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炼成长中伴随教训

作者简介

王之栋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

由于安致远司长的大胆使用和栽培，特别是经过参加接待联合国秘书长访华，我受到锻炼和提高，觉得好像突然长了几岁，调研、办案的能力都有长进。这方面的实例可不少。

一次，早上刚上班，杨虎山处长向我交待了一项任务。这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回的一份材料，讲的是我代表团在有关犹太人运动问题上受到以色列代表的置疑。以色列代表指责我们违反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说孙先生早于大革命时期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中就公开支持犹太人的解放事业。到底有没有这次讲话，是怎么讲的，谁也说不清楚。于是，查阅孙中山讲话的事落在我的头上。

我想，孙先生讲话是在公众场合，因此，这篇讲话很可能被收入先生的某部文集。那么，我的第一个查找地点应该是北京图书馆。我于是马上去那里查阅。

当我向图书馆说明来意，立即得到图书馆职员的帮助。由于他们熟悉业务，在查找时走捷径，只经两个小时，就翻阅到以色列代表在发言中引用的那篇孙先生讲话。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对孙中山先生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先驱作用深表敬佩，也对以色列外交官扎实的国际历史知识，以及能运用这些知识为外交服务感到惊叹。

另一次，是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杨虎山处长突然对我说：“周总理接见司领导时，提到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曾派员去台湾办理接收事宜。总理让把那件事的经过写个简短材料。总理还提示，当时参与此事的一位官员名叫葛敬恩。这个材料限明天上午交卷儿。我看，你晚上干吧。”

这还用说吗，限明天上午交稿子，我夜里不写何时写呢？再说，那时部里没有“台湾事务办公室”这个机构，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手头也没有任何材料，让我写这样的材料确实感到难！

写材料不能“肚儿里编”，何况是周总理要的材料，来不得半点儿马虎。因为时间紧迫，我急急忙忙在大食堂吃了晚饭，立刻乘车去了西郊某机关，一路上思考着这材料怎么写。

车行至西直门内大街时，突然“吱——”一声尖叫，小车猛然刹住，“当”的一声我的头撞了车顶，身子趴在了前面空着的座椅上……心想坏了，出车祸了！只见一位骑自行车的青年妇女连车带人倒在小车的右前轮旁边。司机采取了急刹车、左打轮，总算没有伤着她。但是我们的车已经横在路中间，整车超出黄线。幸好当时对面没有来车，否则麻烦就大了，司机和我都吓出了冷汗。

我把那位妇女扶起，见她手捂着腰，疼得直呻吟。给人看病要紧，我们赶快拉她到医院检查。经查，没大事。当我们送她回家时被警察拦住，三人都只好下了车。警察对那位女同志说：“刚才的事责任完全在你。支线没让主线；急拐弯，没打手势。司机措施得当才没有出事。你的自行车自己修理吧。”判得很正确，也干脆。只是我写材料的时间又少了一个多小时。

再上了车以后，才觉察到头顶的疼痛。可是，我不安心地忍耐着，而且还认为自己幸运：我多亏没坐在司机旁的座位，否则可就麻烦了，可能我的头要钻出挡风玻璃，那可就伤得写不成材料了。

还好，由于搜集素材顺利，我回到办公室以后开了一宿夜车，写成了那份短材料。按周总理的要求，第二天上午交了卷儿。不知过了多少天，亚洲司的一位同志把那份材料加以充实，写得很好。他很谦虚，把那份材料送到国际司让我看，问有什么补充意见没有。后来，有关台湾的事情就归亚洲司管了。

我还发觉，自己以前那种“直来直去”、欠缺思考的言行少了，像是持重了些。我想来想去，这方面的进步也同安致远同志的身教有关。

那是1972年第二十七届联大会议前夕，按领导授意，我拟了一个很短的电报稿，内容是通知我国驻墨西哥大使熊向辉同志于某日前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没想到安致远司长将这电报稿批了以后送到乔冠华那里，乔冠华加了几个字，让熊向辉同志去纽约时“带一得力英文翻译”。

我于是找安司长说，墨西哥是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使馆多半没有英文翻译。安致远听了稍加思索，同意我的观点，还笑着说：“老乔这一着儿可不怎么样。”但是，当我要采取措施弥补时，安司长马上拦住我，说：“就这样吧，有问题使馆会复报。反正事儿不大。”

第二天，熊向辉的电报来了，说“没有英文翻译，更没有得力的……”乔冠华看电报后哈哈大笑。自然也一笑了之。

那以后我理解到，办事儿还是持重一点儿好。

但是，有时要办的案子办起来无法持重，甚至案子办完了以后心里还很久不能平静。

有一次，黄华同志因为有一件事在联合国没有办好，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部里当然要把这一批评用密电形式及时转告给黄华同志，但是，又不明说是转告总理的批评。拟这个电稿的任务也落到我头上。

我实在被难住了，觉得起草这样的文稿不应该是我的事，主要怕文字上表达不准确。我苦思冥想不得要领。最后觉得，还是用周总理原话保险，不写明是总理说的就行了。如果要改动的话，留给处领导、司领导、部领导去改。于是，什么“你们处在国际斗争第一线，怎能深居简出，孤陋寡闻”等等都是用总理的原话。我只对总理话中提到黄华大使夫人何理良参赞的地方稍作改动，把“………惟何理良是问”改为“……由何理良同志负责”。

我拟的这个电稿出手以后，哪一级领导都未作改动，原样发出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接到批评电报后，很快向国内作了检查。后来，又让我拟了一份肯定代表团检查报告的电稿。这个电报稿当然容易多了。可是，写好以后部领导没有签发。乔冠华同志说：“不发报了，我到联合国开会时，当面讲讲就是了。”

因为办案想得不周到，我也给安致远司长和部领导添过一次大的麻烦。

那是黄华同志挨了批评以后不久的事。他在一次活动中，一位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通过安致远，向我国请求对其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于是代表团发电报请示国内。我看了电报以后，觉得案子牵扯面广，通过多边外交渠道进行经济援助似没有先例，加上手头正有急案在办，便请示杨虎山处长将此案放几天，杨虎山同意了我的意见。

没想到第三天代表团来电催问此事。周总理见此电报后批示：“两次来报压久不复，请乔查联合国司何故如此。”总理批示的电报复印件很快转到了国际司。我一看，头就晕了，觉察到自己闯了大祸。处长杨虎山马上向我做工作，说我没有及时办此事是经过他同意的，我没有责任。最终决定，处里杨虎山写检查，司里安致远写检查。但是，乔冠华副部长说：“你们都别写了，责任由我负，还有几件其他的错事，我一块儿向总理检查吧！”

这是我在国际司工作期间痛心的一件事，想起来就心里难过，自己出的错，没有受到任何批评。不过，多年来一种自责的心情起到了警钟作用，警示我铭记各级领导的言教和身教，活到老学到老，把毕生的奋斗目标定准在踏踏实实地做好外交工作上。

-End-

文字 | 《我这个外交官》 

作者 | 王之栋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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