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任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官（下）

作者简介

康矛召（1919-1994），湖北武昌人，中共党员。

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同年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派往115师记者团；1939年随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领导的115师师部及343旅老六团到山东建立抗日根据地；1941年起任115师政治部宣传干事、科长，1942年开始摄影活动；1943年参与创办《山东画报》，兼任社长、主编。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社长，1948年华东野战军特纵炮三团政委，1949年任华东野战军第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4月20日参加炮击紫石英号及中英军舰谈判。

建国后作外交工作，历任驻印度大使馆、阿富汗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驻南斯拉夫临时代办，驻柬埔寨、毛里塔尼亚大使，驻比利时大使兼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团长和驻卢森堡大使。

在战争年代拍摄了近千张（实为950余幅）新闻性和艺术性具佳的珍贵历史图片，建国后将全部照片赠与中国军事博物馆。在外交工作岗位上仍坚持摄影实践，手不离相机，拍摄彩色照片两千余幅，对中国解放区和新中国的摄影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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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礼宾活动中，周总理交际甚广，每次午餐，都受到好些国家的邀请。有一次晚上，他已经连续参加三次晚宴了，可是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又来邀请周总理赴宴，他二话没说，立刻赶去团聚。为了亚非各国的团结和共同的利益，周总理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周总理会见亚非记者

一次，大会新闻中心组织记者招待会，到会议厅去参加这次活动的记者和各国代表人数很多，自下车进门开始，比肩接踵，拥挤不堪。“我们周总理怎样才能进入会场？安全会不会出问题？”杨奇清副部长忧心忡忡。如果仅仅派保卫人员负责周总理的安全，可这些人不懂外文，无法为总理开道。

恰巧，中国驻印大使馆的参赞申健同志为安排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人员的后事也来到印尼，与中国代表团在一起。杨奇清同志计上心头，对申健同志和我说：“你们两位参赞站在总理的左右侧，推开人群，向前移动。”于是申健和我就成了总理的保镖，一边拥着总理前进，一边大声介绍着：“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请大家让开一条路。”

周总理安全地到达了会场主席台上，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介绍了中国对外关系的五项原则，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使这次招待会开得非常成功。

顺便讲一下，亚非会议三十年后，我和杨奇清副部长在北京医院住院时相遇，回忆起那次招待会的情景，我们都为胜利地完成保卫周总理的任务而兴奋不已。杨奇清同志谈起后来被“四人帮”诬陷身入囚笼时，仍保持着一种乐观的精神。他笑着对我说：“要是知道后来我会进秦城监狱，说什么当时也应该把它修得更好一点儿。”

1955年，周恩来总理和黄镇大使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期间留影。（《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图）

在亚非会议上，除了各国代表团以外，最忙的可以说就是新闻记者了。很多记者为了尽快报道中国代表团的观点、情况和周总理的声明和行动，还想了不少办法。

英国路透社驻新加坡的记者其德维是其中之一。为了抢发新闻，他租用了一条从伦敦到新加坡的专用线路，还特别找到各代表团的新闻官员，希望能尽早得到最新消息，哪怕早一分钟也好。对我，他也表达了这种愿望。

每次得到消息后，他马上将消息用电话传到新加坡，再由新加坡立即转到伦敦。所以，他新闻报道的时效，常常超过美联社、法新社、合众国际社等其他大通讯社。亚非会议的第二年，他被派到北京，担任驻中国的首席记者，后来又飞黄腾达，当上了路透社的总经理。

还有一位美国《民族周刊》的记者叫山姆·贾菲，是中国代表团新闻处的常客。他的一些题目要我转报周总理，希望能在会议期间给他安排一次采访周总理的机会。我对他讲：“你要采访周总理的要求和你提出的问题，我都可以转达，但是需要请周总理根据他的时间安排来决定。”

此后，贾菲天天来新闻处，等待回音，我总是无可奉告。贾菲非常耐心地在新闻处坐下来，和大家聊聊天、翻翻书刊，时间久了，新闻处的同志都知道这位留着平头的美国记者叫贾菲，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采访。

4月23日下午1时30分，召开了八国代表团长会议，中国、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的代表团长举行了会谈，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1955年4月，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与非洲国家大代表合影。（《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图）

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进一步阐明了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生活在台湾的人民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侵占台湾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中美之间并没有战争，不发生所谓停火问题。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

会后，中国代表团发表了一个关于缓和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声明，得到八国代表团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八国代表团长会谈刚一结束，周总理马上萌生了一个新的构想：要让世界舆论都了解中国，都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已经夜里11时30分了，周总理找我，要我去他的住处，我即刻走去。总理见到我，开门见山说明了他的想法：“你常常谈到的那位美国记者，我想见见他，在他的报纸上发表一个声明。现在已经半夜了，你能不能找到他？”我说：“可以找到他，我有他的名片。”

我直接来到贾菲住的旅馆。晚风习习，我第一次在万隆感到了凉意。我找到贾菲的房间，轻轻地敲门，里面问道：“谁？”我回答他：“康！”他如梦初醒，没有穿好衣服就拉开了门，一见是我，喜出望外，紧紧拉住我的手，满脸笑容地问：“有好消息吗？”我说：“请你马上跟我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去一趟。”他赶紧穿好衣服，同我一道回到周总理住的别墅。

我请贾菲在会客室坐一会儿，我进去向周总理报告。总理请我找浦寿昌同志（高级英语翻译）同往会客室。总理见到贾菲后，拉着手向他问好：“现在已经过了午夜了，还要请你来工作，实在有些抱歉。”贾菲说：“这是我们《民族周刊》的幸运。”

这时，服务员送来了龙井茶，总理说：“喝一杯茶，提提精神吧！”贾菲笑了，抿了口茶水。总理问他：“贾菲，我想在《民族周刊》发表一个很短的声明，不知你同意吗？”贾菲说：“那是《民族周刊》能够得到的最高的荣誉。”周总理说：“现在我谈我的声明，请蒲先生照译，请你速记下来。”接着周总理郑重地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提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

”

这个声明与周总理在八国代表团长会议上的声明只有两个字的差异，即将“愿意”改为“提议”。实际上是给美国政府送去了中国政府的建议。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图）

周总理在万隆记者如云的情况下，为什么选择贾菲，选择《民族周刊》，是有深刻考虑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在《民族周刊》工作过，这个刊物在历史上同中国共产党人有过来往。虽然美国各大报、各大电台也都有记者在万隆，但总理担心，如在大报、大刊物上发表中国政府的声明，小记者当不了家。又何况贾菲如此诚挚呢！

总理见贾菲已将他的声明速记下来，就又让贾菲复述了一遍，让浦寿昌做了核对。说完后，总理就回到房间了。贾菲自带了手提式英文打字机，迅速将声明打出来，交给浦寿昌。浦又将声明英文稿交给我，我将贾菲打印的声明新闻稿请周总理审阅。总理看了觉得没有错误，才对我说：“你送贾菲回去，顺便跟他讲一下，请他问《民族周刊》哪天出版，我们好让《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发表。”

1957年美《民族周刊》记者贾菲访华，与康矛召在北京合影。（《外交官回忆录》图）

我和贾菲在回去的路上都很兴奋，他受宠若惊，我也觉得做了一件大事，心情很舒畅。当然贾菲还不像我，他的电稿还没有发出，还在等《民族周刊》编辑部的回音，他在兴奋之余，还有不小的压力。

事隔不久，周总理的声明同时在中、美两国报刊发表，受到美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普遍欢迎，美国政府也不得不考虑怎样坐下来同中国进行谈判的问题。经过双方的接触，在万隆会议结束仅仅不到一百天，中美之间的大使级会谈终于在同年8月1日于日内瓦开始，掀开了中美关系的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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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外交官回忆录》

作者 | 康矛召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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