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关系中的那个“代办阶段”

作者简介

徐贻聪 曾任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中国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大使；曾获得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政府颁给外国使节的最高荣誉勋章（大十字鹰级勋章、友谊勋章和大十字大功勋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公共外交网》特邀高级顾问；著有《结缘拉丁美洲》《我与卡斯特罗》《轻走天下》《雅园拾趣》《余温犹存》《加勒比绿鳄·古巴》等书。

众所周知，目前的中国与古巴友好合作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被记录为“好朋友，好兄弟，好同志”，堪称国际关系中的典范。双方相互信任，互相理解，并在多方共同深化双边关系，可喜可贺。

但是，在1967年至1971年期间，古巴在中国却仅有“临时代办”，时间长达4年有余。不过，可以追溯历史的是，这位“临时代办”享受的却是“超级大使”的待遇，鲜为人知。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古巴于1960年建立外交关系以后，曾经出现过一段大使馆处于“冷板凳”的状态，两国之间有过公开的“龌龉”。源自古巴首任驻华大使个人在处置一些事件中的缺失，六十年代后期曾经有过一次“危机”，致使当时的古巴总统，在外交部长的陪同并亲自担任“记录”的情况下，于深夜召见中国驻古巴使馆临时代办，表示道歉，并要求在处理上予以“友好合作”。

周恩来总理会见古巴驻华大使馆代办加西亚（左3）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67年2月，当时的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因为一个普通的游行参与问题，酿成古巴驻华使馆与在使馆工作的中国职工之间的矛盾。古巴大使先无理决定解雇一名翻译，进而下令让全体中国员工全部离开使馆，还让使馆的古方人员对中国职工进行拖拽，予以驱赶，造成使馆无法正常运行。消息传到哈瓦那后，便出现了国家总统直接出面道歉的情况，并决定立即将大使调回，派出一名高级外交官紧急赴京，尽快进行处理，挽回局面。

由于更换大使需要一定手续和时间，古方决定先行派出“临时代办”，以争取时间。派出的“代办”以“参赞”身份履新，但曾在其他国家担任过大使职衔，还是时任的古巴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主管与中国的事务。据他本人后来透露，接到前往北京的命令时，他尚在甘蔗田里劳动，让他立即随已在劳动场地等待的汽车回家简单收拾行装，赶乘当晚经欧洲的班机飞往北京，赴北京的具体任务会在半路上告知。

就这样，这位“代办”随即启程，风尘仆仆，马不停蹄地来到北京，并从第二天开始，带着大使，拜访中国的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等相关单位，承认错误，表示道歉，还在极短时间里安排大使“回国休假”，让他离开了北京。古巴的驻华使馆则由他全权负责，头衔是“临时代办”，一直到1971年被调任回国。

1971年作者（右2）陪同加西亚访问沈阳

事实上，他在中国期间，尽心尽职地履行了一个高级外交官的全部职权，推动了两国间的相互理解。中国方面对他也没有任何歧视，为他的任职提供了多方面的协助和配合。期间，还曾为他安排了多次外地访问，包括韶山、延安、西安、南昌、井冈山、沈阳、大连等地，使得他对中国的情况有所深入理解。

他在访问井冈山过程中，曾对将“朱毛会师”改为“毛林会师”提出过批评意见，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他于1971年1月2日以代办名义在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总理亲自出席，与他亲切交谈、寄语。在他即将回国之时，周总理又予以亲自接见，与他进行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长谈，可见给予他的礼遇和重视程度。

值得记载和骄傲的是，我曾经以翻译的身份，参与了此事的全过程，从参加“游行”到给“大使送行”，并在“代办”于中国任职的4年里为他担任翻译，协助他工作，包括他去外地的历次访问，只是没有能够见证周总理同他的亲切长谈。后来我在古巴工作期间，又有机会多次与他谋面，共同回忆许多往事，满意于中古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演绎，受益匪浅。

一段历史，简单记录，留作参考。这位“代办”的名字叫毛罗·加西亚（Mauro Garcia），可以考证。

—— 写于2021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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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老徐札记

作者 | 徐贻聪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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