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波：“中国不伟大就不是中国” ——论戴高乐远见领导力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   

徐波 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吴建民公益基金会理事，前职业外交官，多边文化外交与中法民间交流坚定不移的践行者。

1980年开始学习法语和外交，曾在中东、欧盟常驻，后长期在法国工作生活，深度参与中法文化年、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与七国集团对话的法国埃维昂南北首脑峰会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曾任上海世博会中国政府总代表助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事务助理总干事特别顾问等职。著有《远见——戴高乐领导力与大变局时代的启示》《法兰西印象——一个外交官眼中的法国》《矫情的法国人》《转型中的法国》等十部著作。

导读 · 2021.11.08

2021年11月9日，是戴高乐将军逝世51周年纪念日。众所周知，戴高乐是法国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更是20世纪与丘吉尔、罗斯福比肩的世纪伟人，毛泽东主席称他为“不屈的反法西斯战士”。其荡气回肠的人生、卓越的远见，以及两度在拯救法兰西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所展现出的特有的领导力与担当，都值得我们去了解与学习。学习戴高乐的精神对今天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沉稳应对各种时局挑战，在困难面前树立信心并看到光明未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戴高乐的远见领导力

所谓领导力（Leadership），在学术界和国际语境中通常指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带领他人、团队或整个组织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世界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和沃伦·本尼斯（Warren G. Bennis）把那种将愿景变为现实的能力同样也视作领导力。戴高乐的领导力，顾名思义就是戴高乐作为一名法国政治家将自己对国家前进的目标分享给法国人民并成功地率领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戴高乐一生中，曾两次在法兰西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凭借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告诉法国人民在宿命论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只要法国人民同仇敌忾，法兰西就能从至暗时刻迎来万道霞光。

▲夏尔·戴高乐（1890.11.22~1970.11.9）

（图源：画家李小超）

1939年9月3日，一向奉行绥靖政策的英法两国政府因德军占领波兰而被迫对德宣战，但英法又持续半年宣而不战，史称“奇怪战争”。1940年5月10日，德军集中地面坦克和空中飞机向英法联军发起猛烈进攻，12日，法国要塞城市色当随即沦陷，14日，英法数百架飞机被德国空军击落，26日，英法40万联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好莱坞大导演诺兰曾拍摄电影《敦刻尔克》再现当年残酷场面）。6月10日，法国政府撤出巴黎，17日，法国一战英雄贝当元帅宣布对德投降。同日上午，戴高乐只身飞赴伦敦，并在翌日（6月18日）在伦敦BBC发表《告法国人民书》，号召法国人民抗击德国，强调法国是因为缺乏坦克部队而输掉一场战役而非输掉一整场战争，只要有了坦克部队法国就会转败为胜。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伦敦BBC发表《告法国人民书》。（图源：画家李小超）

6月30日，也就是法国投降不到二周，戴高乐告诉记者舒曼法国赢定了。戴高乐说，希特勒占领法国后必将占领英国，然后再占领苏联，而希特勒无论对英还是对苏攻占必然会引起英苏的强烈反击，最终还会使美国参战，从而使这场由希特勒发动的对法侵略战争演变成一场世界反法西斯大战，而在如此世界大战中，法国只要选择站在正确的一边，其抵抗运动的强弱已无关紧要了，法国将是最终的胜者。

四年后，一切按照戴高乐的预见发展。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戴高乐重新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国防部，里面居然连家具都没变。26日，戴高乐行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200多万法国民众高呼解放者戴高乐的名字。

由于戴高乐正确选择，法国不仅从纳粹的铁蹄下重新获得解放，洗刷了二战初期法军战败的耻辱，而且成为战胜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和战后的世界大国。

▲1944年8月25日，200万法国群众在香榭丽舍大街欢呼“解放者”戴高乐将军的名字。（图源：画家李小超）

1958年，法国陷入阿尔及利亚内战，束手无策的第四共和国政客们向戴高乐发出求教，戴高乐在淡出政坛12年后重新执政，但他马上意识到阿战已是法国赢不了也输不起的战争。所谓赢不了是因为法国每年GDP的四分之一用于打仗，法国财政难以为继。所谓输不起是因为法国战后百废待举，内战不仅耽误法国民族复兴大业，也严重破坏了法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更让戴高乐感到害怕的是，如果将阿尔及利亚保留在法国，占阿居民90%的穆斯林就可随意出入法国本土并移民定居从而最终改变法国人口结构，这是戴高乐万万不愿看到的。为此，他不顾政界的反对特别是军方的极力反对，毅然决然通过公投使阿独立，从而使法国走出内战泥潭，在战后短短时间里实现经济起飞，成为一个工业体系完备、经济繁荣的现代工业化国家。

可以说，法国当今拥有享誉世界的原子能、航空航天、空客、高铁及其群星灿烂的法国电影文学和战后“30年经济景气”均是受益于戴高乐当年的远见。

有关戴高乐预见历史的事例还有很多。

1964年1月27日，戴高乐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新中国。1月31日，他在爱丽舍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中国的历史与世界一样古老，承认中国就是承认这个世界本来的面貌，并预言勤劳伟大的中国将在21世纪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戴高乐在中国贫穷落后并遭受美苏两霸封锁孤立的最困难时刻，在西方世界领袖中第一个预见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这种远见卓识不仅奠定了中法特殊关系，也大大提升了法国在冷战世界中作为第三种外交力量的战略地位及其重要性。

1963年和1967年，戴高乐二次否决英国加入欧盟前身欧共体的申请。在他看来，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甚至商业习惯的巨大差异，英国入欧心猿意马，将最终有悖于欧洲大陆国家欧洲联合的目标定位。今天，英国脱欧的严峻现实也验证了戴高乐半个世纪前预言的正确性。

戴高乐料事如神的深层原因

戴高乐在历史重大关头料事如神，其远见能力令人惊叹，这也让法国人民在他生前一直对他保有敬意，甚至是“迷信”。在备受新冠肺炎折磨和世界形势跌宕起伏的今天，法国人还会问，“假如戴高乐还活着，一切还会这样糟糕吗？”

每每面临重大历史选择，戴高乐总是沉着冷静，能够从人类历史长河的时间维度中考察事物及其发展规律，并在高屋建瓴的历史观下对那种稍纵即逝的机遇作出其同时代人不能想象更不能相信的决定。换言之，戴高乐总是在不确定性中发现一种确定性。

1932年，刚过不惑之年的戴高乐少校在其论述领导力的著作《剑锋》一书中谈到了“不确定性”问题。他说，“不确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那些有关常规、预言和理论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那些考验、损失和挫折在我们面前接二连三地发生。那些摩擦、冲击和意外事件让我们应接不暇。所有这一切均使现在的秩序被打破”。

▲戴高乐1932年发表领导力权威著作《剑锋》

戴高乐在此所论述到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大变局” 。他所说的“摩擦、冲击和意外事件”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戴高乐认为，解决不确定性需要远见，而远见源于本能和灵感，两者相加还会给人带来创造力，带来一种亚历山大大帝叫作“希望”、凯撒称为“运气”和拿破仑视作“星座”的东西。他还将那些具有高瞻远瞩能力的领导者称为“有性格的人”，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有性格的人，“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就不可能实现”。

在《剑锋》出版八年后的1940年，历史将戴高乐推到风口浪尖，他只身一人来到伦敦率领法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扮演了他书中所描述的“有性格的人”的角色。

戴高乐的拥趸尼克松总统——这位《剑锋》的忠实读者，在评价戴高乐时说过“戴高乐是一位令人倾倒的人物，这不仅由于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还由于他在有关领袖人物所需具备的条件和技能方面向我们提供了非凡的见解。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把领袖人物所需具备的条件和技能分析得如此令人信服，或像他那样写得如此富有洞察力”。

▲尼克松对戴高乐领导力钦佩不已，并将《剑锋》视作其白宫工作指南。（图源：画家李小超）

1969年，尼克松总统访法，他向戴高乐求教治国方略，戴高乐告诉他“我是为后天的报纸制定政策的”。尼克松听罢感慨良多，他说当全世界领导人都在忙于应付当天新闻时戴高乐却不为当下忙碌，而是运筹于未来。尼克松认为戴高乐这种“为后天的报纸制定政策”构成其独特的远见能力。

戴高乐这种为后天报纸制定政策的思维方式，对我们面临信息爆炸和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条件下克服思维方式上的日益短期化、即时化、碎片化和定式化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从而使我们养成一种长期思维习惯，在浮躁中保持一种定力，从不确定中看到确定，用远见拥抱变化，并最终将大变局转化为大机遇。

戴高乐远见领导力的力量渊源

戴高乐的一生叱咤风云，是法国历史上迄今最伟大的领导者，其对法兰西民族的贡献远超出拿破仑、路易十四等法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君主。他在今天的法国享有国父般的崇高地位，其光辉的一生也是他利用非凡远见的能力率领法国人民实现法国梦的一生。如果说他的人生奇迹是远见能力造就的话，不如说是他来自内心深处的一种人生使命所使然，那就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不伟大就不是法兰西”。

在戴高乐《战争回忆录》卷首，他开宗明义，“……惟有丰功伟业才能弥补法国国民天性中的涣散……如果没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法国）就会遭到致命的危险。总之，法兰西不伟大，就不是法兰西”。

戴高乐从小受家庭熏陶并在很小的时候就决定将其一生奉献给法兰西民族的复兴。“法兰西不伟大就不是法兰西”概括了他全部人生的意义所在，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他一生赴汤蹈火再所不辞。

当年他对贝当政府向希特勒投降说“不”时，他不仅被贝当政府立即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剥夺全部家产和法国国籍，而且遭受到了从法国政坛到民众的反对以及军中昔日同仁和同学的嘲讽，戴高乐在伦敦是一位“众叛亲离”的叛国军人，他在BBC的讲话根本无人问津，法国社会上上下下都认为与德媾和是法国唯一的出路，法兰西辉煌的历史已经结束。

当他为了使法国不再陷入阿尔及利亚内战的泥潭，他勇敢地向那些保守的政治家和军中极端分子要不惜任何代价将阿尔及利亚留在法国的做法说“不”时，他不仅遭受了军方政变及其军方极端分子多次有组织的军事谋杀，也遭受全体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甚至更广义上在法国的所有“爱国者”的责难。

然而，面对如此生死考验和责难，戴高乐想到的是让法兰西伟大的使命，而非个人安危。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

读戴高乐《战争回忆录》，我们会看到他每次遇到生死考验时的那种扑面而来的使命感。此时此刻，我们也会发现他对自己的内心独白会用一个第三人称的戴高乐，即一个肩负法兰西民族复兴重任的戴高乐。在每次几近残酷的命运拷问时，戴高乐会问自己“戴高乐将军会同意这样做吗？”应该说，让法兰西伟大是戴高乐终身奋斗目标，而正是在践行法兰西伟大这一崇高目标的同时，戴高乐也发现并实现了他自己伟大的人生意义。

中国不伟大就不是中国

随着中华民族复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今天的中国面临着新时期的各种不确定性甚至严峻挑战，中美“修昔底德”式的博弈已成为不争事实，中美从南海、台湾到香港、新疆等一系列地缘政治到外交、军事、人权事务，再到贸易、投资、金融、高科技等领域所展开的冲突不仅剧烈和具有全面性，更是“前途未卜”的。

与此同时，美国与其他个别西方国家拉帮结派，用意识形态划线，对中国施行新的冷战式集团政治。这些国家从地缘战略到疫情后全球新的国际供应链及贸易与投资、技术合作等领域试图重新洗牌，或对中国封锁或施压提高要价，从而导致中国在全球化势头上出现了低潮，甚至进入“至暗时刻”。

面对如此云谲波诡的世界形势，面对曾经一度让中国人“顺风顺水”的全球化在今天遭受欧美国家普遍的非议，本人认为，重温戴高乐远见领导力，可以让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坚定我们坚持走全球化道路和继续拥抱世界的信心。学习戴高乐在危机面前登高望远“一览众山小”的思维方法，通过从人类时间长河看问题，在复杂的表象后面捕捉历史变化的蛛丝马迹，从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

想当年戴高乐率领法国人民抗击德国入侵时，他被维希政府以叛国罪处以死刑，当他率领法国人民努力摆脱阿尔及利亚战争泥谭时同样又遭受到了难以计数的谋杀。戴高乐的一生是可歌可泣的一生，也是挫折、煎熬和苦难形影相伴的一生，奋斗和牺牲是戴高乐领导力精神的真谛。

对于远见这样的特殊能力，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将此称之为“一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的艺术”，而诗人泰戈尔干脆将这种能力与信念能力相提并论，提出“相信才能看见”的论断，并写下了“信念是鸟，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际，感觉到了光明，唱出了歌”这样美妙的诗句。

在中华民族实行全面复兴的当下，相信的力量，即那种对初心的恪守就是对我们每个人信念的集体考验。而在一定意义上，目前世界各国围绕疫情治理及其任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都是一场国家领导力的竞争，一场有关国家目标及其实现方式的世界大赛。

从领导力学教育的角度，目前在中国的大学中来自美国的领导力理论和学术体系比较多，但它们大多从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角度讲述领导力，相较之下，戴高乐将军无论是其学术著作《剑峰》还是他可圈可点的领导力实践，均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法国和欧洲领导力文化的窗户，这对于我们在大变局时代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将大有裨益。

所谓戴高乐的坚守，就是对信念和使命的忠贞不渝，不忘初心，在困难甚至生命危险前意志愈坚，而戴高乐的初心就是其“法兰西不伟大就不是法兰西”的人生使命。

如果说当年戴高乐让法兰西伟大的使命感不仅使其具有同时代人不具备的远见能力，也使他始终充满英雄主义豪情的话，那么，对一个国家，一个组织，抑或一个人而言，不忘初心就是要在大变局时代守住信念的基本底线。

如同戴高乐的豪言壮志“不伟大就不是法兰西”，今天的我们是否同样也可以像他当年那样，响亮地说出“不伟大就不是中国”？

— END —

文章来源 | 大湾区评论

作者 | 徐波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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