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闵】从"皇军"到国军──台籍日本兵的被害与加害

From 遠望两岸远望 2019-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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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臺灣胸懷中國遠望天下

*作者张惠闵为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学士。本文刊载于《远望》（2017年10月号；总349期）。

近年来，在台湾的教育体系、媒体舆论里，对日本殖民体制和军国主义的批判已淡出主流论述之外，取而代之的是：台湾史学家强调「不能忽视影响战后台湾最直接的战争期历史，以及战争期间台湾人的共同经验和集体心灵」（周婉窈语），以期「重建台湾的历史记忆」。

80年前，日人竹内清曾赴华中战场，其后于《事变と台湾人》一书中写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月二日上海战正打得激烈中，……他们（白榉队）都是台湾的本岛人，以军夫之名义属于部队而奋斗着。无论谁都认为此时是报效皇国的机会，一死报国的念头高燃」。此处，日人口中台湾的「本岛人」，形象显然迥异于抗日的「中国人」。实际上，这支负责协助侵华日军运输枪械弹药的白榉队，其存在本身即象征着：作为大和殖民地的台湾，已被纳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陆及南洋的一环，配合日军侵略扩张的需求，站在了对日抗战的对立面。

那么，做为台湾年轻世代的我们，今天该如何谈抗日呢？

1937年8月15日，日本台湾军司令官正式宣布全台进入「战时体制」，并征召成年男性派赴战地；1938年，日本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开始大规模地强制征用物资、资金及劳力。配合日本对外侵略的战事，台湾岛成为了日军「南进的前哨」。

随着1941年12月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更积极扩大军事动员：1942年，「皇民奉公会」开办拓南工业、农业战士训练所，征选技术人员投入战场以提供基层劳力；同年，台湾总督府以「高砂族挺身报国队」、「高砂义勇队」等名义，征召原住民族参与海外丛林作战；1942、43年，台湾先后实施陆军、海军志愿兵制度；1943年10月，总督府发表《决战态势强化方策要纲》，强调决战下的台湾应当提升决战意识、加强军需生产、确保粮食供给及彻底进行国民动员等。到了1945年1月，面对美军步步进逼，日本战事恶化，总督府进一步下令将募兵制扩大为全面征兵，甚至驱使台民为「皇国」牺牲奉献、台湾为「圣战」全岛玉碎！

部落青年参加高砂义勇军，居民前来祝福的场景。

1944年，原住民青年为前往南洋战场进行军事训练。

换言之，日本殖民政府不仅在台湾岛上榨取物力、财力和劳力，甚至要求台民向殖民母国缴纳「血税」，远赴前线为皇军挡子弹，最后更为保护皇国本土，把台民化为消耗敌力的血肉长城。

所幸，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玉音放送」宣读了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降书，宣告皇军「无条件投降」，台湾百姓终得脱离战争苦海。惟自1937年秋至1945年的八年间，台湾参与日本对外侵略的军人80,433人、军属126,750人中，已有30,304人战殁（参军死亡率高达15%）；而战争末期台湾历经的战火肆虐、极力榨取，以及前殖民母国于战后大量运印纸钞对台湾经济造成的摧残，使得战后大规模复员困难重重，幸存者未能随着战事告终迅即结束流落异乡之苦厄。

二战后期美日血战太平洋战区，横尸遍野的岛屿上，有多少来自台湾的高砂义勇队做了日本皇军的炮灰呢？

而后，国民政府坚持以武力解决国共之争，则令台湾青年再度投身战场。这回，台湾兵与「国军」站在了同一边。

错乱的战争经验　相对主义的史观

2008年总统大选，蓝胜绿败；5月20日，正当台湾再次经历所谓民主运动者引为成就的「政党轮替」之际，长期参与台独运动的许昭荣则选择以死抗议「台湾执政者长期对历代『军人军属台籍老兵』之精神虐待」，并自许以生命「催生国立『台湾历代战殁英灵纪念碑』」。

早在此前的1995年3月，在时称「中研院台史所筹备处」所主办的「台籍日本兵历史经验」座谈会上，曾应召入营为学徒兵的中研院士罗铜壁就说：「时间过了五十年，大家应该可以比较冷静地把这个台籍日本兵的经验当作历史，然后也可以写成台湾历史的一个片段。」

那么，台湾历史叙述是如何纳入这段过去？选择什么样的「战争经验」？

就在许昭荣死后次年，高雄旗津的「战争与和平纪念公园」里，屹立起一座「飞乡──台湾兵纪念碑」；做为其基座的，分别为「台湾历代战殁将士英灵纪念碑」、「二次大战战俘船纪念碑」以及「国共内战殒身原日本军、前国军台湾无名战士纪念碑」；该园区的主题馆，则以身着日本兵服、国军军装及解放军军装的「三种台籍兵」作为象征。园区里的「兴建缘由」写道：「二次大战前后，许多台湾青年先后在不同敌对政权统治与驱使下，分别被迫当过台籍日本兵、台籍国军，甚至当了台籍解放军」。

高雄旗津的"战争与和平纪念公园"主题馆以身着日本兵服、国军军装及解放军军装的"三种台籍兵"作为象征。

身为台籍日本兵家属的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菊，出席该园区启用典礼暨许昭荣先生追悼会时，仅含糊笼统地说：「因为战争而带来的时代悲剧让人辛酸，这段历史对台湾各族群都是共同的伤痛」，而丝毫未提及历史真相，完全避谈是非对错。那么，是谁酿成了战争悲剧？谁造就了族群伤痛？谁让陈市长的父亲历劫七年方得归来？结果是，我们既不知悲剧如何发生、谁该为其负责，也不知应如何去避免。

传统中国史观，讲究是非功过；西方年鉴学派，重视因果脉络。没有史实，或仅排比史料，对史实不加穷究，史观从何而来？这又意在打造怎样的史观？

可见该园区真正想呈现的，是以「台籍」为主体，强调其于不同时期「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战争经验，以此打造彷佛「多元」、实则「相对」的台湾记忆。

然而，吾人只要仔细检视历史，便可知台湾认同错乱的悲剧，即根源于日本窃据、殖民台湾，迫使两岸分裂、分治，甚至仇视、敌对，走入了两条迥异的历史轨道。

台湾总督府推动「皇民化运动」，其教育和宣传铺天盖地都在强调中国蒙昧无知、腐败贪婪、动荡不安，极力反中；此外，还搭配「国语（日语）运动」灌输语言背后的一整套价值及认同。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制约了从谁的视角看自己、看两岸、看中国。做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更是自卢沟桥事变至日本投降的八年间，被迫从殖民者（日本）要我们抱持的视角来看待自身、蔑视中国、服从天皇、理解世界，扭曲了两岸原有的民族认同。

譬如，阿美族山领榴部落的周政吉就回忆说：「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不管在平地还是部落里面，都举办了战胜的活动庆祝。我在学校里面读书，也被日本人动员参加活动，庆祝日本人战胜。那时候新闻常常传来日本又占领了中国某地，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海报传单，宣传战争英雄的故事。」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既坚持将国共之争诉诸军事武力，又听任日本遗留下来的两岸对立的思想持续发酵，结果膨胀为二二八事变之初不分青红皂白逢「外」就打的敌意。直至今日，两岸中国人之间历史经验的差距仍为独派政客所炒作，推向反中亲日。这不仅扭曲了国族认同，阻碍了民族融合，更是掩饰了殖民历史的残酷本质，从而崩解了是非价值体系。

称颂军国主义　自我再皇民化

2000年，花莲县「松园别馆」通过了内政部审查定为「历史风貌公园用地」，并计划整修以保存「最完整的日治时代军事建筑物」。此一军事建筑，乃昔日战时体制下日军重要的指挥中心──花莲港陆军兵事部，它监视着美仑溪入海口、花莲港及南机场的航机出入，并因应军事动员之需，设置了台籍日本兵召募与兵役管理的机构。

那么，整修过的松园别馆又展现着怎样的「历史风貌」呢？

松园别馆的大事记广告牌上写道：「1937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当时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让日本消耗大量的物资与人力」。馆旁的防空洞则有简介说：「为了躲避空袭，日军在此建了一个防空洞。…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当年盖防空洞的巧思。」该馆的文宣叙述里，不仅看不见在原则层次上对于日本侵华的谴责，甚至称许其技术层次的设计。整修后，松园后栋的小木屋里保留了放置天皇照片的神龛；展区还结合了神风特攻队出征前在该园区喝御前酒、召妓的「传说」，做为松园「独家」的宣传噱头。

这个长约五米，高约二米的防空洞中，设置了常态性的「神风特攻队资料展」，宣扬着「神风特攻队背着国家荣耀飞向天际，一去不复返」的壮烈，并展示了飞行队员出征前的合照及神风队的攻击事迹。洞内不间断地播放战时的日本军歌，墙面上写着歌词：「成翼出师越狂洋，敌前奋勇直捣去，……轰沉敌舰仗壮烈」。此外还展示了一封神风特攻队队员留给子女的遗书，上头写着：「长大后，希望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当个堂堂正正的日本人」；「为了保卫国家，爸爸觉得很光荣」。

一旁还坐着一个Q版的神风特攻队小布偶，比着胜利的手势，胸前则格外讽刺地挂着「世界和平」的挂牌，欢迎游客合影留念，一派欢天喜地。

花莲县"松园别馆"馆旁的防空洞的Q版神风特攻队小布偶

其整体的呈现方式，时而暗示「我们」就是日本人，引领我们站在日本本位的立场，体恤政府为国之不易，理解神风人性之温暖；时而又暗示「我们」是日本的附庸、主动追随者，仰望大和之高明，称许神风之英勇。

然而，这段历史时期的残酷真相其实是：台湾总督府于战争时期增加了大量的特高警察，箝制着「非国民」的思想及言行；藉由媒体控制，垄断、封闭着台民的视听；下令各级政府组织「皇民奉公会」，大肆鼓吹「为天皇奉献」、「为皇国牺牲」的圣战荣耀感；并组织青年团进行军事训练及精神教育，以激发爱「国」精神。这些举措意在引导台湾老百姓不假思索地认同皇军，甚至积极参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导致台民无谓的牺牲，却为虎作伥、沦为罪恶的共犯。

譬如，作为第一期陆军志愿兵而前赴马尼拉战地的林尧衢，忆及他两度目睹特攻队员（大约是十七、八岁的少年囝仔）的场景说道：「即将赴死的气氛，让人看起来肃然起敬」；而快艇特攻队「集合接受队长训示的态度，有以死报国的决心显露于眉宇之间。与神风特攻队出击前的场面完全相同，让人看起来是非常地感动」。

台独学者周婉窈也曾直言：「台湾人是随着日本军旗前进，只要插上日本军旗的地方就很可能有台湾人」；「台湾人无论是不是正式军人，都是日本军方在战争布局中的小棋子、小卒仔。」她明白点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台湾随着日本侵华的步伐而步入「战时体制」，在教育、纳税及征兵制这三大义务下，台湾老百姓看似已转变为「天皇的子民」，实则沦为了军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日本战时体制大量征用了台湾老百姓当炮灰，那一代的台湾兵或许迷失在军国主义的号召里，无法跳脱个人经验的束缚；但做为下一代的我们在反思这段历史时，自当以更广阔的视角进行解析，以更具说服力的道德是非予以批判。若仍与日本右翼的侵略思想相互唱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加以颂扬，则不啻肯定罪恶、践踏尊严的自我「再皇民化」！

靖国神社的神灵？　罪恶的共犯？

1990年，日式佛寺台中宝觉禅寺继设置「日本人遗骨安置所」后，再新建了「灵安故乡慰灵碑」及「和平英魂观音亭」，并由当年血书明志、志愿从军的岩里政男（按：李登辉）亲笔挥毫，写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征赴海外殒身台湾同胞英魂碑」；碑下还有曾任日本海军潜舰部队司令的筑土龙男，以「平成」纪年、「日本国东乡神社宫司」之名题写「英灵镇魂」四字；寺中则可看见象征日本皇军的「旭日旗」，恍若纪念台籍日本兵的「靖国神社」。

日式佛寺台中宝觉禅寺所设置的"日本人遗骨安置所"

日式佛寺台中宝觉禅寺中的"灵安故乡慰灵碑"

然而，大多数的台籍日本兵真是日本殖民体制下的理性追随者、日本皇军加以信赖的平等战友吗？如果是，那么基于军国主义与侵略行为之不义，他们就是罪恶的共犯。

当年随军派驻海南岛的赵石材提及：「日本统治台湾50年，所有台湾的物资，都被拿回日本，是在剥削台湾」。事实上，台湾总督府不仅以「支那事变特别税」、「台湾大东亚战争特别税」为名开征各项税目，推行强迫储蓄以作为购买日本政府国债及供应军需工业的资金，并强令民间缴奉贵金属等财物。甚至，以经济警察制度来实施民生必需品的配给措施，战争期间含括米谷、猪肉、火柴等均须按户口来配给，警察管制着经济物资的供给及流通，严禁民间私自藏粮，若遭查获除了全数没收，更是免不了一顿暴打。

另一方面，赵石材忆及1944年赴海南岛担任巡警时说：「如果与当地（海南岛）的人说话，可以感觉日本人看我们的眼神不太一样，好像在说：『你说不定在通敌』。」此外，据日本记者伊藤金次郎所述，台湾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于1944年4月的秘密集会上，也坦言：「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还不敢对台湾同胞寄予绝对的信赖」。由此可见：即使战争末期的台湾已经缴纳如此苛重的财税、血税予殖民母国，日本人依旧不曾予以信任，更遑论视作「同胞」。所以，曾隶属日本海军的台籍日本兵郭金城反思过往时，表示：「当年日本国为了它自己的野心，想要侵占中国大陆，统治亚洲，而利用我们台湾原日本兵来当他们的战争器具。」

换言之，今日的我们若仍将日据台民均不加区分地视作日本殖民政府的同胞、皇军的战友，不只昧于事实、混淆历史，更是陷其于不义。相反地，倘若我们正视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工具性质，并记取日军占领台湾之初讨伐的「土匪」（按：日本用以贬抑、歪曲抗日义举的官方用语）、「理蕃」以及雾社事件里死亡的英魂，那么，相信大多数受害于军国主义而沦为炮灰的「台籍日本兵」今若地下有知，岂愿再做皇军的「英灵」？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罪恶的共犯？

新的日台一体　再次脱华工具

2016年6月，琉球冲绳岛的「台湾之塔」落成祭典上，可见到蔡英文以总统名义落款的石碑，碑文刻着：「当年日台战士皆为战友，生死与共，荣辱共担」，「希望来访朋友们，体认前人深刻情谊，持续予以发扬光大。」同年11月，蔡英文出席高雄旗津「战争与和平纪念园区」台籍兵的秋祭主礼，更表示「政府会支持台湾兵历史正义的追求」。蔡英文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历史正义」？

事实上，台独强调「日台战士皆为战友，生死与共，荣辱共担」，意在「巩固日台的恩义连结」（『台湾之塔』建立由来记），淡化昔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隔阂，以重建新的日台战略合作关系；宁可藉由与日本的相互利用作为战争资本，以背弃自尊、违背道德来换取政治利益。

然而，今日的台湾对于「日台一体」在战略与感情上的美好想象，早已取代了「两岸一家」因同遭日本帝国主义之害而有的同仇敌忾，成为了新一代台湾人的「集体记忆」。

我们如何去理解、面对「台籍日本兵」的战争经验，攸关着台湾人的国族认同与是非道德，亦影响着东亚未来的和平。如果我们坐视这种完全背离史实、道德的台独媚日教育及宣传成为今之「政治正确」，听任选择性的「客观中立」与「多元」取代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开放心态，则社会恐将沦为「相对主义」、「道德虚无」，理性思考能力与自我期许亦将日渐消亡。

是故，面对历史，我们必须正本清源，从史观上驳斥台独谬论，使台湾人重新认识自己、理解中国、认清日本与台独。然后，我们再谈「台湾抗日」才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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