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草木深||侯德云：无知的向日葵

无知的向日葵

侯德云随笔集

我是一棵向日葵。那时候，以及后来很多年，我都是一棵无知的向日葵。特别是读小学那些年。小小蒙童，指望谁来启蒙。可那谁……嗨，别提他了。

无知的向日葵

读小学以前，我喜欢在野地里撒欢。屯里一群小玩闹，都那样。说好听点，是“野小子”。妈不这样说。妈骂我“小野鬼”。她一生气就骂：“你个小野鬼……”

“小野鬼”上了小学，很快知道，自己还是一朵花哩。什么花？向阳花。当年有首歌，《社员都是向阳花》，歌里有一段词：“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朝阳开，花朵磨盘大，不管风吹和雨打，我们永远不离开她。”这首歌是1962年创作的，王昆和郭兰英都唱，唱响全国。几年前，我在一个乡村的乘凉晚会上，还看见有人唱。可见余音之远。

要是用“文革”眼光去分析，这首歌是有“政治问题”的。“公社是颗红太阳”，这扯不扯。谁不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是红太阳，“公社”算老几？何况，天上不能有两颗红太阳。

我们小学生，跟社员不一样，我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向阳花。我们的脑袋，朝着毛主席，慢慢扭，早晨面朝东方，黄昏扭向西方。我纳闷，这样整天扭，怎么没把脑袋扭下来。

看宣传画，知道所谓向阳花，是常见的向日葵。还有一个小名，“毛嗑”。我们都叫它“毛嗑”。

把男孩子叫成花不好，女孩子才是花。“毛嗑”不好听。叫向日葵吧。

我是一棵向日葵。那时候，以及后来很多年，我都是一棵无知的向日葵。特别是读小学那些年。小小蒙童，指望谁来启蒙。可那谁……嗨，别提他了。

到白大沟刨小孩

一个问题，可能每个人都曾经遇到。脑袋能想点事，有点“自我意识”，就要问，我是从哪来的？

这事，妈最清楚，不管谁的妈。可中国人的妈，普遍不愿意提供正确答案。说起来特别简单，用手一指，说，这里。多简单。可她们偏偏不指。不光不指，还东拉西扯。也不提前商量，哪怕一个村，一个屯，有个统一答案也好。她们不商量，弄得一家一个答案。甚至，一个家好几个答案。大儿子，二儿子，三闺女，都不是从一个地方来的。

我妈给我的答案是，从大白沟里，刨出来的。

用什么刨？用䦆头。

我忘了问，我那四个哥哥，从哪刨出来的。他们那么黑，估计不是大白沟。

也可能是来不及问。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次，妈先是不说，逼急眼了，才说。说完，慌慌走开，到院子里唤鸡，喽喽喽喽喽……

大白沟离屯子不远。在海防林里。沟里的土是白色的。奇怪。别处的土都是黄褐色，就那条沟，还有周围的几个小山包，是白的。剜野菜，捡草，常去那条沟。去一次奇怪一次。

知道了自己的“出生地”，再去大白狗挖野菜，动作有点变形。铲子不敢深挖，怕不小心铲破小孩的头。心里想，这地底下，不知哪里藏着小孩，也不知藏了多少小孩。

应该是1980年代，那条沟里的白土，被挖走了，一卡车一卡车往外运，整天轰轰隆隆。说是做饭碗。搞活经济，轰轰隆隆去搞，让人人都有饭碗，挺好。这是后话。

我摇身变成小文人之后的某年某月某日，一个黑龙江文友去大连，我陪他坐火车。他在火车上往外看，满眼好奇，问我：“德云，外面那些黄的，什么东西？”我看一眼，外边只有两种颜色，绿的是树和草，黄的是裸露的土。我说：“是土。”文友很奇怪：“咦？我们那边的土，都是黑的。”看他一本正经，我忍不住调侃：“这不奇怪，越是落后的地方，土越黑。”对面一女孩闻言爆笑。文友不笑。沉默，然后一本正经说：“德云你说得对，我们那地方，真他妈落后。”

文友要是走进大白沟，会怎么想怎么说？

没多久，我的答案，就跟宫玉国的答案产生碰撞。宫玉国是我同学、也是好朋友宫玉林的弟弟，比我小两岁。那时候，我大概九岁，春天，小学一年级下学期。宫玉国七岁，还没上学。两家是邻居，常在一起玩儿。

宫玉国告诉我，他妈说的，他也是大白沟里来的。不过不是用䦆头刨，是用铁锨挖出来的。

我说，不是挖，我妈说是刨。

宫玉国这孩子犟得很，连说，是挖是挖，我妈说是挖。

我说，是刨是刨是刨！

他说，是挖是挖是挖！

我们俩在小河边上吵起来。脸红脖子粗，谁也不让谁。

我跟宫玉国经常吵架。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夏天，连下两天小雨，我们穿雨衣，在小河里玩水。太阳出来了。我看太阳是在东边，宫玉国说是西边。我反复强调是东边，他反复说是西边。争执不下，他拉着我，回家去问他妈。他妈说，是西边。宫玉国得意了，笑嘻嘻看我。我心说，你妈护犊子，向着你。但不敢争辩。小孩子哪敢跟大人争辩。我气呼呼回家，问爹。爹竟然也说，太阳在西边。没理可讲了，自己爹，竟然也向着外人说话。不跟他说了。一个人待着，气呼呼。

很多年后才知道，我这人方向感不好。到陌生城市，经常迷路。

那次太阳在东还是西的争辩，宫玉国赢了。有一次胜仗垫底，这回更嚣张，提议说，咱们去大白沟试试看。

我说去就去，谁还怕你。

我们跑回家，一个扛䦆头，一个扛铁锨，往大白沟走。全世界都不知道，我和宫玉国，很快要当爹啦。

一路上我不跟宫玉国说话。他也不跟我说。

走到半路，我突然想到，要是真的刨出来一个小孩，怎么办？抱回家，还是扔掉？抱回家谁养啊，爹妈能同意养么？现在就吃不饱，多一张嘴，更吃不饱。扔掉，怎么忍心啊。当爹的人，把自己儿子，或者女儿，给扔掉了，让屯里人怎么看？

纠结。特别地纠结。

我偷偷看一眼宫玉国，他还是紧绷着脸，有些涨红。一个小屁孩，肯定想不到这么深刻的问题。

到了大白沟，后悔没问问妈，是在沟底刨的，还是在沟坡上刨的。现在不能回家问。随便吧，沟底，沟坡，都试试。

我刨，吭哧吭哧，刨出一个个小坑。宫玉国挖，吭哧吭哧，挖出一个个小坑。

宫玉国后来去内蒙古了。读小学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时候。他爸死了。那么好的一个爸，是皮口镇一个什么工厂里的会计。爱干净，过年杀猪，猪头弄得光溜溜，一个毛根都没有。爱看书，家里有《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在他家长见识，知道有一种东西叫茶。一粒一粒的。捏两三粒，三四粒，放水杯里，冲上开水，一会工夫，茶粒张开，变成一片片树叶。神奇极了。现在当然知道，那是铁观音。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乡村人家，喝铁观音的，有几个？

宫玉国他爸，对我也好。是他教会我，怎么写好看的阿拉伯数字，就跟会计写的一样。

那么好的人，我不该忘记他的名字。可偏偏就忘了。这辈子，我的苦恼之一，是记不住人名。不常接触的人，又见面，往往叫不出名字。常常为此尴尬。

那么好的人，竟然有病，脸色苍白，还瘦。常在家里摆弄各种草叶，说是草药。摆弄没几年，突然人没了。估计不到四十岁，或者刚到四十岁。病也稀奇，糖尿病。现在普遍，那时稀奇。满屯的人，都吃惊，一个个张开嘴，却说不出子丑寅卯。

还有一个稀奇。宫玉国他爸，每年都在院子里种山药。其他人家都不种。

过了两年或者三年，说不好，宫玉国他妈改嫁去内蒙古，带走宫玉国和他妹妹。我的同学宫玉林，没带走，留下，跟爷爷奶奶一起过。

走后宫玉国给我写过信。后来不写了，倒是经常给他哥宫玉林写。宫玉林有时会叫我去他家，看宫玉国的信。偶尔，信里会提到我。

宫玉国他妈也是很好的人，圆脸，矮个子。远嫁是对的。嫁得近，唾沫星子是子弹。

一晃这么多年。宫玉国，你还记得去大白沟挖小孩的事么？

当然不会有什么小孩。不知道刨多久，挖多久，累了，浑身汗。肚子也饿，咕咕咕，里边有鸽子叫。心说，这扯不扯，回吧。

不说话，扛起䦆头就走。宫玉国扛起铁锨，紧紧跟上。

一路上也都不说话。呼哧呼哧，喘气，流汗。不说话。

这次争辩，打个平手。谁都不服气。

等学到生理卫生课，终于知道，这事闹的，什么大白沟，错得离谱，连颜色都不对。

生理卫生课，有些章节老师不讲，让我们自学。我们自学，特别认真。

一个圆脸女同学，说话速度极快，嘎嘣嘎嘣，机关枪一样。让她读课文，谁都不知道她说个啥。有一天，圆脸女同学拿着生理卫生课本，念，“鼻腔”，念完就笑，铃铛一样响，笑得弯下腰。笑完，站起来，再念，“鼻腔”，念完又笑，笑得弯下腰。

我纳闷，“鼻腔”有那么好笑么？我怎么笑不出来？

神秘的火灾

宫玉林家发生过一场火灾。好大的火。那场火，跟我无关，也有关。

是初夏六月。那季节，我每天都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清早起来，去菜地里拔葱。葱是洋葱。也有叫洋蒜的。确实像蒜，一瓣一瓣的。每一瓣都生出好多管状的叶子。叶子不像蒜。我们习惯叫它洋葱。

我每次都拔两棵或三棵葱。大棵的，两棵就够了，小棵的，得三棵。拔葱是为了下饭。早饭，玉米粥，玉米饼子。没菜，洋葱就是菜。剥开，洗净，用刀切成寸，倒上点酱油，完事。借它那股辣劲，下饭。下得猛。

我三十几岁的时候，曾在《散文选刊》上，读到一篇散文，里边说到酱油。标题忘了，作者忘了，就提到酱油的那一段没忘。打击性的印象，怎么能忘。文章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作者自诉，自己当兵那些年，经常跟家里通信。家里穷，他惦记。有一回，父亲托人给他回信，说不要惦记家里，家里现在的日子好过多了。要命的是紧跟一句，“过年的时候，咱家能吃上酱油了”。我一下子愣住。没想到，在中国，还有比我家更穷的。心酸。这事，后来我在一个文学研讨会上说过，说文章的细节，如何用“寸铁杀人”，举这句话做例子。我的朋友，《海燕文学月刊》副主编曲圣文，闻言哽噎。我也心酸起来，为那个时代，为我的时代。我想问问，是谁让我们那么穷？

拔葱，走近路，得通过宫玉林家的院子。有个简易的篱笆墙，平常不关。走进去，再走出去，就离小河套不远了。我家的菜地，就在河套边上。

把人家的院子当成路，走来走去，很不礼貌。可没人告诉我，这样不好。我走宫玉林家的院子，别人也走我们家的院子。

我家的院子，是敞开的。东面有墙，西边是另一户人家的厢房墙，没有院门。跟西边那家，不紧挨着，中间空出大约一米五左右的小胡同。夏日黄昏，我们一家在院子里吃饭，后街老钟家二小子，担了两桶大粪，为少走几步路，竟然进了院子，从饭桌边掠过，从小胡同穿出。这边正吃饭，你担着大粪从身边过，恶心不恶心啊。爹受了刺激，发奋图强，跟大哥他们，捡了些破石头破砖头，把小胡同给垒上了。加个盖，我们家就有了一个小厦子。

社会的进步也是这样，都是有外因的。

让大粪一熏，我们家有了小厦子。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大清国光绪帝急急忙忙搞起戊戌变法。小事大事，道理相通。至于变法失败，另有缘由，这里不说它。

那天清晨，我照例穿过宫玉林家的院子。宫玉林家静悄悄，估计都还在睡。我遇到一件奇怪的事。当时就奇怪，怎么草垛上有火苗？

所谓草垛，是玉米茬子垛成垛。玉米茬子，就是玉米根。当时的乡下人家，用那东西生火做饭。

有生产队那会儿，每年秋收过后，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分茬子。按每户的人口分。玉米地不集中，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编上号。然后抓阄。抓到近处的偷着乐，抓到远处的自认倒霉。然后打茬子。用䦆头，把玉米根刨出来，摔打干净，肩挑车装，弄回家，堆起来。这就是柴禾。不够用，还得到山上搂枯草、树叶，作为补充。那年头不光粮食短缺，柴禾也短缺。愁死了。不下死力，日子真就没法过。

为分茬子打架闹纠纷的事，年年有。那年头，谁不斤斤计较。用土话说，“狗屄都是好肉”。

买煤也不是不可以。都是买一点煤沫子，掺上黄泥，和起来，生火炉。那时候冬天冷，不生火炉真不行。多了不敢买，煤块更不敢买。没钱啊。平常做饭，还是用柴禾。

我说过，宫玉林他爸，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爱干净的人，必然爱整齐。草垛就弄得很整齐。根须一律朝外，连着根的一小段秸秆，向内插。从外边看，几乎看不到秸秆。毛绒绒的一个草垛，好看。不像我们家，胡乱的一堆，看着眼乱。

我奇怪，在那些毛绒绒上面，有火苗燃起。我顿了一下脚步，谁干的？没看见有人啊。可没人怎么……我吓一跳，想到，要是这时候让别人看见，那就是我干的。说不清啊。赶紧走。走出院子，突然想到，回去给他扑灭行不行？要是扑不灭呢？把宫玉林一家叫醒行不行？要是他们认定是我放的火呢？

一路想，脑子里乱极了。不敢回头，快走，快走。

到菜地，拔葱。沿原路回家。

说起来没有多长时间，也不应该有多长时间。才多远的路。拔葱也不费工夫。握住，一提，一棵；再握住，再提，又一棵。

回程，我手里肯定拿着葱。

宫玉林家院子里很乱。一堆火，那么大的火。火苗比房子高。房子的墙面，都让火给烤红了。那么红。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大的火。不少人在院子里，喊叫，担水灭火。我吓傻了。站在一边，看。

火灭了，草垛矮下去，满院子水叽叽。

房子的墙面，变成黑色。

那时候宫玉林他爸还健在。没过几天，墙面粉刷一新。

自从发生火灾，好多天，屯子里议论纷纷，各种猜测都有。我变得敏感起来，担心自己被扯到议论里边。不爱出门，别人说什么，也不敢听。总觉得，这事，自己应该担点什么责任。看宫玉林的脸色，还算正常，才稍稍放心。

仍免不了心里核计。有时觉得，自己那么做，是对的，不然麻烦大了。有时又觉得，那个小火苗，上去扑几下，肯定能扑灭。要是能扑灭，后边的事就没有了。

这事，相隔时间越远越模糊。有时会怀疑，到底是不是真的。也许，是一个梦？

侯德云

作者简介

侯德云：读书人，品书人。作家。

出版《天鼓：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寂寞的书》《那时候我们长尾巴》《圆的正方形》《轻轻地爱你一生》《你要深情地看着我》等专著、文集十四部。

主编各种文集数十部。

文者，纹也，万象之表也，《文心》之意，天地皆文章。适有一等人，按著天地本大，我等具小，譬如草木，生于其中，则我与天地一也，一草一木，演化世界，言草木，实言世界。则草木之宗旨，言生活，言花鸟，言人物，言可言之事物，包罗并举，体裁不限，与众共享，并愿广大热心之士加入行列，携手共进。惟此，敬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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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制作：林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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