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抒怀 | 我与联合国的不解之缘

作者简介

佟宪国 原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参赞。

我自1984年入部之日起就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至2014年退休，整整30年的时间，从来没有离开过国际司的业务范围，与联合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期间，我在曼谷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作过国际职员，在新加坡APEC秘书处作过国际职员，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作过外交官，在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作过外交官，对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深有体会。

▧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51次会议1996年4月在曼谷召开。本文作者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议。

1971年，当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我们作为英语系的学生，认真学习了乔冠华副外长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英文版。但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未来的工作也会与联合国沾上边。

大学毕业10年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进入了外交部国际司。报到的第一天，我乘电梯去国际司。在电梯里，我遇到了龚普生大使。我当时并不认识她，只是问她去国际司怎么走。她见我是一个新人，就告诉我，她是龚普生，曾作过国际司司长。我进入国际司之后才得知，龚普生就是大名鼎鼎的龚澎的姐姐。世间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14年之后，当我第一次去瑞士日内瓦常驻时，我又结识了乔冠华和龚澎的儿子乔宗淮大使。

1998年，我们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机构代表团的前任代表吴建民大使调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乔宗淮大使由中国驻瑞典大使调任我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接替吴建民大使。我在乔宗淮大使的领导下工作了两年多。

△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所在地万国宫内的理事会大厅（裁军会议会议厅）。1954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团参加的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就是在这个会议厅内举行的。这里是新中国多边外交的起点。

△ 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的历史照片。

进入国际司后，新到任的司长李道豫曾对我说过，我们这些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可以大有作为，大展身手。在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前，外交部的国际司是外交部各地区业务司中业务最冷清的一个司，许多干部坐了20多年的冷板凳。

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外交舞台变得宽广了，业务量越来越大，人手也越来越多，而且还从国际司内派生出两个新的业务司——军控司和国际经济司。如果把国际条法司也算是国际司的前身，那从国际司分出去的司就更多了——条约法律司、边海司、安全司。

▧ 作者在日内瓦万国宫联合国旗帜下。

外交部国际司派生出来的新机构越多，越说明中国国际地位重要，多边外交的业务量越大。改革开放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也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接轨。因此，我国在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很难与世界经济融合在一起，相互促进。

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我国一个也没有加入进去。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很弱小，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占比很小，我们既沾不上那些世界经济支柱的光，那些国际组织也看不上中国，认为我国可有可无，在各个方面都是无关宏旨的。改革开放之后仅仅40多年，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就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了。

▧ 世界贸易组织（WTO）总理事会会场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的第一任代表孙振宇大使曾对我说过，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开会时认真听别国代表发言，自己很少讲话，也不知该讲些什么。现在，中国代表的发言，不说是一言九鼎，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他国家代表都要洗耳恭听。无论什么样的提案，如果不拉上中国，不让中国参加，他们的提案就基本上是个废案，不作数。

我们搞多边外交的中国外交官都有同孙振宇大使一样的感受。我国代表现在无论在什么场合，说话都特别有底气，都敢讲硬气话。我们是一批最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中国人。因为我们曾在外交一线工作过，对不同的文化、制度、理论和道路都作过最直接的比较。

要说的话很多，一篇小文只能到此截止。

-End-

图文 | 佟宪国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外交书屋

滑动查看更多  点击了解详情

倾听外交

滑动查看更多  点击查看大图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