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我给黄华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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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 中国前驻加纳共和国大使郭靖安的夫人。

1960年7月中、加建交后，黄华同志出任我驻加纳的第一任大使。黄大使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又深谙英语。在他的领导下，使馆工作非常活跃，搞得有声有色。我国使馆同加纳政府上上下下和各国驻加使馆间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 毛泽东主席会见访华的恩克鲁玛总统

黄华大使同恩克鲁玛总统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他们之间可直接通过电话联系。记得有一次，总统突然来电话约见大使，又未提事由，大家对总统约见的意图揣摩不透。

待黄大使与他见面之后大家才得知，原来，在他访华时，北京的红都服装店曾为他定做过一套类似中山装的衣服。他有一次穿着它参加集会，突遭行刺，幸免于难，从此他经常穿这身衣服，把它当成了护身衣。此次约见，就是要求再为他做一套。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黄大使和恩克鲁玛总统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

此外，黄大使同著名的美国黑人学者和作家杜波依斯博士的关系也很好，经常交往。杜波依斯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恩克鲁玛总统的老师，原籍美国，1960年迁居加纳，1963年加入加纳国籍。黄大使不时通过他向总统介绍中国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推荐关于中印边境冲突事实真相的纪录片等。

• 1977年9月，黄华外长陪同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来访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观看体育表演。

我们是赴加纳的第一个援外小组，当时很受使馆重视。小组抵加后，刚一安顿下来，就受到黄大使的召见。黄大使那时正年富力强，说话慢条斯理。他虽是资深外交官，但让人感到亲切、和善、平易近人。

在加纳工作期间，我得到过他的许多关怀和照顾。记得我们抵加不久，就开始了工作。先是由黄大使出面，带领我们小组同加纳的工业部长会谈，商讨具体实施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议定书事宜。

黄大使的外语很好，使馆又有许多英文好、翻译经验丰富的同志，原以为会谈轮不到我当翻译，思想挺放松的。没想到，会谈前，黄大使对我说，正式谈判还是要翻译，这样既有思考时间，也有回旋余地，并且让我担任会谈翻译。

我一听就吓坏了，连忙说：“您的外文那么好，我是头一次参加这么高级别的会谈，我恐怕翻不了，可否请使馆的同志帮帮忙？”黄大使不由分说地说，就这么定了，你尽管翻吧！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上。

记得会谈那天，我开始非常紧张，担心自己听不懂对方的英文，又担心自己的英文人家听不懂。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为了照顾我翻译，黄大使有意放慢讲话速度，句子比较短，中间也不轻易打断我翻译，因而我慢慢增强了自信心，首场翻译总算马马虎虎对付下来了。

后来，我又给他当过几次翻译，有正式会谈，也有一般会见。他同加方的巴基斯坦籍顾问单独交谈时，也叫我当翻译，给我锻炼机会。在这种场合，当我有的地方翻得不准确或有遗漏时，他就会提醒我作更正或补充，足见黄大使用心良苦。

在文字翻译方面，我也得到过他的悉心教诲。当时有些正式的官方来往信件和报告之类的文件需要翻译，译文都要送交黄大使亲自过目审核，黄大使看得很仔细，但他一般不直接修改译稿，而是在译稿上面画上各种记号，譬如有时在一句话下画个问号待我去请教时，他会告诉我，这句话的英文不地道，并建议我去请教使馆研究室主任胡定一同志。这样就加深了我对修改之处的印象，有益于提高我的文字翻译水平。

我在加期间，黄大使不仅在笔译上亲自指点我，还给我提供了许多听、说英语的锻炼机会：让我参加使馆的一些活动，诸如电影招待会、茶话会等，我的英文表达能力得到了提高；周总理访加期间，让我参加搜集、编写时事动态要闻的工作，使我在英语的听、写、读方面得到了全面锻炼。

不仅如此，在生活方面，我也得到过黄大使的诸多关心。当时在加纳的两个援外小组，只有我一个女同志，年纪也最小。黄大使时常让他的司机潘福旺同志接我到使馆或大使官邸玩玩，吃点东西。我生病时，更是受到关照。要知道，我当时只不过是援外小组的一名小翻译呀！

• 1978年6月，荷兰首相范阿赫特会见访荷的黄华外长。

由于黄大使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特别是对青年人关怀备至，我们年轻人当时喜欢用英文尊敬地称呼他“阁下”。记得使馆当时在大楼后面搭了个简易房子，其作用相当于现在的多功能厅。晚上在里面举行招待会，周末在里面放电影。放电影时同志们都自取折叠椅。

那时电影片子不多，国内送来一部片子，大伙都要反复地看上好几遍。记得使馆当时收到《洪湖赤卫队》的片子，我们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多遍。大伙喜欢电影里的插曲，为了学歌，时常吵吵嚷嚷地让放电影的同志将影片倒回去再放一遍。黄大使带着儿子小兵，也是自己找个折叠椅坐在一旁，跟着大家一起看电影，听凭大伙“闹天宫”，气氛很是和谐。

• 中国首任驻加拿大大使黄华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1971年，我到加拿大使馆工作时，有幸又遇见黄华大使，他当时是我驻加拿大使馆的第一任大使。他仍像从前一样敬业、和善、平易近人。

当时国内尚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干工作犹如走钢丝，稍有“不当”，就会受到责难。黄大使以大局为重，自己承担风险，放手让使馆的同志们开展工作，允许我们同各方面人士接触、交往，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观看当时流行的电影和文艺节目等。我独立承担了不少工作，参加过不少会议和活动。通过实际工作，增长了见识，丰富了外交实践，得到了锻炼。

不过，这次与黄大使相处的时间不长。他是1971年7月到任，同年11月联合国恢复我合法席位，他就赴美国纽约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上任了。回国后，因工作关系，我又见过他几次。我对黄大使始终怀着尊敬和感激之情，并铭记不忘。

-End-

文字 | 《出使非洲的岁月》 

作者 | 吴军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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