From 唐贤龙两岸远望 2019-04-06

点击蓝字 一键关注

立足臺灣胸懷中國遠望天下

前期回顾：

【唐贤龙】（一）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唐贤龙】（二）二二八乱起　席卷全台

【唐贤龙】（三）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组成

【唐贤龙】（四）无政府的台湾、苛刻的四十二条

【唐贤龙】（五）二二八事变中的台湾领导菁英

编按：本期继续刊载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又名《台湾事变面面观》）卷四第八、九两节。二二八事件爆发之初，这位南京《大刚报》记者正身处台南，并因事件的爆发而受困当地数日；其亲身经历，颇能呼应他后来北上采访所得，即前刊第三卷所述。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全台商会菁英在事件（运动）中的领导角色，以及各地参与者首先掌控枪械、铁路交通，以及普遍重视传播媒体的这个高度一致性。第二，更深一层看，如果我们注意到二二八处委会的核心分子中，数名都是省公会、省商会要员，而他们同时也是「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的骨干，那么我们即可理解处委会平息台南等地暴动的效力之高，但也不免要怀疑：此前处委会为何一边在台北与陈仪政府谈判、允诺恢复各地秩序，一边却支持各地民众响应暴动？第三，就是这群领导菁英对中共立场的态度。总之，以上值得再探究。

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对原版手稿进行了文字、标点符号及分段的校正，并将缺漏字以〔〕补正。读者若发现其他错误，请来函提供正确信息，以便未来加注说明。

*作者唐贤龙為南京《大刚报》记者，长于报导政治新闻。1947年1-4月间，他来台湾考察，亲身经历了二二八事件。惊魂甫定之余，他将在台湾各地耳闻目睹的事件经过，巨细靡遗记录下来，于1947年5月写成《台湾事变内幕记》（又名《台湾事变面面观》）一书。本文为此书卷四的8、9两节（完）。本文刊载于《远望》（2017年7月号；总346期）。

（八）台南城中被困记

当台湾事变爆发的时候，我正在台南。那时跟我在一起的，除了我的太太外，还有三个朋友；我们五个人均下榻于兴中饭店里。兴中饭店是台南市一家最漂亮的旅馆，位在最热闹的银座街上。因为该店已大半西洋化，清洁卫生，没有日本风味的榻榻米，故当我们一住下来时，我们便都很爱这家旅馆。

台南是台湾南部第一大都会，在二百多年前，即为全岛政治、文化、工商业的中心，郑成功于驱逐荷兰人后，即改台南之赤崁楼为承天府，故名胜古迹甚多。假使在抗战时不遭美机的轰炸，则街道的宽阔，市区的整洁，实远在台北以上。

当台北事变未发生前，台南始终是一个静静的小城，静静的像如一池澄清的秋水。惟在2月28日的晚上，我们即听到台北缉烟事件的一点点风声。起先，我们都以为这一定是很小的地方事件，顶多几天便会解决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去注意。故在3月1日的上午，我还独自坐了一辆人力车，到十余里外的那一座小小的古老的安平城去玩了6小时。而在3月2日的上午，我又曾应台湾嘉南大圳水利协会，往曾文区乌山头去看嘉南大圳水利工程，下午又曾到赤崁楼孔子庙去凭吊明末孤臣的遗痕；迨至2日下午，当我们从台南市警察局局长的口中，获悉台南市民众即将暴动的消息时，我们依然未予介意。

及至3月3日上午10时许，当我到台南市政府预备去看卓高煊市长，亲眼看到市政府一个做工役的台湾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时，我才知道情势有点不对。只看见市政府里的空气非常紧张，宪兵队长、警察局长，正在与市长举行紧急会议，在市长会议室的门口，更有5、6个宪兵在往来徘徊，神情显得很焦灼不安。当我踌躇着正想发问的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宪兵，将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看看我不像台湾人，便连忙跑过来向我低低的说：

「先生，你们是哪里人？在什么机关做事？住在什么地方？望你们赶快回去，不要再出来了！因为，现在，台湾人已经暴动了，在街上到处乱打外省人；昨晚，本市三个警察派出所业已被攻占，枪弹悉被民众抢去。刚才那个被打的台湾人，便是市政府的工役，你先生是亲眼看见的。我们已经有四天晚上没有睡觉了。本市兵力太单薄，民众的枪枝甚多，现在市长、本队队长与警察局长正在开会，商讨应付的办法。我们处此最紧急的时分，除尽力保护各机关，保护外省人外，只有以一死报效国家。先生，时势紧迫，你不能再在这里停留。否则，一定危险万分。假使你没有地方躲，就跟我们到本队去，我们一定保护你的；假如你有地方，我们即刻护送你们回去。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他坦率而又忠诚的向我说了这一切后，我才体验到情况已有些严重，但我仍竭力镇静，并不感到害怕。我除了向他说明我底身分和住址外，更向他深深地而致谢意。

「不，你现在不能一个人回去。因为，在市政府外面的广场上，已经有很多台湾人，在追逐着外省人打了，我一定要护送你回去。」他又很诚恳的说了一句，脸上现出颇为担心的样子。

「没关系，我就住在这附近的兴中饭店里，从市政府出去转一个弯便到了。你们护送我走，反而会引起台湾人的注目。」我很感激的回答着，并用手向外面指了一指，表示住的地方并不很远。

但他依然不放心，终于将我送出市政府，又护送我走了二十几步路，经我再三谦让后，他才掉转身回去了。临走时，他还抄了一个电话号码、开了一个名字给我说：「如遇到危险时，你随时可以拨电话找我，我随即可以派弟兄们来接你们到宪兵队。」后来，当我转过一道大墙时，我回过头来，还看到他站在市政府的门口看着我。真的，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了友情的宪兵，我能向他说些什么话呢？一千万句感谢，也无法能表达我那时的心意啊！

当我匆匆的在马路上走着时，我看到台南盐业公司的门口，已经拥挤了很多台湾人，他们在那里高声喊叫，他们在那里指手画脚，但我却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这时，在大街小巷中，已经到处展开了打风，我不敢停留，也不敢迟缓，便连忙加快脚步，捡那些人少的地方走。有些台湾人于看到我这个陌生的外省人走过时，他们都向我投以惊奇的眼光，但我也无心去细看他们。

幸亏台南市政府离银座很近，走了约莫有8分钟的样子，我终于安全地跑回兴中饭店。一进门，有一个名字叫做花子的下女便向我说：「唐先生，你受惊了罢？我们正在为你担心呢！你太太更在楼上急得要命。你快点上去吧，不要再出来了！」我向她苦笑了一下，便连忙由第一层楼跑上第三层。我的太太看到我回来了，也显得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是住在兴中饭店的第三层楼上，从这座楼上，我们可以俯瞰银座街上的一切。这时，我们站在楼窗的附近，看着马路上的台湾人，正一阵阵的向台南市商会、也是台南市总〔公〕* 会的门前汇集；而街道两旁的商店，更在一阵阵混乱中，将门关得紧紧地，人也跑到楼上去了，也像我们一样，有的伏在窗子口，有的蹲在晒台上，看着街上那种紧张的场面，和随时像水一样动荡的人流。

*手抄本写「总工会」，应为误植。

而自从3月3日上午11时起，我们便开始了被困的生涯。下午，两点多钟，兴中饭店经理邓成先生来看我们。他劝告我们千万不能再出去，并且告诉我们用一块长白布，上面写几个字，表示我们的身分，俾便晚上有人来查房间时，可以一见而知我们是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以免误会。

因为怕晚上发生事情，所以我们皆睡得很迟，并不时到窗子口去窥视窥视街上的动静，等到一切的人声都静寂了时，我们才敢和衣躺在床上假寐，后来便不知不觉的睡觉了。等到我们一觉醒来时，窗外已下着隆隆的大雨，间或还听见远远的地方有一两声断续的枪声。

第二天，即3月4日上午，邓成经理怕他一个人保护不了我们，便又请了一个名字叫做林石柳的先生来保护我们。林先生的身材很矮，面孔黧黑，不大会说话，但心地的确很好，他除了说些安慰我们的话以外便走开了。嗣后，他每天总要来看我们两三次，问有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并关照我们：假使有人来为难时，可以随时请邓先生叫他。有时，还告诉我们一些听不到的消息。像这种崇高的友谊，真使我感动！

事实上，台南自4日下午2时许，市区的宪兵已经停止了武装的巡逻；治安的责任，则完全由台南工学院的学生和台籍的警察来维持。晚上9点多钟时，我们才从无线电广播中，获知台南市所有的警察派出所，与第二监狱、海关仓库等机关已被完全接管。而警察保安大队的枪弹亦被封存。

3月5日在民众一致的要求下，台南市长卓高煊，终于将前任市府财政科长因贪污嫌疑而被拘押的黄离无条件释放了，因为有些台湾人说：「自从卓市长上任以后，所有市府重要的职员，都完全换上了福州人。至黄离的贪污案，也是卓给他随便加的一个帽子，不过只是想将黄离割掉，而另换上他的一个最亲信的戚友。所以我们方要求无条件释放黄离。」

自从台南工学院学生出来维持治安后，街道上已很平静；虽仍有武装的民众乘着各种各样的车子，在街上不住地梭巡，但打风已经慢慢的熄灭了。6日，台南市的各商店已大半开门，秩序业已渐见恢复。

困处在旅馆里，虽然托庇于邓、林两先生的保护，使我们无冻馁之虞，未受丝毫的灾难，但一种精神上的痛苦，依然时时刻刻地威胁着我们，使我们既寂寞而又焦灼。每天，我们坐在那一个寂寞的走廊上，或者望着那一条漫长的街，或者看着不想再看的小说，想着看不见的海，梦着望不尽的山，只是寂寞的在消磨着漫长而又漫长的日子。7日的晚上，当天上还飘着霏霏的细雨时，我们无法再忍受了，终于下了最大的决心，决定冒险乘夜车到台北。

（九）经历艰险的夜行军

3月7日的晚上7时许，当我们决定要走的时候，所有旅馆中的仆役、伙夫、下女等都感到惊讶了，尤其惊讶的是花子。当她听说我们要走时，便连忙跑上楼来，劝我们不要走，说路上不安全，要我们等几天看看情势再说。言谈之间，好像还有一点惜别的意味；但我们想走的太心切，虽然明知道路上有危险，但我们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盖我们当时这样想：与其无限期的被困在台南，过着半幽禁式的生活，倒不如冒一次险跑到台北，或许等到有轮船的机会，我们便可以想办法离开台湾。

同行的，除了我们五个人外，还有一对姓邵的夫妇，也跟着我们一道，一共算是七个人。因为老板邓成先生不在家，我们便留了一张名片给他和林石柳先生两人，向他们告辞。在被困期间，多承他们俩想办法保护我们，终使我们履险如夷，丝毫未曾遭受到些微的痛苦、或意外的损失。

当我们七个人，每一个人坐上一辆黄包车时，我特别留在最后，向兴中饭店中几个送我们下楼的台湾人表示谢意。在细雨蒙蒙中，我看着那一座三层楼的饭店，渐渐在我的车后消逝了时，我心中止不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依恋的感情。

微风细雨，寂寞的台南城中，一切都显得静悄悄的。街道上行人稀少，只有几个黄包车夫，踯躅在每一条街的十字路口。暗淡的街灯，照着暗淡的街上。跑到火车站时，火车站上格外显得冷冷清清；在偌大的一个候车室中，只有几个台湾的女人和小孩，以及我们这七个候车的客人。铁路饭店的咖啡馆中，客人寥寥，下女们都一个个的在打瞌睡。

上午，当我们到火车站上去洽购车票的时候，那位跟我们接谈的副站长（台湾人）还是前任铁道管理委员会时所委派的。至于站长，因系外省人，已早跑走了，但谁知，当我们晚上去买火车票的时候，与我洽商的已是二二八事件处委会交通组铁道制度调整委员会所任命的一个站长了，问一问，才知道前任那个副站长已经辞职了。虽然前任副站长是台湾人，后任站长也是台湾人，但台湾人与台湾人之间，已经有显著的区别。当他与我们交谈的时候，他首先问我们有没有武器？因他看见我们行李很多，便表示不愿意代我们交行李房运送。后来，经我们交涉再三，他还是表示不信任，说要检查检查行李看，然后再给我运送。没法，我便只好给他检查了。当他派人检查了半天，看看我们的确没有什么，态度稍为和气一点，方答应给我们过磅承运。及至明了我们是国内派来的新闻记者，他方高兴起来说：愿意给我们帮忙。我们搭的本来是晚上10点夜快车，但这时，火车已不按时开停，故一直等到10点20多分时，火车才从路竹开来。因高雄是时军民正在打得很激烈，火车只能以路竹为起点。火车一停，那位站长便令红帽子将我们行李先送上车，并关照我们在路上小心。

1947年3月4日，处委会全省17县市同时组会。

行李已搬上车了，忽然跑来一个30余岁的台湾人，劝我们不要走，说台中、嘉义、彰化等地，仍打得很厉害！看样子，他好像刚由火车上下来的。不一会，又来了一个40多岁的台湾人，劝我们暂在台南住几天，听说路上仍不安稳，并云：在其他各地，仍有殴打外省人的情事等等。他说着，便慌慌张张的跑开了，好像怕给别的台湾人看到了对他有什么不利似的。

这时，我的走志依然未动摇。但当我们快要跨上火车去时，忽然从旁边又跑来一个30多岁的台湾人，看样子，好像是一个做生意的。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将我拉到旁边，向我低低的说：「你先生是不是上海人？我今天是由台北那边来的。在路过台中和嘉义时，我看到很多外省人都被拖下车去了，打得要死，几乎车上所有的外省人，都被流氓们打了。这所以我劝你们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不能走，在路上，万一碰到了那些流氓，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呀？！」他说着说着，几乎像要哭出来似的。在那种环境之下，我真感动极了。但是，我能不走吗？行李已搬到车上去了，我太太他们也都先后跨上车去了，而这时火车又呜呜的叫着要开了。我来不及考虑，也无法再迟延，便只得非常感谢的向那个陌生而又善良的台湾人说「谢谢你，没有关系」七个字后，我便飞也似地跑上车。

这时，那位站长先生也跑上车来跟我们握手，并关照其他一个穿黑衣服的台湾人，请他沿途保护我。说着说着，火车已轰隆一声开了，他陪着我们又谈了两句便忽然跳下车去。

在隆隆的火车声中，在微微的细雨声中，我们终于默默地离开了台南，默默地钻进头等车厢里。这是一节特别的头等车厢，里面有七张可以自由转动的沙发椅，我们正好每一个人坐了一张。因为怕将灯光漏出去，会引起台湾人的注意，所以，我们便连忙将纱窗、玻璃窗、窗帘等全部拉下来，将全车厢的灯光都遮盖住。我们每一个人都怀着一种不可知的命运，都不晓得将遭遇到一种什么样的危险和灾难。我们只是将眼睛轻轻地闭着，听着车窗外淅沥的雨声，和车底下隆隆的轮音，我们不敢想象今夜的前途，甚至于连几分钟以后的将来，我们都无法预测。因为危险与灾难，是随时都在等待着我们啊！

车上的乘客很少，外省人简直看不到，就是台湾人也并不多。当我们一踏进这一节特别的头等车厢时，这一节车厢的前后门，便被台湾人关上了。而在前后门的旁边，好像都聚有很多台湾人，在那里叽叽咕咕的谈天，我们也听不懂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我们想：也许他们是在监视我们，怕我们带了不利于他们的武器吧？要不然，为什么要将我们这一节车厢与其他各节的车厢隔绝起来呢？但继而我们又在揣测：也许他们是好意，怕其他台湾人看到我们要乱打，这样隔绝起来，他们便看不到我们了。所以，我们那时都不敢朝坏处想，只是尽量地往好处想，总希望今夜能平安地度过，明晨能平安地到台北，甚至于后天，便能坐着飞机回上海。故在想到好处时，我们不知不觉的便忘记了恐怖和危险、灾难与不幸。尽管这样自己安慰自己，但在忽然想到那万一的危险时，止不住，我们便又不安起来，不安的结果便焦虑，焦虑过后，便愈觉不安。就这样，我们一会儿疑惧，一会儿焦灼，一会儿跑到门旁边听听台湾人有什么动静，一会儿又跑到窗子边，将窗帘子掀开了一点点，向外面窥探窥探一切的声息。

但是，山野是静悄悄的，大地也是静悄悄的，我们能看到些什么呢？我们只听到火车在呜呜的隆隆的吼声中，穿过了一个小站又一个小站，我们只看见在朦胧的黑暗中，经过了一个村镇又一个村镇。我们在心里，只是希望着快将嘉义、台中几道难关闯过去便好了。然而奇怪得很，今夜我们都好像火车开得特别慢似的，有时，甚至我们更神经过敏的感到火车似乎在没有开动一样。

好容易，到12点多钟时，火车才慢慢的开到了嘉义。一听到嘉义两个字，这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紧张的很，准备接受*任何来自各方的灾难。车停了不一会，便上来几个背着枪弹的青年学生，来盘问我们。及至他们明了我们是新闻记者时，便很客气的向我们说了几声「对不起」后，什么也没有检查，便默默的走开了。我看到他们臂上缠的是「台湾青年自治同盟嘉义支部」的臂章。当他们默默的走开时，我不禁跟我太太笑了笑说：「我们今天晚上好像是关云长一样，要准备『过五关』了，但却没有力量来『斩六将』。」她听了，也不禁凄然地笑了一下。等到车又轰隆一声开行时，我才放下心来。想不到，我居然会这样顺利地便闯过了第一关，这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手抄本写「授受」，应为误植。

因为太疲倦太紧张的关系，所以，于车过二水时，我竟蒙蒙眬眬的睡着了。但不意在车抵员林时，忽然又闯上来五六个忠义服务队的队员，将我们简简单单的查问了一会，及至看到我们手膀上每一个人都缠了那么一大块白布，他也不看看究竟是什么地方发的，或上面究竟是写些什么字，嘴里便咕噜咕噜的走开了。经过了两次的检查，我们的胆子已壮了，经验也彷佛增加了些，已没有先前那样心惊肉跳的情绪。这时，我的瞌睡好像也给驱跑了似的，精神忽然振奋起来。之后，在到彰化时，又先后被检查了三次；一点也没有麻烦我们。

火车依然在不停的跑着，窗外的雨，好像已经停了。当车尚未抵达台中时，在空旷的*原野里，忽然听到远远的地方有一阵阵卜卜的枪声，和一阵阵的吶喊声，在夜深人静时，那声音彷佛格外显得响亮而凄厉。这时在车厢的前面，忽然跑来一个农夫模样的台湾人，抓了一根长枪，对准了我们，命令我们不准动，要我们一个个的将东西准备好，到台中站时，一律须下去检查。

*手抄本写「外」，应为误植。

因为在事前，我曾听到过很多恐怖的故事，说是外省人在经过台中站时，只要一下火车，不是被活活的打死，便是将外省人像囚犯一样的赶到集中营去。所以，当我一听到他的命令我们下去时，我就跟他说：「如果要检查，就请你在上面检查罢，我们行李的里面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当我这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时，忽然由前后两节车厢里，又冲进来五六个气势汹汹的台湾人，他们有的拿着手枪，有的拿着大刀，有的拿着长枪，有的拿着手榴弹，一个个的都将枪口对准了我们的胸膛，命令我们全体站起来，让他们检查。内中，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他警察不像警察，军队又不像军队，后来才知道他是留学日本、在日本住了二十多年，不久前才从日本回台的，他既不会说国语，又不会说台湾话，只能说日本话。他首先以日语问我们呱呢呱啦的说了半天，我们一点也不懂，只是睁着偌大的眼睛望着他。后来，他便以还赶不上洋泾滨的英语来说，我们还是听不懂，结果，他用笔写英语，我们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预备到什么地方去？有没有『良民证』？在台湾做什么事情？身上带了武器没有？」所以，我们也用英文写给他看。过后，他们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彻底的检查了一遍。他尤其对我身边所带的那一堆旧报纸，特别感到兴趣，也检查得非常仔细。有一份台中版的和平日报，他翻来覆去的看了二十多遍，一刻将它拿在电灯光底下照照，一刻又拿在鼻子上嗅嗅，他好像想从那张旧报纸身上发现什么秘密似的。但结果，他终于一无所获，彷佛很失望样的，便又找题目来问我：「你们即然由台南来，台南处委会曾经发给你们证明文件没有？」

新生报，二二事件处理方针（日文）。

「没有。因为，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自从事变发生以后，我们天天都住在旅馆里，根本就没有出去过，所以无法向处委会要证明文件。」我很委婉的回答说。

「那个女的是干什么的？」他看看在我身上，好像已没有什么再问了，便忽然掉转了话头，指指坐在我对面的那一位女的问。

「她吗？也是新闻记者，是上海XX X报的记者。」我答。

「嗯？你们中国也有女记者吗？」他又歪转头来问我，彷佛感到很惊奇样的。听了他这话，我马上便肯定的回答他：「在国内，各报馆大都已聘用女记者，这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你感到奇怪吗？」

「噢噢啊......」他终于笑起来了。接着，忽然便又加问了一句：「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阵到新竹？」

「自然可以，我们很欢迎你。」我很高兴的答着。他听了，脸上顿显出一丝笑意，好像很满意。

当我们正在一问一答时，忽然从厢前面，跑进来三个人。两个抓着枪的台湾人，追赶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的台湾人，他吓得面如土色，身子颤抖得缩成一团。看那样子，他好像想跑到这一节车厢后面去跳车样的。

「站住，不要动，看看你身上有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穿着军靴的台湾人，大声的向那个十七八岁的年轻的台湾人吆喝着。可怜，那一个年轻的台湾人，吓得马上便扑通一声跪下来。「先生，我身上一点也没有什么，你看，你看」，他说着说着，连裤子都脱下来给那个追赶的台湾人看。

「你为什么想挖铁轨和枕木？下去，拖下去！」另一个身材比较矮一点的台湾人，又大声斥令着。没有几分钟，那个年轻的台湾人，便给追赶他的那两个台湾人拖下去了。至于那两个台湾人为什么要追逐那一个年轻的台湾人殴打，我到后来才明了是什么原因。

「轰隆冬」──车子忽然停下了，说是已经到了台中。这时候，夜已很深，站上静悄悄的，一点也没有人声。只有站台上的灯光，凄清的照在寂寞的台中站上。

「他们都是好人。用不着再下去了。走，我们到前面车厢中去看看罢！」这是站在我后面的一个穿着军服，挂着日本指挥刀的台湾人，忽然发出了这一道口令。这时我方才如大梦初醒似的，发觉到我身后原来还有一个人。于是，我便连忙掉转头来，和他握手言谈，并谢谢他的好意。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次的人民运动，完全是要改革台湾省不良的政治；我们之所以要如此详细检查你们的原因，一方面是恐怕你们有武器，一方面是怕CCP*破坏铁路。刚才抓下去的那个年轻的人，便是给CCP*收买的，他想在这里来破坏铁路，被我们守卫的弟兄发觉的。」他说着，便跟我热烈的拉了半天手，才将手一挥，率领其他的台湾人一个个走出去。至此，我们才如释重负般的，从刀枪如林的紧张状态中，慢慢又恢复到原先的常态。咳，这一道难关，总算又给我们轻轻地闯过去了。

*为配合平台审核需求，此处英文为Chinese Communist Party的缩写，原文为中文。

火车在台中停了差不多有半小时尚未开。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丰原与苗栗两地，军民仍在激烈的冲突，枪炮频传，火车不能由海内线行驶。因台湾南北纵贯线的火车，自王田至竹南间有两条铁路线，一条是海岸线，即由追分站起，经龙井、大甲、新埔、后龙、大山脚，而到竹南。另一条海内线，即系由王田，经台中、丰原、三义*、苗栗、北势、造桥各站而至竹南。今夜我们火车所行驶的是海内线，现海内线既然不通，便只好由台中站再行退回至王田，然后才能绕道海岸线行驶。

*以上，手抄本写的「南竹」、「复龙」、「三叉」，应皆为传抄错误。

当时我们因不明了这种情况，且不知道那位台湾人告诉我们的话是否属实，故当火车由台中站向王田退行时，我们心里都非常惊惶，一怕火车万一退至王田，甚或再退回彰化而不能开向台北时，则天明以后，万一被很多台湾的流氓或浪人发觉，则我们这七个人一定要遭殃；同时，我们又怕万一火车行到一个很小的站上停下来时，那车上的十几个像监视又不似监视我们的台湾人，因为看到我们行李很多，加以同阵又有几个女的，也许要在车上来动我们的手，那我们简直毫无办法，只有束手待毙！所以，当这一列火车正在隆隆的、以加快的速度向回倒退的时候，我们都吓得坐卧不安，怕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即将发生，是以，我们便将窗帘子掀起来，想看看外面到底是什么地方，或究竟到了哪一站？在我们的心意中，我们认为：假使火车在退到彰化时仍不再转换方向，则我们今夜的命运必将凶多吉少；如不退到彰化即行掉换方向，那我们或尚不致有何厄运。

这时我太太更吓得要命，只是叽叽咕咕的埋怨我，说不应该到台湾来，更不应该今晚上乘夜车等等，真使我烦得要命，可是，我又能去埋怨谁呢？但我当时依然强自镇定，并从皮包中拿出一张台湾全省地图来细看。当我看到从王田到竹南间的铁路的确是有两条线时，我便指给我太太和其他几个同伴看，安慰他们不要怕。后来及至我们在门隙中，看到前后车厢外的台湾人一个个的都躺在沙发上鼾声如雷般的睡着了时，我们才稍为放了心。

倒行车走了约莫有一个多钟头，在到大肚站时，我们把方向校定了一下，觉得火车的确是朝着台北的方向行驶了。这时才敢将眼睛闭着，静静地养养神。

于车过新竹时，天已经渐渐的亮了。我们从窗隙中远看，只见田野里秧苗青青，山冈上朝雾重重，天空中细雨蒙蒙，一切的村庄房舍，都依然静静地躺睡在梦幻里。我们无心贪看车窗外春天的景色，心里只是十分渴望着快到台北。

夜行车在朦胧的朝色中行驶，好像也特别感到有精神似地，飞快如闪电。

我们看到一个个村镇在我们的眼前消逝，又看到一个个的村镇在我们眼前显现。行行重行行，在3月8日的清晨7时许，我们终于在大雨倾盆中安抵台北。...

【阅读更多】

【唐贤龙】（一）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唐贤龙】（二）二二八乱起　席卷全台

【唐贤龙】（三）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组成

【唐贤龙】（四）无政府的台湾、苛刻的四十二条

【唐贤龙】（五）二二八事变中的台湾领导菁英

【石佳音】蔡英文避谈的「二二八真相」

【石佳音】二二八的定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