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双语和精英教育改革，到底有何参考意义？
自1965年独立后，将“人才”视为国之重宝的新加坡，从未停止过对教育道路的思考与改革。务实进取的新加坡人，将国家精神深深融入了对教育道路的探索。新加坡的教改动向如何？其中折射出哪些精神内核？这对同在东亚文化背景下的中国而言，又有哪些参考意义？
文 | Annie
编 | 田菁
今年的8月9日，新加坡迎来了它的五十四岁诞辰，举国欢腾。而在这五十四年中，新加坡这个岛国冲破种种束缚，在改革中不断摸索前行，最终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成为重要的商业、金融和文化中心。
虽然国小民寡、资源匮乏、种族多元、国情复杂，新加坡却拥有傲人的经济成就和创新水平，而其中的奥秘之一便是对人才的培养。一向将“人才”视为国之重宝的新加坡，自1965年脱离英国殖民独立后，从未停止过对教育道路的思考与改革。务实进取的新加坡人，将国家精神深深融入了对教育道路的探索。
今年7月中旬，顶思邀请十余位中国国际学校校长与我们同行，共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新加坡华侨中学等一流名校，探索新加坡的教改轨迹与精神内核，并进一步思考在东亚文化背景下，新加坡的探索对于中国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参考意义。
双语教育:
探索连接世界与固守根基的平衡
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新加坡以其兼容并包的姿态接纳了包括华族、马来族、印族、欧裔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多元的种族带来了多元的语言，但也带来了群体的割裂和沟通的障碍。
直至1959年前，四大语文源流学校（华校、英校、马来文学校、泰米尔校）仍各自为政。但敏锐的新加坡政府已经明确意识到，语言割裂对国家而言意味着什么。于是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后大力推动“双语教育”，一方面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另一方面以“华文”作为文化根基。
因此，以莱佛士书院为首的“英校”和以华侨中学为首的“华校”在新加坡并存。由于 “英语”是新加坡的第一官方语言和工具语言，所以历史上“华文”的推广和使用多次受到挑战。1979年，政府意识到华校的没落，提出保留九所特选学校并招收TOP 10%的学生。
另外，教育部还拨予额外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九所华校加强英文培养。学生既可以在华校环境里受到中华文化熏陶，同时又能保证其英文水平可以和英校媲美。而到今天，这些特选中学没有辜负新加坡培养双语人才以及传承华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
如今它们不是自主学校，就是自治学校，也都成为新加坡家长向往的名校。当然，作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和学校教育的官方语言，新加坡的英语教育自然毋需赘言。
新加坡在双语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毋庸置疑。英文和华文就像是新加坡的“双臂”，“英文”这只臂膀让新加坡能够高效地学习世界的先进理念、文化，突破语言的障碍，直入到最领先的领域；而“中文”这只臂膀让新加坡保留了华人的传统文化根基，避免了失去身份认同、成为“香蕉人”的困境。国父李光耀先生曾这样评价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双语政策兼顾工具语言与文化语言，需要制度性的保障，让学生经历长期的学习过程”。
那么我们能够从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中得到哪些启发呢？从学校自身的立场出发，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双语教育的第一性问题，也就是在目前文化背景和环境下，到底以哪种语言为主导。李光耀先生在新加坡的双语之路经验总结中提到，双语之中只能有一种主导语言。对于新加坡而言，英语的主导地位显而易见。
而在中国，由于汉语的使用情景更加广泛，而且大部分孩子遵循汉语的思维方式，因此即便在双语国际学校中，汉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并不会影响流利掌握第二语言，第二语言同样可以作为工具语言流利使用。
第二，双语教育要重视从小打好语言的基础，制造学以致用的大环境。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的英语教育经历了一个“学而无用”的阶段，也就是说，学生所学习的英语知识无法转化为实际的交流能力。
当然，随着民办国际教育的发展，这种情况逐渐改善，越来越多孩子的语言交际能力提高，这其中与学校为孩子们营造的“语言使用情境”密不可分。新加坡学校开设双文化课程和中学语文特选课程，为孩子提供华文使用机会。笔者认为，这对中国的“英语教育”同样有启迪意义。
第三，双语教育要因材施教、寻找最适合孩子的语言发展目标。虽然新加坡要求从制度上要求接受华文教育，但并非每个孩子都有华文的家庭环境和学习机会。对于学习华文比较痛苦的学生而言，政府也给他们提供了降低要求的另外一套标准——华文B，为他们提供最适合的语言发展要求。
精英教育与分流改革：
探索教育效率与教育公平的平衡
新加坡这个小国，从诞生开始仿佛就流淌着“求存、奋发、竞争、务实”的血液。不难理解，一个国小民寡、资源匮乏的国家，永远带着一份“自立求存、开拓前瞻”的思考。基于这样的国情，教育的挑选性功能变得越发重要，必须培养最优秀的人才支持国家的发展，由此“精英教育”应运而生。而对精英人才的挑选从孩子很小就已经开始了。
新加坡中小学教育概况
在小学三年级时，新加坡教育部启动高才教育计划（GEP,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通过数学、英文、能力测试等挑选Top 1%的学生，寻找和发掘在智力与能力方面有天赋的孩子，达到培养高精尖人才的目的。
通过高才选拔的学生将进入全国9所特选小学，但不再使用普通的教学课本，而是使用不断更新的讲义，保证学生可以学习最新的知识。
高才班重视能力、思维方式、研究技能、公共演讲能力的培养，同时设置大量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领袖气质。“高才项目”可以说是新加坡小孩子面对的第一次分流。
在小学六年级时，孩子将会面对第二次的全国性分流考试，俗称“小六会考”（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PSLE对于新加坡的孩子而言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孩子未来进入中学的层次。
根据PSLE成绩，最优秀的孩子会进入“中学直通车计划”（Integrated Programme）。直通车学校是全新加坡最好的学校，学生跨过O水准考试，直接参加高中的A水准考试。其次约60%的学生会进入快捷课程 (Express Courses)，快捷课程的学生经过4年中学学习参加O水准会考，另外30%的学生进入普通班（Normal Course），普通班的学生将会进行5年的学习，并且分为普通学术课程（NA）和普通工艺课程（NT）。
按照学生的能力，灵活的调整快慢班，如果快捷班的学生年终考试的成绩达不到标准将被降为5年制普通班学生，反之亦然。当然，如果在某些领域有特殊天赋和兴趣的学生会进入例如新加坡体育学校、新加坡艺术学校等专科学校学习。
如果中国是高考定终身的话，那么新加坡的小六会考从某种意义上就像中国的“高考”。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在小学六年级已经开始准备面对不同的未来，而需要提前为此做的漫长准备，也早已向孩子传递了“竞争”意识。
分流制度施行以来，也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质疑。有人批评分流制度加剧了教育不公，扩大了阶层差距，孩子从小就身处于一种“怕输”的恐慌之中。
我们确实要承认，竞争是激烈的，分流是残酷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每个人的天赋和兴趣都存在差异性，排名第一的学校未必是最好的学校，而适合孩子的学校才是最好的学校。
如果从教育的社会意义出发，新加坡的成功与这种残酷的选拔和淘汰机制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精英教育，可能也很难有今天的新加坡。
教育的效率与公平如同天平的两端，探索“精英教育”与“普惠教育”是每一个国家都在面对的问题。“分流制度”虽然有助于根据学生的能力“因材施教”，但也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了自卑的种子，产生学生之间的“鄙视链”，而且调查说明分流后的学生很难跨越快捷班、普通班和技术班之间的鸿沟。
在社会对“分流制度”的不断质疑和批评中，新加坡也在不断探索和改革教育制度。
1.降低考试压力，不再公布成绩排名
从2019年开始，教育部宣布小一、小二免去包括年底测试在内的所有计分测验；中一学生免去年中测验。2020至2021年，处于过渡阶段的小三、小五和中三学生也会免去年中测验。
教育部将为学校定制指导方针，以便每学期每学科只进行一次课堂测试，计入年终分数。教师应该采用更加丰富的过程性评估工具。同时，成绩单上不再显示学生排名，以保护孩子的信心，减少过度竞争。当然，对于部分家长来说，不了解孩子的排名反而带来更大的焦虑，毕竟竞争和筛选仍然还在。
2.2021年开始小六会考改革计分方式
从2021年起，新加坡小六会考PSLE将采取“分八级”AL1-AL8的积分等级来评估学生的学习表现，而不是以往使用的总积分制度。新加坡教育部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减少学生对争取每一分的竞争和压力，让学生有更多空间全面发展才能和兴趣。
3.2020年开始逐渐推行“科目编班计划”以替代分流
2020年开始，新加坡共有25所学校全面实行科目编班，让孩子不受源流的限制，可以根据自己的强项修读最适合自己的人文科目。学生在不同科目的能力等级划分为G1 G2 G3 三个等级。
2024年，所有中学取消分流，全面推行科目编班。一个孩子可以在不同科目中有机会选择更适合自己水平的水准，这项举措旨在坚持“因材施教”的同时，降低标签效应，为学生提供更“合身”的教育。
最新等级划分与原“分流制度”的层级对应关系
4. 取消N水准和O水准，推行全国统一考试
到2027年，新加坡会废除原有的N水准和O水准考试，联合英国剑桥共同制定新的毕业证书。证书会列出学生所修科目水平及成绩，所考获统一证书上的科目将有不同组合，如六个G3科目，一个G2科目，或五个G3科目，两个G2科目。
2028年作为首批统一全国考试的毕业生将在这一新制度下，报读初级学院、理工学院或工艺教育学院。
以上列举的只是新加坡教改的部分举措。透过这些改变，我们能够感受到务实进取的新加坡人基于国情特色上的不断探索。
笔者认为，学科编班计划与中国的“科目走班制”有些类似，但区别在于新加坡将分学科的因材施教融入到了国家制度层面，而我们现在的走班制仍然是部分区域和部分学校的小范围探索。而对新加坡这些改革的评价，也还需要等待时间的检验。
全人教育与少教多学：
探索学习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平衡
虽然新加坡极其重视学术成绩，但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也有极高的要求。在新加坡，学生一般在14:00左右已经完成了学术课程的学习，然后进入课程辅助活动（CCAs, Co-Curricular Activities）环节。
每一名中学生都必须参与一项课程辅助活动，涵盖俱乐部与社团、体育运动、制服团体（例如学生警察、学生空军、圣约翰救伤队）、视觉表演艺术等方面。
每个中学生每周需要参加5-6小时的核心课程辅助活动（Core CCA），需要参加2-3个小时的加点课程辅助活动（Merit CCA）。学生若选择参加Merit CCA，那么他的Core CCA必须取得最少75%的出席率。
那么如何评价学生的CCAs表现情况呢？
新加坡教育部专门制定了LEAPS 2.0的评价体系。这套标准从参与度、成就、领导力、服务四个维度出发，对学生有1-5级的评价标准，此外还有“强化课程”（Enrichment）维度的评价。
“强化课程”领域的参与，将辅助学生在其他领域的发展，但这一维度没有1-5的水平等级划分。CCAs是新加坡发展全人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发展CCAs，可以激发学生的不同兴趣，提升社会责任感，引导他们成为更加自主的学习者和更加全面的社会公民。
Singapore Teaching Practice
在新加坡的教学实践改革中，“少教多学”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何理解“少教多学”？这对中国教育而言又有哪些借鉴和参考意义？
首先，我们要明确，这里的“少”和“多”并非指双方的工作量，而是对教与学主体的重新认知。老师教的少了，意味着为孩子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而这种空间和自由，实际上也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崇尚启发与能力培养。
“少教多学”，意味着老师主动灌输的内容减少，而让学生自主探究的部分增加。老师在整个过程中承担的是“支持”“引导”“解惑”的角色，这就意味着老师需要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对课堂进程的预判能力和鼓励学生批判创新的热情。
正如大教育家夸美纽斯所言：“要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具闲暇、快乐及坚实的进步。”
新加坡的“少教多学”，本质是对教育质量和学习效率的不断提高。在2015年的PISA测试中，新加坡学生的表现全面领跑，十分亮眼，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种做法的可行之处。
当然，我们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少教多学”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一方面需要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另一方面也要提升老师的专业素养。由正确的人来做正确的事情，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小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曾说：“我们不断地以前瞻性的思维规划未来，保持竞争优势。我们时刻做好准备，迎接未来，这就是所谓的“新加坡精神”。的确，我们在这五天的南洋之旅中，在对狮城教育的了解中，不断感受到国家精神在教育领域的投射。
面向未来、务实求变，并在多个维度探寻动态平衡。当然，时间最终会做出“是非对错”的评价，但这种内生的活力与变革精神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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