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梦册】《中国论》之七：农夫的中国、水手的西洋、游牧人的近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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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回顾：

编按：本期继续刊载罗梦册先生《中国论》第三讲〈中国之国之所以为中国之国〉的第三节。前一节里作者指出，各文明区其经济生活的主角，即为其「历史人格」的主导者；这一节则进一步解析，各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如何具体作用于人们经济生活的求生手段、生活意识，并进而制约其政治前途，影响该文明早期的历史发展特色。大陆的、农夫的中国，人们靠着互惠互助在广袤大地上缓慢自由开发，而持续、和平、稳固地发展为浑然一体的「天下国」。海洋的、水手的西洋，人们固守既有的基地、前进宽阔凶险的海外，形成讲究实力而对内坚持排他主义、对外崇尚斗争的「民族国际」体制。由无边荒凉和有限繁华组成的近中东，则游牧群体之间只有零和的生存竞争，只能书写出新旧帝国兴灭无常的历史。

此外作者还明确指出，有鉴于近代以来来自海洋的威胁，大陆与海洋的结合或为中国前途所在。而这对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的未来，都仍有指导性的意义。

本刊除对原书进行文字、标点符号的校正，并将缺漏字以［］补正外，仅在必要处加注说明，其他不予更动。

*作者罗梦册，为1943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今天政治大学前身）教授。本文刊载于《远望》（2018年6月号；总357期和刊本）。

第三讲　中国之国之所以为中国之国

第三节　中西历史与大陆海洋

游牧人所采用的求生手段，固与农夫或水手所采用的求生手段大异其趣，而农夫所采用的求生手段也和水手所采用的求生手段迥然不同。这或者是我们所熟知的事情，然我们之所应知悉者，自不应只限于知此而已。我们应扩大的了解，并进而知悉：由于一般的求生手段之迥然的不同，他们在生活上所反映之生活方式和生活意识也就因之而不同了。换句话说，在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反映下，「农夫型」和「水手型」的人群们之在文化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诸广大领域内所作的活动表现与成就，也就因彼此「人格」的不同而随之各异了。

农夫是以自然为友的，是和自然相安的，是重情的，是和平的，是泛爱的，是知足的，是保守的，是好静而不好动的。中国人之所以无在或无往而不反映出「农夫人格」之趣味和本色者，正是因为中国人的身心浸透于「田园经济生活」的情调和色调之中的缘故。农夫的诗歌，自然是要喜爱性灵的抒写和情感的抒泄，而不喜战争史诗的制作。农夫的艺术，也自然是很容易地会从那些和他们最接近之大自然的山水风情中获得生命，而不会从那些和他们距离辽远之英雄美人的肉体上感到启示。同时，中国人之喜欢食蔬食、饮淡茶，缓步清歌以自享，自是道地的农夫式之日常生活形态，当然〔是〕他们不喜啖生肉、饮乳酪，狂舞高歌之水手情调。田园为农夫出没的家乡，中国人无怪爱田园。大陆为农夫生息的天地，也无怪中国人爱大陆。农村和田园是和平的、寂静的，自无怪生息于农村田野间的中国人形成和平而恬静的生活范畴。

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推己及人」的农夫性格，当然是要产生出「物我相忘，人我相安」的忠恕哲学。基于「敬鬼神而远之」和「未知生，焉知死？」之农夫的现实主义，自然会产生出轻宗教的习性。基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的农夫意识，自然是要产生出「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静态政治。同时，基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四海之内，皆我兄弟」之农夫心境，也自然是要产生出一个超「部族」、超「邦国」的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或「王道精神」。

狭义的「国家」，对于农夫似是一个无利而且有害的组织。「国家」可能给予人民以幸运逐求之海外冒险的机会，但农夫是安土重迁的。「国家」可能给予人民以掠夺财货之对外战争，但农夫于除却必不得已之革命战争和自卫战争之外，是反对战争的。「国家」可能给予人民以国外市场之取得和对外贸易与投资之安全，但农夫是轻视商业的。然「国家」也可能要给人民以重税和兵役，这是农夫所最感头痛的。所以在中国，人民之狭义的「国家观念」极薄弱；因而狭义的「国家机构」也极不完备。但反之，农夫虽不需要一个狭义的或狭隘的「国家」，然却需要一个比「国家」小的家族组织或家族制度，和一个比「国家」大的「天下机构」、或「天下政治」。家族制度，能给他们一个社会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保险。「天下政治」，能给他们一个充满着广泛的或无尽的和平与自由之空气的天地，让他们可以在其中自由的开发和耕耘。因而，在中国，不独人民的家族观念极浓厚，而且以「天下」作对象的政治组织或政治体系也早已具备规模。以致在中国之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的领域内，自然而然地要呈现着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或「王道精神」的意向和动力，而促成一个超「部族」、超「邦国」的「天下」或「天下国」的出现。

刚刚相反的，水手是以自然为奴的，是要征服自然的，是尚智的，是斗争的，是自私的，是贪馋的，是进取的，是好动而不好静的。西洋人之所以无往或无在而不反映出「水手人格」之趣味和风格者，正因为西洋人的身心浸透于「海洋经济生活」之情调和色调之中的缘故。水手的诗歌，自然是要喜爱冒险的和战争的史诗的歌咏，而不喜抒写性灵的感伤。水手的艺术，自然是很容易起源于同他们关联最切的战争的写状，或对于领袖人物、英雄美人之肉体的崇拜，而无意于田园风情的启示。同时，西洋人之酷爱啖生肉、饮乳酪，狂舞和高歌，自是道地的水手式之日常生活形态，当然是他们不喜欢食蔬食、品淡茶，缓步清歌以自享之农夫情调。都市是水手们猎获满足的过路驿站，无怪西洋人之喜都市。海洋为水手们追求幸运的有为世界，也无怪西洋人之喜海洋。都市和海洋是紧张的、斗争的，自无怪来往于都市和海洋之上的西洋人，形成了紧张而争斗的生活范畴。

基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或「天演淘汰，适者生存」的水手体验，自然是要产生出「物我对立」之「唯理」哲学、或「唯力」哲学。基于「胜利接近天国」、「上帝特惠强者」的水手希冀，自然是要产生出重宗教、敬上帝的风习。同时基于「人类是政治的动物」和「天赋人权」之水手的警觉，自然是要产生出「政治斗争」和「争取政权」之动态政治。最后的、也或者是最大的区别，基于「优胜劣败」和「弱肉强食」之水手胸臆，也自然是要产生出褊狭的、排他的部族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而昧于世界大同。

「天下政治」和家族制度，对于水手似乎是一个繁重的累赘，辽阔而无利的组织。「天下政治」可能给人民以广泛的和平或无尽的和平，但水手是不喜欢和平的。「天下政治」可能给人民以普遍的自由、或无限的自由，但水手是只喜自己自由，而不喜他人自由的。然「天下政治」也可能要人类一个利他主义之自我牺牲的要求，这是和水手部族的小我利益相冲突的。同时，家族制度，可能给人民以社会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保险，但这是水手们可能于「国家机构」中求得满足的。然家族制度亦可能要给予人民以家族义务和拘束，这是水手们之个人主义的负担和累赘。所以在西洋，一般人不但对于「天下政治」示漠然，就是对于家族制度，也总是乏兴趣。因而，「天下政治」或家族制度之在西洋世界之政治建设的和社会构成的领域内，一向是缺乏着植根存在和发长繁荣的潜力。但反之，水手们虽不需要大的「天〔下〕政治」和小的家族制度，然却需要一个比「天下体系」小、比家族组织大的「国家机构」。「国家」虽可能给人民以重税和兵役，这是水手们习以为常的。然「国家」却可能给人民以幸运逐求之海外冒险，可能给人民以掠夺财货之对外战争，还可能给人民以国外市场之取得和对外贸易与投资之安全，这是水手们所日夜祈求的东西。自然，我们不必再多说，「国家机构」在对内方面，还可给人民以社会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保险了。所以在西洋，不但狭义的或狭隘的「国家机构」特别健壮，而且一般人对于「国家」的权威怀着迷信般的崇拜。所以他们始终是防守于部族的或国家的界线之内，走不出部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之外。

中国人并非是生而就是农夫，先天的选定了要建造起一个和平的、宽大的、「浑然一体」之农夫式的「天下国」。而西洋人也非是生而就是水手，先天的选定了要制造出一些战斗的、褊狭的、对立排他之水手式的「帝国」或「族国」。只因为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之影响下」所发生之不同的「经济关系」的伟大，才于人类社会和世界文化之大的统一和大的一般中，又复决定了中西两大人群的文化情调、政治作风和历史动态之为「农夫型」或「水手型」之个别的特殊或不同。我们知道横陈在西洋人面前的世界，是无尽的海洋；海洋就是西洋人的经济前途和政治出路。同时，相反的，横陈〔在〕中国人面前的天地，却是一个完整的原野或大陆；大陆就是中国人的政治的出路、经济的前途。

波涛逐波涛的海洋，所能给予和所要给予人类的刺激和启示：一方面是冒险，是征服；另一方面是封锁，是隔离。在进行冒险和征服的一面，所有有效的手段是战争；而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所有必要发挥的力量是智慧，是勇敢。智慧、勇敢和战争，曾有力的铸成「水手型」的政治的内容和外形。由于战争的结果，是征服或被征服的对立之出现，被征服者屈服于胜利者的武力之下，被征服者的人民和土地也就变成了胜利者的战利品，沦为压榨和迫害的对象。接近海洋的优秀水手们，每会在海洋之上建立起各式各样的政治征服或海上帝国。

海洋有便于强大者的外侵和征服，但亦有利于个别单位的防守和自卫。海岸的控制和操纵，不全在于蛮力的强大，而有恃于技术的精优。海上的发展不在于全部的侵占，而有重于据点的攻守。在海滨或海上据有基地的民族，每会感到自己生存空间之有限，以及生活资料之欠丰厚，怅望着海外世界的繁荣做梦，得机会就会迈向海外之发展和冒险；然同时又因为她们自己还据有此等有限的生存空间和不丰的生活资源，亦每会促使她们怀抱着死守基地的决心。这一点关系很大。它不但加重了各民族间的保守或偏见，而且也加强着各国民族单位对于征服者之有力的反抗或离心。因而，它也就极易促成或促进各个据有不同基地或据点之诸不同的优秀水手们之能达到各式各样的自我发展。惟其如此，以海洋作背景的欧洲世界或欧洲人群，一方面可以屡屡地在海洋之上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帝国之持续，全在于帝国创造者之能操握着海水的控制；一旦失去了控制的能力，她的帝国也就随之崩溃而瓦解）；而另一方面却亦曾从反「帝国体制」之继续斗争中向「民族国家」或「民族国际」体制之另一极端处转变。同时，海洋乃是促进商业发达之最有利的媒介，而商业的发达，又是工业昌茂和工商业城市兴起和强大之主要因素。工业昌茂和工商业城市之兴起和强大，不但大有助力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而且也是工业革命或机械生产之能首先出现于欧洲世界的重要原因。

反之，阡陌连阡陌的原野或大陆，所能给予和所要给予人类的刺激和启示：一方面是开发和耕耘；另一方面是互惠与互助。在进行开发和耕耘的过程中，所有有效的手段是和平；而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所有必须发挥的力量是宽容和勤恳。宽容、勤恳与和平，曾有力地铸成「农夫型」之政治的内容和外形。由于和平发展或殷勤耕耘的结果，是先进者开化后进者的关系的成立；是后进者同化于先进者之中，后进者的人民和土地化成为先进者周身的血肉的一部，后进者也进化为先进者。生息于大陆之上之前进的中国农夫们，自会专心致志于一个和平的、宽大的、「浑然一体」的「天下」或「天下国」的建造。

大陆启示着人类去开发去耕耘，而同时也促使着人类走向互惠与互助。在广大而肥沃之无尽的原野上，有的是丰富的生活资料，只要您肯努力耕作，您就可以生活无虞；有的是广大的生存空间，只要您愿意经营建设，您就可以安居生息。为生存，为生活，您可以自由开发、自由耕耘，既不须剥削他人的生存或生活，以保障自己的生存或生活，更不须毁灭他人的生存或生活，以取得自己的生存和生活。刚刚相反的，为了加强自己的生存或充实自己的生活，却反须在互惠与互助的原则下，保障他人的生存或改善他人的生活。而同时，由于原野上河、川、江、湖的自然连络，舟车四达，疆界不清，既不能划地以自限，更不能闭关而孤立。在这个阡陌相连，城廓相望，闾阎相接，而鸡犬相闻之息息相关的「天下」内，不但不允许「小国寡民」之异风异俗的自我范型，而且从「有无相通」之生活必需中，又复决定了彼此间之有利的经济依存。惟其如此，以大陆或原野作背景的中国人群，一方面可以在「中国天下」内自由开发、自由耕耘，彼此间有着无限的自由；而另一方面在互惠与互助的声求下，又复彼此日趋向心，终至于浑化不分。惟其如此，「中国天下」的开发和耕耘，虽然是来得极为缓慢，但却来得极为稳固；凡是中国人开发耕耘所到之处，即永为中国人所有，不会再退出，亦不允他人分割。也惟其如此，在中国每经一次大的事变，这个「天下国」的内容和形式要一度的更加充实和巩固。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的说：波涛连天的海洋，迫诱了西洋人赋形为亲昵海洋的水手，采取了水手式的求生手段，而赋予西洋人以「水手型」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识。同时，平畴万里的大陆或原野，迫诱了中国人赋形为酷爱田园的农夫，采取了农夫式的求生手段，而赋予中国人以「农夫型」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识。反过来讲，现在，截止现在止，我们还可以这样的讲：只有具有「水手人格」的西洋人，才能够了解海洋，才能够控制海洋，才能够在海洋之上完成了各式各样的政治征服和统治，创造出一个战斗姿态的「海洋文化」。而同时，也只有具有「农夫人格」的中国人，才能够了解大陆，才能够开发大陆，才能够在大陆之上完成了一个和平宽大而浑同的政治耕耘和收获，创造出一个充溢和平内容的「大陆文化」或「田园文化」。

从今日往前走，西洋人于控制海洋之外，似仍是昧于大陆的特性、或田园的特性，不懂大陆（现世的德国虽有点要懂的意思，然不幸，很快地就被希特勒导入歧途）或田园。但反是，中国人于大陆或田园的开发和耕耘之外，已痛切地感受到近百年来海洋所给予她的威胁和不幸，开始去研究海洋、去了解海洋，并进而去学习控制海洋。大陆同海洋之结婚，似即是中国新文化、东方新文化、中国新政治和东方新政治的前途的所在。

当我们获悉海洋与大陆之对于「中国天下」和「西洋世界」所起的作用的时候，我们自亦有可能会进而知悉，经济环境或自然条件之给予近中东世界的响影又为如何。

我们知道，横陈在近中东人群面前的世界，不是一个完美的原野或大陆，也不是四通八达的海洋，而是一片不毛的沙漠和荒凉凄迷的草原。不毛的沙漠和荒凉的草原也就是近中东人群之所有的经济源泉和政治前途。

由于广大之沙漠和草原夹杂着一些河流的肥沃岸域而构成之近东和中东，或可说由辽阔的荒凉和点线的繁华而组成之古老世界，是谁都知道，它不是一个上帝恩惠特厚的地区。它不是一个可以广泛地从事开发，或者遍地施行耕耘的天地，也不是一个可以彼此分立，各守各的据点，各个民族可以各自发展各自之政治经济的处所，只是一个牛羊驼马可能喘息驰逐的世界。换句话说，这座地区，不是诚朴的农夫们所可自由安居、所可自由耕耘的世界，也不是机敏的水手们得能涉足遨游、得能从事工商的处所，而是一个为凶悍的游牧人群所独能驰骋角逐之场、或攻战袭劫之地。在不剥削他人的生存或不取消他人的生存，却不足以保障自己的生存或建立自己的生存之自然环境中、或经济条件下，自不容他们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由互惠到依存，由提携到同化，把它开发成或耕耘成为一个繁荣昌茂之「浑然一体」的「天下」；也不容它们划地自界，从各自独立的发展中，形成为一个自由竞争的「国际」。相反的，他们却不能不停留于以种族征服种族、以「帝国」毁灭「帝国」之新旧帝国的兴灭无常中。

例如原始住居或侵入两河流域或尼罗河畔的人群，虽曾于得天独厚的机会中，很早地而且很快地踏进了农业的阶段，创造出人类历史上之最早的太古文明。但是他们的繁荣，也就是她们的邻人或后于她们而来的后起者之生存和繁荣的威胁，或可说，也就是其他种族之即将由饥寒而走向衰败或消亡的代价。这不是为了别的，只因为在这个广大辽阔的天地内，只有这一点极有限的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之存在，自然是谁得之则生，失之则死了。而得者之生，也就是失者之死。惟其如此，生存和繁荣的诱惑，和饥寒死亡之威迫，也就支配了这一地区的、或这一世界的历史。其结果，是：生存者以侵略争取生存；然又以生存招致侵略。或可说，侵略者以侵略招致侵略；以战争招致战争。或可说，生存者与侵略者以生存毁灭生存；以种族征服种族；以「帝国」毁灭「帝国」。因而，也就形成了「游牧型」之「帝国体制」。这或者就是近中东世界之一向的政治特征。一直到最近之最近，当地理因素在人类历史上稍稍减褪其重要性，而经济条件亦稍可以人工改进的时候，近中东世界的历史动向也才开始地有点变、有点异样。

明白了近中东历史之与沙漠和草原的关系，或者是会有助于我们对于中西历史与大陆海洋的关系之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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