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生活，因为死亡仍未被理解 | 11名学生记者清明生命访谈录
为何中国人忌讳谈论死亡？东西方对死亡的理解有什么不同？死亡是生命的真正终结吗？对死亡的恐惧是明智的吗？如何面对“终有一死”这个无法违背的事实？
本文转载自： 耀华国际教育
编 | Kimberly
配音/制作 | 樊素
2020年4月4日，清明节，全国哀悼日。
在这个春祭日里，我们的内心沉寂而悲悯。疫情依旧波云诡谲，全球已有数万人丧生，上亿人正被迫隔离......值此特殊时节，我们尤感生命教育的稀缺与可贵。
两周前，我们发起了一次线上“生命谈”，来自耀中耀华6个校区高中部的11位同学，分享了他们对于死亡年少诚挚的体悟：
四年前的冬天，启轩的爷爷过世，他第一次看到坚强的父亲落泪，第一次对死亡感到非常畏惧。最近课堂要求做新冠肺炎统计图，一想到每个新增死亡数据背后代表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和家庭，那种可怕的感觉又回来了；
紫淇见过乡下的葬礼，亲戚扶棺丧哭，唢呐声声震耳，她的内心没有感到太多波澜。当死亡更多成为新闻中的名单和数字，她开始忧虑这是不是人类正常应有的情感。她问家人：人为什么会害怕死亡？却被说成“不懂装懂故作深沉”；
酷爱NBA的丰硕，不能不为科比的突然离世感伤。他知道“伟人会活在人们心中”，但也会想，对另一些人而言，却是永远失去了亲切的家人和朋友。他觉得，死不可怕，可怕的是留恋遇见的人和做过的事；
晓熳出身佛教家庭，相信灵魂和因果轮回，对死亡更为释然。她曾在半梦半醒中见到死去的姥姥，由此感念，“姥姥她多爱我啊”；
可玮认为，求生欲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本能，但在更高层的思想意识下，精神会对抗欲望，舍生取义。她读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记住了其中一句话：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
为何中国人忌讳谈论死亡？东西方对死亡的理解有什么不同？死亡是生命的真正终结吗？对死亡的恐惧是明智的吗？如何面对“终有一死”这个无法违背的事实？
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11位高中生组成了耀中耀华首批学生记者团，与社会各界人士展开质朴的对话。
他们中有援助武汉的一线医生护士，坚持十几年推动临终关怀的社工，以死亡为母题的作家、哲学家，还有考古与人类学背景的西方教师。
没有现成的一劳永逸的答案——当你翻阅我们交出的访谈实录，或许你会有这样的发现。用里尔克的话说，“你找不到的，因为你还无法与之共存”，必须活在每一件事里，直到“渐渐活出写满答案的人生”。
一如诗人王炜在《不可安魂者》中借“死神”之口写下：
必须生活，因为死亡仍未被理解
在每次希望渺茫的行动中
重复的交谈就是反安魂曲
继续下去就是反安魂曲
听，你是否有能力用它谱写错误
把希望谱写成不可替换的噪声？
袁凌
记者、非虚构作家，代表作《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寂静的孩子》
全祉璇
北京耀中国际学校十二年级学生
朱晓熳
北京耀中国际学校十二年级学生
全祉璇：您为什么会在《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中选择记录一些小人物的死亡？
袁凌：通过我们着眼于这些很渺小的、很卑微的人的死亡，逼视我们去思考他们的生活也有意义。通过死亡来唤醒人们对他们的一种重视、一种回忆和一种纪念。这不是在写死，而实际上是在写生。
朱晓熳：在您记录的那么多死亡之中，哪个人物对您的生死观冲击最大？
袁凌：生死观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故事，他的生活，他的死是什么样的。你可能有正确的生死观，但面对现实却不符合，或者缺乏丰富的感受。“三观正确”实际上不一定有用，你需要的是理解与感受他人的能力。你可以这么问我“谁的死亡是让我感受最深的”。
朱晓熳：因为疫情，大家只能待在家里。很多人开始自娱自乐，有些甚至开始和素不相识的邻居隔空喊话或跳舞。当这些视频被发到网上时，为人们带来了许多欢乐。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份面临死亡时的欢乐？
袁凌：泰坦尼克号在船要沉的时候，还有乐队在那里拉小提琴、拉乐曲，但并不是娱乐，它是一种对生命的美和艺术的一种坚持。代表我们在这样灾难面前仍然有一种没有放弃的精神。
灾难会迫使我们放弃一些表面的，平常生活中的点缀，而去面对生活本身的一些更实质的、更真实的一些内在的东西。我觉得相比在阳台上自娱自乐，排着长队去领骨灰盒的场景更让我印象深刻。
你会发现他们在这么大的灾难中，并没有嚎啕痛哭，而是选择接受事实，然后继续生活；因为哭已经无济于事了，这些人的沉默也不是一种乐观主义这么简单可以概括的，但就是把灾难接受后，我们仍然可以去追寻生活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
全祉璇：疫情发生之后，全国都开展了网课教学。据新闻报道，有的偏远农村孩子因为没有手机和网络不能上网课而自杀，您怎么看？
袁凌：不管是是农村还是城里的孩子，他们不一定都对生命有很强的意识，意识到生命是需要珍惜的，或者生命本身是一个值得你去努力完成的过程。这就是生命教育的缺失。孩子们通常都很孤独，你可能体会不到这个孤独的生命的价值，因为——
生命价值往往需要在和别人的关系中去体会到生命的可贵。就像如果你一个人像鲁滨逊一样呆在荒岛上，就不会觉得生命的可贵性。
全祉璇：您想呼吁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人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件疫情，还有面对今后的那些灾难呢？
袁凌：灾难当中最重要的是诚实。你如果不诚实，你怎么记住它？不要在灾难来了以后呼天抢地绝望，也不要散播各种鸡汤。
我觉得任何人如果没有被灾难彻底裂解，如果说你熬了下来，你应该会得到一种意念，并且把它记在心里面，不能说过去两天我们就忘了。你把它认真地记录下来，你要诚实地面对它，反思它，这样下一次它来的时候，因为它在你沉重的心里，才能让你有应对它的一种办法，才有一个能力去面对它。如果你这次又把它鸡汤化了，你可能下一次会遭遇更大的失败。
王莹
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负责人，临终关怀推广者
冯可玮
耀华国际教育学校上海临港校区十一年级学生
张启轩
耀华国际教育学校上海临港校区十年级学生
冯可玮：十几年前，您在推动临终关怀的时候，它还不是非常主流的一个话题。
王莹：我们自己在做这块事情之前，对“临终关怀”这四个字都非常的陌生，要不是接触到医院，我们完全不知道，原来医院还有这么一个科室，它是收生命末期的病人。大多数人对生病生大病，第一反应就是到医院去看病，但是都没有想过说看病看到最后，原来是没有地方去的！
用当时的一些医生的话，“这个病人没有价值”，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这些药用在这个病人身上没有效果了，第二是对医院来说，治疗也没有经济价值了。
但是对病人本人来讲，还有家属来讲，内心会非常得悲怆。因为到最后那个时候，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即使有钱你可能都找不到医院可以住进去。那么如果只是在家，比如说发生一些身体危急的状况送到急诊，这种来回的折腾，对很多的家庭来讲都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
张启轩：临终关怀对于身患绝症的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怎么看待自己人生的终点？
王莹：患者他们在得知自己要将要死亡事实的时候，他们会有诸如愤怒、悲伤、忧郁的这些情绪，这些情绪会不会对我们组织里的志愿者、护理人员发泄出来？这个有时也会碰到，但通常被发泄的对象是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他的情绪一直会反反复复进行，直到有一个阶段，他要开始接受他不得不面对临终的情况。
很多家属一开始对病人隐瞒病情，其实是制造了一个假的希望。随着病情恶化，病人逐渐从能走路到完全躺着，身体会告诉他，那些希望破灭了，这对一个人来讲是非常痛苦的。
有些病人更愿意第一时间主动了解自己的病情，虽然他也会害怕、恐慌，但他没有了前一种病人所经历的迷茫、彷徨、猜想，整天惶惶终日的那种痛苦。经历内心的波澜以后，他会趋向于理智地安排家里的身后事。
冯可玮：中国死亡教育的欠缺，对临终关怀的推广和发展，是否造成了很大阻力？
王莹：我们以前会看到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他们会提前为自己去安排寿衣，准备好去世的衣服、鞋子、整套的东西，放在箱子里面，每年天气好的时候拿出来晒一下，再把它放好。
离开上海跑到外省，以前还能够用棺木土葬的时候，70岁以上老人家就开始为自己准备寿棺，放在家里。还有逢年过节要祭祖之类的，以前的这些习俗，其实反而是让家里的人比较把死亡看成是一个家中会发生的正常的事情，而不像我们现在这块是比较割裂的，小孩子从小长到大可能在这方面的接触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教，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它，这个是去推广和倡导临终关怀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大家因为已经很主动地、习惯性地去回避它、忽略它，甚至已经莫名其妙就在内心产生了对这个词语的恐惧，还没真的接触到事实，就听到“临终”两个字，就已经内心觉得有种五味杂陈的不安感。
这种复杂的情感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少人去想，为什么我们内心会出现这种感觉，我们都没有看见，我们都没有经历，怎么就出现这种感觉？
冯可玮：除了倾听和陪伴，志愿者会做哪些事，拉近和患者的距离？
王莹：我们培训志愿者，会反复跟大家确认，你想去做服务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是希望对方活得更久一点，一定会失望的。我们需要有“不求回报”的心态。
我们招募志愿者有一个比较长的筛选过程，其实这是一个扪心自问的过程，不是说你一报名马上就去服务了，而是说你可能报名完以后，先要在我们公号上自己去填一个“死亡14问”，你先去看一看自己跟死亡之间的关系，自己的死亡态度，然后要去写一篇观察报告，也就是走到这个世界里边，走到社会里边，去看一些常规有老病死的地方，你去看一看那边真实发生的情况，你个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触动和感悟。
张明明
上海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助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危重病科护士
刘丰硕
青岛耀中国际学校十年级学生
高雅
青岛耀中国际学校十年级学生
刘丰硕：您在上海支援武汉医疗队中，为前线医护人员做了重要的物资保障。当时你们对自己的安全有多大把握，面对患者会不会感到惧怕或无助？
张明明：从机场坐大巴到住的酒店，和医院相隔只有大概100米，我抬头就看到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这几个字在天空中，红色的、很亮。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种孤寂的感觉，真的你感觉这个楼就是一个罪恶之源。当时我对它还是有一点点恐惧和害怕的。
之所以说我后来能调整过来，因为我是他们的助理，我要管他们的生活物资，还有工作、人员的安排，你说如果我要是先害怕表现出来恐惧，他们怎么办？所以我必须要强打精神进去。
其实当我真正进去的那一刻，我心反而定下来了。因为我看到金银潭医院本身的医务工作人员，他们也就只是达到基本的防护而已。他们的工作和我们工作一模一样。在之前我觉得他们像都有三头六臂一样，但是我真的走进去的那一刻，我发现原来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普通人。你看他们在里面工作了一个月也没有被感染，那我还怕什么呢？这是一个阶段，就是从恐惧变化慢慢的平静的这种。
第二个阶段无助。我刚进去的大概一个礼拜，那个时候每天平均要死亡两名到三名患者，我们所有的医疗设备、所有的医疗手段都上去了，但是患者的病情就感觉好没有好转一样，非常让人无助。
后来大概过了几天，很多不幸逝世的患者，我们结合了我们治疗的经验，以及结合了前期国家发布的相关指南，调整我们的用药策略，运用了治疗的方案以后，慢慢的我们找到了疾病的发展规律。
特别是我们上海市第一批医疗队做了第一例患者尸体解剖以后，我们找到了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这些病毒侵袭的部位，比如说肝肾、子宫、卵巢，还有小肠、直肠这一类的，我们发现这个病毒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但是那个时候反而让我们觉得我们治疗是有望的，因为那个时候在我们的治疗下，已经有患者逐步的康复出院了。
第三个阶段，期盼胜利的那一刻。领导人过来的时候，激励我们要至微至显，善作善成，慎终如始。那个时候大批的患者在4万多名医疗医护人员的治疗下，基本上就是在源源不断的出院，而且那种危重患者也在慢慢的好转。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情很愉悦的，我的心情也很愉悦，因为我感觉回家的时间不远了。
护士张明明在武汉抗疫一线
刘丰硕：有些医疗设备虽然能保证患者生理上运作，但患者其实一直处在昏迷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前线的医护人员是怎么想的？
张明明：我们会在病人身边不停地喊加油。有时候他家人打电话，我们把他的手机放在他旁边，虽然他不能回答，但是他知道他的家人在跟他讲话。有一个患者从危重症昏迷转轻症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其实我都听得到，我想回答你们，但是我张不开嘴。
新冠肺炎，药物治疗是一部分，靠自身的抵抗力是另外一部分。如果说通过我们的安慰、人文的关怀，以及家人的关怀关心，让他心里产生一种很强的意念，努力地去抵抗病魔，我相信对他的康复是非常有帮助的。
外来的设备只能够让他的身体保持运作，但是真正的康复、心灵上的康复，一定是靠我们广大的医护人员做到细致认真的人文关怀。
高雅：我们了解到您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那么为人父母、为人子女，您对家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牵挂，您在支援武汉的时候会不会想家？或者您在想家的时候会怎样缓解这种压力？
张明明：在我接到命令的那一刻，我也曾犹豫过，但我的爱人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她说：“即使我不说，你肯定也想去。”她说你去吧，“你相信你自己，你也要相信我，我肯定在家照顾好我自己。”这是我爱人跟我讲的话，所以她这么支持我，而且我还是一名党员，我肯定会义无反顾地去投入到抗疫的过程中。
身为我父母的孩子，我相信他们会理解我的选择的，因为他们也曾经被病魔折磨过，他们也经历过03年的SARS，他们知道在恐惧笼罩下的人们是多么希望有人去帮助他们，即使我们所做的可能是很微小，但是我们的到来，实际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我们来了就说明有人来帮助他们，那么他们心理上的安慰就更大一点。
Karl Coulby
广州耀华国际教育学校教师，剑桥大学考古与人类学硕士
王艺卫
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十二年级学生
魏林风
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十二年级学生
高圆圆
桐乡耀华国际教育学校十年级学生
王艺卫：您曾在邮件中告诉我们，您曾与死神擦肩而过，那是怎样的故事？您又有怎样的感悟？
Karl：我14岁的时候，发生过一次事故。当时我真的感觉站在5英尺外观看自己，我的灵魂离开了身体，有了另一个视角。我还记得我在想为什么我在身体之外。这是一种很奇怪但也很松弛的体验。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很平静，我完全接受了这就将是我的“最后时刻”，我将离开，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幸运的是，我存活了下来。在那之后，食物的味道，落在脸上的阳光，呼吸的空气，人们脸上日常的微笑，都变得更生机勃勃、更真实和重要。因为你意识到它们不会一直在那里。你余下的人生可能就是现在，或者一分钟。
魏林风：如今人们开始认为，接受和谈论死亡，可以减少对死亡的恐惧，有助心理健康。你怎么看？
Karl：不去谈论死亡，只会让我们把一切都习以为常。我们忽视它，因为死亡的到来会让人际关系和世界的意义失去价值。但死亡也有非常积极的一面，它赋予生命意义和目的。反思死亡很重要，通过它我们知道什么是生活。我们知道我们都将踏上这段路途，这让我们更具有人道关怀。
高圆圆：你为什么在大学选择了考古与人类学专业？从中你对死亡有哪些新的认识？
Karl：我的专业学位对我的启发，有一点至今仍然跟随着我，那就是即使知道这些人已经不在记忆中，我们没有正式的参考资料或类似的东西，但他们留下了这些小小的东西，仍然和我们在一起，这意味着它们在许多方面还活着。
将来，可能有人会发现一些东西，例如我的骨头，结婚戒指，我扔掉的东西，或者互联网上的遗迹。你会想知道这个人是谁，也许是一张照片。即使物理上我已经不在了，但我仍然“活着”并将继续活下去。这与我对宇宙的整体哲学观念相融合。
一切不断前行，我们只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就像一条河流，即使你所在的位置不再被看见，你仍然是那条河的一部分。
当你谈论死亡时，你其实谈论的是人们的信仰，和对生活的理解。我认为我们应该置之度外地思考死亡，但如何在中国社区讨论死亡，怎么教授死亡，这是一个涉及不同文化观点的复杂问题。
我了解到中国人不想谈论死亡，因为他们认为它会破坏人们内心的和谐。以我拙劣而欠缺经验的观点，我认为最好不要在公开场合谈论它，但是可以私下谈论，将其置于上下文中。
理解死亡就是尊重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祖先的价值观，我们如何看待前人，以及他们如何形塑了我们。我认为对于人们来说，了解死亡，看着已经去世的人，感到悲伤和失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借此我们也是在致敬他们的人生。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
黄紫淇
广州耀华国际教育学校十年级学生
赵培均
广州耀华国际教育学校十年级学生
我（黄紫淇）出身在一个偏僻的县城，我们家乡兴哭丧，死者的家人趴在棺材旁垂泪，合棺时儿女们说什么也不想把手从棺材旁拉开，旁边还有唢呐的配乐。后来越发对出殡、死亡这样的事情无感。
我困惑，心想这是正常人应有的情感吗？我经常自己思考关于生与死的东西，却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即使在家聊天，我问为什么人会害怕死亡，大家顿时全部看向我，以一种在社会阅历上与我的不同试图让我感觉：我这么小，没什么资格说这些东西，说我“不懂装懂故作深沉”，我又生气又郁闷：这是一种所谓社会阅历所给他们的探讨死亡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吗？
“记者团”第一次研讨会之后，项目指导老师给了我们一份推荐采访名单：都是中外著名大学的哲学教授。
心中突然有一种如临大敌之感，更多的是源于自认为的渺小和无力感。仅凭我们这一群高中生，真的能够有幸与这些学者在一起交流吗？刚开始联系访谈对象的时候，心里也很焦虑。
给两位教授的去信都石沉大海，另外两位教授因为工作繁忙婉拒了我们的采访请求。
邮件联系邓晓芒教授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尝试。他是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我们做了很多功课，熟悉他发表的一些文章和哲学思想。
本来对回信没有太多的期待，后来真的收到了邓教授的长字回信，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与感激，倒不是访谈对象有了着落的原因，更多的是惊讶邓教授如此真挚的言语，是很明显的亲和感。
教授的回复也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像是问题中我们提到的：困惑于我们这代人对生命的热情，因为我们依赖于“热点”，“潮流”去包装自己，从而变得“合群”。我们如何抛开这些外界的打扰？生命的意义该如何寻找？老师又是如何看待这一代人这样的价值观呢？如何看待互联网的影响的呢？”
“读书”，邓教授说。“只有读书读书再读书。”他劝诫我们一定得努力读书，不仅仅是大量地主动去获取知识，它同样也是一种抗衡多媒体时代的武器。
他相信“总有一些不甘沉沦的年轻人在继续独立思考”，想去了解死亡，解开困惑，就必须要去读书。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尽可能多的书，自己内化这些东西而并非一次两次表面的交谈。
浮躁得要足够的毅力去改变，年轻一辈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抵御诱惑。包括生死命题之外的所有事物都值得困惑，而解决疑惑的方法便得读书，去书中寻找答案。
这不仅仅是一次针对生死命题的探索，同样也是在与自我不停碰撞，锻炼自己的批判能力。当下的我们只是囫囵吞枣般从各处收集写资料，凭着我们幼稚的思考方式去表达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如何看待生与死的，而它终究并没有所谓的正确思路或者答案，敢于去探讨生死便是我们很大的进步。
“这便是最好的采访了”，我对自己说。“真挚，实在。”
整理这些记录的时候，正好在乡下帮忙，帮着家里打扫房子，准备东西，大多都是老一辈的人在商量着如何分配花圈，辈分如何如何去写。气氛还是蛮轻松的。“不用弄了，箱子包好就可以了，都是哄鬼的东西嘛！”有位老人站在我旁边说。
我感受到了特别淳朴自然的语言。乡下祭祖会比城市里繁琐一些些，习俗也有出入。人们祭祖，由生向死，由死向生。或许传统对于死亡的认知才是最能帮助我们打破对死亡恐惧的一种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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