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十号楼旧事（之九）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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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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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室左大爷

十号楼的住户我得有一半左右不认识，没来往，没印象。有些大人是我通过跟他们的孩子一块儿玩儿才认识的。那时年龄尚小，也没有意识去记住大人的名字，代之以谁谁谁他爸、某某某她妈。

要说十号楼，大家最熟悉的人就数传达室的左大爷了。豫王坟外交部宿舍每栋楼都有一个传达室，有专人负责。传达室安了一部电话，有人来电话找住户家，传达室的人就在楼下喊几声，通常不叫名字，只喊你家房间号码。十号楼的传达室，从住户入住起就是左大爷负责。传达室设在四单元一楼东侧412号。

左大爷是个50多岁的小老头儿，留着一撮山羊胡子。他穿自家做的中式衣服，两个腿脚口总是用布带扎紧，庄户人家打扮。左大爷十分勤快，每天都拿着大竹扫把扫院子，打扫卫生。左大爷对事认真负责的程度令人敬佩。

楼里每个人都接触过左大爷，印象不尽相同。我对左大爷影响深刻的就是他的大嗓门，常年听他的声音，特别熟悉。具体的事也有：

有一次我们小孩子在院子里踢足球，我一个大脚踢到传达室前面左大爷的小花园里了。小花园里有左大爷精心栽培的花卉和蔬菜，用树枝编成的篱笆隔开。于是听到了左大爷的怒吼，把他栽种的牡丹花给砸坏了。小孩子们不敢跨过篱笆去捡球，都说谁踢的谁捡。我只好硬着头皮从传达室里穿过阳台去捡球，被左大爷一通训斥，吓得要死，印象深刻。

我大哥回忆，对左大爷的印象跟他的命运有关。我大哥1965年考大学。那个年代的干部子弟大都愿意报考军校，我大哥也不列外，和同班的几个同学报考了军队院校，像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一样，在焦急地等着发榜。我哥给左大爷留下话，如果有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来，就给他打电话到学校去告诉一声。

一天，左大爷收到一封给我哥的信函，信封挺大的，于是电话打到我哥的学校告之。我哥问是哪个学校的录取通知，左大爷说没有标明，只是有一个带“八一”的红五星。我哥心喜，知道考上了军队院校，以后就把左大爷当成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报信使者。

我大哥孟达林参军后第一次返家，与父母合影在我家凉台上。时间大概是1966年。

跟我哥一起报考的同学刘进军，考上了空军航校，后来当了飞行员，成了中国空军的师级试飞员。另一个同学贺平考上了哈军工（后来成为邓小平的女婿）。我哥考上了张家口军外。三人都如愿穿上军装，戴着领章、帽徽上大学了。

左大爷在十号楼是公众人物，不论大人孩子都跟左大爷打过无数次的交道。每个人留下的印象和感觉不尽相同，但对左大爷的评价都是正面的。左大爷能得到十号楼居民的交口称赞确实了不起。左大爷叫喊电话的声音余音绕梁。

十号楼除了传达室有一部公用电话外，我家楼上的温宁夏青家也有一部电话。温宁是九级干部，属正司级，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职，家里安了电话。1962年中印边界紧张，外交部亚洲司异常繁忙。那时我爸在亚洲司任副司长，因为工作需要，部里就给安了一部电话。

一年多以后，我爸我妈出国任职，总务司就来人把电话给撤了。电话费也是由公家支付。因为是在朝阳区，所以电话开头都是59局。外交部在东城区是55局开头的。55-3831是外交部的总机。这个号码几乎所有外交部的孩子都记得，一辈子也忘不了。

60年代初期，北京的电话比较少，我们小孩子也没有什么私人电话。私人使用电话不多，没地儿打。另外，把皮沙发也搬走了。用公家的皮沙发每月要交两三块钱。还有配发的一张双人钢丝床也退还了。钢丝床太软，我爸睡着腰疼。回国后，我爸向外交部申请了一木板床用。那时各家几乎没有什么私人家具，所有家具都是外交部配发的。级别高的有钢丝床、大衣柜、写字台什么的，不是免费的，要交租金的，但很便宜。

邻 居

十号楼从我往上的大孩子们几乎都是在寄宿制小学、中学就读，平时在家的时间少。很多孩子在学校里又是同学。如，我家对门胡成放的儿子国庆，在育英小学跟我四哥同班。胡成放家四个学龄孩子都同时在育英学校各年级就读。外交部在寄宿制学校就读的孩子大都在育英、育才两所学校就读，十号楼上得有二十多个。年纪较小的孩子也大都在幼儿园和豫王坟二小是同学。这是外交部宿舍的普遍现象。大家从小就来往密切，互相特熟悉。

十号楼最熟的除了胡家，要数徐明家和莫燕忠家了。我们三家在1967年一起搬家到十三号楼去了。几家的孩子来往密切，一直到现在都保持着来往，可以说是真正的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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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照片

莫燕忠夫人黎国榕带着大女儿阿路、二女儿娃宁在十号楼一单元门前的合影。时间大约在1961年或1962年夏天。

这两张的背景是十号楼前的平房，当时是六零技工学校。此时十号楼前还没有修路，也没有铁丝网围的院围。

注：莫家的照片由莫燕忠女儿莫娃宁提供。

楼下张荣久于静娴夫妇跟我爸妈在一个使馆工作过，关系好。这夫妇没有子女，把我家几个孩子当成半个儿子，我们到张家属于推门就进、坐下就吃的那种待遇。张叔叔60年代一直任国际俱乐部的经理。以前国际俱乐部是外交部的下属单位，后来成立了外交人员服务局后，归服务局管。那时国际俱乐部在台基厂大街8号，老北京市市委对面。

后搬进来的住张家对门的是70年代建国门外新国际俱乐部的经理冯贤弼，两个儿子南亚和非亚也是我们小时候的玩伴儿。南亚跟我二哥、三哥同在十五中就读。

二单元

我对我家的二单元的人比较熟。我家在三楼中间和二楼西侧各有一套住房。二楼的邻居是李钧一家。李钧是从天津调来的，任过亚洲司副司长，在非洲坦克尼喀（后为坦桑尼亚）任参赞，一儿一女，分别是李志彧、李志凤。

胡家搬走后，我家一套二楼的房子221号搬上三楼，231号，这样我家两套房子就挨上了。对门是小勇家。小勇比我小好几岁，戴个小眼镜，还够不上和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一起玩的资格。小勇爸爸是信使队的，常年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小勇妈妈不是外交部的，是军人，带领章、帽徽的解放军。小勇有个奶奶，是个很和善的人，我们见面叫奶奶。小勇的弟弟那时还穿开裆裤呢，属小小孩儿。四楼是温宁夏青夫妇带着三个女儿住。五层是金小邦、金小春家。对门是金桂华两口子住。

别的几个单元知道的不多，主要是通过孩子知道的。

三单元

一楼311号是施古家，后来搬走了。对门王彭家文革前也搬走了。施古家楼上是柳家，不怎么认识，家里没有我们同龄的孩子。

三楼是胡利平家，他爸胡健曾任外语学院的党委书记。胡利平本人英文极好，曾在北大教书，后在联合国做语言文字工作多年，娶了前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为妻。胡利平的姐姐胡丽丽与楼上的邻居袁慧中结成夫妇，是一对外交部子女结亲。

70年代初，袁家子女和胡家姐弟合影。前左一胡丽丽，前左二袁惠燕，前左三袁家孩子的母亲宋玉风，后左一袁惠中，后左二胡利平，后左三袁惠朝。

四楼我就认识袁惠中、袁惠朝家。他家好像还有个小妹妹袁惠燕。

袁惠中当兵时与弟弟袁惠朝（右一），以及胡利平（中）的合影。摄于十号楼三单元门前。

五楼是小三儿家。哥哥刘小平很熟，还有个姐姐是老三届的。

五楼还有位年轻的科级干部李道豫住。李道豫是清朝重臣李鸿章家族的孙子，在国际司工作。夫人不是外交部的人，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李道豫在湖南五七干校时，管家属孩子的文艺宣传队，去过湖南干校的很多孩子都跟他熟。80年代任国际司司长，部长助理。90年代先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后任驻美国大使，是副部级的干部。

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李道豫颁发国家荣誉勋章。

（图片来源中央电视台）

2019年国庆前，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为李道豫颁发共和国勋章，授予“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成为外交部第一人。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都为他感到自豪。牛！

三单元其他人家不怎么记得了。

四单元

四单元认识的人不多。左大爷传达室对门是张家，两个男孩海森、海河比较熟。上面的姐姐不认识。虽然60多年过去了，但海河姥姥叫他们兄弟俩个回家吃饭的声调余音在耳。

张海森、张海河兄弟家庭照

二楼左大爷家楼上是孙宁、孙红家。孙宁的爸爸罗斌是总务司的老处长。1983年后，孙宁家与我家同住东交民巷13号，同一栋楼。

三楼431号是平波家。平波是外交学会欧美处处长。儿子平小波，外语附中老初三的。下干校前我们来往很多。平家女儿平小静，比我小1岁。最后见平小静还是在江西干校竹子棚。

再有就是跃进家。他爸李锡龄，80年代末任驻悉尼的总领。

王开平家，他爸王厚立是条法司的。

《印华日报》关于万隆会议上周总理的翻译陈丽水的报道。

陈达平家，他爸陈丽水是印尼华侨，在使馆工作。1955年万隆会议时，他爸给周总理当现场翻译。达平妈妈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在我们楼负责居委会的事。

其他的人家记不太清楚了。我的印象停留在1967年我家搬走之前。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  图片 |  除有标注外均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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