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梦册】《中国论》之六： 农夫推进的中国之国

从本书之第一讲到第二讲，我们曾就中国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天下」，「中国之国」是一个「天下国」之自我认识处探讨到国家的分类和国家的起源；复就国家的分类和国家的起源的探讨中，说明了中国「天下国」和其他之「帝国」、「族国」的不同，以及「帝国」、「族国」和「天下国」乃是古〔往〕今来世界人类所营过之国家生活的三大类型。在这种综合的和比较的研究中，我们对于中国国家的内容和外形，最好说我们对于「中国之国」的内容和外形，或已不无获得相当的认识与把握，再提到中国国家或「中国之国」的时候，或即会在听者或读者的脑际呈现出一幅明确的轮廓、一个明确的概念──一幅「天下国」的轮廓、一个「天下国」的概念，不致再和西洋近代产物之民族国家与近中东世界、欧洲世界之古今帝国相混淆。若是我们能够紧继前两讲之后，再进而把「中国天下」同「西洋世界」或中国历史同西洋历史放在一起，来一个高空的瞰眺和全面的研读的话，则我们不但会为「中国之国」所独特具有的「天下性」或「世界性」获得丰富而有力的旁证，而且将会更扩大向广泛地发现中西两大人群所营的生活方式、社会形态、文化情调，亦在在地表现着显然不同的风格和内容。再从这显然不同之风格和内容的深处，反而求之，或会使得我们能够更深澈地理解中国国家或「中国之国」。

讲到这里，我们自不能不马上就来一个很抱歉遗憾的声明。我们将只把中西的历史放在一起，而不把近东中东的历史也放在一起，来一个比读者，自不是我们故意地认为西亚无人，土耳其无人，埃及无人，阿拉伯无人，波斯无人。也不是我们故意地忽视近中东古老文明的家乡，那一个亚、欧、非三陆相会之地。（关于这一地区于促进或开创人类世界的文明上，所有之宗教的、艺术的、甚至科学的成就与贡献，自不能随便掩抹，将永为人类所崇敬、所纪念。得功夫，当另为专论以论之。）因为不幸的很，这一地区、或这一世界，正如我们在前两章中所一再申述，乃是一个「帝国体制」流行的区域，确立在这一地区之上的古今不同的庞大帝国的兴亡来去太大了，也太频繁了，以致一部近东中东史，只是一串大小胜利、大小毁灭、大小征服和大小被征服的故事。她们所经由的毁灭和破坏，多于她们所成就的建设和发展，以致她们未能形成一个独立而永续的历史体系。他们虽曾有过她们自己之独特的生活方式、社会形态和文化情调，然而几经破坏、几经毁灭和几经窜改，不是已变质为不东不西的东西，便是只剩下残余的灰烬和遗迹，供人凭吊而已。在近中东的人群尚未能把她们之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来一个彻底的整理或重建之前，环顾世界，如欲将一切不同体系的不同人群之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诸生活作一有系统之史的对比的话，也只有先从中国和西洋（也就是欧洲）这两户人家开始了。

我们现在拿中国和西洋作对比，无疑是含有以中国代表东方、以欧洲代表西方的涵义。这当然不是仅仅地为了中国所具有的人口和方域同欧洲相埒之故，而正是因为中国和欧洲乃是两个各自具有她们各自之独特的文化情调和完整的历史体系的世界。西洋人把她们自己的欧洲称为一个世界，另把她们向东来的路上所经由之不同地区分作为「近东」、「中东」和「远东」，自是一个很牵强的称呼。正确的讲，如果欧洲是一个世界，东亚大陆及其岛屿更是一个世界。以中国代表东方或东方世界，也是西洋学者们所公认的事情。

东西两大世界，或可说住在东西两大世界之内的两大人群，或可说住在「中国世界」或「中国天下」和西洋世界或欧洲世界之内的两大人群，所营之生活方式、社会形态和文化情调之显然不同的风格和内容，是随便举出眼前的实例就可将他们加以说明的。

例如，先就文学和艺术来讲吧。中国诗歌之初期的成就，即是抒写性灵和抒泄情感的抒情诗歌的汇流；以后更是如此，且于有意无意间流露着非战的思想。西洋诗歌的初作，大都是崇拜英雄和咏歌战争的叙述的史诗；且代代有此类的作品，有意无意地颂歌战争。同时，中国的艺术，似是起源于山水风情的鉴赏和对于大自然的爱慕。而西洋的艺术，却似起源于英雄美人的肉体的崇拜和战争的描写。

他若在日常生活方面，亦各表现其不同的旨趣。当西洋人正在啖生肉、饮乳酪、狂舞高歌的时候，中国人却相反地偏爱食蔬食、品淡茶、缓步清歌以自享。同时，当西洋人着短装、登革履，断发短须，表现精神的时候，中国人却又相反地偏爱披长袍、踏丝履，长发修髯，以示风雅和安闲。西洋人讲锻鍊，泅泳、滑冰度冬夏；中国人讲摄生，种菜浇花乐春秋。西洋人的日常生活以动为常态，以静为例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静为常态，以动为例外。就生活的大范畴讲，中国人爱大陆，以大陆为生息的天地；西洋人爱海洋，以海洋为活动的世界。就生活的小范畴讲，中国人爱田园，以田园为身心休暇的处所；西洋人喜都市，以都市为智勇竞争的场所。

讲到哲学、政治和宗教，中国人和西洋人更是各自走着各自的方向。中国的哲学，可以说是「唯情」的哲学；哲学的最高境界，是「物我相忘，人我相安」。西洋的哲学，可以说是「唯理」的哲学；哲学的最后成就，是「物我对立，真理发现」。中国的政治可以说是「静态」的政治；政治的终极理想，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西洋的政治，可以说是「动态」的政治；政治的最高目标，是「国家万能」、逼人效命。同时，中国人可以说是轻宗教的人民；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极薄弱，宗教生活也极自由。流行于中土的宗教，是解脱的宗教，中国人接受了东方教主的告诫，了悟到「生之苦」，有意从生活中求得解脱。西洋人可以说是重宗教的人民；西洋人的宗教观念极浓厚，宗教生活也极严格。盛大于西洋的宗教，是生活的宗教，西洋人接受了西方教主的启示，憧憬着「生之乐」，努力从生活中获得生命。

最后，说到中国人所营之伦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是以家族为中心和起点，跨过了国家，而达于天下。这也正可以同西洋人所营之伦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是以个人为中心和起点，走到了国家，而且终止于国家作对照。

诸如上述的实例，真是俯拾皆是，取用不尽。因之，就有人提出了归纳的结论。有人说：西方的文化，是「力」的文化，是「征服自然」的文化；中国的或东方的文化，是「情」的文化，是「和自然融洽」或「放任自然」的文化。也有人说：西方的文化，是「动」的文化；中国的或东方的文化，是「静」的文化。因之，也就有人更肯定的说道：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把文化类分为东西，再把东西文化类分为「情的」和「力的」或「静的」和「动的」的分类，容或会在今日仍很能动一般的听，讨得他们之欣然接受，然而这样的分类，却只是一种不认识或忽视文化一物之世界性和一般性的分类，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随着吾人学术思想的发展，也不能再为我们所同意。至于英国之反动的桂冠诗人吉普灵（Kipling）摆着「先知者」的架子，叫出：「Oh！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的时候，不但是含有轻蔑东方的意识，而且他总以为东方将永远是东方的卑下，西方亦将永远是西方的豪华，二者将永远不会相遇于一地，而有所平等或混同。这等于把世界文化武断地分为东西两概，并认为东方的一概劣于西方的一概。这自是一种极顽固、极自大，而且极不通的说法，无怪连他自己的同国人就听不过，英国的前进学者如威尔斯等人，即曾起而加以喝斥与嚷责。我们知道，所谓文化这种东西，是一种最富有世界性或人类一般性的东西，不会为不同的地域所全面局限，也不会为个别的人群所截然割分。我们不能把它类分为「东方的」和「西方的」，更不能把它类分为「情的」和「力的」、或「静的」和「动的」的分类。

*编按：Joseph Rudyard Kipling，或译为「吉卜龄」，英国诗人、白人沙文主义，1865年生于印度孟买；「白种人的负担」即出自其1899年的诗作。

英国桂冠诗人吉普灵（Kipling）

自然，我们所说之不能把文化类分为「东方的」和「西方的」，更不能把文化类分为「情的」和「力的」、或「动的」和「静的」的分类的话，自是专就类分文化为东西或某某等类的「类」字上来讲话。若是抛开了「类」的观点，则前人所作之上述的说法或分法，自亦非无一是处、全无价值、一文不值的瞎说。如能改说「类」的不同为「风格」或「情调」的不同，则前人所作之上述区分，倒却很有它的用处和价值。

我们固不应不知或忽略人类文化之世界性或一般性而谈分类，然亦不应不知或忽略生活于不同地区或不同的经济条件之下的不同人群之于世界文化或人类文化之一般性中所赋有之个别的特殊性。透过了生活于不同地区或不同的经济生活之中之不同人群的特殊性，所谓民族文化是自然而然地要表现着她们个别之不同的风格或情调。以「东方的」和「西方的」、或「情的」和「力的」、或「静的」和「动的」等字眼来类分人类的或世界的文化，固然是不通之论，但若借此等字眼来说明世界文化或人类文化之因通过了生活于不同地区或不同的经济生活之中之不同人群的特殊性而表现之不同的风格或情调，并借重此等不同的风格或情调进而说明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不同，或东方是东方与西方是西方，倒却是一种很有见地的说法了。

不待言，我们在此间所说的「东方是东方与西方是西方」，自和吉普灵所说的不同。我们所说的，只是在人类文化之世界性和一般性的垄罩下所见之东方和西方或中国和西洋之个别的特殊性；也只是「东方情调」和「西方情调」的不同，或「中国情调」和「西洋情调」的不同。

第二节　

中国何以是中国与西洋何以是西洋

讲过了「东方情调」和「西方情调」或「中国情调」和「西洋情调」的不同，也可以说是讲过了「东方是东方与西方是西方」或「中国是中国与西洋是西洋」以后，问题似乎是仍然不算完。不但不算完，它偏要逼迫着我们不能不进而探求「东方何以是东方与西方何以是西方」或「中国何以是中国与西洋何以是西洋」的所在了。

要说明这一桩「东方何以是东方与西方何以是西方」或「中国何以是中国与西洋何以是西洋」之重要而复杂的历史公案，自然不是一件不经严密的思考或不加审慎的研究，即可提供出答案的易事。一般的东西学者，多喜欢谈说东方和西方或中国和西洋是如何的不同：从东西或中西文化的不同，说到东西或中西哲学的不同；或者是从东西或中西哲学的不同，说到东西或中西政治的不同。纵然他们所说的全对了，他们所说的，也不过如我们在前节所已讲过的一样，只是说到了一个如何不同的「如何」，而未曾说到一个为什么不同的「为什么」。为追求这一个为什么不同的「为什么」的所在，也可以说是为了追求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之能获得一个完澈的解答或解决，我们自不能不再作进一步、两步或三步的思考和研究。

待我们从事于进一步、两步或三步的思考和研究之后，我们却深深地觉得，这桩重大的历史公案的核心的解释之所在，是：因自然环境或经济条件的不同和历史遭遇之有异，以致分别出现于东西或中西两大世界的中西两大社会之所由缔造的动力之所属型，或可说那创造、支配和推动中西历史前进者之所属型，也就随之而不同。除了他们在人类社会之一般的史之发展上还能守着共同之大的步趋外，他们在文化上、哲学上和政治上所作之个别的活动、表现与成就，亦即随之而各异了。

我们固不同意单纯的地理史观论，然却不能不承认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绝大的影响。苏联的社会学学者柯金先生（M. Кокин）*说得好：「人类共同和自然界斗争的过程就是社会生活之基本内容；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绝大的影响。固然不是直接发生影响而是通过在它的影响之下发生的经济关系。」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上来说话，我们固不应太任我们的思想跑野马，但却不妨大胆地打破一切传说的束缚，从上述的论据的据点深入，发掘到所谓「为什么」的所在，来一个赋有建设性的理论或学说之建设尝试。

*编按：1930年代《中国古代社会》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史观研究井田制度。

这一个有建设性的理论或学说之建设工程的第一步，即是我们不容不直接了当地指出并说明：在不同之「经济关系」的反映下，那创造与促进东西或中西文化者和组成与支配东西或中西社会者的「人格」根本不同。或可说这也就是「中国天下」和「西洋世界」的「历史人格」的根本不同。「中国之国」之所以为「中国之国」者，或正可借重于这种「历史人格」来说明。

在中国，我们可以说，创造文化者是农夫（farmers），促进文化者是农夫（farmers），传播文化者是农夫（farmers），而支配文化者仍是农夫（farmers）。同时，中国社会之组成者是农夫（farmers），中国社会之管理者和保卫者是农夫（farmers），而中国社会之破坏者和改革者还是农夫（farmers）。反之，在西洋，我们可以说，创造文化者虽是农夫（farmers），但促进文化者是水手（sailors），传播文化者是水手（sailors），而支配文化者更是水手（sailors）。同时，西洋社会之下级组成者虽是农夫（farmers），而西洋社会之上中级的统治者却是水手（sailors），西洋社会的保卫者是水手（sailors），西洋社会之破坏者和改革者更是水手（sailors）。──自然，在这里，我们所使用的水手（sailors），这个名词，不是极狭义地专指那生于舟中、死于舟中，来自海洋、去向海洋之古海盗式的小氏族而言，而是广泛地将那一些大规模地来自海洋、侵入陆岛，或来自陆岛、侵入海洋，或水陆两侵而两栖的野蛮的民族（或部族），都包括在内。所以sailors一字实含有sailor - hunter - nomads*之复合的涵义。

*编按：原文为「nomades」，应是误植。下同。

根据以上的论列，如果我们不嫌再来一个新新创立的学术术语之于一般人仍甚陌生的话，我们似不妨继「帝国」、「族国」和「天下国」之分类的宣告之后，再度直接了当地向世人宣告：「一部中国史是一部农夫（farmers）活动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水手（sailors）活动史。」假如我们愿意把辞句修饰得更周缘一点的话，我们不妨说：「一部中国史是一部由内在的改革和革命走向自我循序发展的历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由外来的征服和破坏，屡退步而屡跃进的历史。」

明白了「一部中国史是一部农夫的活动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水手活动史」，或可说明白了「一部中国史是一部由内在的改革和革命走向自我循序发展的历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由外来征服和破坏，屡退步而屡跃进的历史」，我们似已把握了中西历史的锁钥，体认到中西历史的神髓，自不难左右逢源地了解了人类文化或世界文化之见于西洋者为什么会显现着「力的」或「动的」的姿态或情调，而所见于中国者或东方者，又为什么会显现着「情的」或「静的」的姿态或情调；所谓「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或「中西历史及其政治」又何以会显现着不同的风格与内容的道理。同时，我们也自可轻而易举地来说明在中国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的领域内，何以会呈现着强烈的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或「王道精神」的意向；而中国何以会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天下」；「中国之国」何以会是一个「天下国」的深因了。

当我们理解了，或可说在我们把握了中西历史的秘密之后，我们也即会另有会心地因类触及或因类旁通近中东世界的历史的内幕。近中东世界何以一直地演着新旧帝国起伏更替之兴灭无常的悲喜剧？何以未能确立起一个完整永续的历史体系？也自然不会是无因而然。

这原因也不是为了别的，亦会是因为他的「历史人格」之个别的特殊使然。支配近中东世界历史者的「人格」，不是勤奋的农夫（farmers），也不是机敏的水手（sailors），而是那一些凶悍飘忽之无定居的游牧之人（nomads）。我们知道，在近中东一带，创造文化者固为古初的农夫（farmers），然而劫掠文化、奴役文化，或可传播文化与毁灭文化者，却每每是一些「以马背为家」的人们（nomads）。更彻底，近中东社会之支持者、保卫者和毁灭者，也都是为此等「以马背为家」的游牧者（nomads）所主演、所包办。因而，当我们回顾前边所已提出之「一部中国史是一部农夫活动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水手活动史」的宣告的时候，我们却不妨再附带宣告：「一部近东中东史乃是一部游牧人（nomads）的活动史。」（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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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4-05月號│4卷4-5期（總355-3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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